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古代政治诗的功能效用

从先秦直至清末，成千上万的历代诗人参与了政治诗的创作。这个以士大夫官员为主体的政治诗创作群体，作者个性各异，情志有别，经历不同，创作时面对的场景千差万别；但寻究起来，历代政治诗的创作动因仍然有着较为显著的一致性，由此而产生的作品功能和社会效用也有着较为显著的一致性。而历代颂政诗和历代怨政诗在功能效用上又有各自的特点。

就历代颂政诗而言，主要是歌赞皇室、天子的宏业圣德，以及地方官员的政德政绩。前一类作品的功能，主要是宣扬国家政权及其统领者的德仪、威仪。不管作者是帝王，还是词臣、士大夫官员，这类作品对皇室、天子功德的颂扬，基本意图都是展示国家最高当政者德仪、威仪的至高无上，张扬皇室、天子的权威。如先秦时期的《诗·大雅·文王》，歌颂周文王兴邦垂统，诗篇以“仪刑文王，万邦作孚”作结，相信效法文王，也能像文王一样获得万世的景仰。又如清代洪亮吉的《皇帝南巡诗》，作者在诗序里表白写作此诗的意图：“上以纪皇帝文武神圣，中以达士民爱戴之忱，下庶竭微臣夙夜之职。”这类诗歌的功能，就是要让天下臣民对皇室、对天子充满景仰、敬畏之感。颂政诗后一类作品的功能，主要是宣扬良官善治的为官之道。这类赞扬地方治理佳绩的诗歌，作者既有士大夫官员，又有一般民众。“大多数歌谣主要涉及地区性议题、地方性人物评价（包括地方长吏）。”[38]民歌颂政诗表现的就是与民众利益直接相关的人和事。这类颂政诗赞扬地方官员的政德和治绩，要么表达钦敬，要么表达感激，要么表达思考，传扬的都是勤政履职、德政惠民的为官之道。

就历代怨政诗而言，由于其作者主要是士大夫官员，这个群体的诗人创作怨政诗，在当时有着明确的谏政和用世意图，历代怨政诗发挥了这个社会功能；此外，从社会效用看，以怨政诗为主的历代政治诗，描写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为后世打开了考察历代国家政治运行实况的真实窗口，也留下了记录历代社会政治演变的丰富样本。

（一）谏政与用世

班固《汉书》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39]这是对周代王官采诗制度的概括。班固揭示了周代这种采诗制度的用意，即从采自民间的歌谣中察知民情、政情，察知舆论所反馈的施政状况，察知治理措施的优劣成败，由此找到并实施改进国家治理的办法。采诗制度在汉代被继承改造，进一步发挥察知民情、政情，改进国家治理的功能。班固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40]这种做法的实质，是王朝当政者主动从诗歌中获知改进国家治理的信息。唐代白居易《新乐府·采诗官》揭示采诗制度的功能：“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察知舆论、影响舆论，是中国历代政治诗的用世功能之一。先秦直至清代，这种诗歌功能一直都发挥了作用。如清代朱绶《寄林少穆督部》:“宜留去思碑，棠歌采舆评。”《永康谣》:“我歌永康谣，采之在舆评。”明白宣示了政治诗对舆论的自觉察知和自觉传递。历代政治诗作者，对国家治理的关注，对改进国家治理的诉求，往往通过诗歌形式予以表达。许多作品不仅包含了深刻的社会批判，也包含了建言的施治方案。

