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休闲与休闲散文

第一节　休闲与休闲学

1.休闲

汉字“休”甲骨文作 ，像人在树下休息。“休，息止也。从人依木。”（《说文解字》）“休，息也。”（《尔雅·释诂下》）“休，象人息木阴。”（《五经文字》）故“休”又作“庥”。《尔雅·释言》：“庥，荫也。”荫（yīn），树荫。《诗经·周南·汉广》：“南有乔木，不可休思。”郑玄笺：“木以高其枝叶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

汉字“闲”金文作，（门）后有（木）。《说文解字》“闲，阑也，从门中有木。”闲本义指关上门并以木棒支住。疑是古人为了防御野兽或他人的进入而设置的防守设施。故“闲”引申为“防御”。《辞源》：“以木拒门也。防御也。”“虽收放心，闲之惟艰。”（《书·毕命》）人们防御的不仅是外部的侵扰，还有人自身观念的作祟，故“闲”又可引申为法度、道德等。如《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汉书·武五子传》：“制礼不逾闲”等。《易·家人》云：“闲有家。”孔颖达疏：“闲邪存其诚者，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治家之道，在初即须严正立法防闲。”“闲”在先秦主要防御、规范以及用以防御、规范的事物。

“闲”有时亦可通“闲”。如《诗经·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兮。”唐陆德明《释文》即引作“闲闲”。又《荀子·王霸篇》：“幽闲隐辟。”杨倞注：“闲读为闲。”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门部》：“闲，古多借为清闲字。”“闲，隙也。从门，从月。”（《说文解字》）清代段玉裁注：“闲者，门开则中为际，凡罅缝曰闲。”“闲”是“间”的古字，作间隙、空隙解。《楚辞·招魂》：“像设君室，静闲安些。”王逸注：“空宽曰闲。”有隙缝即有空余、空闲，而时间上的空闲即“闲暇”，“暇，闲也。”（《说文解字》）《说文解字》段注云：“闲者，稍暇也，故曰闲暇。”金文“闲”作或，像月印门户，或月光入户。入夜，人们停止劳作而安歇，故“闲”有安闲、安逸义。《集韵·山韵》：“闲，安也。”

“休闲”（英文“Leisure”）往往被理解为在闲暇中展开的自由的活动或游乐的心态，是挣脱了外在的必然性对人自身的束缚而获得的一种生活状态。“休闲是从文化环境和物质环境的外在压力中解脱出来的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它使个体能够以自己所喜爱的、本能地感到有价值的方式，在内心之爱的驱动下行动，并为信仰提供一个基础。”[1]

关于“休闲”我们还存在着种种模糊认识。首先，“休闲”与“闲暇”（free－time）有关，但不同于“闲暇”。“闲暇”是休闲的基础之一，但有了“闲暇”并不一定就能获得“休闲”，有时甚至会“闲愁最苦”。

