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21世纪的解读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金瓶梅》研究却出现了一次“地震”，那就是2003年“中国《金瓶梅》学会”被民政部注销。2002年下半年，中国《金瓶梅》学会接到民政部通知，要求在2003年上半年完成社团重新登记工作。学会秘书处立即按照要求，完成了资产的审计并提交书面申请，只有挂靠单位（要求部级）尚未落实；当时举国上下预防“非典”，学会主要负责人不能进京，此事遂被暂时搁置。不料，2003年6月6日，民政部发出41号公告，宣布取消中国《金瓶梅》学会等63个社团开展活动的资格。这无疑于一声闷雷，使“金学”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后经学会主要领导人协商，原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一致同意，以“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名义暂时开展工作，并由黄霖任筹委会主任，吴敢任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经过努力，复旦大学同意作为研究会挂靠单位，并于2004年4月8日以复旦文〔2004〕2号档，上报民政部。目前中国《金瓶梅》研究会正在申办登记的过程之中，在未准予登记之前，乃以筹备委员会名义暂行开展工作[187]。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成立，使金学重新步入正常的轨道，金学同仁重新找回了交流切磋的学术平台，学术研讨又重新活跃起来。2005年9月，由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徐州师范大学、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共同主办，河南大学文学院具体承办的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坐落于八朝古都开封的中原百年名校——河南大学隆重召开。这次研讨会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个新的起点，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理事会，完成了学会理事会的新老更替。会议期间，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全体委员会，决心继承中国金瓶梅学会和全体同仁共同开创的金学事业，将《金瓶梅》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这对金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再创辉煌，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21世纪10多年来，在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领导下，在全体金学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金学又焕发出勃勃生机。学术界在《金瓶梅》的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同时也存在亟待克服和解决的问题。
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金瓶梅》的研究是与“红学”相颉颃的“显学”之一，有“金学”之称。如果从明万历年间袁宏道等人在《金瓶梅》传抄阶段于亲朋间书信往来中对它的褒贬算起，“金学”已经走过了4个世纪的历程，但取得全面突破则是在20世纪的后20年。跨入新世纪的10年来，“金学”在不少问题上走向了全面深入，成就令人瞩目。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是争论到今天尚未解决的一桩悬案。20世纪提出了60多种说法，尽管在方法论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学界对这些观点基本能够包容并冷静、客观地对待。进入新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仍有学者继续就这一问题探赜索隐。二是对这种探讨本身意义与价值的褒贬臧否。
关于前者，承续个人独立创作说与世代累积创作说两大阵营的争论，学界在进一步探讨时仍然各执一词。其中傅承洲《〈金瓶梅〉文人集体创作说》[188]提出，《金瓶梅》是从嘉靖末至崇祯初六、七十年间众多文人集体创作的，其创作过程分四个阶段：嘉靖末某个下层文人写出了大约六十回的原本；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四十三年间文人传抄过程中谢肇淛等人将其增补到八十回左右；万历四十五年东吴弄珠客将抄本增补到一百回刊刻，这就是《金瓶梅词话》初刻本；崇祯初年又有人对词话本作评改，这就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显然是联系《金瓶梅》的传抄及刊印情况，强调文人所起的关键作用，与此前学界强调积累过程中艺人所起作用的观点有别。付善明《〈金瓶梅〉与“隐性累积”——兼论其讲唱性》[189]提出，《金瓶梅》并非世代累积型小说，也不是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是累积程度不是很明显的“隐性累积”小说，而是世代累积型向文人独创型过渡的由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是不能被说书人在说书场上讲唱的案头阅读作品。提倡个人创作说者既有新说的提出，也有对旧说的重新论证。盛鸿郎《试解〈金瓶梅〉诸谜》[190]认为，《金瓶梅词话》完成于明嘉靖二十七年，作者为山阴人萧鸣凤，兰陵系萧氏祖籍。后来他出版了《萧鸣凤与〈金瓶梅〉》一书，称誉者谓此书“大体上搞清了《金瓶梅》研究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在此应该为古典小说的研究称庆”[191]，而潘承玉《匪夷所思的想象探戈——评盛鸿郎〈萧鸣凤与《金瓶梅》〉》则对其提出批评，认为“《金瓶梅》的作者问题值得继续探讨，但若沉湎于想象游戏和文字泡沫之中，那不仅会造成金学研究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还会影响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声名”[192]。胡令毅在《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193]中论证西门庆的原型就是徐渭的幕主、兵部尚书胡宗宪，以修正潘承玉的《金瓶梅》作者徐渭说的不足；又在《论徐渭和〈金瓶梅〉》[194]中提出《金瓶梅》中的温秀才是徐渭的化身，徐渭是《金瓶梅》的作者。邢慧玲在两次徽州实地考察后写成《〈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195]一文，从七个方面论证了《金瓶梅》故事的背景地点在古徽州歙县，为《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提供了一定支持。杨国玉在2008年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提交《〈金瓶梅〉的谜底在诸城丁家——丁纯、丁惟宁父子创作〈金瓶梅〉考》[196]一文，重申并系统阐述了“《金瓶梅》是一部父作子续的小说，原作者是丁纯，续作者则为丁惟宁”的观点。此外，尚有陈仁达提出的蔡荣名说、徐永明提出的白悦说及张同胜提出的陈继儒手下编书的老儒说等[197]。
关于后者，即出现了《金瓶梅》作者问题研究中的否定派，不仅叫停《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探讨，而且否定其意义与价值，并由此引发了肯定派与否定派之争。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198]对《金瓶梅》的作者考证研究提出了尖锐批评，又在《作者非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证疑点多》[199]中提出“《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刘世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演讲《〈金瓶梅〉作者之谜》[200]时说：“我有一句开玩笑的话，研究兰陵笑笑生是谁，我们不妨称之为‘笑学’。……笑学，首先是非常可笑的，其次，是不科学的。……我不能不直率地指出来，他们的说法其实是属于伪科学一类，是属于伪科学！”对此，吴敢、任淑红《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201]从《金瓶梅》作者是否要考证、古代名著的作者如何认定、《金瓶梅》作者为何人以及“兰陵笑笑生”是不是《金瓶梅》的作者等角度提出了商榷。黄霖《“笑学”可笑吗——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202]指出，《金瓶梅》作者研究目前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无论从考证“前提”还是考证方法来看，其研究工作都不是一条死胡同。《金瓶梅》作者研究的意义不仅限于作者本身，还在于以此推动了一系列相关领域、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孙秋克《批评的态度与态度的批评：读刘世德先生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有感》[203]也针对刘世德嘲笑学界关于《金瓶梅》作者探讨的问题提出了不同意见，肯定了讨论的价值以及围绕《金瓶梅》作者问题探讨对学术研究的促进。
关于《金瓶梅》版本的研究，是金学文献研究中与作者研究同样重要的问题。《金瓶梅》早期抄本今已不存，传世的词话本、绣像本（或曰崇祯本）及第一奇书本（或曰张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受到学人的关注。一般认为，词话本早于绣像本，且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修改加工而成，二者应该是“父子关系”，但持不同见解者也大有人在。如在1934年，吴晗就推断词话本不是《金瓶梅》的第一次刻本，在它之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刻本或杭州刻本行世。韩南在20世纪70年代也提出崇祯本系统并非源自词话本系统，80年代以后则相继出现了《新刻金瓶梅词话》不是初刻，而是二刻、三刻甚至是清初所刻诸多观点。梅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204]甚至提出文人说散本即绣像本先出，词话本后出，崇祯本和词话本关系虽异常密切，但并非改编自后者。它们源自一个共同的祖本，是“兄弟”关系或“叔侄”关系，并不是“父子”关系。针对这桩学术悬案，黄霖《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205]对各崇祯本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梳理与论证，重申崇祯本是词话本的评改本。又在《〈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206]中，通过对“新刻”一词的辨析，结合明人的有关记载重申，这部《新刻金瓶梅词话》即是初刻本，刊成于天启年间；又结合文本的避讳与卷题情况指出，目前所见的崇祯本必据目前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修改后成书，二者应是“父子关系”。