在历代怨政诗创作中，许多诗人抱着以诗谏政的动机叙事议事，希望将民苦民怨的事实上达朝廷，传至当道，进而影响决策，改良朝政。唐代元结《舂陵行》即明白表达了这个意图。《舂陵行》描述了朝廷和官府凶酷催征税赋的情况：“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诗人在篇末直接表达了希望朝廷察知和改变苛政现状的强烈忧思：“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这种“舂陵行”式的谏政之作，在历代怨政诗中为数极多，希望通过怨政诗实现讽谏，达到纠改弊政的目的。如宋代梅尧臣《田家语》诗序：“录田家之言次为文，以俟采诗者。”欧阳修《答朱寀捕蝗诗》:“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李清照《上韩公枢密》诗序：“寄区区之意，以待采诗者。”释文珦《感时》:“老夫为悲吟，闻者当致思。”《夏暑正隆望秋得雨风赋长句》:“愿将此意达君王，毋官贪冒官循良。”元代迺贤《颍州老翁歌》:“愿言观风采诗者，慎勿废我颍州老翁哀苦辞。”明代盛彧《耙盐词》诗序：“叹有司之不便于民。观风化者，庶几或有采焉。”王鏊《行次相城有感》:“作诗当风谣，以告民父母。”清代王昊《鹿城吏》:“谁写舂陵行，献之圣天子。”李化楠《欠粮民》:“为民请命牧民事，莫似舂陵俏咏诗。”陆费瑔《灾农谣》:“感讽舂陵行，呻吟我心恻。”黄任《筑基行》:“拟上河渠书，言高嫌位卑。谁是采风者，为吾陈此诗。”历代怨政诗有无数作品都出于谏政的动机披露朝廷和官府各项政策的弊端和施治的劣效，期望当政者察知和警戒，使这些弊政能够得到纠正。但以诗歌进行谏讽，有时会不可避免地招致打击，极端情况下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如，北周时期，杨文佑作诗讽刺周宣帝滥饮误国，被人奏报，受杖而亡。“帝既酣饮过度，尝中饮，有下士杨文佑白宫伯长孙览，求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郑译奏之，帝怒，命赐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后更令中士皇甫猛歌，猛歌又讽谏。郑译又以奏之，又赐猛杖一百二十。”[41]又如，宋代邓肃作诗讽谏徽宗花石纲事，触怒皇帝，被逐归乡里。“（宣和元年十一月）时朱勔以花石纲媚上，东南骚动，太学生邓肃进诗讽谏，诏放归田里。”[42]明代中期，韩邦奇作诗讽谏武宗贡鱼、贡茶事，被贬为民。“邦奇闵中官采富阳茶鱼为民害，作歌哀之。堂遂奏邦奇沮格上供，作歌怨谤。帝怒，逮至京，下诏狱。廷臣论救，皆不听，斥为民。”[43]这种情况虽不普遍，但以诗谏政确实不是没有风险的轻松之举，需要良知和勇气。

怨政诗具有谏政意图并加以直接表达，是较为常见的创作现象。出于怨世动机，怨政诗基本都是针对具体的事件陈情言事。如组织捕蝗、治蝗，是古代官府常规的政务之一，但这项政务在很多时候施行的效果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反映这类弊政的怨政诗很多，也是政治诗直接用世的体现。如唐代白居易《捕蝗》:“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虽死百虫来，岂将人力定天灾。”宋代郑獬《捕蝗》:“虽然捕得一斗蝗，又生百斗新蝗子。只应食尽田中禾，饿杀农夫方始死。”清代严我斯《捕蝗谣壬子夏作》:“蝗食民苗，吏食民膏。蝗食民苗诚可忧，吏食民膏何时瘳。捕蝗不如捕虐吏，宽租停扑蝗何尤。”何纶锦《捕蝗谣》:“驱民入野供役使，踏遍田头及田尾。蝗孽未除十二三，蝗食余禾尽践死。蝗惊起向他处飞，县吏怒逐如合围。田中父老眼流血，敬告县吏牵吏衣。天灾未可人力胜，愿勿捕蝗听民命。”指出治蝗举措不当及其后果，希望官府改进治灾办法。这类直接描述和剖析现实弊政的政治诗，意在将这些弊政现象传达于有司，影响于社会，作用于舆论，达到推动纠弊补正的谏政用世目的。

历代怨政诗不仅是对弊政殃民发出谴责之言，希望朝廷和官府纠改弊政，也有很多作品直接提出察弊纠弊的建言献策。如，关于税政弊端，宋代曾巩《追租》认为要减轻对民众的租税重压，就应该从整顿吏治、减员省费做起：“暴吏理宜除，浮费义可削。”财政负担减轻了，赋税的征收压力也就得到舒缓。又如，关于盐政弊端，清代周凯《青盐叹》:“我朝立法尤周详，以之利民兼利商。转输天下无食淡，胡为所异独襄阳。吁嗟乎，利之所在民必趋，贪食便宜较锱铢，严禁岂能断根株。何如改淮食潞两便之，民食不缺课不亏。”针对盐政弊端，提出了改进盐政管理的具体建议。吴慈鹤《官盐行》:“但使关津出榷缗，何须淮粤分商运。畴叹采风献至尊，此事亦足苏疲民。”对盐运路经和方式提出了异议，希望纠改劳民伤财的旧模式。又如，关于漕政弊端，清代陆嵩《闻有以苏松粮重议废漕运改采买者感之而为此诗》:“深知西北食，不藉香秔红。杂粮遍采买，近自燕豫雍。商贩免关税，亦易舟车通。南漕听民折，转运诚何庸。岁省无益费，足抵挑河工。”诗篇对事倍功半的漕运事务不以为然，展望了改进措施的前景。王槐《转漕行》:“害十当变法，此理须推研。海运有故道，岛屿分湾澴。数旬已毕事，繁费半可蠲。次复理河运，疏通无梗湮。近海海可渡，近河河则先。坐收河海利，弗使困一偏。岂惟便转输，兼可清盗源。”对漕运路线的不同效果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分析，明确指出了优选漕运路线的有利前景，希望以此建言改进漕政的运行效率。

