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列宁文艺思想的思想渊源

列宁文艺思想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条件，也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它首先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如果对列宁文艺思想的思想渊源缺乏深入的了解，就很难认识列宁文艺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贡献。

一 列宁文艺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是在19世纪，在资本主义阶段形成的，列宁文艺思想则是在20世纪，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形成的，他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具体的历史内容和更加深刻的意蕴。

如前所述，在列宁形成自己文艺思想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论及文化艺术问题的著作和书信尚未公开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也未能成为他专门研究的对象。然而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进行过精心的研究，其中包括《神圣家族》、《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论》、《反杜林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书信。这些论著和其他论著中有关文化、美学和文学的论述，列宁都非常熟悉。例如，早在1895年，列宁就读过《神圣家族》，并做了摘要，书中就涉及马克思对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的评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开始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例如，拉法格在回忆录中，梅林在《马克思传》中，都介绍了马克思的文艺观点。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观点，并且力图运用他们的观点来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学艺术问题。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然而也还不能深刻地充分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也还不能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个任务只有由列宁来完成。

列宁的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认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实践和俄国革命文艺实践结合起来，只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发展。列宁在1899年指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向前推进。”[1]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是采取这样一种科学态度：他总是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依据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去解决文化和艺术问题，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他在从新时代和新任务出发解决文化艺术问题时，又总是坚定不移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认为只有依据它们才能解决新时期一切复杂的文化艺术问题。这就是列宁文艺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之间深刻的、辩证的渊源关系。这种思想渊源关系如果加以具体化，可以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关于艺术社会本质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各自的时代，都是反对艺术本质的唯心主义解释，都是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的基本观点来阐明艺术的社会本质。他们把艺术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看成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认为艺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制约的。这是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对艺术本质问题的共同认识。这也说明列宁对艺术本质的认识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的。

然而应当看到，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处于不同的时代，面临不同的对立面和不同的历史任务，他们对艺术本质认识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艺术现象时也指出文学艺术作品认识和反映生活的功能，不过他们当时主要面对的是历史唯心主义，因此他们首先强调的是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以及它同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他们在美学和文艺学领域的主要任务是阐明文学艺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受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制约的，任何文艺现象都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在阶级社会无不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列宁在他的时代，主要面临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潮的挑战，他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思想的同时，特别关注文艺的认识论本质，更侧重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文艺的认识论本质，说明文艺和社会生活的辩证关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彻底贯彻于文学艺术领域。他认为任何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不仅具有主观的内容，而且具有客观内容。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组论文中，列宁提出一切伟大的作家总是要反映它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提出应当将作家作品同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加以对照，深刻揭示历史上伟大作家同人民生活复杂联系的具体机制，以及这种联系的全部历史性、矛盾性和多样性。这一切都是列宁在文艺本质的问题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2.关于文化和文学遗产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活的年代，曾经对资产阶级文化做过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敌视艺术和诗歌的原理，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和精神生产发展不可避免的不平衡性。他们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所有制私有化这一根本矛盾的存在，尽管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科学和技术获得空前的发展，然而随着物质生产的高涨却出现精神文化的衰落，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对于理论、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视”。[2]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随着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和工人阶级斗争的高涨，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动倾向也不断增强。然而，他们并没有把资本主义文化看成铁板一块，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资产阶级文化和知识界的分化，强调要严格区分资产阶级文化的进步倾向和反动倾向，促使文学艺术界的优秀分子代表转向无产阶级。

列宁关于文化和文学遗产的思想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分析，同时又是在更高历史阶段上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生活的年代是资产阶级的上升阶段，只是在晚年才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落和蜕化，那么在列宁所生活的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动则日益明显。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文化上变得异常粗野。同时，帝国主义时代加剧了反动统治阶级反动的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他们自称是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人，实际上是背离了民族文化中进步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传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列宁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和文学遗产的思想，坚决反对用民族文化的口号掩盖民族文化的阶级内容，明确提出两种文化学说，要求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文化问题。列宁认为每个民族文化中都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成分，也有资产阶级文化的成分，无产阶级应当拿前者同后者相对抗，发展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又坚决批判对待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在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3.关于无产阶级文学党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9世纪就广泛提出文学的社会制约性问题，文学的倾向性和阶级性问题，他们要求创立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保持密切联系的文学。青年马克思作为《莱茵报》的编辑，1842年在《关于出版自由的辩论》一文中，就反对书报检查制度竭力禁止文学中一切被视为党派的东西，认为增强文学中的党派倾向同批判封建官僚主义的书报检查制度具有同等意义。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7）中，批判了德国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文学，指出他们只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认为1830年以后的德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文学是原来没有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这个情况的产物。从这种立场出发，马克思恩格斯热情肯定文学艺术中一切真正革命的、真正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倾向，称赞海涅的政治诗集，称赞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所说的党的文学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列宁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学倾向性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党性原则。在俄国1905年革命所造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列宁要求文学摆脱资产阶级的奴役，同真正先进的、彻底革命的阶级的运动汇合起来，要求文学成为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求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个原则成为决定党在文学艺术方面政策的最主要的指导原则。列宁文学党性原则的历史内容和重要意义在于，它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了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密切联系，指出了文学发展同工人阶级新型政党领导作用的密切联系。