与版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对《金瓶梅》题材渊源的研究，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许固生《〈金瓶梅〉本事考略》、冯沅君《〈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韩南《〈金瓶梅〉探源》、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周钧韬《金瓶梅素材来源》等。21世纪10年来，学界一方面就这一问题继续深入探讨，另一方面是对以往学人论述的失误或不足予以修正或补充。如杨绪容《从素材来源看〈金瓶梅〉的成书》[207]针对韩南《〈金瓶梅〉探源》提出《百家公案》中的“港口渔翁”（即第五十回的《琴童代主人伸冤》）是《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七回《王六儿说事图财 西门庆受赃枉法》和第四十八回《曾御史参劾提刑官 蔡太师奏行七件事》的来源的观点，将《百家公案》与《金瓶梅》中的同一故事进行比勘，认为《百家公案》并非《金瓶梅》的直接来源，进一步论证词话本和崇祯本确为“父子关系”。谈蓓芳《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208]认为《金瓶梅词话》中虽然有的内容出于繁本《水浒传》，如潘金莲毒杀武大的部分，但有的部分如武松打虎等显然只可能来自《水浒》简本，由此推测《金瓶梅词话》作者在写作时所依据的应该是残缺不全的繁本《水浒传》，其不足的部分则据简本《水浒》改写。又结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的有关记载，推论《金瓶梅词话》的写作时间当为万历初年至万历十七年。
文本探讨的细化，是21世纪10年来金学的亮点。因为对《金瓶梅》文本的解读既是“金学”的重头戏，也是研究的终极指归。学界普遍认为，在外围研究很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研究应当回归文本。21世纪10年来，文本研究的成果突出体现在对作品主题意蕴、人物形象及文化内涵的论述与发掘方面。
《金瓶梅》的创作主旨与主题意蕴，20世纪学界曾给予了多维度的解读。针对政治寓意说、孝子复仇说、苦孝说、世情说、讽劝说、暴露说、愤世嫉俗说、影射说、性恶说、精神危机说、商人悲剧说、性自由悲剧说、人欲张扬说、文化悲凉说等观点，张进德《〈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209]提出，“四贪词”是打开《金瓶梅》创作深奥主旨的钥匙，警世、劝诫是兰陵笑笑生的根本立意所在。其《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指向》[210]进一步指出，《金瓶梅》是世俗价值观念与宗法传统道德观念的特殊浑融。作者的理性指向表现为对宗法传统价值观念的皈依，而艺术描写的感性指向则表现为对作者理性思维定式的超越。这种情况最突出地体现在小说的妇女观、宗教观以及对新崛起的商品经济和社会意识的评判诸方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互不包容的二元价值指向，既与中国封建城市市民本身的素质有关，又和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相联，同时也决定于明代中叶这个多元文化并存、竞争的特殊时代。21世纪以来，学界继续就这一问题展开更加深入的探讨，将研究由原来的社会、历史、道德、心理等层面扩展到人类、人性、自然、哲学、宗教等层面。如陈东有《〈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211]认为，《金瓶梅词话》中的反酒色财气的节欲观是作者道德说教的主要内容，这使得作品向人们提出了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人应处理好表现在人自己身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人与自然的人应和谐生存。李汉举《欲海迷失的批判：〈金瓶梅〉的审美选择与文化反思》[212]认为，《金瓶梅》通过对人欲放纵的冷峻解剖，作出了放纵必将导致毁灭的悲剧性观照。它以生动的形象和深刻的艺术表现告诉人们：礼崩乐坏，在没有足够的思想和理论准备的情况下只能造成巨大的社会灾难；随商品经济而来的人欲的膨胀，使人陷入纵欲主义的旋涡，也只能造成现存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的迅速恶化，而不可能创造出新的健全的文化和文化心理。肖扬碚《人类自我反视的一面镜子：〈金瓶梅〉文学主题的开拓性价值》[213]认为，《金瓶梅》多层次多角度地透视出了人类的本性、人性的弱点以及由这种弱点而产生的人性异化的种种状况，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对现实人生也有一定警示作用。这些文章都能透过《金瓶梅》描写的文化现象发掘其深邃的文化精神，并给予形而上的文化哲学思考，既标志着金学本身文化研究的深入，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文化研究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深化与开拓。
《金瓶梅》成功地塑造出了一大批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上自帝王权臣，下至市井平民，三教九流无所不包，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有数十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文学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大都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然而，尽管在这方面有大量文章及专著发表，总体上深度的开掘还有所欠缺。21世纪以来，学界就《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继续展开探讨，从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于经济学、哲学、宗教等多维度来解读人物形象，其中对西门庆、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尤其突出。
关于西门庆形象的研究，在20世纪主要是围绕西门庆究竟是封建官僚还是新兴商人而展开论争。卢兴基于1987年发表了《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214]，认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由此引发了对西门庆商人身份的争论。如高培华、杨清莲《〈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性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215]指出，西门庆不是“新兴商人”，也不是从事古老商业的普通商人，而是一个特权商人。曹炳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216]则认为，不论是从财产来源还是经营模式看，西门庆都不具备新兴商人的性质，而更多地带有封建商人的特征。他虽然亵渎封建政治，破坏封建秩序，但他破坏和亵渎的却正是封建政治、封建秩序中最符合民众利益的部分。他固守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婚姻制度，以残害女性为乐，和明代后期新兴市民以及启蒙思潮中的思想家们并无共同之处。他放纵的性生活，非但不具备丝毫的人文主义精神，反而是对人性的践踏和背叛。他在商业经营中表现出一些新经济的因素，但这并不足以撑起一个“新兴商人”的形象。他作为一个封建商人，是新兴商人的远祖，但却不是新兴商人本身。董文成《怎样把握西门庆其人的社会阶级本质：读〈金瓶梅〉札记二则》[217]认为，西门庆是从封建母体中刚刚分娩出来的新兴市民阶级的人物，是大胆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新兴市民中的激进分子，是从城市市民中孕育出的早期资产阶级的胚胎。李双华《西门庆——专制政体下商业资本的缩影》[218]认为，封建的专制政体是商业资本的绝境，西门庆的纵欲寻欢直到最终暴死，正是明代商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生动写照。它预示着明代的商业资本只能与封建体制一同腐烂下去，而进不了近代社会的大门。许建中《从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西门庆形象再论》[219]指出，《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一个极具时代特色和认识价值的人物形象。他在短时间内由一个阒然无名的“市井棍徒”，摇身变为手眼通天、声势显赫的掌刑千户，金银贿赂自然是其官运亨通的主因。同时，西门庆进入官场之后，有意识地在生活方式和言行举止上向仕宦阶层靠拢，以求获得官僚集团的认同，最终完成了由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杨虹《西门庆形象的文化启示》[220]认为，在明清小说中，《金瓶梅》敏感地抓住特殊时代非主流的商业文化精神，在形象刻画商人西门庆“若猛兽鸷鸟之发”的经商谋略、“结交官府即暴富”的从商信仰及其“占有与自毁逆向互动”的人生轨迹的同时，深刻展现了商业文化与封建正统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人物形象塑造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启示录”意义。胡金望、张则桐《从西门庆形象看晚明官商文化的特征》[221]提出，西门庆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从他的发迹变泰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到了明代中叶出现了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官商文化，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国没有融入世界的经济、文化体系，官商文化应该是强大的阻碍力量，《金瓶梅》重要的认识意义在这里凸显出来。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222]提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采用多种艺术手段在作品中多处暗示，西门庆形象的原型是明武宗。从这些论述可见，对西门庆形象的认知已经由单纯的形象本质认同深化扩展为文化意义的广泛探讨，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世纪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化研究的深化。