又如，怨政诗里有大量作品对“剿贼”“治盗”献计献策，表现出作者以诗歌影响政治决策的致用动机。所谓“盗贼”“贼寇”，是指对抗官府的民间武装，成分复杂，类别多样。这些被官府称为“寇”的武装势力，既有反贪官、杀劣绅、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也有欺男霸女、烧杀劫掠、残民以逞的恶匪凶徒。“盗贼”势力的形成，对国家政权秩序显然是一种实质威胁。“‘盗匪’的主要基础在于‘前农夫’，即失去土地者，田产被霸占者，以及移民。一旦加入匪帮，他们就会被称为‘盗匪’。”[44]这些“前农夫”不仅不交粮纳税，反而大幅增加了官家资源的消耗，历来是当政者的心腹大患。相反，要消除这种忧患的根源，就应该实行善政，安民治世。唐太宗李世民曾感慨：“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45]主张以善政达到弭盗的目的。灾荒也是催生“盗贼”的重要原因。“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46]“所在盗起，盖由岁饥民贫。”[47]“畿辅、山东、山西、河南，比岁旱饥。民间卖女鬻儿，食妻啖子，铤而走险，急何能择。一呼四应，则小盗合群。”[48]“历史上，几乎每次由灾荒所引起的农民起义，都以饥民抢米、分粮为前奏。”[49]历代怨政诗对“盗贼”形成的原因深怀忧虑，主张以治本之道消除饥寒起盗心的社会乱源。如元代朱德润《水围深》反映乡间胥吏替官府强征高额赋税，出现了官逼民反的激烈抗争：“东南民力日渐穷，不愿为农愿为盗。人生盗贼岂愿为，天生衣食官迫之。”体现出作者希望以安民达到“治盗”的良苦用心。明代宋儒醇《壬午寇从六安来复破庐江尽歼老稺捕系丁壮庐舍金币焚掠殆尽堞垣践毁如平地盖从来未有之惨也纪事一首》对官府不切实情的严苛政策深为忧愤：“何不宽其网，招之返农圃。腐儒无长算，良民气莫吐。纪此戒后人，抚循望慈父。”诗人希望朝廷和官府宽待从“贼寇”中逃归的乡民，放弃为丛驱雀的愚蠢对策，是看到了明末已成燎原之势的民变力量的不可遏制，苦心孤诣地提出了这样的献策。清代程含章《受降》歌赞降服海盗，化盗为民：“散尔兄与弟，收尔楫与舟。携尔衣与履，献尔戈与矛。给尔文与引，分尔粮与糇。归尔乡与里，买尔犊与牛。耕桑为正业，工作亦良谋。”官府的策略是拆散其人员联系，供给其食粮与农具，促成其自食其力，安居乐业。诗人赞同让“投诚”的“海盗”成为能够以农商之业安身立命的“良民”。这种对官府“治盗”之策的评判，也是一种建言。而朱士稚的《怨诗行》对时局乱象很有怨言，直接提出乱世用重典：“国乱治以猛，民乃怀其刑。”显然是希望朝廷对民变蜂起的乱世强力压制。张应昌《苏州薛觐堂太守焕治奸民事》从乱世用重典的治国思路切入：“乱国宜重典，锄莠斯安良。”“酷吏不可学，乱民亦宜防。”“救宽利用猛，燕翼能虎张。姑息与选懦，坏法贻祸殃。”“纵弛在一日，毒痡流四方。”这些诗人推崇这样的政策取向，在文人怨政诗里虽不多见，但也有其传统政治思想依据，即刑德并用的原则。“刑者德之辅。”[50]“前德而后刑。”“大德而小刑。”[51]“当刑德交融时，暴力的原则便取得了合理的形式。”[52]这些“剿贼”“治盗”类诗歌提出的主张，其建言的意愿十分强烈，用世的动机十分明显。