二 列宁文艺思想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思想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是列宁文艺思想另一个重要思想源泉，掌握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遗产对列宁转向马克思主义曾经起过十分突出的作用，可以说列宁是通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走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列宁从小便表现出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浓厚兴趣，他的作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模仿别林斯基，他在1882年12岁时已经开始独立阅读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皮萨列夫的作品。克鲁普斯卡娅曾经说过：“皮萨列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著作，以及《火星报》诗人们的作品……从列宁幼小时候起，就对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3]

列宁本人也多次谈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遗产对他思想的影响。1887年，列宁中学毕业后考入喀山大学，年底加入被警察称之为“倾向极端有害”的小组，探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之后由于参加大学生集会，列宁被学校开除，并被流放到科库什基诺村。在1887年12月到1888年秋天这一年的流放生活中，列宁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迅速发展，其中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对他世界观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和深刻的影响。列宁在1904年同H.瓦连廷诺夫（沃列斯基）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他在这个时期如饥似渴地读书，其中读得最多的是《现代人》、《祖国纪事》和《欧罗巴通报》杂志上论述以往十年社会政治问题的文章。列宁说：“我喜爱的作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现代人》上所载的一切我都一行不落地读完，并且一再去读。车尔尼雪夫斯基使我初次接触到哲学上的唯物主义。也是他第一个给我指出黑格尔在哲学思想发展上的作用，从他那里我懂得了辩证的方法，以后我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就容易多了。我从头到尾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论述美学、艺术和文学的气势磅礴的文章，对别林斯基的革命形象也看得清楚了。我读遍了车尔尼雪夫斯基阐述农民问题的全部论文，以及他对米勒的政治经济学译文的注释。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鞭挞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这为我后来转向马克思学说作了准备……”[4]列宁这段自述十分重要，它既说明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对列宁思想的深刻影响，也说明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遗产是引导列宁通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接受他们的思想为列宁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列宁文艺思想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思想的渊源关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文学的认识作用问题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评价文学艺术反映生活和认识生活的重要作用。别林斯基曾经说过：“政治经济学家运用统计的材料，诉诸读者或听众的理智，证明社会中某一阶段的状况，由于某些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化恶化。诗人则运用生动而鲜明的现实的描绘，诉诸读者的想象，在真实的图画里显示社会中某一阶段的状况，由于某些原因，业已大为改善或大为恶化。”[5]列宁自19世纪90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依然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他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传统，一直把文学看成是认识生活和改造生活的手段。列宁在评论列夫·托尔斯泰的论文中指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就在于他十分看重托尔斯泰的创作对于认识俄国19世纪后三十年社会重大变动，对于认识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重要的意义。再有，列宁也十分赞赏乌斯宾斯基的作品，这是因为乌斯宾斯基十分真实地描写俄国农村的生活，为正确了解俄国农村经济提供了宝贵的材料。1892年，列宁根据统计学材料和乌斯宾斯基的作品得出结论，认为那种以为通过农村村社可以立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说法，纯粹是民粹派狂热的幻想，因为俄国农村的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农民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对此，克鲁普斯卡娅曾经提到：“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对待乌斯宾斯基这一类作家的作品，应该像对待统计学材料那样去仔细研究，这些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会说话的材料。我记得列宁也说过类似的话。他总是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大量知识，特别是年轻的时候，文学向他提供很多了解人们观点的东西。”[6]除了普列汉诺夫，恩格斯也说过，他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7]可见，列宁对文学认识作用的看法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是完全一致的，是不谋而合的。

2.关于文学改造生活的功能问题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不仅认为文学是认识生活的手段，而且认为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是改造生活的手段。把文学看成是革命意识的体现者和对人民进行社会政治教育的手段，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固有的鲜明的特色。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既是作家、批评家，同时又是革命家。赫尔岑写道：“对于失去社会自由的人们，文学是唯一的论坛，从这个论坛上可以使人们听到自己的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8]列宁曾经在《纪念赫尔岑》和《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等论文中，深刻揭示了俄国进步文学同俄国解放运动之间的血肉联系。

