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综述

触及苏轼这一“箭垛”式的研究对象，便必须面对浩如烟海、灿若星河的既有研究。作者的年谱传记、生平资料，作品的整理校注、选读鉴赏方面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苏轼研究的评述和总结方面，也已有四川大学中文系编纂的《苏轼资料汇编》、曾枣庄的《苏轼研究史》等重要著作。另如《宋代文学研究年鉴》各期也多收录苏轼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编的《中国苏轼研究》，亦附列近年来苏轼研究的重要成果。故而，关于文献类、综合性研究的状况，读者自有丰富的材料可资观览。为清晰主次、避免赘冗，综述中主要撷取与本书论题密切关联的研究成果，分类叙述如下。

（一）有关苏轼自我表达、自我形象及主体意识的研究

苏轼的自我表达、自我形象及主体意识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因此在研究中亦往往呈现彼此勾连的面貌，本无法截然区分。为论述清晰，此处依据研究成果的不同侧重大致分类，力图在评述中呈现其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价值。

1.有关苏轼自我表达现象的研究

在既有研究中，专以苏轼的“自我表达”为中心建构论述体系者，尚鲜有所闻。与此关联较密的研究，大抵包括涉及苏轼表达自身体验的行为、分析其表达内容或讨论其具体表达方式的研究。择其要者论之，王水照《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一文，指出“苏轼作品的动人之处，在于展现了可供人们感知、思索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表达了他深邃精微的人生体验和思考”[3]。揭示了苏轼作品记录生活、传达体验、注重思考这一现象的重要性。文中提炼苏轼的文化性格时，也常常以包含自嘲等现象的作品为依据。但此文并非以苏轼的自我表达现象为重点，因此并未对其具体方式与表达效果作延伸讨论。

艾朗诺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专论苏轼的一节，也曾数次提及苏轼对自我的关注：“一种对于自己的困惑，贯穿了苏轼的诗歌。他总是在观察自己，似乎超然于自己的文学人格，还现场点评自己的一举一动。”[4]“阅读苏诗、苏文，人们总是知道这些作品出自他生活的哪一时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将自己的作品全然扎根于当下环境，扎根于他在某地所度过的岁月。”[5] 作者立足于对苏轼诗文整体的阅读体验，揭示出苏轼作品与其自我人生的紧密相关。尽管作者尚未在文中延展对苏诗自我表达现象的讨论，但这对本书基于阅读体验而提出“自我表达的强化”问题形成了重要的支持。

李贵的《论苏轼七律的自我意识——兼及苏轼在七律史上的地位》是一篇重要的论文，该文以苏轼七律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强调其中展现的诗人自我意识来说明苏轼七律的价值。作者留意到苏轼七律中第一人称的大量使用，并加以量化统计。这种通过统计第一人称出现次数来讨论诗人自我意识的方式，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尝试。同时，作者讨论了诗人的自我观照与“到场”，指出自我意识作用下苏轼对唱和诗、挽诗、咏物写景诗等传统诗歌类型的突破[6]。但由于研究范围以七律为限，文章整体较为简要，并且重在强调自我意识的存在，而未对其自我表达现象加以全面的观照。但文中对“自称”这一表达方式的关注与处理，于本书则颇具借鉴意义。

杨理论、骆晓倩《宋代士大夫的自我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苏轼诗歌说开去》一文，深入探讨了苏轼诗歌中自称使用与作者自我意识的关系。该文指出，苏轼在诗歌世界中的自我构建所彰显出的自我意识之强，超乎当时后世的诸多诗人，而其诗歌文本中大量标识自我身份的自称，便是苏轼自我意识高扬的突出表现，亦是诗人“自我”在诗歌中的审美投射。论者将苏诗自称（主要是第三人称形式的自称）分为两种情况，分别讨论诗歌自称与现实社会身份一致与不一致的情况下，诗人所彰显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理想自我的构建、追寻、回归与超越。该文还进一步由苏轼诗中的自称扩展到宋代其他重要士大夫以号自称，以“他者”视野完成自我检视、寻求社会认同的现象，引入欧阳修、惠洪、杨万里、陆游等例证，凸显出苏轼独特而深刻的反省意识[7]。该文论证建立在明确的数据统计与文本现象基础上，视野广阔，思考深细，将苏轼置于宋代士大夫自我意识的整体情况中对比考察的思路亦很有借鉴意义。同时，由于文章主要意在揭示苏轼自我意识的独特性，故并未侧重对苏轼自我认识的具体内容及个人化体验的剖析。

与此相关，许多论者亦曾探究苏轼作品中与“自我”联系甚密的表达方式。《试论苏轼词主体意识的强化》一文，指出苏词“写作者自我之情，以自我之声气口吻出之”这一较前此词人不同的特点，并对苏词中第一人称自称的使用次数做了统计，从数量上描述了“自我”活跃于词境的现象。以此立论，作者分析了苏词中所呈现的词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认为苏轼以社会责任感与哲思的融入，将词之格调引入高远之境[8]。王水照、朱刚在其合著《苏轼评传》第六章“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部分论述了鸿、牛、鹤等意象展现苏轼人生思考的意义，论者从物象选择及其处理的变化中抽绎出苏轼超越不能自主之身世、确立主体的反思过程，虽然尚未明确从自喻和作者自我认识的角度论之，但实可作为以诗中物象反观作者思想性格的先例[9]。陶文鹏《自嘲的丰富情味》一文，以苏轼为个例，分析了其自嘲中包蕴的复杂情绪，及其举重若轻、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10]。黎烈南《从王禹偁、苏轼等人的诗歌看宋人自我批判的思想闪光》[11] 与李永平《苏轼与俳优传统》[12] 两文，共同体现出对苏轼自嘲现象及其表达功能的关注。前者主要分析了自嘲之举与士大夫政治心态的关联，后者则指出苏轼的自嘲以某种程度的自我贬损，承继了古代俳优传统中温婉劝谏以免祸的思路，即都从政治功能的角度，分析了“自嘲”这一表达方式的选用动因。王娟《探析苏轼的自省与自嘲对其人生态度的影响》一文，将自嘲与自我审视相联系，描述了苏轼从自责、自知、自省到通达的内心理路[13]。此外，日本学者正木佐枝子《蘇軾における「東坡」の意味》[14]、山上恵《蘇軾詩における自注》[15] 等论文，分别论述了苏轼“东坡”自称与苏诗自注现象的意义，亦是有关苏轼自我表达具体方式的探讨。

