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当代重大自然灾害的精神影像

当代自然灾害频发，重大的自然灾害有1954年的长江洪水、1959—1961年三年灾荒、1970年通海地震、1976年唐山地震、1991年江淮特大洪涝灾害、1998年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2008年南方雪灾和汶川地震等，面对如此多的灾害和苦难，当代作家没有缺席，他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参与到救灾、防灾的工作中来，用文学来反映中国人民抗灾救灾的英勇事迹和伟大精神，反思现实苦难的根源和工作的得失，探讨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命题，记录了中华民族面对灾害时的精神影像，为将来的救灾防灾立此存照。

一 洪水灾害的文学书写

洪水灾害具有突发性特征，对社会经济破坏最为直接，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威胁。当代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大的洪水灾害，主要集中在长江、淮河流域。如1954年、1991年、1998年的大洪水，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与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及损失。

（一）1954年长江洪水

1954年，长江发生全流域的特大暴雨洪水。武汉市险情严峻，武汉关水位达到29.73米，比1931年的最高水位还高出2.84米，洪峰流量达到76100立方米/秒，达到了自1865年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高值。

李尔重根据自己当年领导武汉军民抗洪的经历写出了长篇小说《战洪水》，全景式地展现了武汉军民抗击洪水保卫武汉的英勇事迹，歌颂了党政军民团结一致，不畏艰险，用鲜血和生命战胜特大自然灾害的英雄壮举。小说初稿完成于1956年，1978年修改完成并定稿，1979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涵盖了当时的各个阶层，既有党政领导，如防汛第一指挥部的指挥长陈冠军、党委书记常方，也有为了他人的安全只身挡住斗车而牺牲的军人代表曹广汉，刚毅顽强的农民大队的大队长兼支部书记方秀兰，豪爽无私的工人代表王成、小金等。难能可贵的是，小说摆脱了当时常见的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模式，描写了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其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蕴珍、宁总工程师、薄教授、韩副总工程师等，也有年轻的医护人员习路、掌珠，以及逐步去掉书呆子气息的技术员尹慧琛，还有师生代表马鸿图、罗玉娴等。小说从各个方面细致具体地描写了整个抗洪抢险的过程，涉及了众多的抢险与劳动生活的场面，从抗洪大堤到分洪现场，从抗洪第一线到后方街道服务队，场景转换自然。小说最后描写英勇的武汉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正确指导下，终于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险恶洪峰，保住了荆江大堤、汉北大堤等重点堤防，守住了京广大动脉，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充分说明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这场抗洪抢险的胜利是百万军民艰苦卓绝拼搏的结果，也是全国人民大力支持的结果，武汉的汛情牵动全国，全国各地加班加点生产、调运发动机、麻袋、铁锚等救灾急需物资到武汉。小说不是一味地赞扬人定胜天的蛮干，而是充分尊重知识分子和老农的经验，制定科学的抗洪措施。在洪峰来临之前未雨绸缪，提高加固大堤，必要时牺牲局部利益，采取分洪蓄洪措施，减轻洪峰对武汉的压力，为武汉抗洪赢得宝贵的时间。

小说明显地带有那个时代的文化氛围。武汉抗洪之后，毛主席特地为此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小说里写总指挥部把毛主席的题字作为礼物印发给每一个抗洪英雄。小说还多处把武汉抗洪与1931年大洪水下国民党的行径进行对比，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如，1931年洪水来临时，国民政府只拨了八十条麻袋作为救灾物资，要求堵住铁路路基下的单洞门，以此来保住汉口。他们护堤是假，趁机发水难财才是真。不但没能保住大堤，还派警察向老百姓强行收缴三元的防汛特捐。事后，竟以玩忽职守、贻误防汛为由，在张公堤上枪毙了一个技术员和一个工人敷衍了事。

（二）1991年江淮抗洪

1991年江南地区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蒋德群等人的《中国大水灾纪实》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反映洪水灾害的长篇纪实文学。它全景式、多侧面地反映了中国1991年特大洪水灾害，真实地展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赴灾区，与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公仆形象，展现了全国党政军民众志成城与洪魔英勇抗争的英雄事迹，同时还系统地记录了国内外炎黄子孙“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民族精神。这部长篇纪实文学气势恢宏，从历史和现实的高度对洪水灾害进行思考，融思想性、新闻性与文学性于一体。张希昆、严双军的长篇纪实文学《中国大洪灾——1991年中国特大洪涝灾害纪实》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了1991年特大洪涝灾害，讴歌灾区军民奋力抗洪抢险的英雄事迹，刻画了赈灾之中华夏儿女风雨同舟血浓于水的同胞之谊，通过与旧社会的对比，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该书还沉痛地反思了中国四十年来治水工作的得失与教训，阐明水利专家对进一步治理大江大河的精辟论断。该书全面展示了1991年洪涝灾害的真实场景，描绘了中国人民团结治水战胜特大洪涝灾害的壮丽画卷，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叙事清晰有致。

郭传火的《汪洋中的安徽》、陈桂棣的《不死的土地：安徽三河镇营救灾民纪实》没有对1991年全国的灾情作全景式的报道，而是选取了一个重灾区域作为窗口，从不同的侧面对1991年大洪水进行了别致的刻画与报道。

1991年7月11日16时17分，安徽省肥西县三河镇——一座具有两千年历史的名镇，仅在23分钟之内便遭受了灭顶之灾，6000村民被大水围困，生命危在旦夕。在党政军民共同努力下，创造了无一人伤亡的抢险奇迹。安徽作家陈桂棣以火热的情感投入到这场抗洪救灾的采访与报道中，写出了感人至深的报告文学《不死的土地：安徽三河镇营救灾民纪实》。作者以遒劲的笔力翔实地再现了这场壮丽的抗洪救灾画卷，讴歌了风雨同舟多难兴邦的民族精神。该作品不以宏大场景取胜，细节真实生动，情节扣人心弦，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奏响革命英雄主义的赞歌。该作不是一味地颂歌式报道，有些场景细腻感人，比如，《死人与活人》一节就让人为之动容：

在三河镇航运公司附近的一幢大楼上，除挤满了镇民，还停放着一具尸体。死者死于绝症，刚断气就发了大水。人越聚越多。大家赖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最后挤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活人和死人塞在一起。死者的老母守在一旁，神色凄然。白发为青发祭祀，已够老人悲痛欲绝，尸骨未寒，就赶上这场百年不遇的洪水，伤心为难地偷哭起来。边哭，边找来塑料布，把儿子的尸体严严实实地包裹好。老人止住哭泣，望着挤在儿子身边的镇民们说道：“求大家帮帮忙吧，把我儿子……”镇民们全怔怔望着老人，不知应该帮什么忙。“活人都挤不下了，”老人说得十分认真，“还把死人放在这干什么？你们把他推到水里去吧……”镇民们无不一愣，怀疑自己听错了。老人说得斩钉截铁：“把他推到水里去，多让几个人挤进来，眼下首先是救命……他一个死人换几个活人，值得！”老人的话，烫了大家的心。过了很久，大家才行动起来，把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推入滚滚的洪水。那尸体在湍急的大水中打着旋，久久不沉，久久不去。猛地，老人发出撕裂人心的哭声。这哭声给风雨中的镇民带来无限凄凉，却又使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强烈的震动。[1]

郭传火的《汪洋中的安徽》也把目光投向水灾中的安徽，写出了洪水的凶猛无情，泯灭了无数的希冀和理想。颍上县半岗区姜台村妇女主任张金荣带领村民护堤四天四夜，第五天凌晨回到家中，眼见唯一养家糊口的麦垛随着洪水漂走时，她发疯般地扑了过去。站在高处的孩子看到妈妈正随麦垛漂去，哭着喊“妈妈”，不顾一切跳下水追赶，不一会儿洪水就淹没了孩子的胸膛。张金荣听到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泪流满面。孩子——麦垛，她面临着痛苦的两难选择。最终，她不得不放弃麦垛，拉着孩子回到岸上，嘴唇却咬出了鲜血。全椒县有七万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数十人不幸罹难。在遇难者的遗体中，一位母亲紧搂着不满周岁的儿子，人们试图将她母子分开火化时，却怎么也掰不开母亲的双手。

面对凶猛的洪水，蓄洪区人民为了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发扬了舍小家为大家的牺牲精神，毅然执行了分洪的命令。1991年6月12日至14日，当淮河第一次洪峰渐渐逼近时，安徽省防汛指挥部决定15日8时开闸蓄洪，通知蒙洼蓄洪区村民紧急转移。14日夜里，凄厉的警报声响彻蒙洼蓄洪区上空。48615名蒙洼人冒着瓢泼大雨，拖儿带女，扶老携幼，在一片泥泞中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园。6月15日8时，阜南县王家坝闸门缓缓开启，洪水呼啸而下，瞬间直扑蒙洼蓄洪区18万亩土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蒙洼蓄洪区第11次蓄洪。眼看十几万亩即将到手的庄稼全部付之东流，眼看全区人民花费7年心血兴建的水利工程毁于一旦，赶来开闸的曹集区区委书记郭西魁失声痛哭起来。初步估计，这次蓄洪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1亿多元，粮食2900多万公斤。

蓄洪区人民深深地懂得“小局服从大局”“弃小家保大家”的道理，面对被淹的家园，含着热泪毅然执行了蓄洪命令。淮河中游一段两百多千米的大提上，到处都是薄膜棚、草袋棚，里面住的都是“倾家荡产”的行洪蓄洪区灾民。

我问临泉县艾亭乡的青年农民杨德才：“毁了房，丢了粮，最后破堤淹精光，你心里咋想？”小杨伸出舌头舔舔滚在唇边的泪珠说：“能保住命就不错了！要不炸坝，上游下游不知要淹死多少人哩！”

在霍邱县临淮乡的大堤上，我遇到从城西湖撤出来的70多岁的王庆老汉。他吃一口芽麦面做的黑饼子，喝一口不见米粒的稀汤。我尝了一口饼子，说：“这饼子苦！”王老汉说：“苦点没啥，只要能保住淮河大堤，苦，俺认了。”[2]

刘醒龙的《洪水，八个生命的瞬间》、江深等的《人民子弟：南京军区部队、民兵抗洪救灾纪实》、蒋德群等人的《1991——向洪水宣战——南京军区部队抗洪救灾纪实》等报告文学也都对1991年大洪水进行了深入的刻画与报道。

（三）1998年大洪水

1998年，三江流域（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检验着中国的大堤，也考验着中国的脊梁。

诗人商泽军深入湖北一线采访抗洪军民，创作出了《中国的脊梁》《灾区的孩子》《倒不下的民族》等激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诗，用自己的创作书写民族的苦难，也见证当代文学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义务与良知。“在长江的那些日日夜夜，诗思一直涌动着我，也许诗人之笔沾的墨水应该有汨罗江的那种对人类和民族的关爱，我用我的笔抒写着我思、我见。但愿我的笔下能为这一次民族的灾难记下一份最真挚的文字，为那些不幸遇难的群众和英勇献身的人们招魂，为那些遇大悲痛大欢乐的民族的生命力而歌。”[3]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诗歌精神，在政治抒情诗被放逐的时代里，商泽军重新拿起这种诗歌样式，把诗思聚焦在人们普遍关心的抗洪救灾主题上，通过生动丰富的意象与画面，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场洪水保卫战的全景。比如，用“亮着的马灯”赞扬为了巡堤而被汹涌的洪流卷走的老支书。

