序言

从北京南下澳门大学，已是将近六年。2010年8月，正是澳门有风云，也有台风的季节，而田里的稻子开始抽穗灌浆，眼看着就要开镰收割了。经过多年孜孜矻矻的学术积累，我在澳门进入了开镰收获的季节，一茬又一茬地割稻子，精神上颇有点痛快淋漓。澳门是东西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之地，与北京又形成南北对话，学理思考中荡漾着上下求索的气旋。面对多维思想时空，应对各种学术疑难和谜团，在坚守实证的前提下，增加了许多透视壁障的视野和方法，对具体的文化事象的把握就多了一层超越感和透彻感。超越以追求更高的境界，透彻以抵达更精湛的深度。

一个朝气蓬勃地崛起的民族，总要反观自己文明的原始和精神的发生，知道“本我”从何而来，向何而去，从而获得安身立命、出发力行的牢固根基。这就是老子所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心地光明，如日月照临心镜，仰望星空，知群星拱卫北斗，自然是刚健进取的气象。这就需要对原始经典注入活泼泼的生命，使之成为我们文学、文化、文明的源头活水，这是现代大国不可须臾或缺的必修功课。因此我深入古典学、发生学的深层脉络，叩问《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屈子》，尤其是处在传统思想主流位置的《论语》。这就是我在近六年间陆续撰述的取名《还原》的六部书。而这部《澳门文录》，则是对老、庄、墨、韩和《论语》进行发生学、古典学叩问时的思想见证和方法论建构的吉光片羽的汇集，可以多少窥见那些专书背后的精神体验和方法运作。它不仅是授人以“鱼”，而且是授人以“渔”。范仲淹《江上渔者》诗云：“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驾驭风波，追捕鲈鱼，收获的是活蹦乱跳的生命，艰苦中自会泛起无限的快乐。

还是庄子说得好：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孔子对此也体验得非常透彻：“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大千世界生生不息，生命使世界变得精彩。这些年我都在做着返本还原的探寻，意欲回到事象的原本，因迹求心，追问其中的历史现场、人性形态和生命行为。比如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前，曾经有过一次历时十余年的“小周游列国”，即在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孔子27岁时，向东夷部族的郯子问黄帝时以云记事，及少皞氏以鸟名官；其后适齐，学舜帝的《韶》乐；之杞、之宋，求夏、殷两代的礼制文献；最后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前511）其41岁时，适周问礼于老聃。他在回归原本，在探求礼制沿革中，实现了“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文化使命。这种探求兼及书面文献和口头传统，兼及华夏和四夷，显示了精神的博大渊深。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缀合材料碎片，贯穿生命的活力，恢复知识发生的历史现场。

古典学的关键在于返本还原，返本还原的活力在于激活生命，如《周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读经典而对生命行为茫然无知，把文字当成死文字，只知道用一些僵硬的框框套来套去，这就是没有通窍。要通窍，就要换上一个根底精湛而又智性、悟性、灵性齐备的脑袋，调动多种多样的思想方法，如本“文录”所揭示的以“地图”为方法，以“钓”为方法，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各得其宜，各资其用，在深度综合中敞开创新的大门。比如《老子》书中存在女性生殖崇拜，即所谓“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这就要从老子的部族渊源、文化人类学考察和地方志资源中深入求证，剖析老子的“坤乾”哲学，以及他将之转化为“上善若水”的水性水德的哲思，托出“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的大智慧。从人类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的混沌状态开始，“坤乾”文化是人类认知世界的第一步；其后再以“乾坤”文化作为认知世界的第二步。又如，庄子由楚入宋，宋玉由宋入楚，国族流动中，给他们的生存体验注入文化基因的何种假借连通，存在何种同同异异，都是需要审慎体察的。在这里，最忌“阴沉木”头脑。所谓阴沉木，又叫阴桫，指某些久埋土中而质地坚硬的木材，旧时认为是制作棺材的贵重材料，贵重自是贵重矣，可惜思想的顽固僵化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

东周秦汉的典籍制度独具面目，它们往往是口传和抄录交互进行，竹简成组流行和汇辑整理先后交替，汉人整理采取纲纪群籍、分类部次，以及“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义例，呈现了成书的错综复杂的过程性。这是与宋元以后刻板印刷，往往一版定乾坤的书籍制度大相径庭。假如以宋元以后的版本目录学的形态，硬套东周秦汉书籍的存在方式，无端判定它们是“伪书”，就会自设尴尬的陷阱，面对出土文献的严峻挑战。比如《左传》记载吴楚“柏举之战”，没有孙武的名字，就以为历史上并无孙武其人，《孙子兵法》乃孙膑所著；其实孙武只是客卿和军事专家，其资格不足以进入记载，有资格进入记载的只是吴王阖闾、王弟夫概、重臣伍子胥、太宰嚭，以及楚国的令尹、司马。这些记载是遵循严格的官方历史价值标准的。兵家著作就突破了这种历史价值标准，如战国《尉缭子》就说：“有提十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桓公也。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孙）武子也。”[1]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就是孙武参与指挥的柏举之战。于此可知，官方史家与兵家所持的价值标准极其不同，并非史家未载，历史上就不存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十三篇和《孙膑兵法》，就使这种忽视历史价值观的“辨伪”陷阱露出尴尬，其教训应该认真吸取。