议政以用世还表现在诗人们对各项社会政治事务的积极介入姿态。税政、兵政、荒政、盐政等，是重大的常规政务，叙及和论及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政务自然是怨政诗的题中之义。此外，诗人们还对国家治理中一些人们见惯不惊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如量刑尺度问题、人口政策问题等。如宋代陈昉《辞役》:“刑重惟恐囚人怨，情轻又怕本官嗔。不如无事早归去，免得生魂对死魂。”陈昉在诗中提及的“刑重惟恐囚人怨，情轻又怕本官嗔”的司法困境，直接触及量刑的原则如何实际贯彻的问题。刑政量刑中的严明公正是公理正义所认可的司法原则，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分寸把握又是司法政务的难题。陈昉具体而微地指出了这个司法困境的由来，虽然给出的消极回避的解决办法并不妥当，但对中国古代司法司空见惯的弊政提出了带有普遍意义的质疑，显示出政治诗很强的议政以致用的社会功能。又如清代洪亮吉《升平》:“升平一百载，众庶多于虱。山侵豺虎居，水夺蛟龙窟。蛟龙犹有海，豺虎何所逸。御之不以理，势必转奔突。强梁或逃窜，老弱遭噬啮。不知六合内，御物固有术。欲人妥厥居，先使兽有穴。物物安其天，人禽庶堪别。”对于人丁兴旺的现象，一般人都认为是盛世佳事，诗篇却将人口太多视为潜在危机，从人与其他生类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评判，对当时人口政策的负面后果提出了异议，表现出政治诗积极用世的社会功能。这种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的创作态度，似与安分守己的古训有所不合，如孔子有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53]但这些政治诗的创作动机符合为君为民的谏政用世初衷，是先秦以后政治文化自身的可贵演进。实际上，历代政治诗的作者，大部分是入仕的官员，参政议政是其用世思想与用世行为的自然表现。即使布衣文人，其议政的动机也是出于积极用世的价值选择，即如桓宽所言：“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54]历代怨政诗人热衷议政的行为，是历代士大夫文人治国平天下用世情怀的自然流露。

（二）窗口与样本

中国历代的史家、哲人写下大量描述中国历代治国施政历史轨迹的论著，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实况和演变趋势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中国历代政治诗对历代治国施政具体事象的种种描述，从不同侧面印证了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思想著作的记述和论析，展示了中国历代治国施政的极其丰富的社会画面。中国古代政治诗呈现了最直观的国家治理全景图，是考察中国古代历史政治演变的重要窗口；中国历代政治诗记述国家治理（包括地方治理）的实况，包含了各类施政的微观案例。这些珍贵的政治文化样本，认识价值极高。