在夜幕覆盖下的大堤之上

在无数的水声之上

那盏马灯

以它微弱而坚实的光芒

推开四周的黑暗

它发出的昏黄的光

穿透雨夜与惊恐

从这一段堤上

到另一段堤上

它发出昏黄的光

光的旁边有个蹒跚的身影

坚毅沉着

他的脚步

在光的外面[4]

商泽军能够把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问题提升到一个充满诗情和哲理的艺术境界。

从罗霄山从宝塔山

从风雪弥漫的淮海

从上甘岭山头

穿过历史的风烟

开来了

集合在风卷浪涌之上

他们紧紧拥抱着洪水

使中国猝不及防的洪水

惊诧了

一个个血肉之躯里

竟蕴蓄着如此的能量[5]

长诗形象地礼赞了中国军民面对浊浪排空、乱石崩云之际的团结奋进与大无畏精神，毫不掩饰诗歌的政治倾向，具有强烈的感情与鲜明的政治色彩，能够较好地把诗歌的抒情性与政治性融为一体。整首诗气势奔放、格调高昂、音节响亮。诗歌没有一味沉迷于动天浩歌，没有漠视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与痛苦，而是用细节加以形象地表达。

人们

被灾难追赶的人们

在洪水里挣扎

在一处高岗上

有一位老人

她的脸穆然沉静

她用手搂着

和她一起避难出来的狗

她的手搂的很紧

狗汪汪地叫着[6]

对此，商泽军有自己的诗学观点：诗应是现实与灵魂的融汇。“当民族有难，我想做为一个诗人，他不应该闭上嘴巴保持缄默。在以前的岁月里，一些诗中的概念化、口号化败坏了政治抒情诗的名声，那不是诗的过错，而应有诗人来承担责任。”[7]

1998年，松花江发生了30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水位高达120.89米，洪峰流量16600立方米/秒。一万多名囚犯被洪水围困，吉林省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和数千名干警在绵延千里的嫩江大堤上转移囚犯，展开了千里大营救。作家杨黎光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在松嫩大地的溃堤流域进行采访，深入监狱，走进坍塌的管教宿舍区，与干警、武警、家属、囚犯倾心交谈，沿着万名囚犯大转移的路线，东西跨越一千多里，连续进行了12天的艰苦采访，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生死一线——嫩江万名囚犯千里生死大营救》。

《生死一线》是一部具有很高新闻价值的报告文学，抓住洪灾中转移一万名囚犯这一重大社会题材，紧扣特大洪水、万名囚犯、千里营救几个关键词，对处在社会边缘的囚犯从不同层面展开描写，揭示灾难来临时人物之间各异的心态，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1998年大洪水肆虐中国大地的情形。

《生死一线》叙写营救行动惊心动魄，吉林省委书记向公安厅长布置任务时强调：“犯人也是人，一定保证不丢一个人，不死一个人，不逃一个人。”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广大公安干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为万名犯人安全转移付出了巨大艰辛，做出了无私的牺牲，这些都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得以呈现。第三监狱被洪水淹没之后，政委赵警龙组织犯人撤离，将所有的监舍查了一遍，坐着大锅围着大楼巡视一圈，确信没有一个犯人落下才最后离开；犯人于平安因拉肚子而虚脱，干警们就做了个临时担架抬着他转移；犯人王洪春转移途中心脏病复发，管教和犯人就背着他走，后来脱下衣服做担架抬着他，看到他冷得直打战，一位管教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而自己找条麻袋披在身上；一些犯人把自己的东西吃完了，干警们就把自己的食品和水留下来给他们。正是本着“犯人也是人”的理念，广大干警在转移过程中恪尽职守，既严格监管，又认真护卫犯人的生命，昭示了党和政府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人道主义关怀让处在滔天洪水之中的犯人备受感动，看到生的希望，躁动的情绪得以稳定，从而为千里大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创造了万名囚犯安全大转移的惊世壮举。“一支绵延数十公里的由近百辆汽车组成的庞大车队，日夜兼程，往返千里，持续多日，把1万多名因嫩江决口而被洪水围困的罪犯安全地转移到吉林省的7个监狱，创造了一项举世震惊的壮举。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没有如此数量的罪犯千里安全大转移的先例。”《生死一线》因其出色的描写，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1998年的特大洪水给灾害文学带来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机会，特别是报告文学作为文学的轻骑兵，始终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拥抱当下社会生活。报告文学工作者深入抗洪抢险第一线，记录下中国军民抗洪救灾的感人事迹。比较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有王敬东的《荆江安澜》、傅建文的《荆江倒计时》、岳恒寿的《洪流》等。

二 三年灾荒的文学书写

1959—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但时至今日对于这个特定时段的称谓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196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开始承认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称“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称谓开始流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指出：“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后，新闻媒介、官方文件及各级领导人讲话都是众口一词地指称“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不断地重复，最终演变成了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已经明确地称为“严重困难”时期。知识界对于三年饥荒的原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也都各执一词，刘歌认为是九分天灾，一分人祸[8]；而金辉[9]、王维洛[10]等则认为1959—1961年风调雨顺，不存在什么“自然灾害”之说，主要是人祸的因素；陈东林对两种说法进行了折中，认为“天灾”“人祸”各占一定的比例[11]其实，早在1961年5月，刘少奇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12]

文学是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折射出复杂的历史意蕴。从灾荒发生一直到1976年，文学一直在回避这种棘手的现实，但在浩然、陈登科等人的创作中还是对此作了隐性书写。“文革”之后，配合拨乱反正的国家意识形态召唤，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开始涉足这一禁区。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智量的《饥饿的山村》、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等从民间视角写出了底层民众的悲惨现状。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刻画了饥荒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现了一幅幅饥饿与强权暴虐下的灵魂炼狱图。21世纪以来，身居海外的虹影、严歌苓也把笔触伸向这一领域，写出了《饥饿的女儿》《第九个寡妇》等佳作。

（一）饥饿：穿越中国千年历史的记忆还魂

三年灾荒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饥饿”。饥饿与自然灾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自然灾害往往带来严重的灾荒与饥馑。饥饿贯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记忆深烙在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三年灾荒之中，饥饿这种文化记忆又借助极左政治附体还魂。

借助于二战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惨痛记忆，文化记忆理论近年来在西方学界盛行不衰。“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13]哈布瓦赫创造性地扬弃了记忆的生物学理论，拒绝从生物学角度把集体记忆看作是可以遗传的种族记忆，赋予“记忆”这个概念以社会学内涵，强调记忆的社会性，认为记忆是一种文化建构。个体的记忆必须置身于“集体记忆”的框架之内来理解，特定的记忆能否被刺激出来和以什么方式刺激、讲述出来，都要取决于这个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之内，并汇入到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14]康纳顿在此基础上向前更进一步，其《社会如何记忆》认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出来的共同记忆，不仅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集体记忆就从“集合起来的记忆”变成了“集体的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交往的记忆”或“日常的记忆”，同时用“文化记忆”的概念对康纳顿的“社会记忆”进行了升华。“交往记忆的最大特征是时间的有限性，最多不超过80年到100年，相当于三代人到四代人的时间跨度。同时，交往记忆不能提供固定点，不能在时间流逝过程中把记忆捆绑于‘不断扩大的过去’。奥斯曼认为，这样的固定性只能通过客观的文化符号的型构才能达到，这种通过文化符号型构、固定的记忆就是文化记忆。”[15]“交往记忆的特点是和日常生活的亲近性，文化记忆的特点则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超越）标志着它的时间范围。文化记忆有固定点，它的范围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这些固定点是一些至关重要的过去事件，其记忆通过文化形式（文本、仪式、纪念碑等），以及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而得到延续，我们称之为‘记忆的形象’（figures of memory），整个犹太人的日历就是以记忆形象为基础的。”[16]所以，文化记忆以文化体系作为记忆的主体，超越于个人而存在，遗存在博物馆、纪念碑、节日和仪式等各种文化载体之中，特别是语言与文学文本之中。凭借这些文化载体，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才能将传统代代延续下来。

中华民族对饥饿的感觉深入骨髓，从汉字的构形就可以看出端倪。

毛喻原先生认为汉字是一种物欲性极强的文字，比如，“美”字是“羊”和“大”组合而成，即大的羊就是“美”，这显然是一种食物主义的美学观的表现。即使在那些用以表达精神性事物的汉字中，也能轻易地发现其带有明显的物欲性色彩。如，“精”是由“米”和“青”组成，就是经过挑选出来的干净上等的大米，充分显示了一种“精”的可食用性；“欲”是由“人”对“谷”的渴求所导致的，也就是“人”与“米”的关系构成了“欲”。为什么我们喜欢用物欲味浓厚的语词来指称精神性极强的事物？毛喻原先生认为这即使不是荒唐的，至少也是不当的，因为物欲性极强的符号只能让人更容易想到物，它们明显带有一种体现物欲文化的指向根源。[17]余世存先生指出中华民族性格中现实与实际的一面，认为饥饿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中国文化是一种地道的饮食文化、农民文化。饮食成了中华民族生存的实质内容，也是我们汉语的本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打招呼说“吃了没有”，用“吃香喝辣”表达对别人的羡慕，指责别人不负责任则说“干什么吃的”。此外，还有“吃亏”“吃得开”“吃不消”“吃饱了撑的”“吃不了兜着走”等和吃有关的日常词语，饮食的语言几乎成为汉语表征事物的全部手段。

其实这些都与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与生存的艰辛有关，汉语语词过多地指涉饮食，恰恰验证了西方文化记忆的有关理论。“文化记忆的概念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在过去的大多数（但不是全部）时间内，每个群体都把自己的整体性意识和特殊性意识建立在这样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18]对中华民族来说，生存是第一要义，饮食成了中国人的灵魂，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知道“饥者歌其食”，汉代就有了“民以食为天”的政治格言。中华民族这种强烈的饥饿感经过一代代的传播，在现实灾荒的境遇中又重新被激发，召唤起当代作家的“集体记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用他们的书写来印证这种集体记忆，传达自我的社会认同；同时，他们的自我认同通过书写又传播给他人，大大地强化了这种饥饿的集体记忆。许多作家的作品就直接以“饥饿”来命名，比如，智量的《饥饿的山村》，虹影的《饥饿的女儿》，罗伟章的《饥饿百年》，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定西孤儿院纪事》更是把一个个惨痛的饥饿故事写得毛骨悚然、直逼人心。这种饥饿的集体记忆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超越于个人的文化体系，存活于当下的语言文字与文学文本之中。三年灾荒的文学书写印证并强化了中华民族关于饥饿的文化记忆，读来撼人心魄，给人以强烈的震惊。

