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文学、医学想象与帝国政治

医学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展现的是理性和工具。西方医学又称西医，是西方知识建构与发展传统中的重要资产。现代西方医学形成于三四百年前，其发展迅猛，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地方医学，一跃成为世界医学的主流。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现代西方医学制度不仅代表着“医学进步”，更代表着社会组织和社会控制术不断提高、强化，成为“现代政治制度”的起源。[1]

作为一种文化，现代西方医学代表了西方社会体制，是帝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传染病的研究与防治、热带医学研究的建制、医疗体系的制度化发展等各种西方现代医学成为帝国内部权力统治的范式。西方对医学的大力传播和推广加强了对异域文化及其医学制度的殖民统治。20世纪西方医学的发展与帝国的发展相互促进，加速了帝国扩张和殖民统治。诚如殖民医学史家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所言，“西方医学话语对普世主义与现代性的宣示，从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涵盖了帝国的欲图”[2]。因此西方医学变为帝国医学，成为帝国统治的工具。同时，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Said）认为宗主国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学和艺术的目标都是维护帝国。[3]因此，西方人道主义者无法拒绝帝国的诱惑，在20世纪的文学想象中暴露出他们无意识中的帝国野心。

根据美国传统历史的划分，本研究将20世纪的美国分为三个阶段：帝国初期，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为殖民扩张阶段；帝国中期，从50年代至80年代为冷战争霸时期；新帝国初期，从8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为新帝国主义萌芽阶段。每一个阶段选取4—5部作品，分别是帝国初期的《阿罗史密斯》《三个女人》《烟草路》《中午酒》《永别了，武器》，帝国中期的《飞越疯人院》《钟形罩》《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赤裸的午餐》，新帝国时期的《天使在美国》《白噪音》《夺命病毒》《6号染色体》等13部作品。这些作品涵盖了殖民医学、优生学、产科学、护理学、外科学、精神病学、病毒学等领域，涉及多种医学现象。本研究对每部作品的解读都摒弃传统的研究视角，另辟蹊径，以西方医学史为抓手，从后殖民视角，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式和萨义德的“对照阅读法”等，探究原本属于自然科学的医学如何演变成社会医学及医学文化史，医学术语如何转变为医学话语，如何与帝国政治交织参与帝国的建构和基于医学想象所建构的帝国形象，以及帝国政治对医学现象、医学技术加以改造、利用。此外，还重点研究帝国作家的身份和创作意图。

第一阶段为帝国初期——殖民扩张。南北战争作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度，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98年的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的崛起。美国从此走上了对外殖民扩张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开始由边缘走向舞台的中心。这一时期，现代西方医学开始进入殖民医学阶段。殖民医学是西方医学在特殊时期的变种，又称帝国医学，指发生在殖民地上的所有医学实践，以帮助殖民者克服在殖民地上所面临的医疗卫生问题。同时它也是学者从后殖民主义角度解读19、20世纪西方医学在殖民地上医学实践的理论和方法。热带医学成为殖民医学的重要内容。热带地区病原体的发现促生了“病因—环境—宿主”疾病流行模式，为热带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治奠定了科学基础，为帝国扩张提供了必要技术保障。第一章分析20世纪初的五部作品：《阿罗史密斯》《三个女人》《烟草路》《中午酒》《永别了，武器》，发现帝国初期的作家都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但无意识中又都流露出帝国主义心态，医学及医学想象为帝国主义的建构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帝国，它的发展面临着扩展领地以及和老牌帝国竞争的诱惑，殖民医学、热带医学成为帝国扩张和发展的抓手。《〈阿罗史密斯〉中的殖民医学和帝国意识》借由殖民医学史和热带医学史的理论，分析《阿罗史密斯》中的热带医学。热带医学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兴起的以研究、治疗和预防热带病的一个专门学科，象征西方理性与文明。论文探讨热带医学、环境决定论如何转变为殖民医学；分析小说塑造出怎样的医生形象；研究小说中麦格克医学研究所与帝国形象之间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实验室、基金、传教医生等现代医学现象如何成为西方殖民文化的重要内容；讨论美国医生和英国医生的男性气质，以及对于帝国的塑造发挥怎样的作用；最终论文挖掘出作者的真实身份和创作意图。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出现第三次移民浪潮，引发对劣等移民污染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恐惧与担忧，政府借由优生学、遗传学开展本土化运动和“百分百美国运动”。20世纪是遗传学诞生并飞速发展的世纪。优生学是研究在社会控制下能改善或削弱后代种族（遗传）素质的学科。在20世纪初优生学从自然学科转变为社会学科，为帝国种族思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帝国优生学与〈三个女人〉中的殖民主义思想》借由优生学理论讨论桥头镇移民的生活状态，及那里如何成为美国国内的殖民地；分析当地东欧移民女性形象，探讨女性形象背后的优生学知识和大男子主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探讨西方现代产科学压迫、排斥传统产婆行业的过程，这正是西方理性文明对外进行文化殖民的模式；探讨东欧移民女性失语的因由。文章最终揭示了斯泰因帝国作家的真实身份。

