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超验主义散文的范畴特征

超验主义散文除了传统的随笔和游记体裁、日记和书信之外，还包括了大量的期刊杂志文章、演说词、布道词等。

十九世纪之前，美国出版的刊物很少，并且内容以刊载政治新闻和资料信息为主，以诗歌、文学内容为辅。从十九世纪初开始，由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加上出版业内部的竞争，很多期刊开始转型，主要向文学、宗教、哲学等多方面拓展。美国出版业的兴起和发展，为超验主义散文种类的扩展提供了平台。对于超验主义文人来说，期刊是最为诱人的一种出版形式。一则，杂志和评论使得刚刚起步的作家获得了一种快乐，他们能较快地看到自己的作品得以付梓。二则，期刊也为持不同意见的撰稿人提供了各抒己见和相互交流的平台。当时，美国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它们刊登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形成全国性的文学论坛。较为著名的期刊有《哈珀月刊》（Harper's Monthly）、《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纽约文汇》（New York Ledger）、《星期六晚报》（Saturday Evening Gazette）、《纽约镜报》（The New York Mirror）、《南部评论》（The Southern Review）、《南方文学先驱》（The 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等。这些期刊频繁地刊载爱默生、梭罗、里普利、富勒等超验主义文人的作品。此外，这也促使超验主义文人自己创办期刊，并以此作为宣扬超验主义思想及其创作主张的阵地。关于这些，我们将在以后章节加以具体论述。

美国的公众读者群还有其特殊性，就是对听演讲和讲座的热忱。当时，一些美国人甚至愿意花一大笔钱跨越州界去听一场知名人士的演说。美国学者不仅满足于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也热衷于这种口头的文化传播方式，尤为注重演说词的写作。譬如，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和它相邻的城镇乡村出现了许多宣讲文明和进步的协会，如：常识协会、自然历史协会、商业自由协会等等。从1826年起，这些协会开始组织巡回演说。爱默生、梭罗、阿尔科特、里普利等超验主义文人都多次参与巡回演说。这些演说和讲座不仅有利于文化思想的传播，而且对于超验主义散文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对于中国散文而言，演说类散文不发达。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散文领域尤为突出。王统照在《散文的分类》一书中认为：西方意义上演说类散文在中国古代是缺项。[13]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文学所界定的史诗的缘由有相似性。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封建专制及其所伴生的生活方式是主要原因。即使是近代以来，演说类的散文也发展得不充分。笔者认为，这还与关涉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播途径的思维定势有关。考据资料证明，自文字产生之后，中国古人渐渐把“文教”看得比“声教”更为重要和可靠，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注重“文教”的传统特色。中国文人和学者更倾向于将其思想通过书面形式表达出来，读者大众也更习惯和信任书面文字式的传播途径。如此一来，演说这种听觉教化方式也就自然被视为是文字所表现的视觉教化方式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

根据笔者统计，超验主义散文还包括大量的布道词。布道词的写作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对于美国民众而言，布道词不仅是劝诫他们虔诚信教的宗教性文章，也是提升他们精神境界的重要读物。超验主义运动最初的倡导者是唯一理教的年轻牧师。对于这些牧师而言，写作和宣读布道词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之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以真诚和审慎的态度对待布道词的写作，将其视为内心思想和情感的写照，视为审视社会问题和拷问人性的精神武器。今天，我们重读爱默生、里普利和阿尔科特等人富含激情和说服力的布道词，依旧能受到鼓舞。

综上所述：包容性是超验主义散文范畴的核心特征。超验主义散文的纷繁多样和无所不备表现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性，思想的自由性和超验主义文人囊括天下的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