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公共素材[45]

由章之独立性，可引申出战国秦汉之际“公共素材”的概念。因章具备了独立流传、可被采录入不同文本的特点，说明它们是一种“公共”资源，称为“公共素材”应该合适。

概而言之，战国秦汉之间存在三种类型的“公共素材”：故事、说理和短语。它们以独立段落，或说短章的形式存在，是诸子取材的重要资源之一。

故事类“公共素材”主要是指存在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说苑》、《新序》、《孔子家语》等文献中的历史或人物故事。这类故事有的属于《诗》、《书》、《春秋》之传，故知其来源与时代，如《左传》中有关《硕人》、《载驰》、《清人》、《黄鸟》四诗本事的记载就是如此。[46]但绝大多数故事，我们无法准确判断其来源与时代，只能笼统地将其归之于战国时代。李零先生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将其称为“故事类史书”，分为“三皇五帝故事”、“唐虞故事”、“三代故事”和“春秋战国故事”。其中的“春秋战国故事”，张政烺先生在整理马王堆帛书时，名之曰“事语”。马王堆《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是出土最早的此类文献，“一直都是孤例，直到90年代，等到上博楚简发现，我们才意识到，这是古代史书中数量最大也最活跃的一种”[47]。上博楚简中就有20种此类古书，这说明“语类或事语类的古书非常流行”，“同一人物、同一事件，故事的版本有好多种，这是当时作史的基本素材”[48]。这种故事也多为子书所采，如《韩非子·储说》、《说林》数篇，就是对此类故事的搜罗，以备韩子说理之用，这也正是“储说”二字之义。而《吕氏春秋》、《尚书大传》、《韩诗外传》、《淮南子》、《史记》、《新序》、《说苑》，更是网罗大量的此类故事，彼此之间亦多有互见重出的记载，然其故事的基本结构彼此往往不同，说明这些秦汉文献有更早期的史源，而非相互采择。

春秋战国故事数量最大，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孔子及其弟子的故事、齐故事、三晋故事、楚故事在战国秦汉间流传最多。

第二，春秋末战国初的故事是这类故事的主体。

第三，春秋末期之前的故事，多见于《左传》、《国语》。

孔子故事多，春秋末战国亦多，《左传》、《国语》又成书于战国早期，说明此类故事“素材”多数出现于战国早期，也就是孔子卒后的“七十子”时期。它们随后在战国中期至西汉晚期这差不多三百年中，被反复征采和引用。

说理类“公共素材”是指存在于经传、诸子说理文中，被不同文献征引的独立段落（刘向称之为“章”）。此类文献虽没有故事类庞大，但其数量也十分可观。有的说理短章非常古老，如见于《说苑·敬慎》篇中的“孔子之周”章，记录了刻在周太庙右陛前金人后背上的《金人铭》，此章又见《孔子家语·观周》篇。《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引《席铭》、《楹铭》与《金人铭》第三段接近或相同，《战国策·魏策》苏秦引《周书》，《太公兵法》引《黄帝语》亦与《金人铭》十分接近。《老子》第五、七、二十六、四十二、六十六、七十九章，均与《金人铭》有密切关系，或直接征引《金人铭》。[49]可见，至迟在老子时代，《金人铭》已经出现。而儒家文献征引的说理素材往往多产生于“七十子”时期，此种文献最集中的汇集者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及贾谊《新书》等古书。如《缁衣》篇，郭店楚简已有二十三章的版本，《小戴礼记》则有二十五章的版本，且与郭店本非常接近。沈约称《子思子》中有《缁衣》，刘瓛则云《公孙尼子》作《缁衣》。《子思子》、《公孙尼子》今佚，但沈、刘二人所处时代，二书俱存，可知这二十多章的“子曰”即见《子思子》，又见《公孙尼子》。