2.有关苏轼自我形象的研究

作为北宋中期叱咤文坛、政坛的人物，苏轼在后世文人学者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苏轼的“形象”也因此成为一个经久不衰且极富吸引力的论题。与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的“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16] 相似，苏轼的“形象史”也近似于“层累地构成”。从同时代人的描述与追忆到后世文人的“想象”，从正史的记载到市井小说、戏曲的“构拟”，苏轼形象在不断被赋予新的面貌的同时，也呈现出“脸谱化”的倾向，苏轼本人也离他的“悲欢离合”愈来愈远。所以，如何尽可能全面地揭示苏轼的面貌，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王水照在《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17] 一文中将苏轼的文化性格总结为“狂、旷、谐、适”四个方面，论者广泛地以苏轼作品为依据，以文本解读为津梁，从而勾勒出较为全面、准确的苏轼形象。周先慎《论苏轼的人格魅力》[18] 一文，深入论述了苏轼的人格特点及超越凡俗的精神面貌。马东瑶《苏门六君子眼中的苏轼》[19]一文，从与苏轼关系亲密的苏门弟子的视角，复现了苏轼为人、为文方面的诸多细节，并指出了六君子对苏轼经典形象的奠定作用。与此相似，翟璐《宋代笔记中的苏轼》[20] 则通过搜集笔记中的相关史料，使苏轼形象在只言片语的拼组中逐渐清晰丰满。而赵义山、田欣欣《论元曲家笔下的苏轼形象》[21] 与陈建萍、段宏广《从〈春渚纪闻〉等宋元明时期作品看苏轼的历史形象》[22] 两篇论文，则揭示出苏轼形象在后世文学作品的“塑造”中，其实已与真实的苏轼相去甚远。这也提示研究者思考人物形象在选择性的流传中，其真实面貌发生变化甚至消弭的现象。

上述关于苏轼形象的研究固然不失恰切，然而大抵仍基于客位视角的描述与解读。从关注作者自我表达的角度出发，苏轼对自身的定义和评价其实大量存在于作品中，而“反观自我”的视角可能会呈现不同于客位视角的“自我形象”。同时，既有研究中对苏轼形象的选择性侧重，也引发了人们对研究思路和论述方式的反思。苏轼自我认识中的自我形象，恰好提供了纠正偏颇、重新审视其形象的可能。杨艳梅、王树来、高华、孙南等人先后探讨了苏词中的苏轼形象[23]，或关注苏词中对自称的使用，或从个人体验的记述中分析其性情，体现了关注视角向“作者自我”逐渐侧重的倾向。周慧珍《苏轼两杭时期散文中的自我形象》则关注了散文中的自我表达，作者认识到苏轼在有意或无意的自我抒写中，“昭示了心迹、禀性、操守、志趣，发露了其彼时的行动事功”[24]。而选取两杭时期这一时段作为考察对象，又展示了疏离仕途、抑郁低沉的苏轼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强调：这迥异于通常印象中苏轼形象、出自苏轼笔下的“自我”，正是彼时真实形象的写照。该文不仅着重关注了苏轼的自我认识，更对既成的苏轼形象提出了初步的反思。

这种反思的合理性在潘建伟《自我说服的旷达：对话理论视野中的苏轼“旷达”形象问题——兼谈林语堂〈苏东坡传〉的中西文化观》[25] 与严宇乐《苏轼、苏辙、苏过贬谪岭南时期心态与作品研究》[26] 两篇论文中得到了更深入的阐发。前者认为，苏轼的旷达形象经历代不断塑造从而根深蒂固，但逆境中的“旷达”实际流露出“自我说服”的特征，它体现出苏轼“以理遣情”的效果，但并不意味着内心的真正超脱。该文进而剖析了历代对苏轼“旷达”形象的推崇背后所隐含的“乐感文化”心理，将有关苏轼形象的反思推进一层。后者在论文综述中回顾既往的苏轼贬谪文学研究，批评了以粗略的二元模式定义苏轼心态的思路，以及突出苏轼豁达人格的论述倾向，并表达了对苏轼人格评价标准的重新审视。论者强调，对苏轼的正面情绪与负面情绪都应正视，才可能完成苏轼形象全面合理的观照。在此基础上，该文进一步指出，除政治史角度的考论之外，还应从苏轼主观角度考察他如何应对苦难。限于论题，该文仅截取了苏轼贬谪岭南时期为研究范围，并未以其指导思想整体观照苏轼的人生。然而它对苏轼自我表达与自我形象的关注，则展现了研究思路向重视个体、重视现实体验的方向的转变。

此外，梁慧敏《诗人之笠：杜甫和苏轼戴笠肖像史及其文化意蕴》[27] 一文，以较为独特的视角，结合内在、外在两种形象，考察了苏轼戴笠形象的文化意涵，并从中揭示出苏轼的人格面貌。尽管文中对苏轼性格特点的论断不无可商榷之处，但这一从主体自身“形象”入手的研究路径，仍颇具启发意义。