（二）隐性的灾荒书写（1959—1976）

无论怎样，1959—1961年都把“灾荒”这个新中国本不应该出现的字眼深深地镌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马罗立（Walter H.Mallory）在《饥荒的中国》（民智书局1929年版）一书中对灾荒作了一个简略的解释，认为：“灾荒者，基于天然原因而致食粮供给之失败也。”邓拓以阶级分析的眼光总结归纳了中国几千年的灾荒史料，对“灾荒”下了一个精辟的定义，认为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19]“灾荒”与“灾害”看似相同，其实内涵各异，但它们之间又存在某种关联。“灾荒”实际上是“灾”与“荒”的合称，“灾”即“灾害”，“荒”即“饥荒”。“灾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对人类生存环境、物质财富乃至生命活动的直接的破坏和戕害”，而“灾荒”重点在“饥荒”上，“是天灾人祸之后因物质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短缺所造成的疾疫流行、人口死亡逃亡、生产停滞衰退、社会动荡不宁等社会现象”[20]由此可见“灾荒”是由于“灾害”引发的，但并不是所有的“灾害”都能造成“灾荒”，只有在其破坏力超过了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人与社会关系失调时才形成“灾荒”的严重后果。旧社会由于外患内乱，政治窳败，人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非常薄弱，几乎无“灾”不“荒”。而“5·12”汶川大地震的灾害级别虽然很大，但由于党和政府的精心组织及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并未出现史书所说的“哀鸿遍野、饿殍塞途”的灾荒情景。

“灾荒”在现代文学中频频出场，一方面是为了表现中国的愚昧落后，而另一方面是左翼文学的一种叙事策略，是为了激发劳苦大众的阶级仇恨，为其翻身解放作斗争动员。“现代文学对灾害书写不仅仅是为了展示灾害，更主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是激发民众抗争的一种手段，所以现代作家以各种方式反复渲染与强调灾害的苦难特性，目的是为了衬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斗争的政治合法性。当代文学的灾害书写显然也是以苦难作为底色来表达中华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认同。”“当代文学灾害书写接续了现代文学灾害书写的现实主义传统，延续了现代文学对苦难书写的现代性叙事模式。”[21]反观三年灾荒时期的文学创作，无一例外对当时的灾荒保持沉默，原因在于允诺劳苦大众翻身解放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国度怎么可能会有饥荒存在呢？所以作家极力回避现实的苦难，高唱社会主义“艳阳天”，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寻觅到“三年灾荒”的踪迹。但现实的灾荒作为一种巨大的灾难，总会给作家心理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逼迫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无意地回应这种存在，采用编码与遮蔽的方式进行灾荒的隐性书写。这在浩然、陈登科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浩然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真实情形是：“饥饿的社员却等不及（麦子成熟），恨不能一口就变成面条、烙饼填到嘴里。有的社员在坡里干活，常常停住活计、直起身，掠一把半青半黄麦穗子，搓下粒子就塞进嘴里生吃生吞；上坡、下坡的路上，也有一边走路一边掠麦子往嘴里送。”[22]而在其《艳阳天》中这种苦难却被编码成一种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自我牺牲的高尚行为——萧长春发现饲养员马老四把粮食省给牲口吃，自己却偷偷地吃野菜，就叹了口气说：“四爷，您过得太苦了，我不能忍心……”马老四说：“长春哪，苦是苦，还能苦几天呢？长春，你不要再这样说了，再这样说，就是瞧不起四爷了……我们是农业社，专门生产粮食的，不支援国家，反倒伸手跟国家要粮食，我愧的慌。你对别人就说，马老四不缺吃的，不管吃什么，都是香香的，甜甜的，浑身是劲地给咱们社会主义效力啊！”[23]浩然的创作不但无视他人的苦难，对自己家庭的苦难也有意遮蔽。浩然回忆儿子上幼儿园时的情形说：“送进戏剧学院幼儿园的二儿子蓝天，实在受了罪。每周一送他的时候，他如同上屠宰场那样躲逃哭叫；周末接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屎。两周下来，孩子瘦成皮包骨头，他母亲整天以泪洗面，也瘦下去一圈。实在可怜！”[24]浩然的《葡萄架下》的幼儿园却是另一番情景。谭五婶为了使其他妇女解放出来参加劳动，就在家里办了一个幼儿园，为此而日夜辛劳。为了孩子，自家架上的葡萄一粒也舍不得吃，因为对自己的孙子偏了点心眼，儿媳妇就批评她自私自利，说她：“没有按着一个保育员的身份要求自己，现在是人民公社，是一个大家庭，所有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后代，都是我们的指望，人家既然把孩子交给咱们了，就是人家看得起咱们，厚待自己的孩子，薄待别人的孩子，那可不对啊！”[25]一粒葡萄都可以引发出对个体私心杂念的批判，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灾荒的程度。

《葡萄架下》以对个人道德的评判遮蔽了现实的物质匮乏，从而虚构出一种公正幸福的集体主义生活。纵观当时的文学作品，呈现的是一派物产富饶、幸福安康的生活图景。《大豆摇铃的时节》《桃子熟了》《鱼的神话》《碧螺春汛》《茶花赋》《荔枝蜜》等一大批散文传递出的是农林渔牧业丰产丰收信息，哪里存在什么三年饥荒呢？其实，作品中物产的丰富恰恰是现实物质匮乏的一种隐喻方式，是不出场的“灾荒”的另一张脸的神话。“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的经济困难，苦难的中国人在饥饿中挣扎，更苦难的是他们的生命竟然少有人去记载，无数的生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一时期的中国文坛到处都是‘艳阳天’，即使偶然涉及，也是被编码成考验人的意志力，铸就某些人的崇高品质的材料。在这个意义上说，浩然创作的历史遮蔽并不仅仅是个人创作的悲剧，而应该是一个时代悲哀。”[26]

但“灾荒”时刻在以缺席的方式发挥着它的作用，让作家无处遁形，甚至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陈登科的《风雷》就是一例。小说描写了陷入困境的“黄泥乡”，没有烧草，粮食紧张，人口外流，对淮北平原上的三年灾荒情形作了隐性书写。当年安徽大学中文系批判《风雷》小组的批判文章就说：

反革命分子陈登科的《风雷》是一九六四年炮制出笼的。他曾供认：“我写合作化，就是指责这三年。”书中所谓“灾荒严重，粮食紧张，烧草困难，人口外流”“合作就是共产，干的一样活，吃的是一样饭，穿的是一样衣服”“白天黑夜的干”“不要命”，等等，显然是影射我国三年暂时的经济困难，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因此，它描写合作化，只是个幌子，利用三年暂时经济困难，配合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进攻，为刘少奇篡党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才是其真正的罪恶用心。[27]

撇开政治上的上纲上线不谈，这篇文章确实敏锐地发现了在“合作化”外衣下“三年灾荒”的身影，在“灾荒压顶”之际，许多群众或是贩运货物，或是编织芦席，“各找门路”“各自谋生”，不愿走集体化道路，因而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另一位批判者的文章中也同样指出了《风雷》是对三年灾荒的曲折表现：

在小说中，陈登科捏造了一个所谓“特殊落后”的黄泥乡，把总路线光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污蔑得一塌糊涂。在这里，“粮食紧张，烧草困难，人口外流”，发生了一起又一起的闹粮风潮。在这里，“军心不振”“唉声叹气”“失去信心”。这完全是别有用心地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

《风雷》通过对农业集体化的污蔑，大刮单干风。在陈登科的笔下，黄泥乡的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群众，都被灾荒压得“直不开腰”“自私落后”，留恋单干，毫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要组织个副业生产组，得费九牛二虎的力气；刚刚搞起来，“三朝不到晚，就夭折了！”那些拼死拼活拉到一起的“农业互助组”，稍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散伙了，不干了”。

祝永康是在“灾荒压顶”“军心不振、士气涣散”“粮食紧张”的所谓关键时刻，带着大批“救命”的粮食，从天而降，飘飘飞来的。祝永康的出场，使“阴霾满天”的黄泥乡马上出现了“积雪融化”“河水解冻，大地回春”的场面，而且在他那“春雷一般轰鸣”的吼声之后，一场闹粮风潮，便立即烟消云散了。《风雷》中的祝永康俨然是一个力能回天的“救世主”！[28]

确实，在灾荒的重压下，农民士气低落，唉声叹气，没有什么能比救济粮对他们更有诱惑力与感召力。因此，祝永康是带着救命的粮食才能使“阴霾满天”的黄泥乡出现“积雪融化”“河水解冻，大地回春”的场面。

（三）抵抗遗忘的文学书写（1976年以后）

1.政治反思视角下的灾荒书写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配合拨乱反正的政治需要，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盛行一时。在对过去历史的控诉与反思之中，张一弓、茹志鹃、高晓声走得要更远一些，把笔触伸向了比“文革”更为久远的三年灾荒时期。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以三年灾荒时期的“河南信阳事件”为背景，塑造了敢于为民请命的李家寨大队支书李铜钟的形象。1960年春荒来临，李家寨断粮七天，村里四百多号人都得了浮肿，一百多人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为了挽救濒危的乡亲，李铜钟决定用个人的名义向粮站主任朱老庆借粮，结果变成了煽动群众抢劫国家粮库的首犯。但他无怨无悔，平静地等待公安局的人来抓他，临走还不忘叮嘱“种子得留够”。

“我要的不是粮食，那是党疼爱人民的心胸，是党跟咱鱼水难分的深情，是党老老实实，不吹不骗的传统。”小说借李铜钟借粮时所说的话展开了对极左政治的反思与批判，而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杨文秀身上。这位“带头书记”原是一位文采出众的小学教师，后来被提拔到县委宣传部当了干事，1958年报名下基层工作，当了十里铺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把全副精力用在揣摩上级意图上，并推出种种典型经验。他上任第二天就向大家宣布：十里铺公社两年进入共产主义。他每天都盘算着十里铺公社各项工作怎样跑在前头，以此向县委书记田振山报喜。大办钢铁时，他命令村村队队砸锅炼铁，没收一切可以搜集来的铁器，门鼻、门搭钩无一幸免，统统砸碎，填到“小土群”里。县委号召建立丰产方的时候，他认为粉要搽在脸上，批示各队把丰产方一律建立在大路边。当检查团到来的时候，他让社员们化妆劳动，锣鼓助威，老汉们挂着业余剧团的长胡子下地，妇女们穿着古装戏衣，打着穆桂英的“帅”字旗。这一切滑稽的表演让李铜钟觉得新上任的公社书记整天都在给上级演戏，希望得到赏识和喝彩。李家寨终于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秋庄稼又碰上‘捏脖旱’，夏秋两季都比不上往年。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致使乡民遭受了严重的春荒。

小说的政治反思意图非常明显，作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从人的生命出发，考察不合理的社会政治权力如何挤压农民合理的生存需求，写出了人们面对极左政治的困惑与无奈。小说没有对政治体制层面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基层领导者的道德品质。作家与国家主流话语达成一个共识，认为三年苦难的根源是极“左”路线，是杨文秀这样一些瞒上欺下的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出了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三年灾荒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被作家简化为两种对立的道德冲突，在“善”必将战胜“恶”的信念下，传递了社会在曲折中前进的历史观念，错误必将得到纠正。作家在对体制做出有限度的反思后，急忙为李铜钟这样的道德英雄人物平反，这也契合了当时“拨乱反正”的国家意识形态需求与“平反昭雪”的社会心理氛围。

2.民间视角下的灾荒书写

随着伤痕反思潮流的衰退，人们不再满足从单一的政治视角去反思三年灾荒，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开始从底层民众的视角去透视三年灾荒之下普通民众的苦难与死亡。