《帝国阶级优生学：另一种白色——〈烟草路〉》借助优生学话语挖掘美国南方贫困佃农的“白垃圾”话语的文化意涵形成；勾勒出“野兽”“白垃圾”“天使”和“妖妇”等形象的言语、行为和样貌，并挖掘出其形象塑造背后的帝国优生学思想和深层的社会原因；通过雷斯特家族火烧“黑橡皮树”和“棉铃虫”的故事情节，探讨作者对“白垃圾”的处理方法及创作意图。小说结局折射出考德威尔对优生学“绝育法”方式的赞同与担忧。

《陌生土地上的“罪与罚”——〈中午酒〉中的优生学话语与南方私刑》从优生学等医学话语、精神病辩护和惩戒以及南方私刑等法律话语来发掘《中午酒》中隐藏的本土主义。一方面，优生学用其“科学的”医学话语可以证实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的优越性，证明外来移民的低劣和危害，从而合理化了对其他族裔的偏见和排斥；另一方面，在南方本土主义主导下的法律体系中，杀人犯在伪证下被判无罪，无辜的外来移民枉死，企图破坏南方传统社会格局的人遭受“私刑”。本文试图找出南方本土主义的罪恶本质。即使有医学的支撑和法律的粉饰，南方本土主义仍旧通过排斥和歧视外来族裔以确保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主流身份和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科学、现代护理学、麻醉学、产科学等医学科技高速发展，为帝国战争提供了医疗技术支援。一战后期，美国政府为了自身殖民利益参加了战争。《〈永别了，武器〉中军事医学、麻醉医学和帝国意识》探讨了一战时期战争医学、护理学、外科学、麻醉学等西方医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主人公英雄形象塑造的积极作用以及英雄形象的真实面目；分析英雄形象与身边“他者”形象的塑造及作者的创作意图；分析凯瑟琳为什么会从事护士职业，她的原型是谁，她以何种身份出现在主人公身边，这对于体现作者和主人公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起到怎样的作用。麻醉学在20世纪初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它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风格有怎样的内在联系，给小说的创作带来怎样的影响；最终通过战争医学分析出作者隐藏的“大美国主义”的思想及其迷茫。

