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后9·11”文学与研究

第一章 “后9·11”文学

第一节 “后9·11”文学的产生与特征

一 “后9·11”文学的产生

2001年9月11日，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上午8时48分，美国发生了其历史上自珍珠港突袭以后前所未有的大劫难：美国经济的象征——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在两架民航客机先后自杀式撞击下化为废墟；美国武力的象征——国防部五角大楼也遭到另一架飞机撞击，被削去半边，燃起熊熊大火，受到了重创。最后一架波音757飞机，据称最终目标是象征美国在世界上政治领导地位的白宫，但由于机上旅客的殊死搏斗而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这场前所未有、登峰造极的恐怖袭击对美国人心理伤害最深的不是这些有形建筑，而是在这次精密策划的袭击事件中失去的数以千计的生命：据统计，在“9·11”事件中共有2998人丧生，其中包括411名救援人员。

“9·11”是自1812年以来外敌对美国本土发动的第一次攻击。它给美国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影响。从国内来看，这种影响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他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安全感和对本国民主、自由的自豪感：从总统到平民，从旅行到邮递，美国人对其生活方式那种洋溢着自信的优越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他们猛然发现所谓的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美国，其实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脆弱不堪，之前扬扬自得的美国例外主义已经变成遥远的记忆；“9·11”事件之后美国人更加注意个人安全问题，美国人宛若惊弓之鸟，生活处于恐慌和不安的状态之中。同时，美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开始受到了限制，一贯吹捧的人权受到了极大的侵犯，比如美国移民局对所有的移民进行严格的检查、监视、控制，尤其那些阿拉伯族裔，不仅倍受爱国情绪空前高涨的本土人的仇视，更是成为政府重点监控的对象；宗教热情被浇灭，开始打击异族，对伊斯兰教更是痛恨万分。在布什政府突然宣布本·拉登是幕后真凶之后，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成为众矢之的。在9月13日和9月23日的两次民意测验均显示，92%的美国公众支持政府采取军事报复行动。10月7日，美国的军事报复行动终于开始，先后发起了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反恐战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和态势。

事发之后，美国社会顿时陷入巨大的悲痛和义愤之中，布什的外交班子在策划更大规模的反恐战争之时，美国百姓在调整他们的生活，用了8个月的时间才从巨大的震撼中清醒过来，并开始冷静下来思考这场奇袭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成了最没有安全感的地方，成了恐怖主义最主要的袭击目标（据统计，冷战结束以后的恐怖主义活动有40%是针对美国的）。一个被美国人问了无数遍的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恐怖分子）这么仇恨我们？这种仇恨的根源究竟是什么？“这场灾难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怎样做才能避免这样的灾难？”[1]找答案的过程实际上也是集体对“9·11”反思的过程。

二 “后9·11”文学的特征

文学是现实的写照和揭示，是捕捉真实残酷的最佳手段。“9·11”对美国人民的创伤是深重的，而事后美国发起的全球性反恐和后冷战思维逐步催生了一种具有“反思生命意义、深度观照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交融的文学文本”[2]，或可称为“后9·11”文学。“后9·11”文学所代表的是想象性的、虚构性的审美叙事，独具“反叙事”特征，与久盛不衰、铺天盖地的媒体叙事、民间叙事、纪实叙事以及官方叙事不同。长期以来，美国人主要从媒体中了解历史事件。“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出于国家政治的需要，将灾难转变成景观，其主流媒体过度消费了灾难情景，它充分利用媒介的说教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宣扬其政治主张，传达他们的政治理念。所以电视反复播放灾难现场，报纸力图挖掘每一个细节，不断唤起人们对恐怖袭击的记忆，主流媒体极力通过这场灾难来向民众标明美国一直坚持的信仰与勇敢的形象，将异端分子特别是穆斯林塑造成彻头彻尾的魔鬼。在美国政府、媒体的合力作用下，关于“反恐”合理性的集体记忆迅速形成。于是，很多美国人从受伤害者角度思考问题，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引发暴力的施暴者；这种受到媒体影响的集体记忆阻碍了他们对于其他苦难的认识，尤其对于被入侵国家受害者所受苦难的认识。而“后9·11”文学则对政治化的官方叙事以及纪实化的民间叙事进行反拨；或是用反政治化的叙事手法再现普通美国人的心理创伤；或是用反东方主义的视角对伊斯兰文化或穆斯林信徒进行“去妖魔化”的文学再现，试图打破自我/他者，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反思文明冲突、宗教信仰、族裔/族群关系；或是从普世主义的层面对恐怖主义的本质以及西方所主导的反恐战争做出深刻反思；或是立足全球化、跨国资本主义以及高科技文明的大背景，对人类世界所面临的当代困境以及各种纷乱与冲突进行犀利的剖析与审视，反映了作家们在21世纪到来之际对社会、历史以及人类总体命运的忧患意识与反思。

简言之，“后9·11”文学不仅是历史的再现，更实践了“诗学伦理”（Poethics），即用适当的形式处理灾难创伤，不落入“爱国主义的吹嘘”或“复仇修辞”的官方套路中。[3]它的“反叙事”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价值与审美内涵，因为它的使命“不仅仅是反思，而是要改变与‘9·11’相关的文化记忆、心理感知以及主导信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