杨显惠采用纪实的叙事方式揭开了定西孤儿悲惨的生活真相。“灾荒使得人性幽暗卑劣的一面极度彰显，给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精神戕害，并带来了极为严峻的后果。在灾荒逼迫下，许多人的人性发生严重的扭曲与畸变，人们可以抛弃妻子或者卖儿卖女去求生，甚至发生人食人的惨剧。”[29]《黑石头》讲述了灾荒绝境下两个母亲骇人听闻的举动，巧儿的娘为了让巧儿有进孤儿院的资格，把自己活活勒死，而当时政府已经开始发放少许的救济粮，是有望活下去的；另一个母亲则为了活命，煮亲生孩子“扣儿”的尸体吃，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华家岭》描写两家结伴而行的乞丐，一开始同病相怜，互相救助，到后来受助者一家三口却自恃强壮抢夺孱弱姐弟的救命粮，最后撑死在华家岭上。《姐姐》写一对冻饿交加的姐弟借宿牧羊人家，姐姐为了保住弟弟这棵独苗，让他安稳地在热炕上睡半宿而被迫献出自己的贞操。《老大难》写了一个母亲为了活命，忍痛撇下儿子，带着女儿改嫁他乡，与儿子再见面时羞辱交加，爱恨交缠。《顶针》叙述了一个母亲带着子女逃荒要饭，自己却饿死在山旮旯里，女儿莲莲从遗骸旁边留下的顶针才知道母亲的死讯。《俞金有》写俞金有因为肚子饿而吃了很多咸菜，半夜里找水喝，掉进井里淹死了。在饥饿的威胁下，这些孤儿的生命像蝼蚁一样死灭。有的因为寒冷钻进炕洞而被煤烟呛死，更多的孤儿因为感染痢疾而死去。在死亡阴影笼罩之下，孩子的人性也发生了扭曲，获得食物活下去成了他们生存的唯一信条。《打倒“恶霸”》写屈效仁强取豪夺其他孤儿的食物，被王汉元一帮孤儿“修理”好了，但另一个新恶霸王汉元又产生了，继续欺凌弱小孤儿。

杨显惠用凝重质朴的语言展现了定西人民的苦难，用文学的方式为当时饥荒的中国留下了一段难忘的精神影像。“我为什么二十一年不改初衷，旨在张扬人性和人道主义情怀。人道主义的核心是人的尊严，当我们面对成千上万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卑微而弱小的蝼蚁般的生命，作何感想？中国缺少愤怒的作家，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30]

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大幅度地转向民间立场，关注饥荒年代下普通人的行状，揭示饥饿对人性的损伤。作者通过魏月明这个普通劳动妇女的形象，透视特殊情境下人与人的关系，探索存活在民间的人情美与人性美。作品淡化了政治维度的叙述，描写了人们在灾荒中艰难生活的情形，赞扬底层劳动人民生命力的柔韧与坚忍，凸显了一种平民情怀。“什么样的苦难都能忍受，什么样的坎儿都能过去，也许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31]

3.知识分子视角下的灾荒书写

知识分子在灾荒中要承担着比别人更多的灾难和痛苦，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和凤鸣的《经历——我的1957年》、胡平的《残简——中国1958年》，都对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作了形象的书写。

杨显惠本人并没有当过右派的经历，没有亲历过大饥荒年代右派的悲惨生活。他在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上山下乡，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被他们的故事深深地震撼。时隔多年之后，他开始着手调查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经过三年的调查采访，那些尘封的历史才逐渐展露出它残酷与峥嵘的一面。《夹边沟记事》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字眼，全书重点描写了右派们的饥饿与死亡。夹边沟的右派们和全中国老百姓处于同样的困境，都在忍饥挨饿。他们到处去挖野菜、捋草籽，连草根都吃光时就去抓蜥蜴、逮蚯蚓、掏老鼠窝。拌过农药的麦种，动物和人排泄出来的没有消化的东西，甚至人肉和内脏也拿来煮食，只要能填充肚皮就行。

饥饿变成了一种规训与惩罚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手段与工具，《夹边沟记事》展现了知识分子面对饥荒时所表现出的复杂人性，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强权之下精神的委顿与异化。1957—1960年，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从2400人锐减至1100人，饿死过半。夹边沟偷盗食物成风，《邹永泉》里讲述了邹永泉为防止用手表换来的炒面和白面饼被偷，每天外出时就装在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就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最终却因为吃蜥蜴中毒而死。《贼骨头》描写了俞兆远做正人君子信念的动摇过程，最后变成一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即便获释回家仍然旧习难改，总要偷几口生粮食吃，才能安稳地睡一觉。《逃亡》中描写了高吉义与师傅结伴出逃，将奄奄一息的师傅遗弃在戈壁滩，结果被狼群所食，揭示了生存困境中人性的两难。

《夹边沟记事》在对历史的叩问中，表达了对强权政治的批判与否定，同时这种批判与否定还指向右派知识分子自身。小说没有过多地描写管教队伍如何欺凌压迫右派，管教干部对右派的施暴往往起因于右派自己的告密。知识分子在强权与饥饿之下主动异化，沦为强权政治的帮凶与工具，他们既是这场政治灾难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这场政治灾难的施暴者。知识分子精神灵魂为饥饿的肉体所控制，饥饿具有了主体的作用和意义，在饥饿的强大压迫下，知识分子放弃了对高贵灵魂的追求。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也都描写了强权之下的饥荒，塑造了丁子恒、皇甫白沙、孔繁正与周文祥、高云纯、冯俐等失去独立性的知识分子群像，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场饥荒中的精神状态，直逼暴虐的强权，剖析了知识分子人性深处的弱点。

（四）三年灾荒文学书写的反思

三年灾荒在1976年之前的文学中一直处于隐性状态，以缺席的方式制约着作家的书写。1976年之后，伴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三年灾荒再次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开始以三年灾荒为背景，探索人性面临灾荒时表现出的高贵和卑下，思考这场灾荒的天灾与人祸因素，寻找一个民族历经灾荒却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政治反思视角的灾荒书写强调国家与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忽视普通人在历史中的生存状态，容易沦为阐释政治意图的附庸；民间视角的灾荒书写还原了普通人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生存状态，又往往沉浸于鸡零狗碎生活的摹写，从而缺乏一种历史深度。杨显惠、虹影、方方、尤凤伟等用纪实与虚构的方式重新面对那段历史，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关注大历史中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思考民族历史命运，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的精神。

三年灾荒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很多亲历者已经不在人世。这些文学作品的意义就在于重建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拒绝对历史的遗忘，为我们提供前行的勇气与智慧。“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32]许多作家都在为创建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而努力，虹影认为：“苦难意识之所以变成饥饿，是由于丧失记忆。作为一个民族，我觉得我们失去了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饥饿的女儿》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六十年代的，实际上，我们欠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下一代，我们以后的年代一笔债：应该补上这一课，恢复被迫失去的记忆。”[33]杨显惠也显示了一种迫不及待的情形，表明创作《夹边沟记事》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在这种情况下，作者将调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的。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34]

刘庆邦对三年大饥荒的记忆刻骨铭心，他从个人记忆出发，写出了久藏心底的《平原上的歌谣》。作家直面现实的苦难，用嗍盐子儿、吃柿树皮、炒蛐蛐儿吃等典型细节，写出了对饥饿的切肤体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感直逼人心。作家也同样抱有一种焦灼感与使命感，要为三年大饥荒作证，为全民族建立关于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他认为，不写这部小说就对不起那些饿死的人和那段历史，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一辈子都白活了。“一个民族的记忆是这个民族的力量所在，善于保存记忆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试想，一个民族倘是失去了记忆，就有可能重蹈灾难的覆辙，那是多么可怕……一代作家有一代作家的生活记忆，如果我们这一代亲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死了，让后来的人再想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记忆文化向遗忘文化挑战。”[35]

在保存三年灾荒文化记忆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作家们都达成了一致的共识，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即谁的记忆，记忆为谁？这些灾荒幸存者所写的文学作品具有见证历史的意义，但也必然存在自身的局限。因为个人的记忆具有选择性和遗忘性，作为大饥荒的见证者会受到当事人观察角度的限制，受到写作环境和时代氛围的制约，不自觉地与叙述者当下的感受缠绕在一起。个体记忆一旦演变成社会记忆和社会见证，这种记忆便会带有意识形态性，记忆的私人性和情感性就会受到遮蔽，容易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于是，作家们会努力按照流行的见解来理解自己的经历并建构自己的叙事，把个人性的记忆拼接成一个连贯的形态，在不知不觉中使所叙述的事实发生了变形与扭曲。

三年灾荒，在张贤亮、智量等人的笔下是知识分子沦落底层的受难史，同时又是他们获得女性情爱的罗曼史；在尤凤伟、方方、杨显惠的笔下，三年灾荒又是知识分子人性失落、灵魂备受煎熬的炼狱史；在张一弓、高晓声、茹志鹃的眼里，三年灾荒是农村基层政权异化、老百姓濒临生活绝境的历史。而在谈歌的眼里，三年灾荒虽然物质缺乏，但人们精神丰足，是一个令人缅怀的道德理想时代。那时政治清明，干部勤政为民，克己奉公，官民鱼水情深、同舟共济。人们遵循秩序，恪守操行，小孩子因偷吃公田里的红薯就被母亲责打致死。村支书用不正当手段给村民弄来粮食救荒，却被村民们拒绝，认为这是燕家村的历史污点，支书妻子儿女也为之蒙羞，在自我惩戒中默默饿死。司令员不顾家乡人民灾荒而先解决革命老区的燃眉之急，老区人民得到粮食后又贡献出来供全地区统一划拨。这种闪耀道德光环的荒年记忆明显与许多作家大相径庭，作品中“女儿”就质疑“我”的讲述：“女儿笑着说：我看过一部反映那个年代的中篇小说，那篇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可是带着愤怒的感情，带着红了眼的老百姓去砸了粮库的。这篇小说还获了奖的。”显然，作品中的女儿是读过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面对这些不同的关于三年灾荒的叙述，到底哪些记忆可以有效地参与到灾荒文化记忆的建构之中？

灾荒的文化记忆作为一种建构，是为了下一代人对历史有清醒的认识，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作证。因此有必要对哪些记忆可以参与三年灾荒文化记忆建构达成某种共识，以免引起思想混乱。当然，这个要求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苛求，但笔者认为文学有责任去书写灾荒，建构文化创伤，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认为：“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就发生了。”[36]文学是人类文化记忆的一种载体，要承担抵抗遗忘的责任，保留人类灾难的文化记忆。当然，除了文学之外，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更多的途径建构三年灾荒的文化记忆，比如，树立三年灾荒的历史纪念碑，或是建立三年灾荒的博物馆，或是保留有关三年灾荒的具体遗迹等。已经有人开始了这些工作，2004年，河南省光山县十里乡高店大队吴围子村农民吴永宽自筹资金，为在大饥荒中饿死的七十四位村人修建了两座纪念碑，刻上他们的名字，以慰饿魂，以昭后人，这是中国第一座关于三年灾荒的纪念碑。2008年，独立制片人胡杰根据这一事件拍摄了纪录片《粮食关纪念碑》，是第一部用镜头竖起的大饥荒纪念碑。[37]

三 地震灾害的文学书写

（一）死亡人数被作为绝密消息封锁的通海大地震

1970年1月5日，云南通海县发生了7.8级大地震，死亡人数达15621人，受灾面积为8800平方公里，是当代历史上仅次于“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的三次大地震之一。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一直将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视为国家机密，这个规定直到2005年才得以终结。因此通海大地震的详细情形，在“文革”的特殊背景下，特别是死亡人数被作为绝密消息严密封锁了几十个春秋。杨杨以亲历者和调查者的双重身份深入地震灾区采访、调查，查阅了各种地震档案资料，前后历时十多年，写出了纪实报告文学《通海大地震真相——一个人的回忆与调查》，第一次详细、客观地报道了这次大地震的情形，使得通海大地震的真相重见天日。

