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世界现代地理学时期

一 基本背景

现代地理科学继承近代地理学的精髓，以全人类社会亟待解决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区域人地关系冲突和区域关系紧张为社会背景，以系统论和系统科学以及其他学科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渗透为科学背景，以电子计算机的普及和遥感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地理科学考察装备的改善等为技术背景，诞生在美国。在现代地理科学时代，古代和近代地理学的传统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诸多学派。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社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集中表现为区域人地关系冲突和区域之间关系冲突的社会背景，渴望实现区域人地关系的协调和区域之间关系的协调。这样的地理环境和社会需求，成为地理科学现代阶段的发展的地理环境动力和社会需求动力。同时，以一般系统论为代表的系统科学的思想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已被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地理学家成功地引入到始终富有地理环境整体性观念的地理学中，电子计算机技术和遥感技术等技术手段也已逐渐成为地理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这样的科学思想理论和技术方法，也成为地理科学现代阶段的发展的科学技术动力。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地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条件。除此而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地理科学中的自由渗透和地理学家的自觉接受，大地理学家的领袖作用和地理学会、地理学系等科学共同体的完善和发展，均成为现代地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

（一）现代地理科学的社会背景

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动力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动力也正来自于现代社会需要。这时的社会需求最主要的是要尽快解决区域人地关系冲突问题和区域之间冲突问题的系统解决。而这些问题的系统解决，成为地理学理论研究和创新的动力，孕育着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及其共生思想。

1.区域人地关系冲突及其亟待解决

地理学特别是20世纪初叶以来，始终主要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关注区域的发展及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以及综合地理环境——基础等方面的问题，对区域人地关系冲突及其亟待解决是现代地理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之一。区域人地关系冲突是地理科学发展动力中的地理环境，人地冲突的科学解决是地理科学发展动力中的区域发展需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经过了一段休养生息、恢复重建阶段。到了20世纪60年代，生产力普遍有了高度发展，随之就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首先就是因人的不合理活动而导致的环境问题。其中，除了以工业“三废”为核心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外，最突出者就是以人类生产和生活对原有环境秩序的破坏为核心的“环境退化”问题，比如植被土壤的破坏，沙漠化的加剧，人口的激增与资源短缺、粮食生产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在19世纪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基本还只限于教授们课堂上书斋里坐而论道的范围，如今却迫在眉睫，不止一个国家遇到这方面的麻烦，弄得不好，简直是展现了一条人类自取灭亡的道路，难怪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发出“停止增长”“零增长”“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吁。同时，一些工业化较早较强的国家也面临着发展工业的资源短缺等问题。解决人与地理环境——不仅自然地理环境而且人文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地理学的主题。60年代以后的地理学，绝大部分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它为地理学的新领域的开辟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2.区域之间关系冲突及其亟待解决

区域发展的伟大实践或经验事实，促使地理学不断丰富着区域的科学事实，完善和优化着区域的科学观念。20世纪初叶以来，地理学的区域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孤立的区域观念转变为“区域是区域系统中的区域”的区域观念。对区域之间关系冲突及其亟待解决，成为现代地理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之一。区域之间关系冲突是地理科学发展动力中的地理环境，区域冲突的科学解决是地理科学发展动力中的区域发展需求。

除了环境问题还出现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即空间问题。从地理大发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所面临的主要是争夺政治空间的问题。为此，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殖民地，搞领土扩张。因为从那个时候的技术条件看，谁占有的资源多、人口多，谁就有实力，不太注意空间本身的结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和世界各国彼此信息沟通、门户开放，人们多数不愿意再打仗。企图靠战争谋私利的统治集团也难于再用民族主义的口号煽动人们去彼此厮斗。二是核武器的相对均势发展，更增加了战争的可怕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可怕的武器制造了可怕的战争”。从全世界角度讲人类渡过了50多年的和平发展时期。在这种形势下，空间的有限性就更突出了。一些发达的国家必须首先在本国的空间打算盘，合理利用本国空间，挖掘内部潜力。另外，由于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的扩大，空间的意义并不全在于资源，比如，日本基本上是资源穷尽的国家，但仍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因此空间的位置意义、结构意义就更重要了。所以战后有关空间布局和合理利用的研究与实践获得迅速发展，诸如土地利用、国土整治等。这些都是地理学直接为社会实践服务的重要形式，它要求地理学必须产生有关地表空间系统一系列理论和方法，从而刺激现代地理学的发展。与此同时，没有国界的国际经济空间的争夺仍在继续，国际间经济空间的机能结构研究也构成了现代地理学的重要方面。由于经济的发展，一些发达国家相继进入工业化社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发生了倒置现象，城市化趋势越来越突出；社会文化事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关于社会文化空间规律性的研究也越来越突出。由于情报科学的发展，各国文化彼此接触、影响越来越深，外部世界已不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渴望了解甚至希望亲自置身于外部世界、理解异国文化的局面。社会文化地理的发展，特别是旅游地理的发展，正反映了这个客观需要。