列宁继承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荣传统，随着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列宁把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提到了重要地位。他在《怎么办》中谈到党所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先进理论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时，特别提到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光辉榜样和俄国文学的世界意义。正是从重视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出发，列宁高度评价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认为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能够启发工人阶级从自发斗争走向自觉斗争。1911—1912年期间，高尔基在布尔什维克报纸《明星报》上发表了《意大利童话》，作品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取消派所散布的惊慌失措和灰心丧气的情绪完全对立。列宁看完以后非常高兴，他在一封信中说：“您写的那些精彩的《童话》对《明星报》帮助极大，这使我非常高兴。”[9]同时，列宁还鼓励高尔基继续创作像《意大利童话》这样的“革命传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一样，并没有把文学的宣传教育作用同文学的审美作用对立起来。列宁一贯主张文学作品高度的思想性和完善的艺术性的统一，认为切合需要的内容和作家的才气，这些都是确定文学作品社会价值的重要条件。1904年1月，瓦连廷诺夫在同列宁的一次谈话中，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称之为“缺乏才气的、粗浅的作品”，对此列宁立即尖锐地驳斥道：“我声明：将《怎么办？》说成是缺乏才气的、粗浅的作品是不许可的。在它的影响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了革命者。如果车尔尼雪夫斯基写得既无才气，又很粗浅，能出现这种情况吗？……比如说，它吸引了我哥哥，也吸引了我……这部作品能使人受用一辈子，一本没有才气的书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影响的。”[10]在这里，列宁认为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应当是一致的，文学作品的宣传教育作用应当通过作品对读者所起的审美作用来实现。

3.关于文学批评的功能问题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批评有优良的传统，他们提倡现实主义的文学批评，主张文学批评不应当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应当从作品出发，从生活出发。杜勃罗留波夫就要求文学批评“根据文学作品来阐明生活的现象，而不能把任何事先杜撰的思想和任务硬塞给读者”。文学批评的任务乃是“说明某一艺术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现象”。[11]列宁对这种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非常欣赏。他在1904年谈到杜勃罗留波夫文学批评给他的影响时说：“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评论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莫夫》的，另一篇是评论屠格涅夫的小说《前夜》的）像雷电似的劈来。他把对《奥勃洛莫夫》的评论变成呐喊，号召人们向着自由、进取和革命斗争前进，而把《前夜》的分析变成一篇真正的革命宣言，文章写得至今令人记忆犹新。就得这样写啊！《曙光》社创办时，我常对斯塔罗威尔（波特列索夫）和扎苏里奇说：‘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文学评论’。哪儿去找啊，我们还没有被恩格斯称为社会主义的莱辛和杜勃罗留波夫那样的人才呢。”[12]

综观列宁所写的评论，我们可以发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对他的深刻影响。列宁总是从生活的观点出发去看待文学的，认为文学典型本身就是生活典型的反映，他特别善于揭示艺术形象所蕴含的深刻的和恒久的社会意义，并且利用这些形象为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服务。在《纪念葛伊甸伯爵》（1907）—文中，列宁就援引了屠格涅夫小说《总管》中的地主形象，以此揭示伪民主派的伪人道主义。列宁写道：“对于葛伊甸的人道的敬崇，使我们不仅想起涅克拉索夫和萨尔蒂柯夫，而且想起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文明的、有教养的地主，他举止文雅，态度和蔼，有欧洲人的风度。地主请客人饮酒，高谈阔论。他问仆人说：‘为什么酒没有温？’仆人默不作声，脸色苍白。地主按一下铃，轻声地对进来的仆人说：‘费多尔的事……去处理吧。’请看，这就是葛伊甸或葛伊甸àla（之流——原编注）‘人道’的典型。”[13]从这里可以看出列宁运用文学形象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才能。他经常面对读者实际生活经验和亲身感受，将生活和艺术，生活中的人物和文学形象进行对照。在这种对照中，他总是以文学形象作为基础，并且根据时代生活的变化，从本质上给予新的理解，从美学上加以变动，从而创造出新的形象。这样，就使他的评论既贴近生活，通俗易懂，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特殊的艺术感染力。列宁评论这种独特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学批评。

上面从几个方面分析了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对列宁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那么为什么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会对列宁文艺思想形成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来看，它达到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美学和文学批评的最高成就，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它又是同俄国解放运动血肉相连的，它的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在完成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任务中占有特别突出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同列宁的思想和他所面临的革命任务最为接近的。从列宁本身来看，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准备时期，诚如他本人所说的，马克思一生中有过“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的时期，可以说列宁一生中也有过“列宁刚刚成为列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遗产对他产生巨大的和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列宁是通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通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走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的。这一重要现象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传播和扎根，除了需要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也需要一定的思想文化准备。一个国家的先进人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时，总是以本民族的进步文化作为思想文化准备，并且总是同本民族的进步文化相结合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容易理解列宁文艺思想为什么既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又源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遗产，同时又是通过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走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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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页。

[3] 《论列宁》，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60年版，第83页。

[4] 《文学问题》1957年第8期，第133—134页。

[5] 《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429页。

[6] 《对年轻人的要求》，《文学报》1933年第5期，第1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3页。

[8] 《赫尔岑文集》（30卷集）第7卷，第198页。

[9]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页。

[10] 《文学问题》1957年第8期，第131—132页。

[11] 《杜勃罗留波夫文集》第6卷，莫斯科，1963年，第98—99页。

[12] 《文学问题》1957年第8期，第134页。

[13] 《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