一些幸存者描述了这次大地震的惨烈情景：

那天晚上，我闹肚子，睡至半夜，睡意蒙胧，肚子剧痛，翻身下床赶往茅厕，四周特别安静。突然，“呜”的一声，一个古怪的声音随即而至，但无风动，更不像什么动物的声音。总之，似乎从来就没有听见过这种声音。抬头只见，阴沉沉的天空中布满奇形古怪的云彩，说紫不紫，说红不红，变幻莫测，一会儿呈蓝白色，一会儿又变成红绿相间，我们叫“火烧天”。四周死一样的寂静，此时，心也莫明其妙地发慌，怦怦乱跳，恐惧感特别强烈。我慌忙逃进屋里，把门闩上，听见“吱呜……吱呜”的巨响，似数十辆汽车的发动机在同时轰鸣一样。我正在发愣，又听“咣当”一声，大地突然晃动起来，似天旋地转一般，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俞家河坎的余从宾，是该村大滑移的见证人。地震那天晚上，他到田里放水、巡视回来，刚进家门，随着“轰隆”的响声，他家的房屋移动起来，他摔倒在地，就像坐马车一样，随着他家的房屋滑出100多米。幸而墙从外倒，他才得以存活。震后，他看见他家的楼板，因为滑入一片藕田里，所以从泥土里拱出了一支支鲜藕。

高大乡的一位幸存者，心有余悸地说，大地震发生的当夜，他听到炸雷一样的声响，躺着的床顿时颠簸、摇动起来，像在河中的船上一样，房屋随之倾倒。在先后约有2分钟的时间里，他从塌下的房屋空隙里爬出来，发现自己是在屋顶上。他逃到村外，看到四处喷沙冒水。路上也不知从哪里冒出一摊摊稀泥，常常有逃难的人陷入里边。[38]

通海古城几秒钟之内就遭受了灭顶之灾，无数生灵瞬间陨灭。解放军某部驻扎在峨山县红旗公社通讯团营房里的136名女兵，都是刚入伍的新兵，正在接受集训，还没有正式佩戴领章帽徽。大地震发生时，营房竟然没有倒塌。她们在极度震骇之中飞快地奔出营房。她们只穿着内衣和内裤呆呆地站立在寒冷的夜空里，部队首长吹哨集合，发出了“保护油库”的动员令。女兵们这才发觉自己穿得太少，都羞红了脸，看着营房尚存，不约而同地冲进去寻找衣服。须臾之间，一次强烈的余震发生了，本来就已岌岌可危的营房顿时垮塌，这些女兵全部惨死在屋里。后来部队为她们举行了追悼会，首长为这些女兵戴上了鲜红的领章帽徽，然后用推土机掘出一个大坑，百余名风华正茂的女兵就长眠其中了。农村住房绝大多数是夯土墙和土坯墙，毫无抗震能力。厚重的墙体掩埋了熟睡中的人们，许多人在睡梦中就失去了生命，有的则被尘土窒息而死。馆驿村全村共计2373人，869人死亡，38户绝户。西寨村是彝族聚居区，全村共有557人，247人死亡，11户绝户，震亡率高达48%。

《通海大地震真相》里面有许多故事震撼人心，比如，《一个抗震救灾英雄的号哭》讲述了抗震英雄李祖德的故事。他在地震脱险后没有积极抢救自己的亲人，而是想到自己作为革委会主任要赶紧组织党员群众去抢救别人的生命和财产。等到他布置好组织抢险工作，急匆匆返回家刨出自己的母亲和五个孩子时，他们已经全部断气了，他抱着最喜欢的小儿子去找医生说孩子还活着，要求医生救救孩子。那个医生一看，说孩子早就断气了。他不相信自己的小儿子已经死了，对医生说孩子的身体还热乎乎的，怎么会死了呢，后来，他又抱着孩子的尸体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另一个医生仍然告诉他孩子真的死了。就是这样，他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亲人的尸体，领着群众重建家园。当着群众的面他从来没哭过，他知道自己一哭，大家的勇气就没了，精神就倒了。“我们三个月就架通了从高寨到观音的高压线，修复了公路，修通了40多条沟渠，当年还保证交清了全公社应交国家的150多万公斤余粮。那年，某乡借口地震灾情，向政府索要救济粮，我们高大公社的干部群众知道后，无偿地支援他们，敲锣打鼓地为他们送去了粮食，用实际行动为他们上了一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教育课。”[39]当李祖德带领作者去看那些30年来一直没有再去过的坟墓时，他靠在一棵松树上叫了一声：“妈，我来看你了！”便失声号啕大哭起来，哭过之后还一一呼喊孩子们的乳名。“那一声他叫得非常凄惨，哭声更是让我们惊心动魄。我们从来没见过一个男人这样号哭过，从未见过，我们一下都惊呆了，任何人也不敢轻易去劝阻他别哭了……30年了他没这样哭过，他是英雄不能哭的，而且他也说过，他白天从没哭过，只在梦中流过眼泪。这一定是压抑了几十年的哭声，凭着这一阵悲恸的哭声，我们相信他说的30年来没有哭过的事实。”“此次采访结束了，我们已完全明白，与当年那些冲进屋子里抢救领袖像章和靠大吹特吹而特意拔高塑造起来的抗震英模们相比，李祖德才是我们心目中真正的抗震救灾英雄。”[40]

《通海大地震真相》全景式地展示了通海大地震发生前后的社会背景、地质变化、巨大震灾和救援情况。作品还多方位地展示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人们对地震及救灾的种种怪异心理和荒唐行为，如震级被人为降低，对灾情实行严密封锁，无限夸大精神援助，国家拒绝一切外援，受灾的群众也提出不要国家的救济款、救济粮、救济物，致使灾民生活贫困，灾后重建异常艰难。作者对灾难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政治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作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对通海大地震作了社会学、灾害学、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深层思考。作者能够以今天的目光审视那段难以理喻的岁月，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充分尊重人民的知情权，用充满悲愤的画面告慰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亡魂。

（二）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死亡242769人，重伤164851人，百万人口的唐山市毁于一旦。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但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而且给唐山人民的心灵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在当时和之后陆陆续续出现了一大批以此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甚至出现了一股唐山大地震文学热潮。一类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热情颂歌，一类是沉寂之后的追忆与反思。

大震之后不久，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报告文学集《人定胜天的赞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诗集《震不倒的红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时永福的诗集《志气歌》。这些作品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烙印，报告文学《一分不差》描写解放军某部一排接受清理人民银行金库的任务，他们不顾闷热和尘沙呛嗓，冒着余震的危险，坚持战斗了一天，最后只差两分钱，九十多万元之中差两分早在误差范围之内了。“可是，业务部门的标准，怎么能和我们战士头脑里的标准相比呢？！”于排长要求：“财经工作上允许百万分之一的误差，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却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误差！”他们又打着手电继续搜寻，为此，许多人的手指都磨破了，最终一分不差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激动地传递着最后抠出来的一枚两分的硬币，“就像拾到了宝贝似的。是啊！两分钱同九十多万元相比，确实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们战士对人民的财产负责到底的这种精神是极为高尚的”[41]

诗歌也不例外，比如有一首诗歌《慰问团亲人下队来》这样写道：

一封封火热的慰问信，

一瓶瓶婴儿的糖牛奶；

慰问团亲人呀——

带来毛主席的关怀。

同咱清理塌房地，

又把批判大会开；

抓住阶级斗争纲，

天灾要听咱制裁。[42]

《震后第一课》也强调自力更生、人定胜天的观念，时刻不忘阶级斗争。

政治夜校的牌子，

燃一簇通红的火焰；

帐篷里灿烂的灯光，

在把工人们召唤。

十二级狂风，

拔不掉新生事物的红苗；

七级地震，

岂能把政治夜校震散！

震后咱上第一课——

“自力更生，人定胜天”；

剖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

狠批走资派的谰言。

莫道这帐篷简陋，

一座无产阶级的营盘；

莫道这课堂窄小，

——正孕育着崭新的唐山！[43]

《无敌的铁拳》也处处渲染阶级敌人的破坏，点燃人民群众仇恨的烈火，在阶级斗争火红的熔炉中铸造无产阶级专政。

捷报似火，战旗如画，

英雄镇得住地陷天塌。

抗震救灾的号角——惊雷在吼，

对敌斗争的战鼓——霹雳在炸。

唐山的民兵呵唐山的民警，

誓把困难和顽敌压垮！

并肩战斗在抗震前线，

革命的铁拳迸出火花——

……

一个坏家伙兴妖作怪，

躲在阴暗处散布黑话：

“哎呀，天降灾难，后患无穷……

嘿嘿，形势大好，咋个解答？”

民兵和民警发动群众，

揪住了他的狐狸尾巴。

反面教员，大有用处——

大批判添了一个“活靶”……

有一个反动资本家血债累累，

建国初期被人民镇压。

这次他家的“夹墙”震裂，

搜出了步枪一支、子弹百发。

这支枪象一条冬眠的黑蛇，

这子弹象一排磨尖的毒牙。

资本家人死心还不死，

梦想夺回失去的天下……[44]

许多作品都是出自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工农兵之手，“作者用他们自己的亲身感受，挥战斗笔锋，抒革命豪情，热情歌颂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歌颂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歌颂广大军民在抗震救灾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以及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英雄业绩”[45]这些作品为那个时代的抗震救灾情景留下了一段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历史影像。

这些地震文学书写漠视几十万惨死的生命，游离于满目疮痍的灾难现场，过分关注那个畸形年代的政治热情和被强化了的群体精神。真正扭转这种写作倾向并且引起广泛关注的是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这部作品浸润着作家强烈的主体意识，突破了一个时代的政治规范，以全新的眼光重新观照唐山大地震。那种地震灾难带来的毁灭场景读来令人震撼，“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妖魔在这里肆虐，是它踏平了街巷，折断了桥梁，掐灭了烟囱，将列车横推出轨。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得唐山面目全非，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斜矗着的电线杆，半截的水塔，东倒西歪，横躺竖倚，像万人坑里根根支棱的白骨。落而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的一两根曲弯的钢筋，白色其外而内里泛黄色的土墙断壁，仿佛是在把一具具皮开肉绽的形容可怖的死亡的躯体推出迷雾，推向清晰”[46]由于地震发生在夜间，许多人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死神带走的，一切都显得是那么的匆忙、急促。“惨淡的灰雾中，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体。有的仅有一双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他们是遇难者中反应最敏捷的一群：已经在酣梦中惊醒，已经跳下床，已经奔到阳台或窗口，可是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硬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摇颤，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47]这些惨烈悲壮的描写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力，令人难以忘怀。作家突破灾难报告的书写禁区，秉持一种启蒙主义立场，全景式记录了人们面对自然灾害的种种表现，对救灾中的特殊政治思维模式进行批判，反思了人类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该作品融报告性、新闻性及文学性于一体，蕴含丰富的社会信息，被认为是“极为宏观全景的报告文学”，“此文可以说是开了‘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先声”[48]