由于区域人地关系冲突、区域之间关系冲突的双重激化，已成为密切关联的问题，无法就某一个区域内的人地冲突而提出解决对策，而区域之间冲突的解决势必使人地冲突的区域的人地冲突转嫁到原本尚人地协调的区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显然，社会的这种需求为地理科学现代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二）现代地理科学的科技背景

由于地理学是科学系统中的子系统，而科学又是“科学—社会—经济—教育—技术”复合系统的子系统，所以，地理学的常规性发展和革命性发展深受科学、技术、经济和教育等的综合影响。

任何科学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以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基础的，现代地理学也是现代新技术革命浪潮的产物。

1.现代地理科学的科学背景

一向重视地理环境整体性的地理学，长期以来，由于缺少科学理论支持而只能将地理环境整体性当作地理环境的基本性质和进行地理研究时的一种思想和观念。要使地理环境的整体性质得到全面认识和将地理环境整体性思想观念转化为科学理论和方法，其必要条件之一是有一种比地理环境整体性更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理论作为研究地理环境整体性质和构建地理环境整体性理论，以及形成地理环境整体性研究方法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更具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理论在哪里呢？20世纪中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般系统论等系统理论就是这样的理论。这些系统论或系统理论在地理学中的渗入或地理学家的自觉引入，是现代地理科学的最重要的科学背景。很多优秀的或杰出的地理学家的地理学思想都深受系统论或系统理论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无论是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科学只划分为两大家，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有研究统一的物质世界的哲学，但其论题也只是高度概括，即讨论世界本源、精神和物质关系等世界观方面的问题，关于认识统一的物质世界的方法论问题却极不深。“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断科学的出现，深化了科学的世界观，也进一步提出了科学的方法论问题。它们向人们表明：无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是一种系统组织的表现，都有一些共同规律可循，就像生物的生长曲线、数学上的坐标曲线、经济发展曲线、人口增长曲线，都具有极为相似的“同型性”（S形曲线）一样。用系统论的观点可以预报排水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以及其他许多系统的运动。地理学长期以来就有综合的传统，“三论”的出现给它以新的武装，使它扬弃了繁琐枝节，摆脱了各种现象罗列堆砌的机械的表面联系，抓住地球表层及组成部分的结构、功能、演变的主线，并配合相应的数学方法，更清晰地揭示了它的规律。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的发展，还表现在认识世界的决定论上。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以物理学为中心的自然科学的新科学观出现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发展使古典物理学的世界观为之一变，从古典物理学的决定论的唯一认识世界发展为非决定论、概率论的思想；从绝对空间发展为相对空间的概念；从个体一对一的实证思想发展到群体事物的概率决定论的新思想。这就为现代地理学辟开蹊径，使困惑的传统地理学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长期以来，地理学在研究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环境因素间关系时，总是陷入这类无穷的争论中：一些学者提出一些例证证明地理环境的某种因果关系，另一些学者同样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证否定它。多少人试图像伽利略发现重力加速度那样，企图用实验科学那样找出精确的地理规律，可是总是像哈特向说的那样，拿了方塞去插入圆孔，不能如愿以偿，原因是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复杂的群体事物是不行的。新的决定论思想得以应用统计的方法、概率的方法、灰色系统的方法找出事物的基本规律，而不为细枝末节的个别例外所困扰。