潘金莲被人指为“千古第一淫妇”，张竹坡在评点中更是痛加贬斥“金莲不是人”[223]。20世纪中前期，研究者对潘金莲有简单定性、一笔抹杀的倾向，以道德评价取代了审美探索，以阶级定性代替了艺术分析。20世纪后期，对潘金莲形象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全面，注重对其多重性格成因的全面考察以及对其审美意蕴的深入挖掘。张进德《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谈〈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社会蕴涵》[224]指出，潘金莲的悲剧是由她所处的病态社会造成的。她为私欲而争斗，又终于被湮没在私欲的海洋中；她既是值得诅咒的人物，又是一个不幸的殉葬品。罗德荣《潘金莲命运的轨迹》[225]认为，潘金莲在遭受性压抑后曾饱尝了“半个人的孤独”，因而执着地“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追求和失落同步，她堕落成“可悲的杀人犯”，进入西门府的潘金莲，虽然兴风作浪，嫉妒争宠，但在这一心理的背后，又充满“百年苦乐由他人”的悲哀和无奈。从比较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文章，一种是将潘金莲与中国古代其他小说人物比较。如姜超《论潘金莲》[226]把王熙凤与潘金莲作比，认为王熙凤和潘金莲都注重在能量耗散中取得满足。但“王熙凤的精力不仅有向权力方位耗散的条件，也有向金钱方位耗散的机会，更有向性方位耗散的方便”。而潘金莲“所有的精力只能耗散在性欲上”，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另一种情况是将潘金莲与域外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作比较。如潘金莲与查泰莱夫人、莎乐美等的比较。21世纪以来，针对潘金莲形象，又有大量文章发表。袁国兴《“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227]认为，潘金莲的“美”与道德失范两种对立的情感因素被熔铸在“潘金莲母题”的具体意象上，象征性地显现了人的伦理意识和自然情感冲突。这种冲突人类的过去、现在、将来都会遇到，都在想办法解决，又永远处在妥协的状态中，母题原型便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演化着。黄霖《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及其悲剧命运——以〈金瓶梅〉为中心》[228]指出，晚明作家所表现的女性主体意识有所觉醒的主题，往往集中地反映在人欲与天理的冲突中。《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主体意识的萌发，毕竟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不能不以一种扭曲、甚至是变态的形式出现，最后只能以悲剧告终。刘传霞《论潘金莲形象及其叙事功能在新文学中的演变》[229]认为，潘金莲作为中国古代文人创造出来的文学人物，在几百年的传承与重复中已经成为一种文学母题被不断地重写或再叙。但是，在封建意识形态的掌控之下，潘金莲故事巨大的阐释空间被压抑和束缚，人们的读解系统仍然局限在封建的伦理道德观之上，潘金莲形象只是朝着程式化的方向向前滋长。一直到20世纪的现代中国，在西风的涤荡之下，潘金莲才从一个舞台、民间话语中的符号化的人物中走出，以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爱的人的形象走向人间，参与不同时代社会话语的构建。史小军《论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意蕴》[230]提出：“如果说缺乏人身自由和婚姻自由使潘金莲走向堕落的话，那么，推行性自由却使她直接走向毁灭。前者属于社会悲剧，而后者属于人性悲剧。”作者通过这一形象，“揭示了人生与社会、道德与人性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和潜在危机，对晚明社会提出了深刻而又形象的反思。……这一形象不仅真实地暴露了黑暗的社会，而且深刻地暴露了人性的弱点，在文学史上将永远占据着独特的地位。”这些探讨文章已将潘金莲形象的研究上升到文化人类学、社会历史学以及文学史学的高度给予观照，颇具哲理色彩，令人耳目一新。此外，西门庆的其他妻妾吴月娘、李瓶儿、孟玉楼，婢女庞春梅、奴仆宋惠莲、帮闲应伯爵，以及妓女、相士、官僚等形象也都有相关的文章给予探讨，标志着《金瓶梅》人物形象研究的全面开花。
《金瓶梅》孕育于16世纪复杂的文化背景之中。这个时期中国商业文明高度发达，故其融含着浓郁的商业文化因子。21世纪的学者们也围绕这一问题展开广泛探讨，如邱绍雄《论〈金瓶梅〉中的商业老板与伙计关系》[231]、王伟《商人文化与〈金瓶梅〉》[232]、许建平《〈金瓶梅〉中货币现象与审美价值的逻辑走向》[233]、冯成略《〈金瓶梅〉中的管理哲学》[234]等。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取决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商业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背景，也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古代文学研究与当代社会问题的接轨，彼此之间的双向互动相互发明，凸显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时代气息与当下意义。
从民俗文化方面来研究《金瓶梅》是21世纪10年来金学领域的大宗。如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235]、章国超《饮食场面描写在〈金瓶梅〉中的作用》[236]、辛银美《〈金瓶梅〉中婚嫁礼俗的考察》[237]等分别就饮茶、饮食、婚嫁描写探讨了《金瓶梅》的丰富内涵。詹丹、张瑞《城市娱乐和〈金瓶梅〉中的元宵节庆》[238]认为，元宵节庆的娱乐活动在小说《金瓶梅》中占有相当多的篇幅。通过描写主要人物在城里观灯等一系列娱乐活动，揭示了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他们的个性，并以花灯的脆弱和节庆的短暂，暗示了人物和家庭的命运。张进德、张翠丽《论〈金瓶梅词话〉的酒宴描写》[239]认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许多酒宴场面。这些酒宴描写暗伏着家族的盛衰史，隐约透露出王朝兴亡的信息；凸显了人物个性，并借以刻画出人物群像；在衍生情节、组织结构等方面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张艳萍《试论王阳明“良知”论对〈金瓶梅〉的影响》[240]、成晓辉《〈金瓶梅〉的佛教精神》[241]等文从某个侧面对《金瓶梅》的文化意蕴给予了解读。
此外，21世纪的头10年还发表了若干篇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金瓶梅》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外国作品的比较，如赵连元《〈九云梦〉与〈金瓶梅〉之审美比较》[242]将朝鲜古典小说《九云梦》与《金瓶梅》相比较。第二类是与中国其他古典小说的比较，又分三种情况。一是《金瓶梅》与《水浒传》的比较。如张莉莉《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243]以《水浒传》和《金瓶梅》两部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内在精神脉络为轴线，从女性贞节观念、婚姻自由、尊重情欲三个方面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女性观进行比较，说明《金瓶梅》正逐步扬弃《水浒传》所颂扬的传统的女性观念而不断向弘扬女性人性解放的女性观发展。许菁频《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论潘金莲形象的改写》[244]认为，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潘金莲的出身来历、与武松的关系、与西门庆的关系以及作者的评论都作了改写。《金瓶梅》作者进行这些改写的主要原因是：《水浒传》中潘金莲形象的前后不一致和形象的类型化，两部小说作者女性观的改变和作者所处时代背景的变化。潘金莲形象的改写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日本学者川岛优子《〈金瓶梅〉的构思——从〈水浒传〉到〈金瓶梅〉》[245]认为，《金瓶梅》故意模仿《水浒传》的结构，并在内容上颠覆了《水浒传》。《水浒传》描写“英雄”们接二连三地上梁山，《金瓶梅》却描写本来在《水浒传》中不容分说就被“英雄”杀死的“淫妇”们接二连三地嫁进西门府。从这种手法中，我们可以看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嘲笑和讽刺。《金瓶梅》的作者为什么不另起炉灶，而是旧瓶装新酒，在《水浒传》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呢？张进德《〈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246]认为，《金瓶梅》在《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成，不具所谓的“原创性”。笑笑生之所以要借径《水浒传》，主要是基于题材的特定性质和要求；看到了“武松杀嫂”中英雄、侏儒、泼皮与一个美人故事的潜在审美效应，迎合了人们崇拜英雄的心理；体悟到“武松杀嫂”故事本身所具有的与自己创作主旨相合的深刻蕴含，以及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表达的某些思想观念的合榫。二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如张军、沈怡《〈金瓶梅〉与〈红楼梦〉》时空叙事艺术比较》[247]主要分析《金瓶梅》与《红楼梦》建构叙事时空及其对叙事时空进行艺术处理的方式；张军《〈金瓶梅〉与〈红楼梦〉预言叙事艺术比较》[248]分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预言叙事所存在的滞后与多元之差别。徐天河《淫虽一理，意则有别：西门庆与贾宝玉之“淫”的比较研究》[249]分析比较了西门庆与贾宝玉在思想与行为表现上的本质区别；郭妍《〈金瓶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250]对比分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中谶语的异同，指出其共同的价值所在以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继承与发展；赵兴勤《从〈金瓶梅词话〉到〈红楼梦〉——世情小说文化品格的跃升与小说创作的跨越式发展》[251]提出，《金瓶梅词话》与《红楼梦》均是我国古典小说长廊中的耀眼奇葩。前者在小说世界所构筑的英雄梦幻、神魔斗法的虚幻图景中异军突起，将笔墨重点放在对离合悲欢、世态炎凉等最接近世人生活之本真样态的涂抹之上，为人们认识生活之真相、为后世小说家如何表现生活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绿色通道；后者努力在借鉴别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熔铸个人之风格，“写个个皆知，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壸）奥”，最终登上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杜贵晨《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252]认为，《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1）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2）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3）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三是《金瓶梅》与其他作品的比较。如常金莲《世情与狐鬼：从〈金瓶梅〉到〈聊斋志异〉》[253]分析了《金瓶梅》在人物、情节以及叙事手法等方面对《聊斋志异》的影响；赵兴勤、陈侠《〈金瓶梅〉与〈白雪楼二种曲〉的创作倾向》[254]分析了《白雪楼二种曲》与《金瓶梅》在创作倾向、表现角度、写人艺术以及审美价值等方面对以往作品的超越与突破。这类文章视角各异，将《金瓶梅》放在中国文学乃至于世界文学发展的链条上给予“史”的观照，肯定《金瓶梅》的地位与价值，尽管深度和广度都有待开掘，但无疑是金学深化与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关于《金瓶梅》的艺术成就，20世纪学界已就其叙事模式、美学贡献、语言艺术、人物塑造等方面做了广泛的探讨。21世纪的头10年来，除了继续就以上问题深入讨论外，还延伸到未曾涉及的问题，艺术研究呈现全面铺开之势，从另一个侧面体现着《金瓶梅》文本研究的实绩。
