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昙花一现还是诗笔生辉：奥登诗名的沉浮

奥登在英语诗坛的声誉总是与“奥登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关奥登影响力的描述，往往集中于那个小团体的核心成员在特定时期的创作，即塞缪尔·海因斯所谓的‘奥登一代’。”[72]不少批评家甚至认为，奥登的诗歌成就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短暂辉煌之后就逐渐衰退。按照斯卡夫（Francis Scarfe）的说法，奥登所面临的危机，类似于艾略特完成了《荒原》（“The Waste Land”，1922）之后的处境[73]；按照利维斯（Frank Leavis）的说法，奥登处于“一种惯常的不成熟阶段，既肤浅又具有欺骗性”[74]；而更多的批评家，按照罗伯特·布鲁姆（Robert Bloom）所总结的，常常把奥登的中后期创作看成是“由于宗教思想的不断侵蚀以及时间的消磨而导致的诗歌衰落”[75]。这些批评家站在奥登诗歌命运的两边，一方面充分肯定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另一方面对他之后的创作持严厉的批评态度。

这种将奥登的诗歌创作生涯截然分裂的现象，在20世纪40年代尤为明显。英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他在走下坡路。西里尔·康诺利和斯蒂芬·斯彭德等人作为奥登的朋友，怀着矛盾的心态解读奥登：他们一方面维护奥登的声誉，另一方面也在质疑。约翰·莱曼（John Lehmann）和朱利安·西蒙斯（Julian Symons）等人以遗憾的语调评价奥登移居后的创作：“他错过了描写这场我们大家都在经历的战争的机会。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一个危险的趋向：措辞含糊，态度仁爱，立场超然。恐怕今后这个趋向只会有增无减。”[76]如果说这些人的态度还比较缓和的话，那么休·沃波尔爵士（Sir Hugh Walpole）和哈罗德·尼科尔松（Harold Nicolson）等人就比较严苛了。他们除了谴责奥登的“背叛”之外，还认为奥登在英国的影响力已经“断绝”，对于新一代人来说，“奥登只不过是一个过时的男生，一个爱开玩笑的学究”[77]。到了40年代后期，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英国学术界对奥登的敌意逐渐淡化，不再围绕着“背叛”事件质疑他的人格和作品，而是更多地关注起奥登的思想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创作的影响，只不过基调仍然是消极的。

相较而言，虽然美国学术界同样视奥登的移居为创作上的一个分水岭，但他们对他的诗歌之路持更为积极的态度。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观点非常有代表性。在一篇条理清晰、论述严明的文章中，他以奥登的诗集《双面人》（The Double Man，1941）为例，详细分析了奥登逐渐脱离政治因素的局限，以及他更多地关注现代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趋势。文中还指出，奥登已经成为“一个基督教诗人”，贯穿该诗集的一大主题是“承认原罪，保持一颗谦卑的心”[78]。马尔科姆·考利跟他的英国同行们一样，都敏锐地看到了奥登在信仰和诗风上的微妙变化，但他和他的大部分美国同行都能够以肯定的态度看待这种改变。一些评论者更是毫无保留地表达他们对奥登的推崇之心，比如女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盛赞他是“节奏和韵律的天才音乐家”，认为“他的作品决不会沉闷”。[79]不过，兰德尔·贾雷尔（Randall Jarrell）和德尔莫尔·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等少数评论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奥登诗歌中观点和修辞的转变》（“Changes of Attitude and Rhetoric in Auden’s Poetry”，1941）和《从弗洛伊德到保罗：奥登思想各阶段》（“Freud to Paul：The Stages of Auden’s Ideology”，1945）两篇文章中，兰德尔·贾雷尔指出奥登的转变是一种倒退，认为他再也没有达到30年代那样的诗歌水平。德尔莫尔·施瓦茨认为奥登的新作过于“任性而为”（self-indulgent），没有完美地展示他应有的诗歌才华，而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在于缺乏对美国生活的体验。[80]他俩的观点虽然不是40年代美国学术界的主流，但影响深远，我们可以在后来的奥登研究中发现此类观点的痕迹。