2.现代地理科学的技术背景

技术是在一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遵循客观规律实现输入集和目标集之间有向转换进而实现从认识到实践的转化，将理论应用于解决特殊或个别问题的可操作程序。其主要任务是为改造、利用、控制客观世界提供方法，着重解决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它对于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世纪以来，地理科学数据资料激增，对它们进行定量分析和“从定性到定量的集成分析”的工作量是巨大的。地理学家们这样的海量计算，只有借助性价比较高、使用标准化程序的电子计算机才能实现。同时，地理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系统的区域地理实际资料。而地理学家又无法完全通过进行实地考察而获得，他们需要一种可以使大部分“直接的实地考察”转化为大部分“间接的实地考察”的有效方法和工具。地理学家的这两种渴求，在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得到了满足。电子计算机的性价比的普遍提高、标准操作系统和规范操作语言使用，航空遥感和卫星遥感技术的发展，使地理学家海量数据的采集能力和计算能力得到提高。它们是现代地理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技术背景。

二 总体特征

现代地理学时期具有鲜明的特点——地理学家自觉地从哲学和科学角度思考地理学问题和地理问题，地理学和地理学家的创新与传统之间更加密切。

（一）地理学的哲学观念

现代地理学主要与科技社会或信息社会相应。地理学对地球陆地表层空间系统的研究途径发生转变：从重在“分析”和“综合”转向“系统”。系统论思想、系统科学方法论和逻辑实证主义等各种哲学对地理学发展影响更加深入，尤其表现在地理学对这些思想和方法论的自觉学习、吸收和运用上。同时，交通和信息交流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地理知识和地理学知识的传播与融合。地理学的学术态势呈现出“全球化”和“个性化”——地理学整体上的区域差别逐渐缩小和地理学局部上的区域差别逐渐加大。地理学家群体科学理性意识和能力、人文理性意识和能力的提高，逐渐在地理学学科、地理学哲学、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有诸多探讨和阐述。美国成为现代地理学最重要的中心，并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传播，直接影响英国和北欧，然后渗入苏联、东欧、日本、西欧和中国。

（二）地理学的科学观念

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对地球表层空间系统特别是地球陆地表层空间系统的认识、研究和表达基本属于系统空间认识。地理学的若干内在逻辑主要展示或凸显为地理学元问题。明确提出和系统阐述了地理学研究对象、地理学研究核心、地理学学科位置和学科体系、地理研究范式思想内涵等问题。在研究范式的科学研究维度上，主要从分布规律和未来分布格局层面认识、研究和表达地理客体空间秩序；从变化规律和变化趋势层面认识、研究和表达地理客体的历史时期的时间序列；按归纳—演绎、演绎—归纳和演绎—归纳—类比的逻辑路径，从系统角度认识、研究和表达地理客体动因机制。在研究范式的价值维度和伦理问题上，开始自觉重视和系统研究地理客体及其变化对于人们的利弊和今后应该怎么办等方面的价值意义和伦理意义。在地理知识和地理学知识上，形成了地理（学）知识的系统概念化、地理（学）知识的系统化和层次化、地理（学）知识的学科化、地理学知识和学科的交叉化和集成化、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化和整合化、地理学研究边界的适度扩大化等态势。在学科意识上，地理学家和地理学组织更加地理学的学科地位，通过服务国家发展强化地理学学科地位。在地理学学科建制和制度上，许多国家科学院设置学术权力较大和相对独立的地理学机构，在许多高等学校设置地理学系院或以地理学为主要支撑学科的系院。以多种途径和形式培养包括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以及访问学者等地理专门人才。政府以国家科学基金等多种形式支持地理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研究。

三 发展阶段

现代地理学的理论化、系统化、规范化、数量化、综合化和应用化等重要态势，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地理学数量运动和地理空间识别与划分、70年代以来的地理学行为研究、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地理学综合研究和新千年以来的地理学“大科学”研究等密切关联。