3.有关苏轼主体意识的研究

伴随自我表达的强化而来的，是这一现象背后主体意识的凸显，而既有研究对苏轼主体意识的论证则有其各自的侧重。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主体意识”与“词体开拓”之间建立的联系。孙立《苏轼词主体意识的再认识》[28]、杨洋《试论苏轼词主体意识的强化》[29]、韩丽霞《论苏轼黄州词强烈的主体意识》[30] 等论文，皆着重从打破旧有词体抒情模式、题材取向的角度，来强调苏轼开始在词中抒发自我情志、审视内心世界，使词作烙下鲜明的自我个性色彩。上述论者对苏轼主体意识的理解，大致指他对个体生命价值的高度重视和对心灵自由境界的追求，而主要以其如何“形诸文学”来考察主体意识的表现方式。贾玉荣《苏轼诗词中的主体人格精神》[31]则并未以主体意识作用于文学为关注点，而着意于从诗词文本分析中提炼出苏轼这一主体的代表性人格，实际上更接近于苏轼人格形象的研究。

另一部分研究则更为关注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陈友康《审美主体的生成与人生意义的实现——苏轼人生魅力论》[32] 一文，认为苏轼从复杂的人生经历中获取的自我体验，才真正具有应对人生的实际意义，而个性、学养、境遇的互动促成了审美主体的最终生成。沈广斌《苏轼理趣诗研究》[33] 从苏诗理趣中揭示出三种文化内涵：文化人格的构建、悲剧意识的消解及士大夫精神的凸显。三者实质上共同从主体行为的角度，揭示了苏轼有意识地赋予其诗歌的意义。苏罗密《试析苏轼诗歌中生命主体意识的升华》探讨了苏轼在创作实践中对禅宗美学的接纳与改变，认为他以主体性的努力，将后者引向世俗化、人性化，并“以自我智性的发掘与性情的舒展来消解由生命苦难而生的悲苦疲乏”[34]，张扬了人的生命主体价值。程磊《论苏轼早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勇儒人格》[35] 一文则分析了苏轼于山水游宦的生命实践中反思个体价值、建构理想人格的积极意义。谢青桐《抵御苦难之后的快意悲情——论苏轼诗体文学的主体情性》[36] 认为，苏轼通过儒、道、禅的互补确定了生命个体的存在方式，而诗歌中的快意悲情是主体为抵御苦难而建立的生命情性。不难见出，上述论者的关注点都共同指向苏轼的主体努力，而对其主体意识的形成机制则有各异的解释。在形诸文学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延伸了主体意识作用于人生的抽象思考。韩国学者曹圭百《苏轼诗所表现的与现实世界的乖离及其消解》[37] 一文，立足于诗歌解读，讨论了苏诗中体现的自我认识及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作者不仅指出二者的彼此乖离，更总结了苏轼消解这种乖离的自我调适方法。此外，柏颖《苏轼画论中的自我意识》[38] 是从画论角度阐释苏轼自我意识的唯一专文，作者从自我意识的体现、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其审美意蕴的角度展开论述，涉及“以我观物”“有我之境”“物我合一”等诸多与苏轼自我意识密切相关的命题，并从时代与个人的多样视角分析了苏轼画论中自我意识的产生因素。该文思考较为全面，论述颇有理据，而“画论”角度亦是对前此研究中文学视域的重要补充。

综上所述，苏轼自我表达、自我形象与主体意识等问题虽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讨论，但总体而言仍有零散、不成体系之憾。本书力图延续前人对固有研究模式的可贵反思，以诗歌为主而旁及其他文体，将苏轼“自我”置于文学与人生的双重维度中加以考察。

（二）有关苏轼仕宦观念的研究

苏轼的仕宦生涯及在此过程中的内心体验，是苏轼研究无法不涉及的重要问题，无论是在作品解读、思想研究、人格精神的讨论中，还是传记、通论类著作中，仕宦经历或作为背景铺设，或作为人生履历，或作为思想情感的来源和基础，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关于苏轼仕宦问题的既有研究，较多聚焦于苏轼的政治态度、政治举措，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与背后的思想动因。此类研究不胜枚举，总体而言，虽各有侧重，但大多通过考察苏轼的政治作为及涉及政治的诗文，总结出苏轼正道直行、忠君爱国的品格。择其要者，如王水照《评苏轼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诗》[39] 一文全面总结并评价了苏轼政治观点的阶段性变化，曾枣庄《论苏轼的政治革新主张》[40] 通过分析苏轼的政论与政绩，论述了其政治革新的主张。此外，苏轼的仕宦观念中有某些广受关注的问题，曾引起较多讨论。一方面是苏轼政治立场的矛盾变化，主要集中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给予苏轼政治评价的风潮下，王水照、朱靖华、曾枣庄、顾易生等诸多学者曾先后撰文对此加以辨析[41]。另一重要方面，则在于他如何去实现“尊主”与“泽民”的两全。王水照、崔铭在《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42]中设专节讨论苏轼“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现象。林继中《苏轼的两难选择》[43] 一文分析了苏轼如何在自觉遵从“君尊臣卑”的社会规范的同时尽可能保留个体的尊严。周斌《谈苏轼对政治品格的自我评价》[44] 从苏轼“自我评价”的角度入手，讨论了苏轼对自己政治品格的认知，也涉及苏轼的“忠义”与“独立”在北宋历史语境中的关系。可见，苏轼对自我主体性的坚持是非常突出的现象，然而目前从苏轼自我认识的角度来理解其仕宦观念的研究尚不多见。周文的关注视角颇为难得，但论述中对这一视角的贯彻和突出稍有欠缺。如何从苏轼的角度反观自己在仕宦生涯中的价值与定位，仍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和有待尝试的思路。