我们看到，英美学术界关于奥登创作分水岭的讨论已经充分展开。关于奥登的诗歌之路究竟是值得期待还是令人堪忧，评论者们各抒己见，不过，大家都认同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英语诗坛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学术界有关他诗质下降的指责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愈演愈烈，但他的每一部新作都会在学术界掀起大波浪，一时之间，支持的、否定的声音不绝于耳。以诗集《午后课》（Nones，1951）为例，乔治·弗雷泽（George Sutherland Fraser）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称“奥登先生从来没有像这样轻松自如地写过诗”，“奥登这么多年来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诗集了”。[81]斯彭德等评论者尽管不认同奥登的思想转变，也由衷地敬佩他日臻圆熟的诗歌艺术。然而，也有很多评论者对于奥登略带反讽意味的沉思冥想不敢苟同，提出了否定性的看法。可以说，大多数评论者对奥登的中后期创作怀有“复杂的情感”（“mixed feelings”[82]），他们希望“奥登先生有朝一日能够重新发现自己，能够像当年那样满足他们对他的喜爱与期待”，却失望地发现奥登“迷了路”，“没有预期的成熟”。[83]我们可以在这些评论者的言论中，清晰地看到弗兰克·利维斯、兰德尔·贾雷尔等评论者的影响。

这一时期，约翰·韦恩（John Wain）、约瑟夫·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和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对奥登其人其作“杀伤力”最为强烈。他们否定奥登的中后期创作，认为他诗歌创作的辉煌时代已经远去。约翰·韦恩指出，奥登的影响力“粉碎”（smashed）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他“放弃了英国国籍”[84]。约瑟夫·比奇于1957年出版了专著《奥登经典的产生》（The Making of the Auden Canon），该书以充实的资料和缜密的逻辑分析了奥登的诗歌合集《诗选》，旨在梳理奥登修改甚至删除一些前期作品的可能性原因。作者认为，奥登对于前期作品的这种处理，其用心并不在于完善诗歌艺术，而在于信仰和立场的转变。因此，他并不认同诗人的做法，认为这是对前期作品的“损害”（violation）与“玷污”（desecration）。菲利普·拉金在《威斯坦变成什么样了？》（“What’s Become of Wystan？”，1960）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常常设想，一个仅仅阅读了奥登40年代之前作品的人和一个仅仅阅读了奥登40年代以来作品的人展开讨论的话，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他像德尔莫尔·施瓦茨一样，认为奥登“没有融入美国生活”，而是选择了“一条既是个人的又是国际性的道路”，这使他的诗歌丧失了早期的那种身份认同（identification）。在否定了奥登的一系列后期作品之后，他说，如果奥登能够“再一次扎根于身边的生活而非阅读的书籍”的话，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崭新的奥登”。[85]其实，这些评论者之所以对早期奥登和中后期奥登持截然相反的观点，根源在于他们自身的创作观。以菲利普·拉金为例，他注重事实，认为诗歌应该保存所见、所想、所感的事物，因而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英国本土的历史环境，逼真地折射出岛国人民复杂的心态和情感。对他来说，奥登的早期创作与二战前的英国本土息息相关，描绘了一代英国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肖像，具有感知一个社会的整体流动的意义，而他的中后期创作尽管在诗艺上非常圆熟，却脱离了具体的、现实的生活，越来越抽象，也越来越失去了生命力。这是菲利普·拉金以自身创作观审视奥登其人其作的结果，带有一定的自我投射。

当然，学术界不乏奥登的支持者。安东尼·哈特利（Anthony Hartley）认为奥登仍然是50年代英语诗坛的大师[86]，萨克斯·康明斯（Saxe Commins）盛赞奥登的诗歌才华，称“一个人熟知他的诗歌，并不是因为刻意背诵，而是因为被深深打动”[87]。更多的评论者勤奋研究奥登其人其作，积极撰文著书，以实际行动延续和丰富奥登诗歌版图。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随着学院派“新批评”理论的兴盛，一些评论者在“内部研究”的指引下强调文本细读，着重探讨诗歌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二是随着奥登的移居和信仰的转变已成定局，一些评论者以此为介入点分析这种转变对创作的影响。