相似的情况还有《乐记》。《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说苑·修文》等古书，都存录了古代儒家的论乐文献，内容多有重复互见之处，也互有对方未收之章，如“凡音者生人心者也”章均见于三书，而《说苑·修文》“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章，就不见于《礼记》和《史记》。《礼记·乐记》所载古论乐文献也仅是古《乐记》的一部分内容，据孔颖达引《别录》，刘向所整理之二十三篇分别为：“《乐本》第一，《乐论》第二，《乐施》第三，《乐言》第四，《乐礼》第五，《乐情》第六，《乐化》第七，《乐象》第八，《宾牟贾》第九，《师乙》第十，《魏文侯》第十一，《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50]郑玄《礼记目录》所记前十一篇次序与《别录》一致，但与《礼记·乐记》十一章并不一致，他说：“盖十一篇合为一篇……今虽合此，略有分焉。”[51]可见《礼记目录》所言篇次是依据了《别录》。刘向整理之《乐记》二十三篇章次与《礼记·乐记》并不一致，且有十二章为《礼记·乐记》所无，其原书恐怕郑玄也未及见。而《史记·乐论》的顺序是《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象法》第五段、《乐情》、《乐言》、《乐象》、《乐化》、《魏文侯》、《宾牟贾》、《师乙》，与《礼记》也不一致。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其《乐记》者，公孙尼子次撰也。为《乐记》通天地，贯人情，辩政治，故细解之。以前刘向《别录》篇次与郑《目录》同，而《乐记》篇次又不依郑目。今此文篇次颠倒者，以褚先生升降，古今乱也。”[52]古《乐记》二十三篇之序乃是刘向所序，褚先生续补《史记》时，刘向还未整理中秘书，所以《史记·乐书》的章次反映了西汉时代另外一种古代论乐文献的排列次序。《礼记·乐记》章次的形成也当早于刘向校书，是不同于《史记·乐论》的另外一种章次。张守节认为《史记·乐书》的章次混乱是褚先生所改动，恐怕不确。但《礼记·乐记》与《史记·乐书》各章内容却基本相同，《说苑·修文》篇所录各章也与《乐记》、《乐书》所录基本相同，《史记·乐书》只有《乐象》章有混乱。可见三者各有上源，三者之间难寻传承关系，《乐记》诸章属战国秦汉儒家之“公共素材”，《礼记·乐记》、《史记·乐书》、《说苑·修文》的“作者”也就不可能是戴圣、褚先生或刘向。不论是《缁衣》还是《乐记》，其基本构成单位是章。不同古书收录的《缁衣》或《乐记》，整篇来对比，主要的区别就是章的次序不同，说明这些说理之篇的基本构成单位是章。这些章也被其他文献采入其中，如《尚书大传》、《韩诗外传》等。

短语类“公共素材”指散见于战国秦汉古籍的格言、谚语等说理短句。郭店楚简之《语丛》，马王堆汉墓帛书之《称》，《说苑·谈丛》篇，就是典型的短语集。从郭店楚简《语丛》亦可看出，短语早期是记录在一支或几支简上，独立表达某种义理的精辟语句。它们在春秋时代已被广泛使用，如《左传·僖公二年》晋借道于虞，宫之奇谏虞公，不听，宫之奇曰：“语曰：‘唇亡则齿寒。’其斯之谓与！”《左传·僖公五年》则有“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此语又见《哀公八年》子洩之语，《公羊传》称之为“记”，《墨子·非攻》载称“古者有语”，《说苑·谈丛》收录作：“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怀在山。”这是一条春秋时代人们熟知的谚语，在战国秦汉时代又被反复引用。又如《谈丛》篇录有“初沐者必拭冠，新浴者必振衣”一条，这一条分别见于《楚辞·渔父》、《荀子·不苟》、《韩诗外传》、《新序·节士》等。《困学纪闻》云：“《楚辞·渔父》：‘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荀子》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弹其冠，人之情也。’岂用《楚辞》语耶？抑二子皆述古语也？”何焯云：“曰吾闻之，则述古语也。”[53]况且《不苟》篇也用“故”来引领这一句，更进一步说明这是一句古语。再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正义》引《鲁连子》曰：“先生之言，有似枭鸣，出城而人恶之。”枭鸣典故见于《说苑·谈丛》。相似例子还有很多，文繁不录。故知《谈丛》一篇以汇录战国时代的短语为主。联系《语丛》、《称》，可知这类供人们使用的谚语集早在战国中期即已出现。这类短语也是战国秦汉诸子论说所采择的重要对象，如《荀子·劝学》篇就征引了数条。[54]

战国秦汉间“公共素材”的存在当无疑问，这从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的有限考证已可见一斑。它们是战国秦汉间十分重要的文献。故事类中多有情节叙事，是早期叙事文学的重要类型。说理、短语类中多精彩的议论，亦是先秦两汉说理文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这类素材的时限虽从西周至汉初，但多数已在战国初年形成并流传开来，成为诸子思想与学术的重要资源之一。我们今天据有限的出土和传世文献，就可以从《老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等众多经典文献中发现相当数量的“公共素材”。那么，未知的此类文献又有多少呢？

这说明至少从孟子时代开始到刘向时代结束，这期间出现的典籍有共同的故事、说理、短语素材，且数量可观。那么，我们如何使用规范的学术史叙事模式来讲述这个时段内的故事？或者说，我们能否以“历史的”时间序列来描述这批材料，以及取材于此的那些经典文本？恐怕不能，这批“公共素材”与单线演进式的叙事结构很难相容。当我们面对一部西汉以前的文献时，那些精彩的叙事或说理段落，虽不排除其出于作者原创的可能，但也不能排除它们出于“公共素材”的可能。因此，战国秦汉间“公共素材”的存在，必然造成周秦汉学术史叙事中部分“作者”与其“作品”的不完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