另一类研究则比较深入地关注到了伴随苏轼仕途始终的出处问题，主要致力于分析他在仕隐之间的矛盾心态与自处之道。论者或以其各阶段诗词为据，探析其中的归隐情结，或以其“和陶”之举为关注点，分析其效仿渊明却终未归隐的原因，或留意他背离仕宦的表达，或讨论他“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心态。许多研究从苏轼的“归思”与“乡情”中探讨其出处态度，此类研究下文将单列一类予以简述。

有关北宋士风与士大夫境遇的研究，虽非以苏轼个人为关注对象，而实际颇能深入揭示这一身份群体面临的问题，有助于在时代整体风貌下观照苏轼的心态与选择。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45] 论述了宋代文人士大夫经济、政治地位的重大变化，以及这一群体形成的重义轻利、先忧后乐的精神风貌。其《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46] 则更为细致地分析了范仲淹的身体力行在北宋士风转变中的推动作用，对这一过程的清晰勾勒，同时也提供了苏轼政治人格建立的时代背景。朱刚《从“先忧后乐”到“箪食瓢饮”——北宋士大夫心态之转变》[47] 对北宋士人关于颜子的论述加以考察，分析北宋后期士大夫心态从“外向淑世意识”到“以内在精神天地为主要关怀对象”的转变。认为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苏辙与程颐——共同奠定了“独立个体内在超越”的士大夫人生观，促成了价值的内在化、个体化、地方化。而与他们同时代的苏轼，在此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这些不以“朝堂”为依归、重视个体生存本身的价值观念，在苏轼的人生实践中其实已有迹可循，而迄今未见对此集中讨论的研究著作。在朱刚的另一篇论文《“日常化”的意义及其局限——以欧阳修为中心》[48] 中，宋诗的“日常化”倾向与欧阳修振起卑弱、改变士风的努力被联系起来。而在批评矫枉过正的险怪、忤世之风方面，苏轼被视为与欧阳修桴鼓相应的人物。这些论述，都引起了本书对苏轼文学创作及生活中如何实践“日常化”的关注，而苏轼入仕之初即批评的“忤世”与他之后遭遇政治挫折时自叹的“忤世”之间形成了对比，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论题。

回顾既有研究，会发现正面讨论苏轼仕宦观念者为数尚少，而以苏轼的自我体验、自我定位为中心来观照其仕宦观念者则更为罕见，“苏轼如何看待其仕宦生涯”这一问题其实尚有可深入探讨的空间。

（三）有关苏轼“归”之心态的研究

苏轼作品中屡见的“归”的表述，早已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关于苏轼归思与乡情的探讨绵延不绝。其中部分研究主要通过文本解读来论述苏轼笔下流露出的思乡之情并解释其原因，如毛永龄《苏轼诗中的故乡情》[49]、徐立昕《试论苏轼诗中的故乡情结》[50]、屈小强《苏轼的山水情怀与故乡情结》[51]、彭敏《苏轼故乡情结的特点与成因》[52] 等。论者亦多能注意到苏轼乡情中纠结的两面——思归故乡与安居他乡的并存，并对此做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如徐立昕文指出二者的出现伴随作者经历而呈现阶段性的侧重，他将苏轼的故乡之思按生平经历划分为七个阶段：年少初仕，便有归思；及知密州，又思归蜀；贬居黄州，不敢言归；自黄迁汝，又思归蜀；惠州贬居，罪不言归；再贬岭南，归梦成空；蒙恩北归，乡心又炽。这无疑有效地梳理了苏轼乡情变化的主要脉络，然而对于每一具体阶段中遇境而生的随意化，作者并未多作留意。另一些学者则讨论了苏轼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调解之道。王水照、崔铭在《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一书中，指出苏轼以视点更易的形式而认同他乡的思路，其隐含的前提恰恰是对回归故乡之重要性的强调。冯小禄《苏轼的“寄生”故乡观》[53] 一文也指出，苏轼对他乡的情感大多以故乡为落脚点，通过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他完成了“他乡的故乡化”，为自己的“不必归乡”寻觅到合理的支点。在论证这一主要观点的过程中，作者还细致分析了许多具体的亲近异乡的方式，总结出“他乡的前生化”等确当的命题。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54]，作者将苏轼的故乡观置于与他人的对比之中，再次突出了苏轼乡情的特殊之处。明雅妮《苏轼的时间意识与其文学创作的美学联系》[55] 总结了苏轼“归去”思想的变化流程，徐名侠《苏轼文学中的自然观》[56] 论及苏轼的故土情结及其向留经之地的扩展，将之视为苏轼回归自然的曲折表现。李光生《苏轼不归故里的文化考察》[57] 从地理人文的隔膜、宦海浮沉的无奈、忘土安怀的人生超越诸方面，给予苏轼的不归之举以现实与精神层面的全方位解释。

显然，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苏轼笔下的“归”并不仅仅停留在乡情的层面，而是引入了更为广阔抽象的人生思考。“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表述，将论者的目光从“安身”引至“安心”，纷纷讨论这一超旷态度背后的安心之道。马银华《此心安处是吾乡——论苏轼随缘自适的人生哲学》[58] 与郝美娟《此心安处是吾乡——以“归”为中心论苏轼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建构》[59]，即以“此心安处”为切入点，考察苏轼以“自适”安放内心，建构精神家园，从而不拘执于归乡的心理历程。冷成金《苏轼诗文悲剧意识的特质》[60] 以对“家”的观念为案例，认为苏轼通过寻觅心灵家园而非实指的“乡关”，实现了对生命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此类研究关注点从“乡情”到“归宿”的提升，有效地推进了思考的深度，然而对苏轼的“归”之表达，依然尚未形成系统性的认识。

