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向校书与《汉志》新目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至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之间的二十年，除了王氏家族逐渐掌控政局外，并无大事，放到前汉的历史中，远没有其他时段引人注意。但这二十年对于中国学术史来说，却意义非凡。其影响于中国学术，或只有孔子创论六艺之学可伯仲之。河平三年秋八月，雅好图书的成帝命光禄大夫刘向整理其秘府庋藏，兼派谒者陈农广收天下遗书，以供刘向校勘之用。此次校书的主要参与者还有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他们分别负责校勘兵书、数术和方技三部分文献。另外，刘伋[10]、刘歆、杜参、房凤、苏竟、卜圭、富参、班斿、史丹、王龚、望、立[11]等人亦参与其中。这次的文献整理直到刘向辞世尚未完成。绥和二年（前7）三月汉成帝崩，四月汉哀帝即位，复命刘歆卒其父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至此，这次大规模的校书事业才算功成，历时近二十年。因刘向约卒于绥和元年（前8）前后，而《七略》成书于绥和二年至建平元年之间[12]，故这次校书已在刘向主持下接近完成。

刘向校书，每校一部，均会集众本，勘正讹误，重新缮写新校之书于简帛[13]，并作《叙录》一篇，上奏汉成帝，汇报此书的整理情况，绍介作者及书之内容。南朝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验之宋刊《荀子》、《说苑》等古本，《叙录》正是附于新书目录之后，首卷之前。阮氏又云：“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14]故《别录》为刘向校书《叙录》之总汇。此书至唐尚有流传，宋以后亡佚，迄今相对完整的《叙录》仅存数篇而已，如《战国策叙录》、《荀子叙录》、《说苑叙录》等。

刘歆的《七略》就是在他父亲的《别录》的基础上成书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曰：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15]

所谓“总群书而奏《七略》”者，阮孝绪《七录序》称刘歆撮《别录》之指要而著之。《别录》、《七略》今俱亡佚，各数十百条遗文无足排比考辨，然阮氏得见二书，故其言当可信据。《隋书·经籍志》亦用阮氏之说乃又一证。回观《汉书》，汉哀帝命刘歆卒其父业，刘歆受命未久而书成，则《七略》乃《别录》之略可知。由此判断，《汉志》所云刘歆所总之“群书”，必非未校之书，而是乃父主持校订之新书也。

班固删裁《七略》而成《艺文志》，近乎完整保留《七略》脉络骨骼，仅增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而已，连“六艺略”、“诸子略”之名，亦沿袭不改。则班《志》实刘向新校群书之目录也[16]，验之《别录》轶文更无疑矣。颜师古注即多引刘向《别录》注《艺文志》，如注《易》之《服氏》传曰：“刘向《别录》云：服氏，齐人，号服光。”注《易》之《神输》曰：“刘向《别录》云‘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注《周书》曰：“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注“入刘向《稽疑》一篇”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注《礼》之《王史氏》曰：“刘向《别录》云六国时人也。”注《雅琴龙氏》曰：“刘向《别录》云亦魏相所奏也，与赵定俱召见待诏，后拜为侍郎。”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故足见班《志》实据《别录》而来者也。

唯需特别留意处，是《汉书·艺文志》乃新书目录，非旧书目录。新书相较于旧书有何种改变，不仅仅是文献学问题，更关涉周秦汉学术研究之根本。

一般常识而言，周秦汉之间历史、学术、文学与思想研究的关键，乃是古书文本问题，因战国秦汉古书文本之“构成”、写定、流变至今尚存诸多疑问未解。文本有疑，则论断难下。进而言之，战国秦汉古书文本问题的关键，乃是刘向的校书。刘向校书何以如此重要，因其为群书写定新本也。新书相较旧书，自然有变化，或正文字，或补脱文，或重订篇章等，不一而足。汉成帝河平三年至汉哀帝建平元年之间的这二十年，西汉以前所有的传世古文献的文本形式，几乎或大或小地改变了。举三例：

其一，《尚书》。《汉书·艺文志》曰：“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17]考今本《酒诰》、《召诰》，无脱简之迹，故知刘向用中古文《尚书》补足今文《尚书》之脱简。今文《尚书》经刘向之校，而增补数十字。

其二，《晏子》。刘向《别录》曰：“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晏子盖短，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18]则今本八篇之《晏子》乃刘向据中外各类“晏子书”重编者也。其每一篇皆为新编，故有七、八两篇异文之存。

其三，《战国策》。刘向《别录》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舛。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19]则此前并无《战国策》一书，此书乃刘向对一批策士简汇编，并命以新名。

上述三例由小到大，显示了古文献经刘向校书所发生的改变。今传绝大多数先秦至西汉文献，均见载于《汉志》，且其卷帙、编次亦祖《汉志》，即经刘向整理者也。如今本《尚书》、《毛诗》、《仪礼》、《论语》、《孝经》、《晏子》、《荀子》、《老子》、《韩非子》、《战国策》、《山海经》等，卷帙、编次均同《汉志》，而《孟子》、《庄子》、《管子》、《新书》等，则相较《汉志》，佚失部分篇章。要之，今传先秦至西汉中前期文献，主要是刘向所校新书。

我们据新书而研究旧书流行时代之问题，其间学术“错位”之大小，自然与新、旧文本差异之大小成正比。但真正的问题却是：学术研究的“错位”被普遍地忽视了。因为新、旧书之文本差异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亦缺乏绵密深广的研究。

当然，六艺经传文本、少数子书及数术、方技类的部分古书，刘向之前或已基本写定，多数不入秘府，入秘府者，需校勘整理者亦少。如《易》、《书》、《诗》、《春秋》之经传，早已成为经典文本，需勘正的地方自然不会很多。即便如此，据马王堆帛书之《易传》，可知《易传》至迟在汉文帝时期还存在章次不同、文本结构有异的不同写本。据《汉志》小序，知刘向依据中古文《易》校补充了田何本《易经》“无咎”、“悔亡”数字[20]，从中古文《尚书》补充伏生本《尚书》“《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且中古文与今文相异者七百余字，刘向校否未知。《礼》虽早已立于学官，然今本《仪礼》乃刘向重编本，唯《礼记》今传本仍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而非刘向重编一百三十一篇本。

《隋书·经籍志》所载汉前古文献卷帙或同《汉志》，或在《汉志》所载卷帙基础上有所佚失、调整，但总归多以《汉志》本为源头。故知群书今本绝大多数以刘向校本为祖本也。由此，刘向校书之于中国学术之意义可见矣。

但是，秘府图书，非诏许外臣不得私窥[21]，刘向所校诸书均藏之秘府，它们如何流出并渐次取代当时的世传俗本呢？其一，天子有赐书之举，故刘向、刘歆等参与校书之人，多有秘书之副。此可见《汉书·叙传》所载班斿事迹：“斿博学有俊材，左将军丹举贤良方正，以对策为议郎，迁谏大夫、右曹中郎将，与刘向校秘书。每奏事，斿以选受诏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22]，大将军白不许。”[23]其二，王莽摄政时期，曾开秘府，故秘书得以外传。《王莽传》载刘歆与诸博士之论议曰：“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卒定庶官，茂成天功。”[24]有这两种情形，秘府已校善本流布于外，则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