在对其结构艺术的探讨方面，张锦池《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255]指出，《金瓶梅》是以西门氏的盛衰为明线、以权奸们的荣辱为暗线，西门庆和蔡京是一明一暗的两个中心主人公，“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一案实乃一部大书深层意蕴的总纲。宋培宪《论“金瓶梅世界”的艺术建构》[256]提出，兰陵笑笑生在小说中建构的是一个以家庭婚姻生活圈、社会经济生活圈和官场政治生活圈相纠结的“三位一体”的艺术世界。这一艺术世界的价值和意义既体现在能够净化人的心灵，升华完善人性，又体现在对个体与群体生存情态及其意向的创造性发现与开拓上。这些论述相对于“多线条发展”、“立体结构”等泛泛之说显得具体详尽，更便于读者对小说艺术结构的整体把握。与结构艺术紧密关联的是小说的叙事模式。阎秀平、许建平《〈金瓶梅〉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257]认为，《金瓶梅》创造了一种大不同于前的新的小说叙述模式模板：叙事顺序与结构由单线纵向式演变为多线纵横交叉式。叙事的空间与时间展示由平面线性的跳跃式，演变为立体展放式。叙事意象结构在做纵向叙述的同时，更注重意象间的横向联系，叙事焦点则是由事向人再向人的本质的个性化的转换。王平《〈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258]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了《金瓶梅》在“时间倒错”上的基本特征及其功能意义在时距、预叙、频率三个方面的具体体现。王建科《论〈金瓶梅〉中西门家族的社交圈及其叙事张力》[259]认为，《金瓶梅》中西门庆家族的社交圈基本为七个，中心是家庭、亲属交际圈，家庭网与社会网相连接，就构成较为复杂的网状叙事结构。此外，范正声《巧合情节的叙事功能：〈金瓶梅〉叙事艺术初探》[260]、常金莲《〈金瓶梅〉意象的叙事意义》[261]、魏远征《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的叙事意义》[262]、牛志威《〈金瓶梅〉生日叙事浅议》[263]分别分析了巧合情节、意象运用、岁时节日、生辰寿诞等在人物塑造、情节发展中的叙事意义。这些或宏观或微观的论述，皆能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揭橥小说某个方面的艺术特色。
《金瓶梅》的美学贡献，自明以来就受到大多数人的充分肯定。在20世纪，宁宗一等学者撰文就此问题给予论述，遂引发了学界的探讨热情。如张进德《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论〈金瓶梅〉的贡献》[264]提出，如果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代表着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的最高成就，《西游记》代表着神魔小说的实绩，《儒林外史》代表着讽刺小说的高峰，《红楼梦》代表着古典小说的终结的话，那么可以说，《金瓶梅》标志着小说意识的真正觉醒。它所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在中国小说史上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在中国小说史上，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根本转变，即从对历史政治的单向辐射到对家庭社会的全方位透视，从对天下兴亡的关注到对平凡人生的体察，从“文以载道”到文学对人本位的复归。进入21世纪，人们继续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如罗德荣《从传奇到写实：〈金瓶梅〉小说观念的历史性突破》[265]认为，《金瓶梅》将生活丑升华为艺术美，使性格形态由传奇化典型向生活化典型迈进，采用“家庭—社会”型叙事模式拓展了小说描绘空间，从而引发了小说观念的深刻变革。陈文新《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人物谱系归属研究》[266]认为，《金瓶梅词话》的问世标志着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它成功地将故事主角由明代部分传奇小说中的才子置换为市井浪子，从而使主角的人物定位与人物言行取得统一。将《金瓶梅》放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链条上来肯定其贡献，从而使这一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化。
此外，随着吴敢对清初《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翔实考证、刘辉对清末文龙手评的整理公布，学界展开了对张竹坡、文龙评点的研究，但许多问题的探讨尚待深入。21世纪以来，人们继续对张竹坡、文龙的《金瓶梅》评点及其理论贡献给予深入探讨。如金宰民《从理论上探讨世情、人情、情理：谈张竹坡〈金瓶梅〉的世情小说观》[267]从时俗观、人情观、情理观的角度，来评价张竹坡的世情小说观；石海光《寓言垂世，摭事摹神：论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艺术虚构论》[268]认为，张竹坡充分肯定《金瓶梅》艺术虚构的价值，对小说创作中的情感取向与价值取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又探讨了虚构中的艺术真实性问题，所论已初步涉及文学的典型化问题。赵民《论张竹坡小说的美学观》[269]认为，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把古典小说美学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他继承并发展了汉代“发愤著书”的学说，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泄愤之作。从创作的原动力是渊源于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强烈感受“愤”，这种感受化为不得不发的激情“泄”，到如何“泄”，即艺术表达方式要用“史公文字”，批判整个社会黑暗与人伦道德。他深刻总结了市井小说的创作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小说美学观。贺根民《文体自觉：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差异溯因》[270]认为，张竹坡与文龙就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三个人物形象的驳难，寄寓彼此对时世的慨叹，灌注各自的主体精神。在小说评点学史上，张竹坡、文龙都自觉探讨小说评点的内在规律，促进小说评点学的自我发展。考究张竹坡、文龙二人小说评点话语的歧异，他们所处的小说评点学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各自对评点学内在规律的参透程度当为决定二人评点话语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践精神：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平行论》[271]认为，文龙借对人物形象的打量，痛诋万家逐末的社会现实，相对于张竹坡对家庭的属意，文龙的批评笔触更是伸向广阔的社会。张竹坡认可“礼”的救世效用，视为鞭挞黑暗、抒发心志的武器和寄托，文龙以“礼”为参照，客观地评价了世情众生相。经世思潮、求真风尚和礼治理念，这些实践精神对张竹坡和文龙的影响强弱之别，制约着两者人物批评话语的抉择，折射出彼此所处时代及社会的变革。他的《文龙〈金瓶梅〉批评的现实指寓》[272]认为，文龙接续小说评点传统，形成了饱具自我特色的人物评点话语。文龙对人物批评标准客观性的努力，表露出强烈的批判理性精神。文龙推动小说批评文体的形成与演变，为现代人物批评夯实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立足于读者维度，进行生命与智慧的交流，文龙强调读者对作品的加工改造，凸现读者的主体意识，自觉地从读者维度探求小说评点的内在规律。顾宇、钱成在《论张批〈金瓶梅〉对八股文法的借鉴与运用》[273]中提出，明清之际，由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昌盛，出现了小说评点的高潮。其时，作为科举考试专用文体的八股文，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张竹坡批点《金瓶梅》，通过对八股文理论的借鉴与运用，对《金瓶梅》思想与艺术进行了评点，大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理论，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影响深远。
综观21世纪10年来的“金学”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研究的视阈日益扩大，对一些问题的探讨也日渐深入。但就整体而言，还存在一些需要克服与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作者考证问题引发的反思。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对一部文学作品价值意义的客观评判，离不开对作者的全面了解。20世纪胡适等人对《红楼梦》作者问题的寻觅考证，不仅仅是澄清了作者问题，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对《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价值以及相关问题的深刻理解。同理，金学界对《金瓶梅》作者孜孜矻矻的考索是很有必要的，一旦弄清了这个问题，必将有利于对小说思想内容与艺术价值的深刻全面把握；作者问题的研究也相应促进并深化了有关《金瓶梅》其他问题乃至于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化史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讨论中，大部分学者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一家之言，这是不容抹杀的。然而，截至目前之所以还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固然在于直接文献依据的缺失，但考证的公式化、思维的单一化、论证的主观化也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根据明人的传闻假想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作者，然后搜罗堆砌与这个假定作者相符的材料，最后论定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都是从明人的有关记载作为思考的切入点，臆想的对象有别，但推测的方法如出一辙，自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导致作者的人选越来越多。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给研究工作多设置了一重障碍。急功近利、立论草率、拼凑论据、以比附推测代替实证之类情况在金学领域频频出现，固然与当下浮躁的学风不无关系，也充分暴露出研究者自身学养的严重匮乏。因此，否定派的叫停之音尽管阻挡不住学界探讨的热情，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并非没有借鉴意义。一方面，在肯定派与否定派的论争中可以披沙拣金，使那些有价值的说法的意义更加彰显，另一方面也可以引发金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研究界针对相关问题给予学理上的反思。