第二阶段为帝国中期——冷战争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掌握了原子弹；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组建了北约组织，并与华约组织展开冷战，意识形态斗争激烈；20世纪医学技术空前进步。1977年美国医学家G.L.恩格尔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即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问题，以弥补过去单纯从生物学角度考察的缺陷，对未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美国评论家劳伦斯（R.Broer Lawrence）认为“疯癫居于20世纪下半叶人类事件的中心”[4]。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传入美国，到50年代成为时代的主题。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他者”被改造为帝国政治话语，涵盖了精神病人、同性恋、瘾君子、艾滋病人，以及女性和行为不端者等边缘群体。他们被戴上赤色的帽子，成为帝国机体的病毒，引发社会的偏执恐惧。“他者”的精神和身体都受到帝国权力的控制。二战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的文化创伤。创伤由20世纪初的生理疾病逐渐衍化为文化疾病，成为西方社会的公共话语。从临床上看，创伤也被归入精神疾病。新左派作家在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影响下，通过医学想象和福柯的权力理论，解析了帝国控制“他者”身体和精神的程式。“疯癫”“逃离”成为20世纪50—70年代美国文学的主题，因此《飞越疯人院》《钟形罩》《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赤裸的午餐》中的人物纷纷逃离医院、城市，逃向荒野、国外，或进行社会改良，反映出作家为谋求自身权益而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认为任何心理异常现象的产生都是生物、心理和社会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飞越疯人院〉中精神疾病对帝国的反写》运用福柯的微观权力理论和反精神病学理论，结合“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分析20世纪60年代精神病学如何判别“精神病”与“正常人”；探究科技理性如何实现对身体的控制和管理，揭示当时政治操作医学、医学固化政治的相互作用过程，发现疯人院与帝国政治之间相同的运作模式；探讨帝国环境种族主义的形成和表现形式，揭示、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研究意识形态他者、种族他者和环境他者对帝国统治的反抗。论文通过分析小说对“生态印第安人”形象的塑造，揭示了作者深层的殖民主义意识。

《〈钟形罩〉中的反精神病学与父权帝国》运用反精神病学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理论分析作品，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探讨精神病学与帝国政治之间的隐秘关系，分析精神病学如何被用来服务于帝国政治和男性意识形态的机制，探讨科技理性如何强化对身体的控制，父权如何创造、操纵知识来控制女性身体；身体如何成为父权控制女性的工具，以及身体如何成为女性反抗父权的手段；普拉斯、埃斯特采用哪些手段批判了帝国政治和父权意识；探讨帝国男性精神分析师的形象塑造及背后的文化含义；论文揭示了普拉斯何以成为20世纪中期的美国文化批判大师。

《〈上帝保佑你，罗斯瓦特先生〉中创伤与资本主义批判》借助文化创伤话语和精神分析学理论，分析埃利奥特的战争创伤向文化创伤的演变过程，及如何被利用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策略；通过主人公对美国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发展过程的描述，探究小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批判的方方面面；分析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罗斯瓦特镇”的样貌及其本质；探讨人物“慈善”面目掩盖下的真实身份和目的。研究最终折射出作者潜意识下的帝国作家心理。

《〈赤裸的午餐〉：成瘾医学、同性恋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探讨同性恋医学和成瘾医学如何被纳入冷战意识形态斗争之中，成为社会性偏执恐惧，其后的真实所指是什么；同性恋、成瘾医学如何被利用成为控制个体的思想、精神和身体的工具，监控权力如何操纵医学为麦卡锡主义的反共主义政治服务；分析哥特小说对同性恋、瘾君子等“他者”形象的恶魔式塑造方式；探讨政党隐喻中的医学现象及文化意涵；分析小说“区间”面目的东方性和现代性等特征，以及挖掘出作者的殖民心态。

第三阶段为新帝国时期——新帝国主义。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领导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争霸帝国转向新帝国的过渡时期，是各种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思想酝酿、形成时期。21世纪形成的新帝国主义战略目标就是以新经济殖民主义、新干涉主义、新炮舰政策和霸权主义政治为特征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全球霸权体系，推广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是“一种更开放的无殖民地、无主权的帝国主义体系”[5]，虽然它不同于旧帝国主义，但本质上是对传统殖民主义的延续。[6]外科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突破了“疼痛”“感染”“失血”等三大难关之后开始飞速发展，到50年代，心脏外科和移植外科已经成为外科学进步的标志。第三章研究《天使在美国》《白噪音》《夺命病毒》《6号染色体》4部作品，这些作家期望进行社会变革，展望新帝国的出现。