比如，中国古代州县官员施行政务，构成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层面，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的基本范畴，历代政治诗对这方面的情况多有记述。即以明清地方治理为例：“知县掌一县之政。具体为：1.征收田赋、佥派人役。这是知县的最基本的任务。赋税每年要实征，十年一次攒造黄册，以人丁事产为差。赋有钱谷、布帛和货物之征；役有本人力役、雇人当役和不时之役。2.岁有歉收，则请府减免赋役。3.养老、祀神、贡士、宣读法令、表善良、恤穷乏、稽保甲、严缉捕、听狱讼，都要事必躬亲。4.凡山海泽薮之特产，要按户籍而征派。”[55]“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56]地方官吏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具有无可比拟的普遍性和基础性。“地方行政全在州县官们手中。没有他们，地方行政就会停滞。”“作为一州一县的行政首脑，州县官被要求熟悉当地的各方面条件情况，并对其辖界内的一切事情负有责任。尤其重要的是，他必须维持辖区的秩序。他是法官、税官和一般行政官。他对邮驿、盐政、保甲、警察、公共工程、仓储、社会福利、教育、宗教和礼仪事务等都负有责任。”[57]历代政治诗对地方官府的运行状况及地方官员的施政行为有着广泛而具体的描写，提供了大量鲜活真实的地方治理记录。如元代胡祗遹的《送信县令乐平任满东还》:“县尹诚卑职，烦劳责最先。条条论国政，一一自民编。秋敛征输税，春耕劝力田。张灯昏理讼，应限夜催钱。但恐成逋欠，安能问瘠捐。顽嚚哀健讼，水旱虑凶年。”诗中所言县令的职务行为“条条论国政，一一自民编”，正说明地方官员的行政施为与国家政治息息相关，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中国古代政治诗对基层官员包括县令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有明确的认知。如清代朱绶的《永康谣》:“儒有致用实，莫如善为令。腰组径寸铜，乃系万人命。赈灾格成例，民死令所阱。救民生死地，令敢上官诤。此令强项哉，上官悚生敬。一邑便宜事，一省布为政。偏灾有时有，缺赈苦亿姓。令祗尽厥心，岂自谓予圣。民今尸祝之，激感亦恒性。令昔播文教，诵言法孔孟。令昔整风俗，除恶殛枭獍。”良吏在造福一方、保一方平安中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陆嵩的《与王亥坪德茂大令》:“邑令非卑官，民命重斯选。”亦这样看待县令安宁一方的保障作用。吴嵩梁的《丹徒赠万廉山明府》感慨：“县令官岂崇，贵行其志耳。实惠及斯民，权乃卿相比。”诗人将县令施政惠民的职能推崇为能与朝官大臣相比，肯定了县令的施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又如，历代政治诗很多作品描述吏胥在地方治理中的特殊角色和作用，提供了认识中国古代吏治状况的丰富资料。与官员相比，吏胥虽然职位卑微，但职位功效并不微弱。“在中国政治上的流品观念里，吏胥被人看不起。这一观念始于元，到明成祖时而确定。”[58]“衙役构成了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州县官们依靠他们推行法律和政令。没有这些人供其驱使，州县官可能没办法征收赋税和漕粮，也没法征调人民从事修筑城墙、铺设道路、兴修水利之类的力役或为官府供办车马及别的交通工具。承担警察职能的衙役也为政府所依赖，用于执行传唤或拘捕及其他经常性的警察职能。”[59]因其职位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官员行政用权过程离不开吏胥的参与，这就在客观上造成吏胥职卑权重，直接影响地方官府行政效能的高低优劣。“官与吏的区别在于：职责不同，任期不同（官僚实行限任制，吏胥实行常任制），官僚放任要回避本籍，而吏胥则基本上是土著，二者政治素质上差异也很大。由于吏胥的任用不避本籍，而且父子兄弟相传，加上官暂而吏久，官少而吏多，于是造成为官者迁徙不常，历官有如传舍；吏人虽不入流品，但却可以终身窟穴公堂，以长子孙，从而形成吏胥左右官场的局面。他们凌驾于公卿之上，舞文弄法，稽延政务，恐吓州县，飞车走牍，要索当道，降低了行政效率，搅乱了行政秩序。在承办赋役、刑狱事务中，招摇纳贿，敲骨吸髓，草菅人命，实为‘养百万虎狼于民间’。它是官僚政治腐败性的典型表现。”[60]但在官和吏的相互关系中，官毕竟居于主导地位，吏在行政中的作用优劣，往往取决于官的作为。“应该说，主要是主管官员的腐败无能和贪赃枉法，才导致大权旁落，反由吏胥操纵地方政治，听任吏胥为非作歹。”[61]历代政治诗里有大量作品反映吏胥在地方治理中的恶劣作用，如清代阮元《行赈湖州示官士》所概括的情形：“天下有好官，绝无好胥吏。政入胥吏手，必作害民事。”将官员和吏胥的行为作了切割，反映了一定的实情。潘际云《治邑》指出了吏胥的行为对官民关系的直接影响：“我从田间来，颇识田间苦。乡民怕入城，畏吏如畏虎。讼事一牵系，动辄一年许。所嗟久羁留，衣食贷无所。黄绸一被眠，朱票百弊舞。吾欲劝同僚，讼狱结为主。”吏胥在公务事宜里上下其手，舞弊弄权，就可造成施政的恶劣结果。郭仪霄《老太公》:“士民见官如见父，州人见差如见虎。虎伥虎子何牙牙，事未到官已破家。”揭示的也是这种吏胥作威作福、作恶多端的现象。

涉及吏胥的政治诗，绝大多数都是记述吏胥滥权欺民的，也有作品叙及吏胥办事勤廉，奉公尽职。如清代黄安涛的《赠刑胥方峰》，对比写出了不同的吏胥角色。诗人感慨，官府里的吏胥形形色色，良莠不齐，才德兼优者百难一遇：“牙吏事趋走，卑冗等厮役。鲁者苦迟顿，巧者患奸慝。守法兼用聪，若曹颇难得。”而在潮州这样的岭南之地，作者办理公务更需要熟悉方言的吏胥人才。遇到“刑胥”方峰这样才德皆优的当地吏胥，就成了作者在潮州履职经历的一件幸事。“传宣有佳吏，形语罔差忒。”“上意靡不宣，民隐无或隔。官吏相与成，案牍少尘积。”“怜才一寸心，惘惘剧难释。”在古代政治诗中，怨责恶劣吏胥的诗篇比比皆是，称赞良善吏胥的作品难得一见，这种情况基本符合古代官府中吏胥表现的实情。但并非所有的吏胥都是恶吏，吏胥正常当差的情况之所以很少得到政治诗正面记述，原因很复杂，也包括等级观念对诗人的影响所致。实际上，吏胥的正常履职是古代官僚制度运行的重要保障。“吏胥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作为一般的行政人员或具体办事人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承担了各级机构中日常的大量公务，如起草和誊写、传递、保管公文，管理账目，主持搬运官物，预审案犯，逮捕和看押犯人，催督赋税，征收商税，出纳官物，摆渡，治病，守门，等等。各级官员都离不开吏胥做他们的助手，替他们做许多具体的行政事务。”[62]黄安涛《赠刑胥方峰》反映的是吏胥优良履职的情况，与一般怨政诗的吏胥形象有很大差异。中国古代政治诗中有大量描写吏胥表现的作品，对了解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运行情况具有较高的指标意义。