其次，人们往往将“休闲”视为与“劳动”相对立，这在异化的劳动状况下也许是成立的，但“劳动”与“休闲”都是人类解放自身的方式，两者并非必然对立。

另外，在消费时代、娱乐化时代，人们往往将“休闲”视为游乐。的确，“‘娱乐’（recre－ation）和‘游戏’（play）在休闲研究中是比较重要的概念，是休闲的重要形式之一”[2]，但休闲与娱乐、游戏、消遣又有分别。据考证，西方最早具有休闲含义的词语是古希腊语σχολ，相应的拉丁文为scholē。“school在中世纪英语中写法为scole，来源于古英语的scōl，scōl来源于拉丁语schola，意为‘致力于学习、讲座、教育的空闲时间’，schola源于希腊语schole，意为‘学术性讨论、演讲、教育’。”[3]我国著名古希腊文学翻译家罗念生等编著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XOΛH（σχολ）条的解释是：“I①空闲的时间，闲暇，悠闲。②（＋属）摆脱出来，停止。③闲散，懒散。II①悠闲的讨论，讲学。②讲学的地方：学园，学校。”[4]德国学者约瑟夫·皮珀认为：休闲“在希腊文里原来叫作σχολ，拉丁文叫作schola，在德文中我们最早叫作Suhule，其意思指的就是‘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在古代，称这种场所为‘闲暇’，而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学校’”。[5]法国学者罗歇·苏考证后认为：“休闲在希腊语中为Schole，意为休闲和教育，我们看到这两个概念的接近，一些人继续将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发展娱乐，从中得益，与文化水平的提高相辅相成。休闲的这一精华含义以一定的受教育程度为前提，至今还存在，并将有社会价值的娱乐区别于其他娱乐。A－schole指劳动，奴隶状况。”[6]至于古希腊的休闲（σχολ）演化为后来的学校（shool），是因为，“在古希腊，休闲不是单纯的休息、娱乐，更不是无所事事，而是人们对善与幸福的一种追求，休闲的场所是人们学习、讨论、讲座、沉思的场所，这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极为相似，词义演进也由此而来”[7]。西方休闲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将游戏、休息排除在休闲之外，“闲暇时人们应该做些什么？自然不应该是嬉戏，那样的话嬉戏就会成为我们的生活目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嬉戏就更多的是在辛勤劳作时所需要（因为辛劳之人更需要松弛，嬉戏就是为了放松，而劳作总是伴随着辛苦和紧张），那么我们只能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嬉戏，作为一剂解除疲劳的良药。它在灵魂中引进的运动是放松，在这种惬意的运动中我们获得了松弛。然而闲暇自身能带来享受、幸福和极度的快活。忙碌之人与此无缘，只有闲暇者才能领受这份快乐”[8]。“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是一项十分严肃的、高尚的活动，闲暇并不等同于闲得无聊，甚至不包括恢复精力的游戏与休息，因为游戏与休息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是一种目的在行动之外的活动。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闲暇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它是一种目的在自身的活动。”[9]

休闲不是轻轻松松的休息，也不是无所事事，而是将人从外在的、强制性的劳动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美国学者约翰·凯利认为：休闲应被理解为一种“成为人”的过程，是一个完成个人与社会发展任务的主要的存在空间，是人的一生中持久的、重要的发展舞台。[10] “成为人”意味着：摆脱“必需”后的自由，获得人性的本真，在行动中发展共同体，树立完整自我，培养美和爱的能力。

2.休闲文化与休闲学

（1）休闲文化

休闲作为人们自主选择的社会活动，是基于特定的自然条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形成的，表现为各种休闲方式。休闲方式的演化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和特定社会、民族性的特性。

从根本的角度看，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休闲密切相关的。瑞典学者皮普尔在《休闲：文化的基础》（1952年）一书中论述了休闲作为文化基础的地位和作用。我国学者赵毅衡也认为，“‘休闲文化’似乎是同义反复：文化本身就是空闲的成果。‘游戏的人’，产生文化。真正的文化，是‘玩’出来的”[11]。

劳动创造一切，这是我们接受的最根本的观念。而休闲往往被视为劳动的对立面。实际上休闲与劳动并非对立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休闲高于劳动是劳动要达到的目标”。休闲与劳动一样构成文明的基础，特别是休闲与高级文化形式相联系。赫伊津哈认为，从本质上看，文化和文明是以游戏的形式出现的。“人们认为，那种着意远离‘日常’生活的自由活动是‘不严肃’的活动；但事实上，它却将游戏者完全吸引进来，使其充分地投入这项活动。这是一项脱离物质诱惑的活动，通过这种活动得不到任何‘利润’。这种活动井然有序地在自己适当的时空域所内进行着。”[12]希腊时代早期，发明往往是在游戏中产生的。

在林语堂看来，休闲、闲适不仅仅是个体的一种享受，也是人类文明的条件。

文化也者，盖为闲暇之产物，而中国人固富有闲暇，富有三千年长期之闲暇以发展其文化。在此长长三千年中，他们围绕有闲暇时间以清坐而喝香茗，悄然冷眼的观察人生；……由于这样的闲谈熟虑，历史的意义乃始见伟大，它被称为人生之‘镜台’，它反映出人类生活的经验，俾资现代人民之借鉴，他好像汇萃的川河，不可阻遏，不尽长流。（《吾国与吾民》）

这与马克思对休闲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思考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论自由时间的作用时曾指出：“整个人类的发展，就其超出对人的自然存在直接需要的发展来说，无非是对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并且整个人类发展的前提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13]而自由时间正是闲暇的本质。在马克思眼中，“休闲”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休闲”就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在马克思著作的英文版中，“闲暇”一词为free－time，在我国通常译为“自由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而西方休闲学研究者通常将free－time等同于“休闲”（leisure）。