其次，文本讨论的细化并不等于学术研究的深化。虽然金学研究全面开花，但选题重复、论述平庸、粗制滥造的文章也大量存在，造成了研究中的泡沫现象。就事论事的浅层次体悟，陈陈相因的论述理路，方法论上的一无创新，狭隘单一的思维方式，使研究徘徊在较低的层面。当然，《金瓶梅》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有探讨的必要，但细致解读的目的在于更深刻地理解文本；在研究文章数量激增、研究视阈日见扩展的情况下，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才能带来金学的真正繁荣。要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求学界的视野进一步开阔、理论素养的全面提升与方法论的更新突破。这不仅仅是金学领域的问题，也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后，宏通研究的薄弱。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本土文化层面。比如，要使《金瓶梅》的成就与价值得以凸显，只有将其放在整个小说史乃至于文学发展史的链条上，在与其他作品的比较中，考察其在承前的基础上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再从启后的角度探讨其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借鉴启发，从而揭示其贡献的独特、地位的不可取代。而恰恰在这方面，宏观研究且有重大突破的成果凤毛麟角。二是跨文化层面，将《金瓶梅》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探讨其人文精神与艺术价值，这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尽管目前《金瓶梅》的研究全面开花，但更需要有重大突破的成果支撑起金学的大厦。开拓新的局面，将研究引向深入，是摆在每一位金学同仁面前的迫切任务。
[1]袁中道：《游居杮录》，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3]袁宏道：《董思白》，《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4]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书所引原文均出自该版本。
[5]谢肇淛：《小草斋文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6页。
[6]同上。
[7]屠本畯：《山林经济籍》，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4），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8]袁中道：《游居杮录》，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
[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10]袁宏道：《觞政·十之掌故》，《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9页。
[11]《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2]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3]薛冈：《天爵堂笔余》卷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41页。
[1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15]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青岛出版社2005年版，第194页。
[1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52页。
[17]袁宏道：《董思白》，《袁宏道集笺校》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18]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新刻金瓶梅词话》卷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19]谢肇淛：《小草斋文集》，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6页。
[20]《第一奇书序》，《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卷首，齐鲁书社1987年版。
[21]顾国瑞等：《〈尺牍偶存〉、〈友声〉及其中的戏曲史料》，《文史》第十五辑，1982年。
[22]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道光戊戌陈氏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页。
[23]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认为此《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敦艮辈之手”。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在此《考证》后加了按语，认为此文系废物即王文濡辈“伪造后不断加以修改润色”。
[24]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绘图真本金瓶梅》卷首，上海存宝斋1916年版。
[25]《稗说》卷三《王弇洲著作》，《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26]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涵芬楼秘笈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三年版。
[27]见《小说月报》1910年第1卷第1期。
[28]见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1—72页。
[29]鲁迅校录：《小说旧闻钞》，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52页。
[30]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31]申涵光：《荆园小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页。
[32]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94页。
[33]方濬：《蕉轩随录·续录》卷二《武松》，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5页。
[34]林昌彝：《砚
绪录》卷十二，同治五年广州刊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88页。
[35]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五《夏雪》，《详注聊斋志异图咏》（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0页。
[36]郑光祖：《醒世一斑录·杂述》卷四，《续修四库全书》一一四○《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
[37]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道光戊戌陈氏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页。
[38]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篇》，道光戊戌陈氏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1页。
[39]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40]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41]圣水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42]戏笔主人：《绣像忠烈传序》，《忠烈全传》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
[43]紫阳道人：《续金瓶梅》第一回，《金瓶梅续书三种（上）》，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2页。
[44]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45]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46]《原本金瓶梅跋》。《古本金瓶梅》卷首，卿云图书公司1926年版。原署名袁枚，黄霖认为此系后人伪托。见《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3页。
[47]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48]《莺花杂志》1915年2月第一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8页。
[49]康熙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润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1983年。
[50]闲云山人：《第一奇书钟情传序》，《第一奇书钟情传》卷首，光绪乙巳年仿西法石印本。按：《钟情传》即《金瓶梅》。
[51]周永保：《瑶华传跋》，丁秉仁：《瑶华传》卷首，《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52]《金屋梦识语》，《金瓶梅续书三种（下）》，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页。
[53]兰皋居士：《绮楼重梦楔子》，《绮楼重梦》卷首，《古本小说集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