此外，苏轼的“言归”及其出处态度亦为域外汉学界所关注。唐凯琳（Kathleen M.Tomlonovic）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Poetry of Exile and Return: A Study of Su Shi（1037-1101）[61]中，讨论了苏轼贬谪与“归”的历程及相关心态。日本学者湯淺陽子《蘇軾の歸田と買田》[62]一文，从“归田”的词义源流入手，以其细腻的文本分析，描述了苏轼在凤翔、黄州等各个阶段于吏隐、归田之间的游移，考察了其买田行为，以及最终从明确的地点到内心归处这一“归田的彼岸化”，并延及北宋士大夫的人生设计。美国学者史国兴（Curtis Dean Smith）在其论文“The Dream of Chou-chih: Su Shih's Awakening”[63]中亦提及，朝堂与退隐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志向伴随着苏轼的一生，并成为其许多伟大文学作品的产生机制。

整体而言，有关苏轼“归”之心态的研究虽成果甚夥，但考察角度仍较为单一。它们或以时间为轴，将语涉思乡之诗予以分段，或以内容分类，回溯此类诗歌的写作情境，借以探究苏轼对故乡的情感变化，或从人生境遇、思想构成中寻求解释，而尚少论述深细之作。既有研究也多能注意到苏轼思归的热切期望与随遇而安的定居心理这看似矛盾的两端，并最终在故乡到他乡的“移情”“寄生”中寻觅到消解之途。在此基础上，精神层面的归宿建构也自然被纳入视域。这些研究思路固然合理，但并非再无阐释余地。苏轼在不由自主的仕宦生涯中常言归乡，在偏远恶劣的他乡自得其乐，这种颇具“对抗”意味的表达中可能隐含着主观意图与政治诉求。此外，既有研究将“归”之讨论集中于“乡情”，便忽视了苏轼笔下的诸多“归处”。它们的文化内涵及诗中的具体含义，极少得到细致的辨析，而在表述的差异间，或正可探究诗人的幽微心态。而当“归”不限于“归乡”这一指向，它实质上便可能包含广义的“归隐”之意，带有某种与朝堂渐行渐远，却不明具体所指的方向性，这便使简单的“归思”转化为“出处”这一困扰士大夫群体的重要问题。不同的“言归”表述既立足于人生境遇，也出自诗人主体的思考和选择。苏轼的思考过程、处理方式及其中蕴含的主体意识，尚有待探寻和感知。

（四）有关苏轼衰病问题的研究

苏轼一生中常言衰病，而以诗文中尤多，但这一现象似乎较少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江西师范大学张子川的硕士学位论文《苏轼涉病诗研究》[64]，是目前所见关于苏轼疾病表达的唯一专论。该文系统考察了苏轼的身体状况、医术水平及其涉病诗创作概况，探析了其病中心理与自我疗救的方法，并总结了此类诗作的艺术特色。作者思考全面，文中对苏轼疾病类型、涉病诗数量与时空分布的考证都较为扎实可信，勾勒出苏轼涉病诗创作的整体面貌。涉病诗中呈现的苏轼形象，也为反思苏轼的真实生命状态提供了重要信息。美中不足的是，文中部分论断不尽如人意，例如将苏轼的病中心理归因为儒家人格，将其自我疗愈的方式总结为以养生保健和文学创作的方式消解肉身与精神的痛苦，将涉病诗创作“职官之地多而贬谪之地少”的情况解释为贬谪时期的贴近自然，使诗歌创作超出了物质生活对精神的影响，等等，这些说法都不无可商之处。对具体材料的引证，也间或存在仅从“涉病”之诗中提炼观点，而实质分析与“病”并无太多关涉的情况。

此外，彭文良《苏轼所患疾病考》[65] 一文也分类考察了苏轼的疾病状况。高云鹏《苏轼诗中的“病兽”意象研究》[66] 一文，则分析了偏爱“病兽”意象这一带有寄托与自喻性质的行为。对意象状态的形容，可能流露出苏轼对自我身心状态的某种定位，因此，考察“病兽”意象的表述语境，亦是了解苏轼“衰病”表达及人生境遇的曲折思路。

总体而言，学界对苏轼的“多言衰病”关注较少，尤其是此类现象与苏轼的仕宦经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甚少为学者所注意，或虽有涉及却未能深入探究。事实上，对涉病诗创作的时间与空间考察，恰恰揭示出仕宦历程与“衰病”表达间可能存在的联系，这也将为本书打开探究苏轼仕宦感受的重要入口。

（五）有关苏轼社会关系的研究

有关苏轼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各种人际关系的考察。在亲情方面，主要观照对象为兄弟之情与夫妻之情。前者诸如喻世华《夜雨何时听萧瑟：论苏辙诗歌的兄弟情结》[67]、袁津琥《与君世世为兄弟——苏轼与苏辙的宦海浮沉》[68]、付定裕《夜雨对床：苏轼与苏辙的诗歌对话》[69]、黄莹《苏轼苏辙兄弟唱和诗研究》[70]、赵晓星《论苏轼、苏辙唱和诗》[71]、梁益萍《苏轼苏辙的兄弟之情及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72] 等。后一类研究则如林雪云《苏轼与佛学：以其咏妻妾诗文为主》[73] 等，在苏轼尺牍研究中也有侧面涉及他对妻妾的态度，而更多则在悼亡、怀妻作品的赏析中比较浅易地言及苏轼的情感。此外，朱帆的硕士学位论文《苏轼节令诗词研究》[74] 也分析了各类节令诗词中的亲情、友情因素。

有关苏轼与门生朋友的关系，主要以交游考述的形式得以呈现。这部分研究成果较多，以交游对象论之，则涉及苏门六君子、王诜、佛印、李格非、毛滂、参寥、李之仪、杨绘、赵抃、范镇、程之才等人，以交游对象所属地域论之，则包含江苏、安徽、汴京、杭州、润州、当涂、徐州、宿州等地。陈川云的硕士学位论文《苏轼交游定量研究》[75] 爬梳并整理了苏轼一生与文人交游的情况，并在各种角度的量化统计基础上对其交游特点作了分析。