除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的以唐山大地震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有张庆洲的《红轮椅》和《震城》、单学鹏的《劫难》、董天柚的《凤凰城》、刘凤城的《凤凰劫》、刘晓滨的《等待地震》、关仁山与王家惠的《唐山绝恋》、王离湘与刘晓滨的《废墟狼嚎》、刘宏伟的《大断裂》；中篇小说有刘宝池的《灾难人生》、何玉湖的《震荡后的震荡》，比较有影响的是加拿大华裔作家张翎的《余震》，被冯小刚拍成电影《唐山大地震》，轰动一时；短篇小说有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报告文学有张庆洲的《唐山警世录》、刘晓滨的《唐山，唐山！》、李润平的《四天四夜——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王立新的《地震与人——唐山震后心态录》、冯骥才等编著的《唐山大地震亲历记》、郭安宁的《中国唐山大地震》等；诗歌有珂宁的《在地震断裂带上》、张学梦的《蓝色的纪念》、徐国强的《大地震十六年》等；散文有张丽钧的《车票》、李永文的《吊兰飞翠》、长正的《经霜焦竹声更高》、李志强与张庆洲的《地震往事》；电视剧本有关仁山等人的《唐山大地震》、冯思德的《方舟》、刘晓滨等人的《唐山故事》等；广播剧本有刘三伶的唐山地震生活“三部曲”：《三个人的月亮》《唐山孤儿的故事》《天堂之梦》。

这些作品以唐山本土作家为创作主体，体现出难以忘怀的地震情结。比如，张庆洲曾以晓洲为笔名写了长篇小说《震城》，然后又不断地去搜寻和追问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漏报真相，坚持不懈地去采访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及唐山市有关地震预报的当事人，写出了撼人心魄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披露了当年唐山大地震预报工作中鲜为人知的一面。针对唐山地震之后出现大量的截瘫人员的事实，张庆洲创作了长篇小说《红轮椅》，描写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陆志国和江心平是一对热恋的知青，陆志国返城工作，后来在大地震中被砸成高位截瘫。在青龙插队的江心平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定嫁给陆志国。恢复高考时，江心平考上了大学，但毕业后为了照顾丈夫又回到家乡，成为受人尊敬的模范教师。陆志国在改革开放中凭借自己的精明和闯劲，和其他截瘫人员一起创立了“大陆公司”，成了有房有车的总经理。陆志国虽然事业上红红火火，但由于伤残造成的无性婚姻时刻折磨着他，使他内心极度自卑，对妻子与同学周小凡的正常交往疑神疑鬼。后来，为了维护自己男人的尊严，竟对妻子做出了荒唐的“查体”之举，使得江心平感到非常屈辱，一怒之下真的红杏出墙，婚姻破裂。“丈夫塞给你屈辱的同时，也证明你的清白；丈夫以为你清白了，你却红杏出墙了。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似乎在瞬间就完成女孩向女人的过渡。”[49]《红轮椅》描写地震截瘫人员的艰辛生活与他们隐秘、悲凉的内心世界，反映了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困境，旨在唤醒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爱，拓展了地震文学的表现疆域，体现出唐山作家的良知和使命感。

（三）汶川地震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举国悲痛，文学也深深地介入这场国殇之中，特别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各个出版社也都以最快的速度推出了各种版本的地震诗集，如，岳麓书社选编的《五月的殇咏》、赵丽宏与吴谷平主编的《惊天地泣鬼神——汶川大地震诗钞》、赵丽宏主编的《天使在泪光中远去》、珠海出版社编的《瓦砾上的诗——5·12汶川大地震祭》、吴兴人主编的《废墟上的升华》、刘满衡主编的《国殇——献给5·12汶川大地震蒙难者和英雄们的歌》、李瑛等人的《感天动地——汶川大地震诗歌记忆》、尚泽军的《诗记汶川》、陈寅主编的《汶川——“5·12”诗抄》、苏历铭选编的《汶川诗抄》、柳柳等著的《珍藏感动——汶川·生命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的《有爱相伴》、吴兴人主编的《不屈的国魂——汶川大地震诗歌选》、海啸等主编的《大爱无疆——我们和汶川在一起》、聂珍钊等编的《让我们共同面对灾难——世界诗人同祭四川大地震》等；报告文学有李明生的《震中在人心》、徐剑的《遍地英雄：第二炮兵部队抗震救灾实录》、关仁山的《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赵瑜和李杜的《晋人援蜀记》、张蜀梅的《生死一线：汶川大地震九天纪实》、陈歆耕的《废墟上的觉醒：关于汶川大地震志愿者的问卷调查》；此外，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有歌兑的《坼裂》、关仁山的《重生——汶川特大地震三周年祭》、青川作家李先钺的《我前面桃花开放》与《天葬》等；以汶川地震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有李先钺和李世许的《让三川告诉世界》。

诗歌由于受到现代市场经济影响，一度处于低迷状态。汶川地震促发了诗歌的井喷现象，无论是名家（雷抒雁、李瑛、张学梦、徐敬业、王小妮等）还是草根，纷纷在各种媒体（报社、电台、网站、出版社等）上用诗歌表现自己对汶川的关注，抒发地震所带来的心灵震惊，思念罹难的人群，关心和抚慰幸存者的感情，歌颂坚韧的生命，赞扬军民奋不顾身的救援行动，弘扬救困帮贫、怜悯正义、生命至上及英雄主义等价值观念，歌颂党和政府迅捷的救灾行动，赞颂伟大的祖国，抒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诗歌创作一时蔚为大观，有学者把这次地震诗潮称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第四次全民诗歌运动”。

杨秀丽的诗歌《写在大地摇动的时刻》描写汶川地震的惨烈情形，让生于20世纪70年代从未经历如此自然灾祸的诗人深感震惊，一下子从青葱安逸的梦境中醒来，近距离地看见了祖国母亲悲伤的容颜，可是自己作为诗人又如此无力，只能用诗歌亲吻祖国母亲忧伤的额头。

那一刻，我看到灰暗的云朵在天空漫上来，

那一刻，我以为上海的午后要有雨了，

那一刻，我不知道中国的腹地正在崩裂、颤抖！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个黑色的瞬间，

五月的中国啊，天崩地裂，山峦震动，

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摧折祖国母亲的筋脉？

有什么可怕的力量在揉断她的骨骼？

有什么巨大的手在捣鼓她的血肉？

大自然在凶吼！神州硬生生地被震开了缝！

生与死的界缝啊，一道无明的深渊！

世界仿佛进入混沌的末日，

啊，中国！我庄严的国土，

我生息相共的母亲祖国，

为何无数无辜的众生被顷刻带走？[50]

有感于“四川绵竹汉旺镇东汽中学废墟中，一个死难学生的手中紧握着笔”，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无辜的青春在萎缩，盛开的梦想在凋零，周碧华创作了诗歌《那只手，那支笔》，紧扣“手”与“笔”的中心意象，把最美好的、最痛楚的、最惨烈的几个矛盾元素融入诗中，赞美了孩子的坚定与抗争，抒发对遇难学生的哀悼之情，读后让人泪流不已。

孩子 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支笔被你攥出了泪滴

你对生命的渴望

让活着的人不敢呼吸

那支笔是幸运的哟

与你的手一起构成最壮美的景致

孩子 我知道你不想松开

作业本上还有一道未解的题

那一刻 我听到你的骨骼吱吱作响

柔嫩的身体压满了钢筋和水泥

那支笔在痛苦地痉挛

那支笔像你一样没有哭泣

大难临头你仍然没有放弃

那支笔是你抵抗死神的武器

可以抛却生命却不可以抛却知识

孩子哟 那堆废墟因你充满了生机[51]

同样是悲悼罹难的学生，邹旭的《哭泣的书包》以书包的口吻去寻找往昔那熟悉的稚嫩的肩膀，最终只能成为没人背的书包，留在废墟里陪伴主人一起安息。

啊！你！

温暖的脊背

稚嫩的肩头

从此不能高兴

背着我

往学堂的路上走

我！

成了没人背的书包

……

我哭泣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哭泣我

没人背着的书包

在大地深处寻找

寻找曾经的脊背

啊！你！

一个没人搭理的书包

一个满脸灰尘的书包

一个只能哭泣的书包

伏在母亲背上

无力走出废墟

和你一起在地里安息！[52]

地震中也有许多孩子因为老师舍生忘死的救护而得以逃生，张米亚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天使。当人们徒手搬开汶川县映秀镇垮塌的镇小学教学楼的一角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惊呆了：一名男老师跪在废墟上，双臂还紧紧搂着两个孩子，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两个孩子得以存活，而那只“雄鹰”却已经气绝！他就是该校的小学教师张米亚，年仅二十九岁。由于他紧抱孩子的手臂已经僵硬，救援人员只好含泪将之锯掉，然后把孩子救出来。有感于此，诗人创作了《摘下我的翅膀，送你去飞翔》一诗，向英雄的张米亚老师致敬。

亲爱的孩子，不要哭泣

摘下我的翅膀，送你去飞翔

在雷鸣电闪山崩地裂中，

灾难摧毁我们的校园

不怕，有我

我就是你们生命的雄鹰

张开我有力的臂膀

来为你筑起温暖的阳光

亲爱的孩子，不要哭泣

摘下我的翅膀，送你去飞翔

在杂乱的残垣断壁中

你们并不孤寂

不怕，有我

请相信未来

灿烂的明天又会回到巴蜀大地山川

在那时，到处都是花儿开放的气息

亲爱的孩子，不要哭泣

摘下我的翅膀，送你去飞翔

我也将去往天堂的路上

请你们原谅

我们未尽的师生情义

请看看吧

那些帮助我们血浓于水的解放军

是他们用血肉铸成了我们胜利的城墙

亲爱的孩子，不要哭泣

摘下我的翅膀，送你去飞翔

不是我不坚强

丢下你们独自离去

只是因为天堂太美丽

为了让你轻松的成长和站起

我必须折断我的双臂

那是我摘下的翅膀

我要用它

送你们去自由自在去飞翔[53]

四川省德阳市汉旺镇中学老师谭千秋，在教学楼坍塌之际，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护住四个学生。学生得救了，他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胡有琪的诗歌《谭千秋老师，废墟中的最后一课》叙写了谭千秋用老师的风范撑起坍塌的天空，抒发了对谭千秋老师的崇高敬意。

在你的面前

所有的颂语媚言都变得苍白、无力

你用唐诗宋词做骨

认认真真地写了四个字：我是老师

然后，你就做了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事

用老师的风范撑起坍塌的天空

在2008在一场大地震中

上完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课

比“最后一课”中的老师还要老师 还要形象

之后 你和所有废墟中的灵魂一起悄悄悄悄地

赴死神之约

你没有动人的遗言

你没有响亮的口号

你怕 怕惊动身下的孩子

你怕 怕孩子们只有书包无法取暖

你怕孩子们知道你走了

会哭

四个有幸的孩子

在你的良心里安全的避难

被你的良心安全的救活

他们见证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却是神的化身

他们知道 老师未说出口的话就是要他们好好读书

有老师在道就不会灭

有老师在再大的灾骨却不会酥

不能不为你哭 尽管你希望天天看到孩子们笑

不能不为你鼓掌 尽管我也最讨厌死后才为英雄鼓掌

已无法和你握手

但我不能不和你握手

你的最后一课

真真正正的令活着的老百姓感动 令中国的父母感动

谭千秋老师 一千年你都是我的道德文章

一千年你都是中国人不折不扣的老师

老师 你走好啊 你走好

天堂的学生也在等你呀 正在等你……[54]