[54]道光元年刻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68页。
[55]曹雪芹、高鹗著，张新之评：《妙复轩评石头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
[56]《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三六，《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回评，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6页。
[57]《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九，《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58]张竹坡：《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七十回回评，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069页。
[59]《竹坡闲话》，《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0页。
[60]文龙《金瓶梅》第七十一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61]《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0页。
[62]《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三，《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63]《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2页。
[64]《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五一，《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41—42页。
[65]《金瓶梅》第一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页。
[66]《金瓶梅》第十三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67]《金瓶梅》第七十五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2页。
[68]《金瓶梅》第一百回回评，见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69]1904年《新小说》第八号《小说丛话》。
[70]1904年《新小说》第八号《小说丛话》。
[71]《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月月小说》1907年第一卷第九期。
[72]《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1907年第一卷第十一期。
[73]《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1908年第二卷第二期。按：王钟麒持《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观点。
[74]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小说丛话》，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6页。
[75]废物（王文濡）：《小说谈·金瓶梅》，1915年《香艳杂志》第九期。
[76]鹓雏（姚锡钧）：《稗乘谭隽》，上海文明书局1916年《春声》第一集。
[77]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
[78]废物（王文濡）：《废物赘语》，1917年文明书局《临时增刊南社小说集》。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27页。
[79]曼殊：《小说丛话》，1904年《新小说》第八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页。
[80]钱静方：《小说丛考·金瓶梅演义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页。
[81]梦生：《小说丛话》，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6—337页。
[82]黄人：《小说小话》，1907年《小说林》第一卷。
[83]1904年《新小说》第八号《小说丛话》。
[84]平子：《小说新语》，《小说时报》1911年第九号。
[85]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小说丛话》，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9页。
[86]胡适：《答钱玄同》，《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七年（1918）。
[87]叶小凤：《小凤杂著·小说杂论》，新民图书馆1919年5月排印本，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6页。
[88]《古今小说评林》，1919年5月上海民权出版部初版，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1页。
[89]《古今小说评林》，1919年5月上海民权出版部初版，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9—360页。
[90]《杂说》，《月月小说》1907年第一卷。
[91]棣：《改良剧本与改良小说关系于社会之重轻》，1908年2月21日《中外小说林》第二卷第二期。
[92]曼殊：《小说丛话》，1904年《新小说》第八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页。
[93]钱玄同：《寄胡适之》，《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
[94]平子：《小说新语》，《小说时报》1911年第九号。
[95]1904年《新小说》第八期《小说丛话》，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5页。
[96]天僇生：《中国三大家小说论赞》，《月月小说》1908年第二卷第二期。
[97]梦生：《小说丛话》，1914年《雅言》第一卷第七期，见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5页。
[98]陈独秀：《答胡适》，《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上海群益书社，民国六年（1917）。
[99]鹓雏（姚锡钧）：《稗乘谭隽》，上海文明书局1916年《春声》第一集。
[100]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8—299页。
[101]载《文学》第一卷第一期。
[102]载《文学季刊》创刊号。
[103]郑振铎：《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97—99页。
[104]同上书，第108页。
[105]郑振铎：《西谛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0、97页。
[106]《光明日报》1954年8月29日。
[107]《光明日报》1955年4月17日。
[108]《山西师院学报》1957年1月号。
[109]《文艺报》1957年第3期。
[110]《文艺报》1957年第38期。
[111]《文学遗产增刊》1958年第6辑。
[112]《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第2期。
[113]《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第4期。
[114]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53页。
[115]《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16]李西成：《〈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山西师院学报》1957年第1期。
[117]任访秋：《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开封师院学报》1962年第2期。
[118]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952页。
[119]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版，第226页。
[120]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页。
[121]张远芬：《〈金瓶梅〉作者新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122]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1983年第3期。
[123]朱星：《〈金瓶梅〉考证》称闻于孙楷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124]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
[125]陈昌恒：《〈金瓶梅〉作者冯梦龙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金瓶梅〉作者冯梦龙续考》，《湖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126]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
[127]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128]戴鸿森：《我心目中〈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读书》1985年第4期。
[129]芮效卫：《汤显祖著作〈金瓶梅〉考》，徐朔方编选校阅，沈亨寿等翻译：《〈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30]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31]叶桂桐，阎增山：《李先芳与〈金瓶梅〉》，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编：《〈金瓶梅〉考论》（第二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32]王萤，王连洲：《〈金瓶梅〉作者之谜》，聊城《水浒》《金瓶梅》研究学会编：《〈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考论》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33]周维衍：《关于〈金瓶梅〉的几个问题》，《复旦学报》1990年第2期。
[134]张惠英：《〈金瓶梅词话〉的语言和作者》，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