有关苏轼与政敌的关系，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安石和章惇两人。比较重要的成果有刘森《苏轼与王安石政治关系研究》[76]、喻世华《千秋功罪任评说——苏轼与王安石关系及其评价的审视》[77]、刘乃昌《苏轼同王安石的交往》[78]，以及喻世华《关于章惇历史定位的再认识——兼论苏轼与章惇几方面的异同》[79]《坚守与宽容——苏轼与章惇的交往及身后两极化评价探析》[80]、祁琛云《进士同年、党争与士人关系——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81]、朱飞镝《苏轼与章惇之恩怨述略》[82]、王连旗《苏轼与章惇交往关系初探》[83]、徐丽《苏轼与章惇交游考》[84] 等。莫砺锋《苏轼的敌人》[85] 一文则较为广泛地关注了苏轼仕宦生涯中的政敌，通过对他们与苏轼关系的逐一分析，来凸显苏轼人格之伟岸。

关于苏轼任地方官时与同僚的关系，管见所及的专文仅有喻世华《苏轼与同僚的相处之道及其启示——以居官杭州期间为例》[86]。除此之外，苏轼外任、贬谪时期与僚友及普通百姓的关系，则更多散见于针对其某一人生阶段的研究中。

（六）有关苏轼自然观念的研究

关于苏轼自然观念的既有研究，其关注点大多集中于苏轼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自然审美观念。前者如苏罗密《苏轼诗歌自然意象的禅趣意蕴探究》[87] 一文，主要探讨苏诗自然意象的审美取向、观照方式、美学体验等方面显现出来的禅趣意蕴，并挖掘其诗学价值。作者认为苏轼传承了王维诗歌在禅宗影响下以表现心性主体为中心的创作方式，又延展了主体自我心性的深度探求，关注到了表达主体及其内心体验在苏诗自然描写中的重要作用。洪敏《苏轼诗词中自然意象的隐喻研究》[88] 一文则重点分析了苏轼怎样从自然意象中得到灵感并创造了隐喻，读者又应如何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建构这些隐喻的映射关系。通过挖掘自然意象中寄寓的思想情感，能够总结出苏轼的自然观与人生观。

后一类研究如章尚正《苏轼的自然审美观与山水文学创作》[89]，主要从苏轼处理山水自然审美时的物我关系入手，认为其主观意识高度自觉地超越于直感的声色之乐，而追求理性的感悟和精神的升华。自然风物对苏轼的旷达性情多有助益，而苏轼将山林视为人生归宿，将诗文创作作为山水审美的指归，这实质上都体现了“自我”面对自然时主体性的吸纳和选择。冷成金《试论苏轼的山水诗与自然诗化的走向》从山水诗中梳理文人看待自然之美的态度，认为苏轼的山水诗在自然诗化的走向上表现出迥异于前人的“走出自然”的倾向。该文将苏轼定位于“自然之上”，总结了他以自然求诸内心的诸种层次，并着力从改造和超越儒、释、道三家自然观的角度，论述了苏轼在审美创造时注重“本心”、重视自我人格与个体生命的特点。论者以苏轼的“心灵本位”相对于前此山水诗人的“社会本位”，认为苏轼的悲剧意识无待自然消解，而依靠主体的内心力量去破除桎梏。最后，该文从宋代与苏轼个人的学术背景入手，分析其得以“走出自然”的原因，并强调苏轼自然观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把人从与自然对立，与自然合一的状态中独立出来”[90]，重新发现和确立人自身。王文捷《苏轼山水诗文中自然审美观探析》[91] 将苏轼的自然审美观概括为若干命题，从自然之可观、融入山水、物我关系等方面加以论述。徐名侠《苏轼文学中的自然观》[92] 是一篇较为系统论述苏轼自然观的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将自然观定义为人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两个范畴，论述了自然观的成因、在文学中的主题表现与自然观支配下的文论思想。文章侧重于自然观与文学表现的关系，在苏轼自然观的成因分析方面，则主要对前人观点加以总结，探讨尚有欠深入。

不难看出，在上述研究中，苏轼这一主体对自然的投射作用，以及苏轼自然观中“自我”的重要性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关注。然而论者多从主体对自然的“超越”角度来描述苏轼的自然观，又常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与扬弃中寻求解释，而较少观照研究对象在具体经历中与自然的互动，以及可能从中形成的对自然、对自我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往往能发挥其细致入微的优长。山本和义在其专著《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93] 中，从苏轼人生观、自然与诗人、自然题材在苏诗中的表现等多种角度对苏轼其人其诗做出了富有深度和新意的解读。其中有关造物与诗人之关系的论述，赋予“造物”某种情绪化的特质，并考察诗人面对造物的种种“情绪”时的个人体验与应对策略，其观察视角与表述方式都饶有趣味。该书细致描述了苏轼与自然的频繁互动，涉及诸如《南行集》、望湖楼诗、洋川园池诗等具体案例，这一研究思路也为本书所借鉴和汲取。湯淺陽子《蘇軾の自然描寫：杭州通判期の詩をめぐって》[94] 将目光聚焦于苏轼倅杭期间的诗歌创作，讨论他与孤山、田园等自然物的关系，“悟道者的隐遁”“女性与自然物”等论述方式都颇为新颖。在她的另一篇论文《蘇軾の觀物》[95] 中，作者梳理了苏轼观物态度的阶段性变化，她擅长选取某些诗歌表述的细节，从中挖掘对诗人而言特殊的含义，思路灵巧细密。另如西上勝《「閑人」と自然観賞：蘇軾の黄州期の題跋をめぐって》[96] 一文，从苏轼黄州时期的题跋入手，考察了“闲人”这一自称的使用及其与观赏自然、与保持主体性之间的联系。