休闲不同于休息，休闲也不同于闲暇，它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人群的文化信息。休闲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尺度。对休闲进行文化审视可以拓展人们对休闲的观念。因而，“休闲文化”是休闲研究的必然趋势。我国休闲学者马惠娣认为：“休闲文化是将休闲上升到文化的范畴，指人在闲暇时间内，为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而处于文化创造、文化欣赏、文化建构的一种生命状态和行为方式。它通过人的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思维、感情、活动等方式，创造文化氛围、传递文化信息、构筑文化意境，从而达到个体身心全面、完整的发展。休闲的本质主要体现人的一种精神生活。”[14]

（2）休闲学

对休闲文化的研究构成了休闲学。

休闲本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有众多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对休闲问题予以思考，但将休闲作为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近百年的事情。

现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为闲暇时间和休闲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现代社会越来越细的分工，使得人们被切分在更加狭窄的活动空间，带来人精神的紧张，也促使人们产生比以前更迫切的休闲需求。休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应地，休闲研究也走向系统和独立。

休闲学是一门研究休闲活动的学问。1899年美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维伯伦（Thorstein Veblen）著有《有闲阶级论》一书，被视为最早涉及休闲的专著。1938年荷兰学者约翰·赫伊津哈（John Huizinga）所著的《游戏的人》（Homo Ludens）继承席勒等人的观念，以“游戏”为切入点阐述了游戏与文化的关系，游戏作为文化的本质和意义对现代文明有着重要的价值，指出只有在游戏中人才是最自由、最具有创造力的存在。

西方休闲学起始阶段主要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研究休闲，20世纪中叶开始对休闲作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角度进行理论研究，1952年瑞典哲学家皮普尔著有《休闲：文化的基础》，该书是西方最有影响的休闲学论著，作者强调“休闲和哲学的本质是相同的”，休闲作为文化的基础，具有重要的价值。他认为休闲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态度，而不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也不由空闲时间所决定。拥有这种的态度，人才能保持平和、宁静的状态，“温和的真实存在依赖于休闲”，拥有这种态度才能使自己感到生命的快乐。自20世纪末，西方的休闲研究重心又转向休闲经济上来。2003年英国学者威尔逊出版的《休闲经济学》一书，运用相关的经济学原理和统计学的方法，对休闲行业及其对国家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西方的休闲学研究有两大中心，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大陆。相比较而言，美国比较重视休闲现象的描述和分析，欧洲重视对休闲进行本体探寻和理论研究。我国著名休闲学家马惠娣介绍说：

休闲学在英文中通常由“leisure studies或leisure science”来表达，笔者曾就此请教了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著名休闲学研究教授托马斯·古德尔，问及这两个词的区别是什么？据他介绍，leisure science或leisure studies是休闲学在欧洲和北美两个不同的研究风格。

leisure studies侧重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一般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这一学派起源于欧洲；leisure science侧重于定量研究，以数理统计模型、统计学、系统方法等研究方法对休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基础加以研究，这一学派主要起源于美国。但是leisure studies一般能涵盖leisure science，而leisure science往往不涵盖leisure studies。近几十年来，这两种研究方法相互借鉴、相互融合。[15]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乏休闲思想，特别是魏晋以降士人生活中富含休闲文化，但“休闲学”的产生则是近三十年的事情。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1983年首先倡导对“玩”进行研究，认为“玩”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于光远先生1995年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研究策划中心。1995年以后，我国逐步增加法定假日，闲暇时间增加，刺激了国人的休闲热情，也引起了学人对休闲问题的广泛思考。

我国的休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西方休闲学著作、论文的译介。首先是大型丛书的出版，以2000年马惠娣主持翻译“西方休闲研究译丛”为开端。该丛书对美国休闲学研究进行了介绍。

其二，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休闲。以于光远、成思危、龚育之、马惠娣等为代表。著作有：于光远先生的《论普遍有闲的社会》（1996年）、陈鲁直的《民闲论》（2004年）。此书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研究了“劳”与“闲”的关系，劳与闲在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演化。强调休闲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大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休闲的重视。（于光远、马惠娣《于光远马惠娣十年对话——关于休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其三，从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休闲。著作有马惠娣的《走向人文关怀的休闲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另外旅游、旅游管理、服务产业的研究者，以各自领域为起点，逐步延伸到休闲。

第四，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休闲。如孙承志的《休闲哲学观思辩》（《社会科学家》1999年第4期）、马惠娣《休闲——文化哲学层面的透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期）等。特别是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出发研究休闲问题，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大成果。如刘晨晔的《休闲：解读马克思思想的一项尝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