[135]高明诚：《〈金瓶梅〉与金圣叹》，台湾水牛出版社1988年版。
[136]张清吉：《〈金瓶梅〉作者丁惟宁考》，《东岳论丛》1998年第6期。
[137]许志强：《〈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枣庄日报》1990年12月8、15、22、29日；李芳元：《〈金瓶梅〉作者之谜——〈金瓶梅〉作者为贾梦龙》，《枣庄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138]洪城，董明：《〈金瓶梅〉作者特征与王寀》，《文教资料》1991年第1期。
[139]朱恒夫：《〈金瓶梅〉作者唐寅初考》，《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
[140]郑闰：《欣欣子屠本畯考释》，《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
[141]姬乃军：《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的重新思考》，《延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142]盛鸿郎：《试解〈金瓶梅〉诸谜》，《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143]毛德彪：《〈金瓶梅〉作者应是胡忠》，《临沂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144]戴不凡：《小说见闻录·〈金瓶梅〉零札六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45]同上。
[146]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147]徐朔方：《〈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148]孙逊，陈昭：《〈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从几个方面“内征”看〈金瓶梅〉的作者》，《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149]陈昭：《〈金瓶梅〉人物考——兼谈作者之谜》，《学术月刊》1987年第3期。
[150]傅憎享：《〈金瓶梅〉隐语揭秘》，《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
[151]东郭先生（刘师古）：《闲话金瓶梅》，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52]刘辉：《〈金瓶梅〉与〈玉闺红〉》，《金瓶梅研究》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53]赵兴勤：《考察〈金瓶梅〉作者的新途径——〈金瓶梅〉作者与罗汝芳的哲学思想》，《金瓶梅艺术世界》，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54]靳青万：《〈金瓶梅〉作者新探》，《许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1期。
[155]丁朗：《〈金瓶梅〉作者在北京考》，《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2期。
[156]魏子云：《〈金瓶梅〉作者是屠隆说》，《台港〈金瓶梅〉研究论文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57]魏子云：《〈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补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6期。
[158]魏子云：《为〈金瓶梅〉作者画句点》，《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
[159]魏子云：《兰陵笑笑生屠隆考论》，《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
[160]徐朔方：《〈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161]徐朔方：《〈别头巾文〉不能证明〈金瓶梅〉作者是屠隆》，《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162]张庆善：《“兰陵笑笑生”与“笑笑先生”：〈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存疑》，《大庆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163]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164]《〈金瓶梅〉考证》、《〈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考证（二）》、《〈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考证（三）》。
[165]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66]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167]周钧韬：《吴晗对〈金瓶梅〉作者“王世贞说”的否定不能成立》，《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168]徐朔方：《〈金瓶梅〉成书补正》，《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169]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0]周钧韬：《〈金瓶梅〉：我国第一部拟话本长篇小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
[171]陈大康：《论〈金瓶梅〉作者考证热》，《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172]黄霖：《〈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
[173]吴敢：《〈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4]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75]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76]叶朗：《中国小说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177]同上书，第199页。
[178]参见叶桂桐《〈金瓶梅〉抄本考》，载《〈金瓶梅〉作者之谜》，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179]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湾时报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48页。
[180]刘辉：《〈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页。
[181]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金瓶梅〉版本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82]此据吴敢在2000年山东（五莲）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的统计。
[183]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3期。
[184]包遵信：《色情的温床与爱情的土壤》，《读书》1985年第10期。
[185]宁宗一：《〈金瓶梅〉时空观的美学贡献》，《天津社会学科》1985年第6期。
[186]刘辉：《〈金瓶梅〉研究十年》，《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187]参见吴敢《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中国古代小说网”2012年8月15日。
[188]傅承洲：《〈金瓶梅〉文人集体创作说》，《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
[189]付善明：《〈金瓶梅〉与“隐性累积”——兼论其讲唱性》，《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3期。
[190]盛鸿郎：《试解〈金瓶梅〉诸谜》，《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191]盛鸿郎：《萧鸣凤与〈金瓶梅〉序》，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92]潘承玉：《匪夷所思的想象探戈——评盛鸿郎〈萧鸣凤与《金瓶梅》〉》，《文艺研究》2006年第8期。
[193]胡令毅：《论西门庆的原型——〈金瓶梅〉作者徐渭说新论》，《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94]胡令毅：《论徐渭和〈金瓶梅〉》，《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95]邢慧玲：《〈金瓶梅〉与明代徽州府》，《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196]杨国玉：《〈金瓶梅〉的谜底在诸城丁家——丁纯、丁惟宁父子创作〈金瓶梅〉考》，见《〈金瓶梅〉与临清——第六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8年版。
[197]相关文章参见《〈金瓶梅〉与清河——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8]陈大康：《关于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些现象的思考》，《文学遗产》2004年第1期。
[199]陈大康：《作者非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考证疑点多》，《文汇报》2004年2月12日。
[200]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中国现代文学馆2007年2月9日演讲。
[201]吴敢，任淑红：《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金瓶梅研究》（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202]黄霖：《“笑学”可笑吗——关于〈金瓶梅〉作者研究问题的看法》，《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203]孙秋克：《批评的态度与态度的批评：读刘世德先生的〈金瓶梅作者之谜〉有感》，《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7年第7期。
