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现代的阐释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评价也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反映在《金瓶梅》研究领域，公正全面的评价，功力深厚的考证，精深富赡的论述，成为这个时期鲜明的特色。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年，我们姑且视为《金瓶梅》研究的第四阶段。鲁迅、吴晗、郑振铎等先驱们的评论，集中代表了此期《金瓶梅》研究的实绩。

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先后问世，这在中国小说理论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第十九篇《明之人情小说（上）》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五讲《明小说之两大主潮》中，鲁迅对《金瓶梅》作了深刻而公正的评价。首先，他论述了《金瓶梅》在描写世情方面的艺术笔法，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成就和地位。指出：“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其次，鲁迅分析了《金瓶梅》写淫之笔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驳斥了“淫书说”，阐明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他分析了明代成化、嘉靖朝由于朝野的淫佚之风，“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这里实际上也涉及如何评价文化遗产的问题，即要用全面的历史的眼光去审视、去评判。鲁迅先生还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社会批判价值：“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妇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此外，鲁迅先生还对明清以来影响颇大的关于《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说法提出怀疑，并进而予以否定：“有人说，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无不受其压抑，不使上闻。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便作了这部书，使他得沉湎其中，无暇他顾，而参严嵩的奏章，得以上去了。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就有‘苦孝说’冠其首。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不足信据。《金瓶梅》的文章做得尚好，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后人之主张此说，并且以‘苦孝说’冠其首，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100]

继鲁迅之后，1933年7月、1934年1月，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101]和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102]先后问世，这是《金瓶梅》研究史上具有突破意义的论文力作。郑振铎指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她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他不仅充分肯定了《金瓶梅》对中国封建社会黑暗的毫无摭拦的暴露，而且高度评价了《金瓶梅》所描写的种种社会黑暗的典型性、概括性：“《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103]郑振铎分析了西门庆形象的典型意义：“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使西门庆这样一个无赖“日日高升”，最后成为一县的要人，跻身官列，成为“社会的柱石”，目的正是要表现“这个国家”整体上的“崩坏”，反映“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裂罅”，从而预示着这个社会的必然没落，注定灭亡。[104]针对封建文人给予《金瓶梅》的“秽书”的恶谥，郑振铎分析了这些秽亵描写的根源：因为“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何会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有力的在写那些‘秽事’”，指出《金瓶梅》的淫秽描写根源于明中叶前后的淫靡的社会风气。“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胜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高度评价了《金瓶梅》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应享有的地位[105]。此外，还指出了《古本金瓶梅》、《真本金瓶梅》的作伪，崇祯本与词话本的区别，认定“《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并阐明作者为王世贞说的不可信，推测《金瓶梅》的“著作时代，与其说是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吴晗的论文，更表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和一个文学评论家的特有眼光。在这篇论文中，作者首先以大量的、翔实的资料，周密的考证，阐述了“《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从而廓清了几百年来笼罩在关于《金瓶梅》作者问题上的重重迷雾，以及有关王世贞作《金瓶梅》的种种附会传说。其次，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运用宏博的历史资料，证明“《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断定《金瓶梅》的成书时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1582—1602）间。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晚也不能后于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最后，将《金瓶梅》小说本身的广泛深刻描写与明代社会政治、经济、风俗诸方面相参证，考论了《金瓶梅》的社会背景，论定“《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透过西门庆的个人生活，由一个破落户而土豪、乡绅而官僚的逐步发展，通过西门庆的社会联系，告诉了我们当时封建阶级的丑恶面貌，和这个阶级的必然没落”，“告诉我们那时农村经济的衰颓和崩溃的必然前景”，“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拓展，国内市场的扩大，计亩征银的一条鞭赋税制度的实行，货币地租逐渐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加快”，以及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等新的社会裂变。

在版本研究方面，1933年3月出版的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中对《金瓶梅》词话本、绣像本、第一奇书本多有著录，并间有考证。

另外，香港《文汇报》从1948年9月9日到11月7日连载了孟超的《金瓶梅人物论》，对小说中的27个主要人物进行了分析，并配有插图，对《金瓶梅》起到了传播、普及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津书局在1940年8月出版了姚灵犀编著的“金学”史上第一部研究论文集——《瓶外卮言》。该书共收文章9篇，其中姚氏本人5篇，另外4篇的作者分别是吴晗、郑振铎、痴云、阚铎。无论是吴晗、郑振铎的宏论，还是其他人对小说词语的诠释，资料的汇集，尤其是姚氏《金瓶小札》近1900条的对小说名物、习尚的汇释以及对稗语的钩稽、史乘的评检，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

总之，这个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不仅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而且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金瓶梅》评论开辟了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