除专以苏轼为对象的研究外，尚有一些关于中国文化或文学中自然观的重要论著，如日本学者小尾郊一《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与自然观：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为中心》[97]、小野泽精一等编《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与人的观念的发展》[98]、德国学者顾彬（Wolfgang Kubin）《中国文人的自然观》[99] 以及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100] 等。此外，还有部分关于道家、周易自然观的专论。这些研究对于了解苏轼自然观念的思想渊源很有助益。

（七）有关苏轼时空观念的研究

时空意识本是中国文学史上亘古长存的话题，而苏轼较常人更为敏锐、深细的时空感受则愈加引起论者关注。然而，已有研究多将他的时空观念作为理解其作品的角度，而殊少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管见所及，较为系统论述苏轼时空观念的专文有明雅妮《苏轼的时间意识与其文学创作的美学联系》[101] 与韩庭彦《论苏轼词的时间意识》[102]。前者从人生的有限性、无常性与空漠感等方面总结了苏轼时间意识的特点，并从空间角度考察时间意识，讨论了苏轼经历中的时空迁移与作品中的时空转化。后者主要总结了苏词中时间意识的表现与内涵，并关注了以时间为脉络回环往复的章法结构。作者将其描述为“从现在回想过去而念及现在，又设想将来回到现在”的多重时间结构，这无疑是时空意识外化于文学的重要体现。程文俊《论苏轼词的感伤美》[103] 从时空角度定义苏轼，称其为时间层面的“觉醒的过客”与空间层面的“放逐的游子”，也颇能抓住要义。此外，张连举《论苏轼词中的时空描写》[104] 一文也讨论了苏词中时序、空间的转换。徐宇春、姚明今《苏轼作品中的时间意识》[105] 注意到了时间、自我与亲情的关系，并以涉及“夜雨对床”之约的系列诗歌作为典型案例，探讨了亲情与时间焦虑感的关系。

与上述研究中涉及的过去、现在、未来多重时间结构相关，苏轼对过去所写作品的反复追和，也是一种具有时空意识的现象，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106] 与《苏轼次韵词考——以诗词间所呈现的次韵之异同为中心》[107] 两篇论文，讨论了苏轼次韵自己诗词旧作的行为及其作用。在前一篇文章中，作者总结了苏诗中次韵的诸种形态，他将苏轼反复对同一对象、同一原诗进行次韵的现象称为“叠次韵”，并重点关注了其中“次韵自作诗”这一分类。内山氏认为，这一行为排除了自来作为次韵诗核心功能的社交作用，而以“将对比性明确化”作为动因。通过详细梳理苏轼在人生各个阶段留下的次韵自作诗，作者指出苏轼是主观上有意识地使用这一手法。进而，他对苏轼和陶诗中蕴含的面向自己和面向他人的目的意识做了延伸性的探讨。在承续前文观点的基础上，作者的第二篇文章主要对词中次韵现象加以探讨，依然认为次韵自作词含有使心理背景的微妙差异更为显著的用意。总之，诗词中这类次韵手法的应用，都打破了次韵的使用惯例，被视为苏轼的主观选择。山口若菜《蘇軾の「自新」の記録：黄州における三年間の「正月二十日」の詩について》[108] 一文，同样关注到了苏轼从元丰四年（1081）到元丰六年（1083）间，连续三年约定于一月二十日远出黄州郊外，并反复追和第一次所作诗的现象。作者通过诗意解析，指出这种追和行为反映了乌台诗案后诗人自省、自新的内心变化，而“过去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的对比在诗中得到了强调，这与内山氏的看法相似。

吴海《浅析苏轼次韵自作诗的“主体”性特点》[109] 则可视为对上述观点的回应。该文着重讨论了苏轼次韵自作诗现象并揭示出其中的主体性特点，认为此类作品中有许多并无明显的对比意味，而更多具有“对过去经历的求证”与“对现实处境的体认”的意义。与内山氏不大关注情境的感发作用相反，该文恰恰认为“重游故地而发感慨”的客观条件值得深究，认为“这偶然的条件中也存在着必然。苏轼一生足迹遍布各地，重游故地甚至是具体的某个景点是常有之事，苏轼诗的创作对时间、地点十分敏感，甚至会主动挑选同一时日重游同一故地，可以看出东坡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是有自觉意识的，更可贵的是他常常乐于用这种方式来获得一种心境上的感悟”。因此，次韵自作诗正是从客观条件上为后世读者提供了观察苏轼思想逐步深化过程的契机。这可视为对次韵己作之意义的重新审视和有益补充。

可见，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主观动因与表达功能两个方面，而上述论者似乎都没有特别关注追和己作行为中隐含的时间与空间因素。追和首先可能出于“物是人非”的人之常情，而这种情绪本就是一种亘古流传的时空悲感。其次，旧事重提式地应和过去其实包含了频频回首的姿态，并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形成回忆的叠加。与之相应，苏轼作品中关于未来之事的“悬想”，又增加了这种叠加的层次，也可视为苏轼对时空问题的一种应对方式。王士博《苏轼惠州诗的浪漫主义特色》[110] 一文中，即提到苏轼在惠州期间的诗作中悬想遇赦还乡的情景，注意到“他所写的情景往往因蒙上一层理想的纱幕而变得比原来更美”。但作者主要仍从浪漫主义风格的角度阐释这一现象，尚未特别关注其中的时空处理。朱帆的硕士学位论文《苏轼节令诗词研究》[111] 以苏轼与重要节令相关的诗词作为对象，考察了各类节令诗词中包蕴的思想情感与时空意识。该文对苏轼节令诗词所作的附录，其实已清晰呈现了苏轼一生在“节令”这类不同空间中的相同时间点所留下的轨迹，这对于本书探讨苏轼作品时空处理中层累式的情感叠加提供了很多便利。