[204]梅挺秀：《〈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新十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05]黄霖：《再论〈金瓶梅〉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06]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07]杨绪容：《从素材来源看〈金瓶梅〉的成书》，《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08]谈蓓芳：《从〈金瓶梅词话〉与〈水浒〉版本的关系看其成书时间》，《复旦学报》2009年第3期。
[209]张进德：《〈金瓶梅〉创作主旨新探》，《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210]张进德：《理性的皈依与感性的超越——论〈金瓶梅〉的二元文化指向》，《河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211]陈东有：《〈金瓶梅词话〉道德说教中的哲学命题》，《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12]李汉举：《欲海迷失的批判：〈金瓶梅〉的审美选择与文化反思》，《东岳论丛》2001年第5期。
[213]肖扬碚：《人类自我反视的一面镜子：〈金瓶梅〉文学主题的开拓性价值》，《柳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214]卢兴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215]高培华，杨清莲：《〈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性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216]曹炳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17]董文成：《怎样把握西门庆其人的社会阶级本质：读〈金瓶梅〉札记二则》，《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218]李双华：《西门庆——专制政体下商业资本的缩影》，《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1期。
[219]许建中：《从市井到官场的角色转换：西门庆形象再论》，《扬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220]杨虹：《西门庆形象的文化启示》，《求索》2007年第8期。
[221]胡金望，张则桐：《从西门庆形象看晚明官商文化的特征》，《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222]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223]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三二，《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35页。
[224]张进德：《畸形时代造就的畸形性格——谈〈金瓶梅〉中潘金莲形象的社会蕴涵》，《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
[225]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226]姜超：《论潘金莲》，《学术界》1988年第3期。
[227]袁国兴：《“潘金莲母题”发展及其当代命运》，《中山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28]黄霖：《晚明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动及其悲剧命运——以〈金瓶梅〉为中心》，《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
[229]刘传霞：《论潘金莲形象及其叙事功能在新文学中的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230]史小军：《论潘金莲形象的悲剧意蕴》，《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辑），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231]邱绍雄：《论〈金瓶梅〉中的商业老板与伙计关系》，《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32]王伟：《商人文化与〈金瓶梅〉》，《泰山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33]许建平：《〈金瓶梅〉中货币现象与审美价值的逻辑走向》，《金瓶梅研究》（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234]冯成略：《〈金瓶梅〉中的管理哲学》，《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辑），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
[235]郭孟良：《〈金瓶梅〉与明代的饮茶风尚》，《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236]章国超：《饮食场面描写在〈金瓶梅〉中的作用》，《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2期。
[237]辛银美：《〈金瓶梅〉中婚嫁礼俗的考察》，《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
[238]詹丹，张瑞：《城市娱乐和〈金瓶梅〉中的元宵节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39]张进德，张翠丽：《论〈金瓶梅词话〉的酒宴描写》，《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240]张艳萍：《试论王阳明“良知”论对〈金瓶梅〉的影响》，《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241]成晓辉：《〈金瓶梅〉的佛教精神》，《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242]赵连元：《〈九云梦〉与〈金瓶梅〉之审美比较》，《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5期。
[243]张莉莉：《论〈金瓶梅〉对〈水浒传〉女性观的扬弃与超越》，《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244]许菁频：《从〈水浒传〉到〈金瓶梅〉：论潘金莲形象的改写》，《名作欣赏》2008年第24期。
[245]川岛优子：《〈金瓶梅〉的构思——从〈水浒传〉到〈金瓶梅〉》，《金瓶梅研究》（第八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
[246]张进德：《〈金瓶梅〉借径〈水浒传〉的文化渊源》，《求是学刊》2009年第2期。
[247]张军，沈怡：《〈金瓶梅〉与〈红楼梦〉时空叙事艺术比较》，《重庆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248]张军：《〈金瓶梅〉与〈红楼梦〉预言叙事艺术比较》，《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249]徐天河：《淫虽一理，意则有别：西门庆与贾宝玉之“淫”的比较研究》，《学术交流》2002年第3期。
[250]郭妍：《〈金瓶梅〉与〈红楼梦〉谶语探析》，《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51]赵兴勤：《从〈金瓶梅词话〉到〈红楼梦〉——世情小说文化品格的跃升与小说创作的跨越式发展》，《河池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252]杜贵晨：《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53]常金莲：《世情与狐鬼：从〈金瓶梅〉到〈聊斋志异〉》，《蒲松龄研究》2002年第4期。
[254]赵兴勤，陈侠：《〈金瓶梅〉与〈白雪楼二种曲〉的创作倾向》，《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
[255]张锦池：《论〈金瓶梅〉的结构方式与思想层面》，《求是学刊》2001年第1期。
[256]宋培宪：《论“金瓶梅世界”的艺术建构》，《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257]阎秀平，许建平：《〈金瓶梅〉对小说叙事模式的创新》，《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
[258]王平：《〈金瓶梅〉叙事的“时间倒错”及其意义》，《北方论丛》2002年第4期。
[259]王建科：《论〈金瓶梅〉中西门家族的社交圈及其叙事张力》，《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4期。
[260]范正声：《巧合情节的叙事功能：〈金瓶梅〉叙事艺术初探》，《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
[261]常金莲：《〈金瓶梅〉意象的叙事意义》，《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第5期。
[262]魏远征：《岁时节日在〈金瓶梅〉中的叙事意义》，《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263]牛志威：《〈金瓶梅〉生日叙事浅议》，《〈金瓶梅〉与清河——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64]张进德：《小说观念的巨大变革——论〈金瓶梅〉的贡献》，《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265]罗德荣：《从传奇到写实：〈金瓶梅〉小说观念的历史性突破》，《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66]陈文新：《人情小说审美范式的确立：〈金瓶梅〉人物谱系归属研究》，《学术研究》2003年第5期。
[267]金宰民：《从理论上探讨世情、人情、情理：谈张竹坡〈金瓶梅〉的世情小说观》，《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0期。
[268]石海光：《寓言垂世，摭事摹神：论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艺术虚构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69]赵民：《论张竹坡小说的美学观》，《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70]贺根民：《文体自觉：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差异溯因》，《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3期。
[271]贺根民：《实践精神：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评点平行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72]贺根民：《文龙〈金瓶梅〉批评的现实指寓》，《石油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273]顾宇，钱成：《论张批〈金瓶梅〉对八股文法的借鉴与运用》，《怀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