从历代政治诗中可以看到，官员及吏胥履职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地方治理的成败。而一些朝代在俸禄待遇方面的弊策，严重影响官员及吏胥的履职表现。除了对官德约束不严的原因外，官员及吏胥的正常俸禄得不到基本的保障，也直接导致了吏治的败坏。“官员俸禄太低，加重了官吏的贪污。特别是对一些小吏来说，若不贪污盘剥，就无法满足家人及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吏治之腐败是空前的，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其俸禄制度的缺陷，如当支不支、俸数太薄等，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63]这里提到的元代吏治腐败与官吏俸禄情况，在元代政治诗中有生动的记录。如朱德润《无禄员》，描写官府不给固定俸禄而差遣雇员带来的吏治败坏。收入很低且不固定，这些“无禄员”就利用职务之便勒索钱财，以补生存之需。“既无禄米充口食，家有妻儿徒四壁。冬来未免受饥寒，聊取于民资小力。宁将贪污受赃私，不忍守廉家菜色。贪心一萌何所止，转作机关生巧抵。”无禄员巧设名目，擅自收费，中饱私囊，显然跟朝廷相关政策的施行后果有直接关系。诗篇提供的信息有助于多角度认识历代吏治败坏的复杂原因。

又如，在历代政治诗中，有数量浩繁的荒政题材的作品。荒政，是朝廷和官府赈灾济荒、救助灾民的重要政务。历代荒政诗，大多数作品怨责朝廷和官府荒政的缺失、劣效，也有一些作品称颂朝廷和官府荒政的功德、业绩。还有一些诗篇，揭示了古代赈荒救灾事务的艰难复杂等各种实际问题，很有认识价值，是考察历代荒政实际运行状况的重要文化资源。以清代为例，尤侗的《纪赈》描述荒政赈济的完整过程：“朝驱北平东，暮驰北平西。问君何所行，奉诏赈灾黎。使者上头来，千骑压城堤。箕踞高堂上，意气吞虹霓。金盘罗几席，椎牛烹黄羝。官长左右立，指挥似童奚。百工尽奔走，执役到鸣鸡。凿银细如粟，权衡慎毫厘。赫蹄重封裹，筐箧与山齐。大示张通衢，远近争扶携。一口散丁夫，二口散丁妻。子女三四口，半口及孩提。七十赐匹布，老人学儿啼。前行既匍匐，后至还推挤。号哭填街巷，秽臭闻堂基。哀哉饿鬼道，形状同牢狴。握纸不盈掬，珍重如琉璃。此行良不易，跋涉更山溪。昨日至今日，明日候期期。供作数日粮，空手归田畦。吏呼方咄咄，妇叹仍凄凄。乌呼小民苦，尧舜病难医。闾阎分芥子，内府破须弥。后宫减纨绮，至尊撤咸酰。岩岩廊庙臣，为尔遍轮蹄。大吏口舌敝，小吏筋骨疲。栉沐风雨中，面目等黄泥。岂敢辞况瘁，但愿慰调饥。使者乘传还，户口满箱赍。入朝吿天子，咨嗟叹靡遗。祈谷吁上帝，努力勤耕犁。”描写作者所见所历的赈荒各个环节，既有大员颐指气使，也有小吏奔走劳碌，更有饥民满城啼号；既交代朝廷发赈耗费巨资，也交代赈粮短缺难解饥困；既交代官员尽心国事努力赈荒，也交代饥民嗷嗷待哺怨声载道；既有对官府赈荒事功的肯定，也有对粮食丰登的期望。诗篇包含的荒政信息十分丰富。又如，赵翼的《逃荒叹》反映外来灾民和流落地居民的矛盾：“其来渐多胆渐壮，十百结队担箩筐。”“居人被扰竟罢市，大街可射箭穿杨。”“有司不敢下令逐，稍给资斧遣出疆。”“他乡故乡总无路，惟有待毙祈早亡。”灾荒年景中，常有饥民流落到异乡，与当地居民产生了利益冲突。荒政诗描述当地吏民与外来灾民的互动，从中可以认识古代荒政事务的复杂性。又如，郭仪霄的《哀鸿叹》感慨荒政救助的城乡差别问题：“城中得粥犹可全，穷乡僻壤安得前。”荒政救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施赈覆盖面的大小。在城乡施赈中，偏远乡村的饥民往往被忽略，完全得不到荒政的救助。诗篇反映了这种实情。又如，陆嵩的《散赈谣》揭示朝廷赈灾资源与地方赈灾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朝廷万万钱，饥民万万口。小口一月米几升，大口一月米几斗，饥民依旧满街走。”地方荒政施行面临粮食资源短缺困境，而官吏贪渎又加重了这样的困境。诗篇描述的这个情形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又如，贝青乔的《蠲赈谣》反映施行荒政与官员政绩的关系：“蠲户含咽卖田产，饥户糜骨填沟塍。明年荒政叙劳绩，拜章入奏官高升。”地方官员以作伪的荒政业绩欺上瞒下，获得升迁。这也间接说明，荒政考核是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些地方官员在荒政运行和荒政统计中的舞弊作伪，也往往与矫饰政绩有密切关系。诗篇提供了认识官府荒政运行和官员政绩考核之间关系的范本。