“人生如寄”“人生如梦”是苏轼笔下最为人熟知的时空命题，也是苏轼研究中讨论极多的内容。王水照在其专著《苏轼研究》[112]中，即指出苏轼的“人生如寄”“人生如梦”是面对亘古未决的时空问题时，对旧有命题所作的富有主体性的处理，认为苏轼在其中寄寓了主体选择的渴望，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阮延俊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113] 论及苏轼的梦幻人生思想及其超越意识，不仅对苏轼诗词中的“梦”意象做了细致的分类、分期统计，也从超越人生困境的角度讨论了苏轼对“梦”之意象的运用。上文已提及的明雅妮、韩庭彦与程文俊的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也都分别涉及“人生如梦”或“人生如寄”的时空命题。明文认为政治打击使苏轼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进而产生了“如梦”意识，而“人生如梦”又成为他抵抗忧患的一剂良药。作者还从空间变化带来生命状态的改变这一角度，阐释了“人生如寄”观念的形成。程文认为时间的短促和空间的虚无交汇成苏轼的“如梦”意识。韩文考察了苏词中的梦幻意识，强调了词中梦象多立足于真实的生活基础，带有真切的情感体验，并指出苏轼对梦幻与真实的超越，主要依仗他内在主体性意识的增强。时空思考的意义是化解和超越短暂与永恒之间的矛盾，葛晓音《论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兼论苏轼推重陶王韦柳的原因》[114] 则涉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作者回溯了苏轼诗文中“理趣”的历史渊源和文学依据，指出苏轼承继了晋宋以来在山水游赏中领悟“一时之乐”与追求永恒之关系的旨趣，而又通过发挥孟子的“养气说”，确立“气”与“神”永存于天地的理念，从而解除了人生有限的烦恼。上述观点的提出与论证，都给予本书重要的参考。

要之，时空观念是苏轼研究的重要课题，既有成果虽已堪称丰硕，但仍留下了一些可供思考的问题。例如，已有研究普遍注意到苏轼作品中的多重时间结构，但较少挖掘他在追和旧作、悬想未来的具体行为中寄寓的主观处理和态度。关于“人生如梦”“人生如寄”的探讨，虽然并未忽视这些命题与人生经历相关，但相对更倾向于从佛老思想中寻觅其来源，而它们究竟在怎样的具体情境中生成，又如何在生活实践中发挥作用，却较少得到深入的讨论。人生的有限、无常与个体的感时伤逝，往往作为探究苏轼时空观念的前提，而它们自身怎样具体地体现在苏轼的生活中，似乎很少受到特别的关注。然而此类现实体验的意义，终须置于苏轼的相关文学表达中予以考量。时空思考与苏轼的个人生活、主体选择之间的关系，尚有可探究的空间。

（八）有关苏轼思想来源的研究

历来对苏轼思想及心理意识的研究，常向既有的思想文化中溯源，如儒、释、道三家的影响，是论及苏轼思想时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涉及儒释道思想与苏轼之关系的论著不可胜数。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著，如曾枣庄《论苏轼对释道态度的前后一致性》[115]，张惠民、张进的著作《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116] 以及阮延俊《论苏轼的人生境界及其文化底蕴》[117]、尚雪红《东坡词思想研究》[118] 等博士学位论文，大都以苏轼的实践为例证，从儒释道三家的角度来研析苏轼文化人格的形成原因，甚或以三家思想分立的方式来架构篇章。苏轼一生深受三家思想影响，而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一判断几乎已成共识。有关其具体影响的讨论当然非常必要，然而个体思想的形成完善，并不仅仅以吸纳和改造思想成说为唯一途径，还有从其自身的生命体验中生发思考、获取智慧这一面。上文提及的葛晓音《论苏轼诗文中的理趣——兼论苏轼推重陶王韦柳的原因》即对本书颇具启迪意义，文章涉及苏轼关于“至乐”的认识，注意到了苏轼的适足之乐不限于山水，而在无处不可的现实生活中。从庄子以“至乐”为“无乐”到偏重人生之乐，这不仅提示出苏轼的人生期许向个人化的现实体验的转变，他对传统命题的吸纳和重新命意，也可能基于对自我生活及自我价值的体认。既有研究对苏轼思想中各家思想成分的一贯重视，似乎的确伴随着对苏轼现实体验及个体主动性等因素的忽视，而后者恰恰是苏轼思想来源中影响甚巨的一方面。本书将试图对此投入更多的关注。

整体而言，对于苏轼的自我表达、自我认识、主体实践等问题，既有研究呈现出“正面关注者较少，而有所关涉者极多”的状态。上述成果虽各有开拓启迪之功，但尚未对这一论题形成系统研究。苏轼的主观行为与心理意识，一方面被频频提及，而另一方面，即便在直接以之为对象的研究中，也很少从苏轼自我的视角，通过分析其个人化的现实体验，来探讨他在仕宦、自然、人际等对象中的自我认识。可以说，系统关注苏轼个体及其行迹细节的思路，尚缺乏成熟的研究范式。20世纪末，王水照在《走近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119] 一文中提及的苏轼研究的部分难点，如政治态度的变法与反变法、思想上的儒释道关系、文化性格的特质与核心，至今仍以繁难的面貌存在，而他提出的“应重视 ‘小环境’ 和具体事件的实证研究”的反思，至今仍是切实而有待开拓的方向。本书试图以回归苏轼个体、凸显苏轼主体性的研究，对上述难题的解决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