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奥登：一个介绍》（Auden：An Introductory Essay，1951）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奥登的专著。该书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上，比较细致地勾画了奥登的生平与创作，成为后人阅读和研究奥登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尽管作者对奥登的信仰转变存有质疑，对他的诗歌艺术也并不完全认可，但他充分肯定了奥登直面现代“荒原”的可贵之处，认为他“站在忧心忡忡的世界的某个前线上”[88]抒写了我们的时代。门罗·斯皮尔斯的《威·休·奥登的诗歌：失幻的岛屿》（The Poetry of W.H.Auden：The Disenchanted Island，1963）在大量背景材料的基础上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为具体和生动的奥登。相较于弗兰克·利维斯对奥登诗歌之路的悲观看法、兰德尔·贾雷尔对奥登信仰转变的无法苟同，斯皮尔斯显然更加接近真实的奥登。他认为，此类评论者在下结论的时候，“明显带有政治或者宗教的意图”，“他们对奥登的早期诗作，或者说全部诗作，都有一定的误读”，而且他们还忽略了一个事实——“奥登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从未停止过”。[89]应该说，斯皮尔斯的解读，较少受到先入为主的思想的干扰，“整合了奥登已有的诗歌创作，避免了对‘阶段’的偏见”[90]，因而真实地反映了奥登的成长轨迹，是公认的“第一部重要的奥登研究专著”[91]。芭芭拉·埃弗雷特（Barbara Everett）在其专著《奥登》（Auden，1964）中表达了一个核心观点：奥登并没有关上“政治”的大门，从此沉浸于宗教的世界；他一直试图在自由与责任、诗人与城市、个人与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点，政治与宗教只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此外，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专著还有约翰·布莱尔的《威·休·奥登的诗歌艺术》（The Poetic Art of W.H.Auden，1965）、赫伯特·格林伯格（Herbert Greenberg）的《探索必然性：威·休·奥登与分裂意识的困境》（Quest for the Necessary：W.H.Auden and the Dilemma of Divided Consciousness，1968）和贾斯廷·瑞普洛格尔（Justin Replogle）的《奥登的诗歌》（Auden’s Poetry，1969），而研究性论文的数量更是多得惊人。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在“内部研究”指引下探讨奥登作品的内在经典性，其实是为奥登正名的最佳途径。

到了70年代，虽然关于奥登诗质下降的言论还在延续，但他的诗歌却持续地吸引着众多阅读者、评论者和研究者去欣赏、思考、阐释甚至是争辩。这种活跃的研究氛围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变得冷清，反而更为热闹。无论是各类研究专著的出版、各种研究论文的发表，还是博士和硕士论文的选题、国际学术会议的热议，都显示出奥登诗歌艺术的蓬勃生命力。这么多年来的英美奥登研究主要涉及传记式研究、思想渊源和轨迹研究、奥登与“奥登一代”研究、艺术特征研究、奥登的性取向和婚恋观研究等方面。

首先，传记式研究是将奥登的文学创作与其个人生活结合起来进行解读，这类研究更加注重诗人的个人生活对其思想创作的影响，通过个体性来传达时代的特性。奥登公开反对从私生活角度出发的传记式研究[92]，生前曾希望他人不要为他立传，并且说服一些朋友烧毁他寄去的信件，这些努力伴随他的去世被画上了休止符。作为“奥登的心腹、学家和注释员”，斯彭德在奥登离世后不久旋即编辑了一本《奥登：悼念集》（W.H.Auden：A Tribute，1975），该书汇集了奥登的亲人、朋友、师长、学生等人的回忆文章，是了解奥登的不可多得的基础性材料。曾在《伦敦杂志》（The London Magazine）任编辑的查尔斯·奥斯本（Charles Osborne）在20世纪60年代初采访过奥登，此后多有交集，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的《奥登：诗人的一生》（W.H.Auden：The Life of a Poet，1979）是最早的一部奥登传记，既有事实性材料的整理，也有回忆片段的穿插，情真意切地记录了奥登的一生。紧随其后，汉弗莱·卡彭特推出了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内容最充实的《奥登传》（W.H.Auden：A Biography，1981），详细梳理了奥登的成长阶段、创作经历和思想演变轨迹，对奥登的性倾向、移居美国、皈依基督教等争议性问题都有深入的剖析和清晰的论述，站在奥登的立场上给出了明确的回答。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在已有研究成果和最新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解读奥登的生活与创作，相较于卡彭特以时间线索纵向书写奥登，他的《奥登》（Auden，1995）更具有专题性，每一个章节都提炼出奥登在特定生活阶段的核心主题，尤其对奥登的后期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作为奥登文学遗产的受托人，门德尔松教授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撰写的《早期奥登》（Early Auden，1981）和《后期奥登》（Later Auden，1999），自问世以来就成为奥登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书。他认为奥登精于描绘20世纪的历史和个人的心灵史，两者常出现在同一首诗作中，为智慧与爱之间的紧密联系提供了完美的见证。尽管有人认为门德尔松教授是奥登诗歌（尤其是后期诗歌）的“修正派”，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奥登诗歌研究和奥登文献整理方面的巨大功绩。

