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所带来的不仅是一段挥之不去的梦魇与创伤记忆，更是一个美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在社会、政治、经济、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均影响深远，标志着“后9·11”时代的肇始。

在文学层面，“9·11”催生了一个独树一帜的文学类型，即“后9·11”文学，其中成就最高的当属“后9·11”小说。从广义而言，“后9·11”小说并非仅指直接描写“9·11”事件经过或以它为背景的作品，还包括以此为契机诠释和忧思“后9·11”时代人类生存境遇的作品，而后者更能彰显“后9·11”小说的审美意义与价值。本书在文本选择上顾及了这一点，基本涵括了“后9·11”小说的四大类别：其一为深入刻画“9·11”所引致的个人与文化创伤的小说，如德里罗的《坠落的人》、弗尔的《特别响，非常近》；其二为对美国诸多弊端进行反思的小说，如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其三为关注美国之外的“他者”即恐怖分子和伊斯兰群体的小说，如哈米德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以及其他国家因铺天盖地的媒体传播而深受其害的“替代性创伤受害者”小说，如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其四为启示录式小说，即受到“9·11”暴恐事件启发而思考人类未来之路的小说，如麦卡锡的《路》。所选作品都是“后9·11”小说的经典之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作为一种虚构性审美叙事，“后9·11”文学与强调“爱国主义正确”、美国无辜论、例外论的媒体叙事、官方叙事与民间纪实叙事不同。它既深刻反映现实，又矫正并超越了狭隘的美国个体悲痛、哀悼、创伤的受害者论调，将现实与历史交融于文本之中，以更宽阔的视野来想象、审视恐怖袭击事件，给“他者”更多的话语权，更多地注入历史反思和伦理拷问。简言之，关注生命是这一文学着意表现的思想主题，反映了作家对人类总体命运的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这就要求“后9·11”文学研究既不能脱离当代国际政治的大背景、大语境，更不能罔顾各国文化身份、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的差异，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怪圈，从而忽视文学的审美特质，而要凸显“后9·11”文学的“反叙事”特征与内涵，挖掘作家如何与官方化、政治化的“宏大叙事”分庭抗礼，对“9·11”事件发生的内外因、如何医治精神创伤与重塑伦理价值所进行的形而上的艺术思考。

吴荣兰的这本专著在研究主旨与方法上契合了以上要求，基于相关文学理论，以“再现”“批判”与“诗性”作为三个关键词统领全书，将全书主要内容分为“创伤再现”“理性批判”和“诗性救赎”三大部分。首先，从图像叙事、创伤展演与应对、男性气概的萎靡、“后9·11”时代女性的成长四大角度来再现“后9·11”小说中“归零地”的普通民众难以言说、又不得不说的个体创伤，并实现个人、家庭创伤迁移和民族、国家创伤迁移，阐释对他者负责的道德观与非暴力伦理的重要性；接着，从理性批判思维出发，着重探讨“后9·11”小说反叙事、反东方主义书写的特征和文学伦理价值，阐述“后9·11”小说隐含作者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抵制，对实为同质化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和对“赤裸生命”而非“政治生命”的尊重，促使读者反思应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回应他者的苦难；最后，从人性与人文关怀角度出发，探讨在一个德里罗笔下恐怖无处不在、人们“身处危险的年代”里，“后9·11”小说所阐述的救赎途径，包括寻归自然的灵魂救赎、积极虚无主义式救赎、文学艺术的伦理救赎。

“9·11”已过去了17载，国际恐怖主义依然此起彼伏，局部战争频繁爆发，安然度过千禧之年的人们虽踌躇满志于科技文明和经济全球化的成就，但恐慌与焦虑依旧如影随形。“后9·11”文学与其他文学门类一样，一如既往地用其独特的艺术方式追寻、审视与反思历史进程，这也正是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对文学价值的直接回应与阐释。然而，任何试图将“后9·11”文学研究推向单方面的所谓生命意义、人类命运、全球主义等层面的简单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它很容易落入西方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抹杀文化多样性与忽略意识形态差异的陷阱。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警惕所在。

吴荣兰是浙江树人大学的青年教师，为人真诚谦逊，在学术方面始终持有一颗锐意进取的赤子之心，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本著作视野开阔，研究范围广泛，触及了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展现了文学在反思和走出这些困境过程中潜在的价值和肩负的使命，显示出了一定的思想深度和人文关怀。虽然著作在某些细节的论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但正所谓瑕不掩瑜，这本专著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希望荣兰继续保持这种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获得新的突破。

是为序。

隋红升

2018年6月于杭州雅仕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