又如，中国历代施行的常平法，是平抑粮价、防御饥荒的一项政举，但其各个时期运行状况差异很大，从政治诗中可以得到比较认识。清代俞森《常平仓考》引宋代司马光《常平札子》之论：“勘会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官中比在市添价收籴，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粜。凶岁谷贵伤民，故官中比在市减价出粜，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此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州县阙常平籴本缺，虽遇丰岁，无钱收籴。又有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又有官吏不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当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籴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又有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是失时，谷价倍贵。是致州县常平仓斛斗有经隔多年，在市价例终不及元籴之价，出粜不行，堆积腐烂者，此乃法因人坏，非法之不善也。”[64]这样的深度分析，充分阐释了常平仓法的运行弊因，对政务政事的分析是诗歌功效所不能比拟的。但诗歌也有自身独特的形象感发的效能。如宋代李若水（1093—1127）的《村妇谣》描写官吏怠惰渎职，造成常平仓的失效。“村妇相将入城去，呵之不止问其故。我闻官中新粜米，比似民间较钱数。常平常平法甚良，先帝惠泽隆陶唐。愿尔官吏且勤守，无使斯民流异方。”司马光的论政札子和李若水的论政诗歌，所论之事相同，功能效用差异显著。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国家治理之道的探寻，既有司马光这样的史家哲人所作的具有深广度的观察与思考，也有李若水这样的历代政治诗人所作的各具个性的观察和描述，这些政治诗篇也是认识中国古代政治运行的良好资源。

又如，中国历代朝廷施政和地方行政之间，很难完全做到上令下行，步调一致。地方官府对朝廷政令的执行有时是脱节的，也有很多遗漏，并不总是政令畅通。古代政治诗对这个状况的反映，有助于认识古代行政体制运行的实情。如清代乔莱《确山道中》描述诏令在地方遇阻的情况：“余谓殊不然，汝等逢圣主。赐租吏发粟，修文已偃武。牛种亦易致，旱涝非所苦。休养四十年，胡不治场圃。老翁泪纵横，斯理公未睹。户少徭益繁，民贫吏如虎。”诗人所言皇德仁厚和老翁所诉官吏贪酷，都是实情，这是政令施行过程中产生落差的现实治理情况。与此相类，朝廷诏令有时并未在地方得到执行，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这种情况在古代政治诗里也多有直接的反映，如清代唐孙华《发粟行》感慨：“可怜赈富不赈贫，官吏欢呼穷户哭。初闻恩命尽欣欣，诏书挂壁徒空文。”把朝廷政令的初始意图与地方行政的最后结果作了鲜明的对比，揭示中国历代治国施政过程中，政令上下传导发生极大偏差的客观事实，披露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长期存在的一个顽疾，很有样本意义。