其次，奥登创作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晦涩性与他的多重思想渊源密不可分，所以他与各种思潮、政治、宗教的关系和思想演变轨迹历来是奥登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方面比较突出的研究专著包括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人的位置：论奥登》（Man’s Place：An Essay on Auden，1973）、爱德华·凯伦（Edward Callan）的《奥登：智慧的狂欢》（Auden：A Carnival of Intellect，1983）、约翰·伯利（John R.Boly）的《阅读奥登：卡利班再现》（Reading Auden：The Return of Caliban，1991）等。

有人将奥登分为“英国的”和“美国的”两个阶段，有人将之分为“英国的”、“美国的”、“欧洲的”（也有人将这个阶段细分为“意大利的”和“奥地利的”）诸个阶段，以此作为追溯奥登思想轨迹的主脉络。尽管这种划分过于僵硬，但未尝不是深入奥登思想领域的一个切入点。艾伦·雅各布（Alan Jacobs）的《威斯坦变成什么样了：奥登诗歌的变化与延续》（What Became of Wystan：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Auden’s Poetry，1998）的划分方式属于第一种，他在书中以奥登移居美国为分水岭，解读奥登以全新的视野探索政治、艺术、心理和婚恋等问题的趋向，认为他一以贯之的智性和表达欲构成了前后期诗作的共同质地。

奥登在1940年皈依基督教的行为选择以及随后的创作主题和语调的变化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几乎所有关涉奥登中后期创作的研究都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亚瑟·柯尔奇（Arthur Kirsch）的《奥登与基督教》（Auden and Christianity，2005）是全面剖析奥登的宗教信仰的开拓性作品。该书爬梳整理了奥登从孩童时期对宗教仪式的懵懂、青少年时期对教会和教义的质疑到经历了身心危机以后重返基督教的漫长心路历程，认为奥登是少数“集宗教信徒和思想者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分子之一[93]，他的信仰扩展了他的思想和心灵的疆域，他的智慧丰富和深化了他的信仰，让他在精神疆域的探索中走得更远，对人类经验的多种面向投入了更多关注。亚瑟·柯尔奇的研究重点在于奥登重返基督教后的思想与创作，对于长诗《新年书简》（“New Year Letter”，1940）和组诗《祷告时辰》（“Horae Canonicae”，1949—1955）的文本细读与幽微洞察，既体现了作者渊博的宗教知识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也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学术界关于奥登后期作品因皈依基督教而导致质量下降的观点。

雷切尔·韦兹特恩（Rachel Wetzsteon）的《影响之魂：奥登诗源研究》（Influential Ghosts：A Study of Auden’s Sources，2007）的基本立意来自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用“一本薄薄的书震动了所有人的神经”中的独树一帜的“影响的焦虑”理论[94]。雷切尔·韦兹特恩认为哈代和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是奥登创作生涯里最为重要的“前驱”，前者的“鹰的视域”构建了早期奥登的诗学理念和行为方式，后者的“信仰的跳跃”是后期奥登思想转变和诗风变化的导火索。正如“影响的焦虑”的核心关键词是“误读”，雷切尔·韦兹特恩也力图从奥登的诗文中挖掘出一条极具个性化色彩的误读脉络，不仅涵盖了奥登对哈代和克尔凯郭尔的误读，还包括对叶芝、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等前辈的误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奥登的诗学渊源和艺术成长轨迹。