（一）20世纪60年代以来

地理学数量运动、地理空间识别划分和地理学自身能力提升研究。1.在西方，F.K. 舍费尔在20世纪50年代对区域学派的方法论进行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对地理学数量化和理论化有促进作用，出现了地理学的理论化和数量化的三个学术团体：（1）以W.L.加里森为组织者、有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者E.L.厄尔曼协助，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地理系举办的研究生班——华盛顿小组，是美国许多数量地理中心的影响最大者，从推广中心地方论、交通网络理论和其他统计方法开始，培养了W.W.邦奇、B.J.L.贝里等名家。（2）以R.J.乔利、P.哈格特和D.W.哈维为代表人物，形成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剑桥派，继华盛顿小组而兴起，以理论造诣高深而著称。（3）以T.哈格斯特朗为首的在瑞典隆德大学兴起的隆德派，40年代已开始空间扩散的探讨，60年代后又开展了时—空地理学工作，均卓有成效。2.中国地理学大规模、系统地研究中国地理空间识别与划分，并促进理论和方法论提升。服务于包括农业、工业、交通和生态等在内的国家发展，诸如黄秉维、郑度、赵松乔和傅伯杰等作为领军科学家的中国自然地理和生态区划，周立三、吴传钧和侯学煜等作为领军科学家的中国农业地理区划，陆大道等作为领军科学家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空间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等。在服务国家目标完成国家任务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探讨和提升，例如，建立自然地域分异理论、点轴空间理论，等等。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组织研究地理学发展问题，发布《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报告。中国地理学整体上有序施行《地理学学科规划（1956—1967）》。

（二）20世纪70年代以来

地理学行为研究和地理学基础研究。（1）在西方，地理学中的行为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行为科学的出现带动起来的，至70年代大为风行。在自然、技术、经济和社会等客观条件之外，再估计到地理事物形成与演变的人的主观因素，即各式各样的人群（如决策人、劳动者、消费者等）对地球表面现象的知觉（感应）和相应采取的行为，从而能使决策和预测更符合实际。正确的行为研究应探索人们主观因素的客观规律，例如美国地理学者A.R.普雷德就提出“行为矩阵”。（2）在中国，李旭旦、吴传钧和陈传康等在发展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理论和地理学研究核心等方面有诸多建树。吴传钧提出地理学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在20世纪60年代科考工作基础上，孙鸿烈等继续组织开展对青藏高原和有关地区的系统的科学考察与科学研究、区域开发前期考察与开发前期研究。

（三）20世纪80、90年代以来

地理学高度重视综合研究和地理学元问题等研究。1.各国地理学者广泛地参与了三大规划（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和环境规划）的工作，在有些方面起了主导作用。从实践中产生了对城市、区域和环境的综合研究，在理论、模式和决策方面大有进展，发挥了地理学固有的综合特点。2.区域实践促进地理学学科发展，萌发出一系列的新分支：（1）地理学哲学或元地理学，主要研究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知识论在内的地理学哲学基础，以及包括地理学研究对象、研究核心、基本价值和研究范式等在内的元地理学问题，是地理学自身科学能力提高的自觉准备；（2）理论地理学，包括人地关系、区位论和区域研究三个组成部分，是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对其他分支有指导作用；（2）应用地理学，是地理学通向实践的应用分支，早在近代地理学后期开始形成，在现代地理学阶段具有了计划规划、勘测设计和文化教育三个方向；（4）地理学方法论和新方法、新技术学科，包括系统理论深入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广泛运用、数学工具不断提升的地理数量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室内模拟实验、大规模和网络化地理定位研究。3.中国在地理学研究对象、研究核心和研究范式等地理学元问题方面，钱学森、黄秉维、吴传钧、陆大道等阐述地球表层空间特别是陆地表层空间是地理学研究对象、地球系统科学和地球表层学、系统科学方法特别是“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地理学研究核心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重要观念和思想。4.美国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科学研究会《重新发现地理学——与科学和社会的新关联》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科学学科发展战略调研报告·地理科学》，是地理学提高自身科学能力的自觉行为。

（四）新千年以来

地理学“大科学”研究和地理学自身科学能力提升研究。1.新千年以来，地理学继续参加“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计划”“生物多样性计划”“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和“新一轮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等一系列“大科学”研究计划，与一系列有关学科一起研究综合性科学问题。2.在参加大科学计划进行综合研究过程中，提升自身学科能力，形成“系统综合”科学观念。中国科技部重点专项资助“地理学方法研究”，支持地理学思想与方法纯理论研究。该项目以“挖掘、梳理、凝练与集成古今中外地理学思想和方法之大成，促进地理学科技成果创新、科技教育创新、科技管理创新”为总目标，完成了一批高水平的地理学著作和译著。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组织开展“未来10年地理科学战略方向”委员会，对地理学提升自身能力特别是在今后紧迫的大科学问题的研究能力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形成和发布研究报告《理解正在变化的星球：地理科学的战略方向》。3.地理学更加广泛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例如，中国地理学家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精准扶贫和“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和规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