汶川地震中这类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一名男子驮着已逝的爱人回家的画面就曾经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周碧华为此创作了诗歌《爱人，搂紧我》，抓住典型的细节，描摹男子无望的絮语，感情深沉细腻，表现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无奈，在一咏三叹中赞颂生死不离的爱情。

爱人，我知道你很累

此刻，我们的家已毁

遍地瓦砾掩不了血腥味

可我有宽阔的背呀

爱人，你且好好地安睡

爱人，我知道你很冷

请将我搂紧

我的热血是你最后的体温

爱人呀，你真的睡着了吗

为什么这次睡得这么沉！

爱人，请搂紧我

是否还记得那片小山坡

满山的花偷窥了我们的热恋

你是那最浪漫的一朵

搂紧我呀，别松开！

爱人，我要带你去听歌

天堂的歌声远远地传来

爱人，我的悲伤已成河

今晚的饭菜在哪里

今生再不能枕你温柔的胳膊

爱人呀，搂紧我……[55]

这类诗歌善于运用诗性的直觉，抓住一些经典细节，避免空泛的抒情，把诗歌的根须深深地扎在坼裂的土地之中，给人一种视觉和情感的冲击。

作家歌兑作为一名军医率领医疗队伍参加了救援工作，耳闻目睹了灾难中的许多残酷情景，在救援工作结束之后感觉还有未竟之事，经过两年的思索和酝酿，终于创作出了震撼人心的长篇小说《坼裂》，以一个军医的眼光对大地震进行哲理思考，直击苦难现场，深入剖解人心，用文学的方式对那场国殇进行特殊的祭奠。《坼裂》虽然以汶川地震为背景，但突破了一般地震文学书写的规范，展现了人性坼裂的现状，寻求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重铸，对灾害的文学书写进行了另类拓展。

地震使得汶川大地山河破碎，沟壑肆横，到处都是大地撕裂的伤口，脆弱的生命在自然的强力面前不堪一击。地震灾区是一个需要施救的地方，到处都是等待救治的患者。医院里，医生为了留住高中女孩那条美腿实施艰辛的“保肢计划”；废墟下，卿爽冒着生命危险为闳老师实施剖腹产，承受着杀一人救一人的心理煎熬；“宝宝不孤”行动中，医生们为了如何更完美施救小赵时而争吵不休。《坼裂》表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生命救赎，还有人的尊严的救赎，以及人的坼裂灵魂的救赎。

有尊严地活着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要求，可就是这一最基本的人生诉求却因各种情境而无法得到满足，甚至在人死之后也依然如此。小说中写了一对刚完婚的新人，死后却因家庭背景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待遇，新娘子的母亲是有名的樱桃大王，硬把新郎手上的戒指摘下来套在新娘手上，新娘尸体被家人簇拥着用车子拉了回去，而贫困的新郎的尸体却只能被父亲独自背回家。新娘子孤零零一个人静卧在花团锦簇的丰收果实之上，没有人理会她的孤单，没有人去尊重她是为爱而死，亲友郑重的祭奠仪规不过是巩固家族地位的自利。大自然的灾难让一对新人的死增添了别样的意味，主人公卿爽感慨道：“一个人对感情的拥有权是多么脆弱，你的，未必就真的是你的。任何事物，上天分你一小半的支配权力，把握不住的，是你自己。”[56]爱情本是两个恋人之间的事情，是没有等级和贫富差别的，然而现实的规则和秩序无情地将这对恩爱夫妻死后还要拆散，人的尊严在此受到严重践踏。

书中还写了一个年轻的“鬼眼睛”，他曾高举两手抵住房梁，让老婆孩子从瓦砾中钻出来。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嘴里一直唱着山歌，可后来却突然上吊自杀了。原来，地震时他和一个寡妇情人在一起，这个寡妇临死前也许还救了他一把，他活着出来后才救出了家人。老婆知晓他和寡妇的关系，想到震后政府要按户补助救济金和住房，就让他和自己补办一份假离婚证明，再和死去的“寡妇”去办个假结婚手续。他一切照办，然后就上吊自杀，追随寡妇而去。生的尊严在现实利益的追逐面前遭到无情的蹂躏。“地震让人变得诡异了。”[57]功利化的社会，让人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无情。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污浊社会维护好自己的尊严越来越难，如何有尊严地生存，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与生命的救赎和人尊严的救赎相比，小说更多表现的是人的灵魂的救赎。书中对“坼”这个不常用的汉字做了一番解释，“指大地由整而分；或泥土由板而裂；或种子破壳发芽。人心深处，也藏着这一‘坼’，所以，人性总是丰富多彩”。人性是异常复杂且矛盾的，尤其在当今社会，人格分裂是如此常见而又让人内心纠结。作品中关于“坼裂”的文学描写颇有意味。小说中有许多关于“裂纹”的描写，比如，大地的裂纹、女性乳房上的伤痕、林絮和卿爽爱情的裂纹……作者一再强调这些裂纹的存在，甚至小说的封面设计也采用了裂纹。裂纹，是坼裂后所留下的痕迹，是生活细碎状态的再现。但不管是大地的坼裂、身体的坼裂，还是爱情的坼裂，都是为表现灵魂的坼裂服务的。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多元化的价值观念让人眼花缭乱，现代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灵魂的空虚和无所依靠几乎成了现代人的通病。《坼裂》通过大地震这一突发状况，把日常生活所隐藏的各种怪诞之处显露无遗，揭隐出大地震中被撕裂的人心、人性，让我们直面赤裸的真相。这部小说呈现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坼裂的精神状态，比如，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游在理想的爱情王国，可以抚养被遗弃的孩子，而一旦落实到现实生活，有些东西不免要受挫。小说一开场就把男女主人公心灵的“坼裂”展示在读者面前，林絮年轻有为但却玩世不恭，卿爽聪颖美丽但却孤独寂寞。两个高级知识分子沉溺于网络虚拟的爱情，恩爱有加，而当他们偶然发现生活中的彼此时却不知所措，不愿接受对方。这种现实与虚拟的坼裂，是现代生活中很多人面临的问题。

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一方面是患有现代心理病的患者，另一方面又是无数灾民赖以求生的救赎者。他们和灾难互存互生，启示人们剥离灾难反思人性的庸常，即使没有地震，你的生活中也充斥着“坼裂”；即便没有现代性，你也一样是“坼裂”的。在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到处都存在坼裂的现象。作品对大地震之后人情物态进行了精细的描摹，对灾后人心给予了纤毫毕现的描绘。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既有卑劣渺小，也有崇高伟大，既有生活的怪诞与荒谬，也有生活的秩序与逻辑，这无疑是对人的本质和本性的深刻揭示，也是对某种现实的有力针砭。《坼裂》的主旨其实远远超越了地震，对人的心灵的关注才是其关键所在，作者给地震废墟上人的灵魂实施了一场无形的手术，显示了对人的灵魂的深切关怀与救赎。小说通过对地震灾难的描写，希望引起人们对灵魂的关注与反思。地震过后，倒塌的房屋可以重建，堵塞的河流可以疏通，但废墟上人的灵魂还在四处飘荡，找不到回家的路。

四 “非典”灾害的文学书写

2003年，正当人们期盼着广交会的来临，期待着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非典”挑战，考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如何去处置这一重大的疫情，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最终，中国人民在政府的强力指导下，战胜了“非典”，交出了满意的答卷。“非典”过后，一些作家有感于“非典”时期的见闻，创作了一些描写“非典”时期人们的感情与生活情况的作品，表达了自己对于“非典”的看法。

“非典”文学作品很多，特别是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数量颇丰，有柳建伟的《SARS危机》、徐坤的《爱你两周半》、向本贵的《非常日子》、张尔客的《非鸟》、倪厚玉的《非典时期的爱情》、赵凝的《夜妆》、胡发云的《如焉@sars.com》、胡绍祥的《北京隔离区》、夏凡的《爱在sars蔓延时》、陆幸丰的《银狐之劫》等；中短篇小说有阿多的《非典时期的B城情感》、邹贤尧的《遭遇非典》、贺静炜的《SARS覆灭记》、陈国炯的《非典时期的爱情》、四毛的《遭遇非典实况录》；电影文学剧本有朱苹等人的《非典时期的爱》；报告文学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有杨黎光的《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舒云的《纸船明烛照天烧——中国抗击非典全纪录》等；“非典”日记有张积慧的《护士长日记——写在抗非典的日子里》、掬水娃娃的《北大日记》、刘雪涛的《小汤山手记》等；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非典”民谣及“非典”短信。

柳建伟的《SARS危机》是描述2003年“非典”的代表作品。“非典”是重症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的中国式称谓，在西方简称SARS。柳建伟为创作这部作品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前后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去搜集“非典”的有关资料。正是有了如此认真的调查研究，才有了《SARS危机》的问世，让我们得以了解那个时期中国人的情感及表现，了解政府和民众面对重大危机时的态度，为将来更好地进行疫情防控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SARS危机》是第一部全面反映SARS病毒入侵人类的长篇小说力作，被称为中国版的《鼠疫》。作品以北方省会城市平阳作为背景，以副市长张保国、医生朱全中、记者丁美玲等几个家庭主要成员为主人公，忠实记录了“非典”时期中国人的生存景况，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政府和人民抗击“非典”的真实过程。小说描写了“非典”带来的恐慌，由于人们对“非典”的认识不足，在“非典”来临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惊慌失措，人群疯狂地抢购板蓝根、食醋。这种恐慌也弥漫到大学校园中来，在封校传言的影响下，平阳大学的很多学生盲目地冲出校园，学校秩序几乎失控。小说批判了一些“非典”之下的人祸因素，如钱东风作为一院之长，为了自己的私利，听不进张春山等人的劝说，一意孤行，强迫下属服从命令，没有有效地控制疫情，任凭事件扩大，最后还试图隐瞒实情；市领导王长河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也刻意隐瞒疫情，漠视老百姓的知情权，导致了“非典”的进一步扩散；以丁国昌为代表的一些不法商人企图发国难财，囤积大量板蓝根，从中牟利，并制造谣言，贩卖烟花爆竹，最终得不偿失。副市长张保国为了百姓的利益不畏强权，在其父张春山的帮助下，带领人民抗击“非典”，成功地控制了平阳的“非典”疫情。

《SARS危机》视野开阔、结构庞大、情节生动曲折，全方位、多层面地描绘了“非典”时期人们的特殊生活。既对2003年“非典”这一真实历史事件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画，又对各个阶层典型人物的命运轨迹进行活灵活现的展示。《SARS危机》是一部忠实记录中国人生存境况的大书，带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呈现出深刻厚重的艺术风格，表现了中国当代作家在反映民族灾难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责任感与艺术良知，是中国灾难文学书写的一部代表作品，为SARS危机留下了一部人类良知的心灵史，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忘却过去的灾难。