第三，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一直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围绕这一问题的批评视角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将奥登的创作放在“奥登一代”的背景下进行整体思考与阐发。这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塞缪尔·海因斯（Samuel Hynes）的《奥登一代：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文学与政治》（The Auden Generation：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England in the 1930s，1976），强调“奥登一代”作家们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艺术整体，他们继叶芝、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之后重新聚焦公共事件，显现出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创新意识。虽然此后不断有人深入考察该问题，比如罗纳德·卡特（Ronald Carter）的《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奥登一代”》（Thirties Poets：“The Auden Group”，1984）、迈克尔·奥尼尔（Michael O’Neill）和加雷思·里维斯（Gareth Reeves）合著的《奥登，麦克尼斯，斯彭德：20世纪30年代的诗歌》（Auden，MacNeice，Spender：The Thirties Poetry，1992）等，但塞缪尔·海因斯的专著仍然被认为是“此类研究的最佳作品之一”[95]。

如果说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的成名是奥登研究中绕不开的一个焦点，那么奥登与“奥登一代”的关系未必是围绕这个焦点的唯一切入点。这方面比较“另类”的研究成果包括唐纳德·米切尔（Donald Mitchell）的《20世纪30年代的布里顿和奥登》（Britten and Auden in the Thirties，1981）和玛莎·布莱恩特（Marsha Bryant）的《20世纪30年代的奥登和纪录片》（Auden and Documentary in the 1930s，1997）。这两本书都涉及到奥登在1936年前后在GPO（英国邮政总局）电影部供职的经历，特别是他与年轻的天才作曲家布里顿之间亲密无间的合作为我们留下了四部具有开拓性的纪录片[96]。唐纳德·米切尔的专著侧重于梳理两位艺术家的合作过程，玛莎·布莱恩特则着重分析奥登参与纪录片制作时的文学创作（不仅有为四部纪录片撰写的配诗，还包括这期间创作的其他作品），清晰地勾勒出一幅文学与视觉艺术交互影响的关系图。

第四，作为第二代现代主义诗人，奥登的诗歌风格和艺术表现具有突出的个性特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在奥登生前，约翰·布莱尔的《威·休·奥登的诗歌艺术》和贾斯廷·瑞普洛格尔的《奥登的诗歌》都以专著的形式对奥登诗歌的艺术特征展开了深度探索，约翰·布莱尔甚至宣称奥登在诗艺上的探索简直就是一条变色龙，高度评价了奥登作为诗人的孜孜求索精神。英国诗人约翰·富勒（John Fuller）在写诗之余研读奥登多年，1970年即已出版专著《奥登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W.H.Auden），后来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充与深化，最终形成了《奥登：评注》（W.H.Auden：A Commentary，1998），为几乎所有的奥登诗歌和戏剧作品（包括未出版的作品）作了较为详细的注释和分析，包括版本信息、创作背景、关涉典故等，是奥登研究者和阅读者的入门指南书。

全面考察奥登诗歌艺术特征的集大成之作，当属雷纳·埃米格的《威·休·奥登：走向后现代主义诗艺》（W.H.Auden：Towards a Postmodern Poetics，2000），该书认为奥登的中后期创作已经走出了叶芝、艾略特、庞德（Ezra Pound）等人奠定的现代主义，不再是非个性化诗艺的简单而仓促的追随者，而是在寻找自我、爱和公众福祉的交响乐中奏出了责任与担当，既是开放的也是妥协的，既是对话性的也是预示性的，在诗歌的多声部中召唤每一位读者的独特省察和在现世中的实际行动。雷纳·埃米格戏称该书是一次“驯服庞然怪物”的努力，他不仅推崇奥登的诗歌创作技巧，更是服膺于奥登通过诗歌传达的伦理责任，这正是奥登诗歌艺术的总特征。