中国历代政治诗描述朝廷及地方官府的役政、河政、漕政、盐政、狱政等多项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从中可以具体而微地了解这些领域的国家治理真实状况。如，历代狱政的实际运行情况，与历代朝廷对狱政的制度设计有很大差距，历代政治诗涉及狱政的作品对此屡有披露。如宋代米芾《狱空行上献府公朝奉麾下涟水令米芾皇恐》以楚州地方的狱政变化情况揭示了施政尺度的决定性作用。以前的监狱人满为患：“两狱百间塞有罪，有耳未闻一日空。”新来的长官“太守”实行新的狱政：“百姓小妄赦不罪，庶几小屈能自致。”对犯有小过的民众加以宽赦，反而对官吏加以约束，“久而官悚吏皆畏”，官吏不再敢随心胡为，其结果狱政状况顿然改观。“虽欲呼之亦不至，乃知狱空空有理。百万无冤无枉吏，来者迎刃无留滞。”监狱不再人满为患，民间也不见治安恶化。“赦来两狱久无事，太守政声既如此。”诗人的结论是：“政由吏人民乃扰，政由太守民气通。”对怎样实施狱政作出了自己的评判，认为要保证狱政制度有好的运行结果，制度实施者的作用比制度本身所起的作用更大。有学者概述清代狱政施行中滥用酷刑的情况：“虽统治者对滥用刑具制定了严厉的惩处措施，但有清一代滥刑不止，私刑不绝，狱内酷刑盛行，成为狱政管理的一大顽疾，为后人所诟病。”[65]历代怨政诗中也多有反映狱政阴惨残酷的作品，可知这种狱政黑幕具有顽固的延续性。如，明代申佳允《清狱》:“下车泣囚心，千载生生意。顾兹缧绁场，惨烈魂为悸。旱魃煽炎威，能无冤气积。”“虐吏何为者，竞以杀为媚。”透露了狱政官吏枉法虐害囚徒的严重性。清代金埴《哀东狱》:“上天下地两局促，始信人间有地狱。”“狱卒借口防逋逃，不闻狱中夜半声嗷嗷。”诗中记述的用刑具拘夹囚徒的残酷行为，显然也是枉法之举，凸显出狱政现实中的阴暗内幕，是认识古代狱政的样本案例。

税政、农政、役政、漕政、兵政、盐政、狱政等这些古代政治事务的大类，在历代政治诗中得到广泛描写；也有一些事类不在常规政务的范围内，但古代政治诗也有观照，留下了这些政务的宝贵记录。如生态环境问题，清代吴农祥《墓树行》披露朝廷用兵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毁损：“江南打船斫大树，严檄浙河东西路。”“县吏持簿点树根，号叫江村小民惧。”“深山大泽已零落，曲港疏篱空爱护。龙颠虎死委道傍，凤栖鸾啸随霜露。”山林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造成系列恶果。朱实发《禁石宕》歌颂整治滥采乱凿，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开石宕，斧凿之声惊天上。开石宕，玉卮穿破使无当。县南一带山延绵，藉为一县之保障。奸民牟利贿其官，官受其贿随所向。朝采石，入幽矿。暮采石，登列嶂。有如一人身，刳剜至腑脏，坐使四境元气皆凋丧。长绳系其匠，对山加棰搒。朱书栲栳立禁状，永保山灵得无恙。山灵无恙民陶陶，使君之德如山高。”诗篇十分赞赏官府主动采取行政手段制止破坏自然环境的经济活动。这些作品论述社会政治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颇有新意，文献价值很高。

中国历代政治诗的许多作品直接记述了一些重大时政事件，是深度了解中国历代重大时政事件值得珍视的参考资料。如《诗·小雅·出车》《诗·小雅·六月》记述西周时期征伐猃狁，缪袭《战荥阳》 《获吕布》 《克官渡》《定武功》《平南荆》记述汉末曹操的系列征战，杜甫《悲陈陶》《悲青坂》记述安史之乱战事，韩愈《元和圣德诗》记述唐宪宗平叛削藩，李商隐《有感二首》《重有感》咏叹朝廷甘露事变，李纲《建炎行》记述北宋靖康惊世巨变，庞谦孺《闻虏酋被戕淮南渐平喜而作诗》歌咏南宋采石矶之战，李贤《述土木之难》记述“土木堡”明英宗被俘事件，皇甫冲《筑垣行》记述嘉靖年间“庚戌之变”京师之战，区大相《定朝鲜》《纪朝鲜》记述明朝万历年间援朝抗倭之战，查慎行《班师行》歌咏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之乱，弘历《西师底定伊犁捷音至诗以述事》歌咏平定准噶尔叛乱，等等。清代后期更有大量诗篇记述中英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乃至戊戌政变等重大事件。历代记述重大时政事件的这些政治诗，多是士大夫文人独自观察和思考时代政治生活的记录，在官方档案和正史记载之外提供了难得的个人描述，具有不可替代的窗口作用和样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