不同于柳建伟的全景式地书写“非典”下的平阳社会状况，张尔客的长篇小说《非鸟》侧重于从局部和个人的角度去描绘“非典”，将“非典”放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深入的透视。《非鸟》以“非典”肆虐时期的某城市为故事背景，展现了瘟疫突然来临时的世态人心，是一部“非典”时期的名利场，一曲人性、权力、欲望、爱情的四重奏。某国企副总肖桦到广州出差，签了一大笔合同，幽会了情人赵米，正当其踌躇满志之际，他的广州情人被发现患了“非典”，他成了这个城市的第一例“非典”疑似患者。由于他频繁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其行踪给这座高度警觉又十分脆弱的城市带来了极大的恐慌，短短的十五天之内，就有一万五千人被隔离，甚至一副市长也因与其接触感染“非典”而身亡，人际关系风云突变，造成了官场极大的震动，他的升迁之梦也就此终结，最后住进了精神病院。小说还讲述了另外两个中产阶级男士的“非典”遭遇，一个是猎艳高手黄浦邂逅女作家圆波，因为发生“非典”疫情而被隔离，度过了一段尴尬时光，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被遗忘的日常生活；另一个是收藏家侯三石与从良妓女唐心如因为“非典”而产生了一段传奇式的爱情。《非鸟》通过“非典”疫情的强势介入，让一些隐蔽的东西无处遁形，颠覆了现代消费社会的私密性。肖桦与赵米的私情曝光，让这个曾经跪在妻子李春芽面前求婚的好丈夫形象彻底颠覆。黄浦每天都要与远在日本的妻子通昂贵的越洋电话，私下里却到处寻香猎艳，与女作家圆波私通时被隔离，而这时候妻子从日本回国，只好躲到厕所里打电话，用谎言来弥补生活的裂隙，隔离生活让他意识到寻花问柳生活的荒唐与无聊。《非鸟》写出了“非典”时期的夫妻反目与权力更替，反思了当下消费社会的道德观与价值观，说明所谓身体的自由其实是有其限度的，不可能超越社会的规范而存在，个人的私生活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非鸟》集中展示了背弃、伤痛、绝望、死亡等人性主题，深刻地揭示了权力与欲望的脆弱性。

表现“非典”的纪实文学作品更是层出不穷，各大报纸如《人民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以及《安徽日报》等各省市的报纸都纷纷推出“抗非典”文学专栏，代表作品有郭玉山的《困境中的坚韧持守》、嘉嘉的《英雄在黎明前倒下》、邹月照的《仁者无谓》、黄天源的《我们面对什么？》、温远辉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等，这些作品都从不同的视角，讴歌了白衣战士和各行各业的抗“非典”英雄，赞扬了“非典”时期全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军旅作家王宏甲在《文艺报》上发表了报告文学《天使之盾》，反映我军科技人员夜以继日进行科研攻关，发明新型隔离服的感人事迹。《人民日报》刊登了解放军307医院赴小汤山一线护士刘雪涛的报告文学《在小汤山医院的日子》，展现了十名护士战斗“非典”第一线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人民日报》文艺副刊推出了金敬迈的《好人邓练贤》，以真实质朴的文字展现了抗“非典”而殉职的时代英雄邓练贤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无私无畏的精神。

杨黎光在“非典”爆发之际不避艰危深入灾区，对医护人员的英勇行为和“非典”患者的痛苦现状进行了现场采访和报告，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和应对SARS提供了真实的现场情景，表现了一个报告文学家的社会良知和勇敢担当。当SARS已经成为历史，许多人对当时那些刻骨铭心的“非典”记忆已经有所淡忘之际，杨黎光却没有停止自己对“非典”的认识与思考，在长期的材料积累和深刻思考的基础上，创作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真实地记录了当年“非典”的重大疫情，全方位地反映了广东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抗击“非典”的坚定信念和高昂斗志。《瘟疫，人类的影子》塑造了众多为了抗击“非典”而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描写了“非典”之下芸芸众生的生活场景，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人群用真情和大爱构筑了抗击“非典”的生死防线。该作品还对瘟疫的历史进行溯源，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病毒、细菌与人类的关系，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揭示瘟疫与人类发展的密切关系，预言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是病毒，引导人们正确地面对瘟疫和自然，启迪人们去关注环境与健康，具有高度的科学思辨色彩。《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不仅为“非典”之战留下难以忘却的记忆，同时还让我们去重温那些人类与瘟疫作战的历史，追溯“非典”的根源，揭示了“非典”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无论科学多么发达，瘟疫仍旧会像影子一样忠实地伴随人类。该作品以其出色厚重的表现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五 南方雪灾的文学书写

2008年春，中国南方发生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造成多处铁路、公路、民航交通中断，大量旅客滞留，致使春运雪上加霜。许多地区供电中断，给电信、通信、供水、取暖等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这次冰冻雪灾，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加以应对，化解了这一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危机。在文学方面，也出现了许多以此为题材的作品。南方雪灾的文学书写以报告文学为主体，较为著名的有陈启文的《南方冰雪报告》、徐剑的《冰冷血热》、吕辉的《08雪灾纪事》、郝敬堂的《好汉歌》、罗盘的《中原鸣响集结号》、伊始等人的《冰点燃烧——2008南方大冰灾纪事》、郝振省主编的《雪灾中闪烁的人性》、聂茂与厉雷的《回家——2008年南方冰雪纪实》、吴达明与吴海榕的《大拯救——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2008年世纪冰灾救助滞留旅客纪实》、雷铎工作室的《2008：中国惊天大雪灾》、新华月报编的《齐心协力夺取抗冻救灾全面胜利》。除此之外，公安部宣传局、广州市公安局、博纳影业联合摄制了纪实电影《冰雪11天》，讲述了发生在广州火车站广场上的春运故事。数百万旅客滞留广州火车站，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群死群伤的大规模踩踏事件，最终在公安民警、解放军、武警官兵及民兵预备役人员、志愿者等齐心协力下，成功地化解了这一公共安全危机。著名导演龚应恬也以抗击2008年雨雪冰灾为背景，拍摄了主旋律电影《南方大冰雪》，以雄浑细腻的现实主义手法，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危急情境，展现了各部门齐心协力、奋力救灾的视觉场景，歌颂了人民子弟兵中流砥柱的英雄形象。

作家陈启文毅然放弃了手头正在进行的写作，接受了湖南作协交给的冰雪灾害采访的艰巨任务。虽然是上级命题作文，但他自己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和创作追求。他走的是底层路线，背着一副简单的行囊，以摇铎采风者的姿态一个人孤独地行走在都市和乡野的大道小路上，深入“京广铁路线”“京珠高速路”等重灾发生地，穿越偏僻山岭，沿着高压输电线路行进，尽可能去寻访冰雪灾难的一切现场，俯下身子去倾听那些最底层的，第一现场的司机、电工、农民、警察、士兵等人的灾难经历，通过大量的原生态素材和那些独特而不可重复的具体细节去感受和复原灾难的情景，以一种深陷采访现场的姿态去寻找接近和理解冰雪灾害的机会，成功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南方冰雪报告》。这是一部记录2008年中国南方冰雪灾害的全景式长篇报告文学，以当时的重灾区湖南为叙事重点，同时向周边湖北、广东等省区辐射，写出了整个中国南方所承受的严重灾情。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在A部“地平线消失”中，作者描写了雨雪冰冻灾害的场景及灾难所带来的后果，千里冰封，漫天雪飘，地平线消失，车辆寸步难行，飞机无法降落，而此时又适逢春运，许多人只能拿命来换一条回家的路。B部“生死时速”书写了抗击冰雪灾害的悲壮历程，塑造了抗击雨雪冰冻灾害的英雄群体，从国家总理到唐山农民，从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到普通的电力工人罗海文、罗长明、周景华，从解放军战士到劳累致死的小公务员王勇。作品描绘了千里大破冰、跨省大分流、广州火车站人群大疏散、郴州大拯救等惊心动魄的场景，彰显了救灾中以人为本的普世情怀，从国家领导人到普通士兵及基层工人群众，他们考虑的全是旅客的吃、住、行的问题，考虑的是冰冻灾害下的病人、孕妇、老人、儿童的问题。保障交通畅通、保障医院照明、保障物资供应充足与灾区生活有序，这些都与灾区群众和滞留旅客生命生活休戚相关。这是时代的进步，是国家与民族的进步，也是作家、作品的进步。尊重生命、以人为本、救人为主，是救灾中最为迫切、最为科学的理念。“中国人在这一年里所表现出来的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捍卫和在生死关头涌现出来的纯粹而高贵的人格，这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应该铭刻在一座无形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C部“涅槃与重生”书写了作者对灾难中的人性、人与自然、人与人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告诫人们要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人类可以不必共同遵守同一部国家法典，但必须共同遵循一个信条，即尊重自然，做自然的朋友，和大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以为现代化就可以掌控大自然，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应该保持谦卑，必须主动地去与大自然沟通，学会怎样同大自然和谐相处，一句话——人类应该心平气和地信任着同时恪守着天意或宇宙中既定的秩序。”[58]《南方冰雪报告》用富有文学性的笔调生动形象地记录了2008南方冰雪灾难，刻画了一副副坚硬挺直的脊梁，呈现了一个民族面对灾难时的精神和信仰，诠释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深层原因。

电力部门担负了这次抢险救灾的主要任务，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为此，国家电网公司编辑出版了《冰雪战歌——国家电网抗冰救灾文集》，内容分为报告文学、通讯、话剧、散文、诗词等五个部分。诗词部分既有传统形式的古典诗词，也有不拘一格的现代诗词。如，王兴一的《七律·援赣》描写了冰冻成灾，电力工人奔赴灾区抢修线路的场景。

江南大雪降天庭，半壁河山一片冰。

冻雨凝结塔线累，精兵不负手足情。

霜凌肆虐断归路，陌地驰援遣重兵。

却道严寒春不远，神州处处鼓东风。[59]

宋玉萍的《瑞鹤仙·抗雪灾电网英雄赞》也写了雪灾给人民带来的不便，电力工人奔赴崇山峻岭与风刀雪剑抗争的画卷。

雪殃南国度。逞素玉飞琼，漫天寒遽。归鸿断来路。昨银弦巨塔，雨凝冰固，电流却步。更难堪、孤城日暮。失光明、水竭烟寒，不解此身何处。

赶赴！郴州告急，四面伸援，八方相助。天涯铁旅，一腔热血倾注。竟等闲、雪剑风刀倦骨，峻岭崇山无数。踏歌行、壮哉群英，大诚永驻。[60]

天涯的《风雪中的剪影》描写了普通的电网员工面对风刀霜剑的肆虐与淫威，为了万家灯火的期盼与誓言，不畏艰险与严寒，登上光滑的电线杆，用手工作业的方式清除冰冻。

冻雨 冰雪 寒流

一夜间改变大地的色彩

与电网对峙 力的较量

铁塔不堪风刀霜剑

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倒塌

雪尘呼啸而过

空留下寂寞的荒凉

横担 水泥杆 瓷瓶

包裹在重叠的冰层里

晶莹剔透的不是记忆中的童话

奔涌的电流突然被无情的手切断

疼痛弥漫 谁的眼泪在空中飞扬

蓝工装 绝缘鞋 安全帽

你是一名普通的电网员工

肩负如山的承诺 社会的责任

目光穿越过高山 丘陵 雪原

在那高高的电线杆上 放飞绚丽的梦想

雪灾冻灾 冰雪交加

你是勇敢的神鹰

迎接大自然挑衅的灾难

单薄的衣衫掩不住满腔的热血

敲开冰封的阻碍

你用青春的歌喉吹响激情的号角

一步又一步 攀登光滑的杆子

手执工具 你要把困难踩在脚下

刺骨的寒风考验意志的坚强

幻想中的温暖 向你抛着诱惑的媚眼

不 为了万家灯火

你愿意在这冰天雪地的世界

剪辑银色的锋芒 照亮希望的长路[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