实际上，东周秦汉典籍成书的过程性，使这些典籍出现“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现象。文化地层叠压，是考古发掘中遇到的现象，一个长久居住的古文化遗址，自下而上可能出现四千年前、三千年前、二千年前的文化遗存，又由于外在的干扰而出现地层叠压之间的“打破”。东周秦汉典籍的成书过程与之相似，原始竹简在多次传抄和转录中，可能“叠压”进某些后起的理念、术语和思维方式，古人不是存心作伪，而是他们处理古老典籍时，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大文化语境和知识结构。对于这种叠压现象，关键不在于辨其真伪，而在于考其原委，尤其要辨析缝隙和细节中蕴含的生命信息、文化信息、历史信息。比如《战国策·楚策四》载有荀子第二次入楚当兰陵令，途中作《疠怜王》之书答谢春申君，而《韩非子·奸劫弑臣》也有相似的文字。有的笺注者就判断《韩非子》文本为真，《战国策》文本是刘向误编，为伪。这种简单的真伪之辨，封闭了通向生命信息之门。其实，考虑到荀、韩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韩非所作，《战国策》把它误安在荀子的名下；二是韩非抄录老师文稿，而混入自己的存稿中；三是荀子授意门弟子韩非捉刀，而弟子有意保存底稿，留下一个历史痕迹。这就有必要对两个文本，进行深入的校雠，结果发现：（1）《战国策》文本删节淡化了《韩非子》文本的一些明显带法术家倾向的用语；（2）对于弑君之臣增加了“春秋笔法”；（3）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熟知，而对韩非是第二手材料；（4）用“疠怜王”的谚语作主题，乃是儒家的命题，而非法家的命题；（5）篇名增加了一篇赋，并引《诗》述志，这是荀子创造的文体和常用的手法。根据这番校雠，《疠怜王》信函乃是荀子让韩非捉刀起草，韩非留一份备案，然后经荀子改定后寄出的。二者都是真，是过程中不同功能的真，相互间出现历史文化地层叠压、打破和参差，折射着一些关键性的生命信息和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意味着荀子由赵经韩，准备到楚都陈郢应春申君聘请时，韩非已在荀子门下，时在公元前253年；6年后，李斯在秦庄襄王卒年（前247），辞别荀子离楚入秦。即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共计6年，即公元前253至前247年。他们聚首的地方是在楚国的新都陈郢（今河南省淮阳县），此地离韩非所在的韩都新郑、李斯的家乡上蔡，都在两三日的路程之内。此时荀子60多岁，韩非40多岁，韩非已经形成法术思想的体系，他只向荀子学帝王术，而且不经常在荀子身边，需要在韩国首都等待时机从政；李斯此时20多岁，经常在荀子身边问学，《荀子》中记载有二人的答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有李斯告别荀子入秦，都是证据。至于作为儒家宗师的荀子为何培养出两个法家巨擘的千古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公元前511年老、孔会，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开幕式；公元前253—前247年荀、韩、李的聚首，是先秦诸子百家的闭幕式，在这260余年间出现了九流百家风起云涌的思想原创，为思想中国提供了铸造德行、诗性、人间关怀之智慧的多元共生的经典源头。

中国精神和智慧存在数千年不绝的坚韧的生命力，而且它又无所弗届，渗透到社会人生和文化经典的方方面面。我们对它们的考察需要跨越时空，既溯流而上，又顺流而下；对于文史哲、原始信仰、宗教、民俗，均能合而观之，出入无碍。人文边界是人为设定的，各时段、各学科本来是相互连贯、相互浸润、相互激荡的。因此“跨界研究”，就成了我们的基本方法。文学研究，重视人的存在和人性行为；跨越学科边界，才能发现有体温、有颦笑、有哀乐的生命。本“文录”在探讨文学、文化、文明之根后，为此还收入了李、杜与盛唐气象，鲁迅与文化现代性，俗文化的本质与功能等方面的文章，还有一篇关于读书的“颠倒歌”——书在读我。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人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聪明民族，在千古一贯中，又有感时伤世的责任感，不断地以精神探索、原创欲望和生命发扬，为自身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历史在见证我们，我们也在见证历史，在忧患的底色中透出弘毅刚健，仰望星空，群星灿烂，现在鞭策我们，未来属于我们。

杨义[2]

2015年8月13—16日初稿

2016年4月30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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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室等注：《尉缭子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2] 杨义，194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学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中国澳门大学讲座教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著有学术著作60种，涵盖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诸子学，包括图志学、叙事学、诗学、文学地理学。近年进行先秦诸子的返本还原研究，2015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百万言的《论语还原》，该书被资深学者称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