《奥登的诗歌：主题、理论和实践》（W.H.Auden’s Poetry：Mythos，Theory，and Practice，2009）的作者维多利亚·阿兰那（Victoria Arana）紧扣奥登诗歌创作中的“界限”意识，从奥登关于“人既不是纯粹自由的，也不仅仅是木偶式的；人有选择的自由，但必须在限度之内”[97]的沉思推演出他的精神主旨，认为奥登在思想和创作领域的诸多试验、发展和变化都离不开他对诗歌这门艺术的尊重，即便是他饱受争议的后期作品（尤其是最后三部诗集），也在探索诗歌与散文之间的“边界”、语言的字面含义与内涵的丰富纵深之间的“边界”。该书全面透视奥登的诗歌创作生涯，在论证与阐发奥登的“界限”意识时颇为出彩，是近期奥登诗学研究中最为全面、最富条理、最有针对性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第五，随着西方社会对同性恋的逐步宽容，尤其到了世纪之交，奥登的性取向不再是一个禁忌的话题，奥登的同性恋取向对创作的影响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理查德·博左思（Richard R.Bozorth）的《奥登的知识游戏：诗歌与同性恋隐射》（Auden’s Games of Knowledge：Poetry and the Meanings of Homosexuality，2001）是第一本全面考察奥登作为同性恋诗人的创作轨迹的学术专著。作者认为，奥登不仅是20世纪卓越的英语诗人，还是同性恋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98]他从奥登与先锋派诗学、同性恋亚文化圈、精神分析学、政治左派和基督教神学的关系入手，揭示了奥登对自身性取向合理性的疑惑、在创作中隐秘地表达自我的方式以及困扰终生的身份认同等问题。该书对奥登的重要诗篇的话语冲突和同性恋隐喻的分析，丰富了奥登诗学研究的角度。

有关奥登同性恋倾向的研究势必会涉及奥登与终身伴侣切斯特·卡尔曼（Chester Kallman）的关系，而对这段关系的探讨又无法绕开后期奥登的宗教观和婚恋观。多萝西·法南（Dorothy Farnan）是卡尔曼的好友，后来成为卡尔曼的继母，她在《恋爱中的奥登》（Auden in Love，1984）一书中，以个人回忆和亲友访谈为第一手资料，生动还原了奥登与卡尔曼从结识、相恋、渐生龉龃到不离不弃的真实过程。尽管法南无法理解奥登与卡尔曼之间深层的精神纽带，简单地将之理解为婚姻关系，但她提供的素材无疑可以推进学术界对于后期奥登的研究。苔科拉·克拉克（Thekla Clark）的《威斯坦与切斯特：忆威·休·奥登与切斯特·卡尔曼》（Wystan and Chester：A Personal Memoir of W.H.Auden and Chester Kallman，1995）的写作模式与《恋爱中的奥登》类似，也是故人知交所写的个人回忆录。特克拉·克拉克是一位生活在欧洲的美国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与奥登和卡尔曼相交甚好。奥登显然非常喜欢克拉克，向她求过婚[99]，组诗《栖居地的感恩》（“Thanksgiving for a Habitat”，1958—1964）中关于客房的那首诗《友人专用》（“For Friends Only”，1964）也题献给了她和她的丈夫（奥登认为他们是理想的友人）。这样的回忆录，因真情流露而难能可贵，也因为流溢着真情而充斥着主观性，尤其是克拉克的回忆主要集中在奥登与卡尔曼每年去欧洲（起先是意大利，后来是奥地利）的短暂时光，对他俩在纽约的生活几乎没有涉及，因而难免有片面之处，我们不妨将之作为奥登婚恋研究的补充性注解。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平行比较层面的奥登研究，比如苏珊娜·戈特利布（Susannah Gottlieb）的专著《悲哀之域：汉娜·阿伦特和威·休·奥登的焦虑与弥塞亚主义》（Regions of Sorrow：Anxiety and Messianism in Hannah Arendt and W.H.Auden，2003）；研究奥登的翻译实践的专著，比如尼玛尔·达思（Nirmal Dass）的《重建巴别塔：威·休·奥登的翻译》（Rebuilding Babel：The Translations of W.H.Auden，1993）；还有一些研究者涉及奥登的旅行诗、战争诗、城市诗、生态诗等特定内容，拓宽了奥登诗歌研究的视野和范畴，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约翰·哈芬登（John Haffenden）的《奥登：批评遗产》（W.H.Auden：The Critical Heritage，1983）、乔治·巴尔克（George W.Bahlke）的《关于威·休·奥登的文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W.H.Auden，1991）、大卫·加勒特·伊佐（David Garrett Izzo）的《奥登：一份遗产》（W.H.Auden：A Legacy，2002）、斯坦·史密斯（Stan Smith）的《剑桥文学指南：奥登》（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H.Auden，2004）和托尼·夏普（Tony Sharpe）的《语境中的奥登》（W.H.Auden in Context，2013）等文论集中。

约翰·哈芬登的《奥登：批评遗产》根据奥登在各个阶段出版的诗集和戏剧作品精选相应时期的主流评析文章，从奥登完成于1928年的诗剧《两败俱伤》（Paid on Both Sides）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后结集出版的《谢谢你，雾》（Thank You，Fog，1974）和《奥登诗选》（Collected Poems，1976），针对这些作品的即时性批评文章反映了奥登诗名的一波三折，从中可以管窥奥登自身的诗路发展和奥登作品在时移代易的文化语境中的不同际遇。斯坦·史密斯的《剑桥文学指南：奥登》汇集了欧美学者对奥登的最新研究成果，该书既有关于奥登的生平与创作的介绍性文章，也有奥登在英国、奥登在美国、奥登的旅行写作、奥登的语言与风格、奥登与现代理论、奥登与宗教、奥登与生态等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专题研究文章，是了解欧美奥登研究的视角、视野和策略的重要参考书。托尼·夏普曾在2007年出版过一本有关奥登生平与创作的《奥登》（W.H.Auden），他的《语境中的奥登》可以说是《剑桥文学指南：奥登》的“升级版”，同样汇集了欧美奥登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的批评文章，但编辑模式更为独到，分为“地理语境”、“社会与文化语境”、“政治、历史与理论语境”等五个部分，由不同学者同台竞技，展现各自针对相同主题的不同研究角度，观点鲜明、洞见犀利，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空间，为今后的奥登研究提供了诸多启示。

综合而言，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奥登就已经成为“奥登一代”的核心人物以及英语诗坛的杰出人物，但彼时有关奥登的讨论与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政治取向和人生选择，真正关涉他诗歌创作的内在品质和艺术追求的深度探讨则始于20世纪下半叶。值得一提的是，奥登的这些优秀作品，不但在文学界广为流传，还在跨文化、跨媒介等领域焕发出夺目的光彩。他与音乐家、导演合作撰写了多部脚本，由他配诗的纪录片《夜邮》甚至享有“纪录片中的《公民凯恩》”的美誉。1994年，奥登的诗歌《葬礼蓝调》（“Funeral Blues”，1936）在电影《四个婚礼一个葬礼》中被深情朗诵，使英国重新掀起了“奥登热”，出版社顺势推出《告诉我那爱的真谛：奥登诗十首》，薄薄的一本小册子，销量却很是惊人[100]。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公共广播电台朗诵了奥登的诗歌《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随后多家报刊、网站争相转载，一夜之间在英美乃至整个世界的民众间流传歌唱。正如奥登所言——“一个死者的言辞/将在活人的肺腑间被改写”（《诗悼叶芝》；《奥登诗选：1927—1947》394），作品一旦成为经典，便以其独创性、超越性和多元性而具有了持久的震撼力和影响力。

美国学者科尔巴斯（E.Dean Kolbas）在其专著《批评理论与文学经典》（Critical Theory and the Literary Canon，2001）中提出过一组概念——“经典化”（canonization）和“经典性”（canonicity），前者侧重于作品外部的环境与机缘，后者仰赖于作品内部的认知价值与审美特征。奥登诗歌经典的最初生成，与奥登诗名的沉浮和诗歌的传播，恰恰印证了科尔巴斯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可以说，奥登开阔的诗路、丰厚的诗作和纯熟的诗艺，在漫长涤荡的经典化历程中折射出经久不衰的经典性价值。正因为如此，无论历史的语境发生了何种变迁，奥登的诗作都能熠熠生辉，而绝不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