《〈天使在美国〉：病毒学、免疫学与帝国人权》探讨病毒学如何被运用到共和党保守派的政治中，病毒、自我、自我调节、免疫等医学术语如何成为帝国话语，它们以及“天使”“上帝”具有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分析异端思想如何穿透保守政治思想壁垒改变人物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作品中社会恐同、恐艾现象，进一步探究了“人权”“全球化”“世界公民”等观念如何形成新帝国主义话语，传统帝国和新帝国主义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最终发现作者心目中隐藏着“上帝的使命”。

冷战后，美国进入了新帝国主义时期，一方面在领土逻辑上积极参与军备竞赛，以稳固其世界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上，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规训化政府模式，以争夺其制度性霸权地位。《〈白噪音〉的医学叙事与帝国的身体政治》从身体政治的角度将医学与帝国政治缝合在叙事中，探讨大众身体如何被帝国意识和西方医学规训、控制，如何成为关涉帝国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两个层面的潜文本。

20世纪90年代，摆脱赤色恐怖后又面临着全球反美主义浪潮，帝国政府偏执地认为受到共产主义国家政府支持的恐怖主义威胁，包括生物武器、核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夺命病毒〉中的生化恐怖主义和意识形态斗争》探讨生化技术如何被融入恐怖主义话语；分析苏联何以被妖魔化为国家恐怖主义，苏联普通技术人员何以会蜕变为恐怖分子，他具有怎样的形象，其折射出作者怎样的创作心态；分析国内外反美主义如何形成；探讨作品中英雄形象和帝国形象的塑造及其文化意涵。小说反映出罗宾·科克思想中延续下来的冷战意识形态。

二战后，美国开始进入新殖民主义阶段。新殖民主义指强占市场的经济殖民主义，跨国公司是新殖民主义的实践方式。《〈6号染色体〉中的异种移植与跨国公司研究》借由新殖民主义理论和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状况，探讨器官移植技术和金塞斯跨国公司如何同谋为美国新殖民主义的工具；分析新的殖民工具——跨国公司如何对被殖民国家进行侵略，并给当地人民造成怎样的伤害；研究跨国公司如何通过经济手段控制当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生物技术和伪黑猩猩如何被纳入帝国话语；分析帝国英雄形象及形塑方式；论文比照阅读本部小说与《黑暗之心》，分析杰克、西格弗里德与《黑暗之心》中的马洛、库尔兹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本研究有以下发现。

1.20世纪美国医学的发展对帝国扩张和集权统治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早期美国的殖民医学、优生学等想象建构出一个新兴的、充满生气的殖民帝国，医学技术在国家形象建构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2.作为人道主义者，西方作家无法拒绝帝国的诱惑，其文学创作暴露出他们的帝国意识。爱德华·W.萨义德认为，宗主国文化中的每一种文学和艺术的目标都是维护帝国。[7]虽然西方作者思想进步，怀有人道主义精神，敢于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批判帝国的殖民野心，但受环境影响表现出殖民野心，即使社会改良主义者也会有所保留。在此观点关照下，上述作品研究还原了“帝国作家”的真实身份。早期作家怀着积极的态度传播西方文明，扩展殖民领地，稳固帝国统治；中期美国作家遭受专制政治的迫害，仇视资产阶级政府和帝国政府，产生逃离或社会主义改良的欲望；晚期作家依然遭受美国政治的压迫，但不再逃离，抛弃了传统帝国形式，以积极的态度呼吁新帝国的诞生。

3.文学、医学、政治三门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系相互影响。除了上述医学进步借助文学作品建构了帝国形象外，医学也影响了文学创作风格：“麻醉”效果促成《永别了，武器》现代主义文学的客观、冷漠；同性恋、成瘾医学强化了《赤裸的午餐》的哥特小说的非现实主义的、否定的、变态的、情节剧般的、黑暗与怪诞的、恐怖的风格。

本研究的成果由团队合作完成，完成情况如下：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三章第二节由纪琳老师完成，第三章第三、四节由胡朝霞、蒋天平共同完成，第一章第三、四节由王亭亭老师完成，其余为蒋天平单独完成，在此对团队所有老师表示感谢！

在此要感谢我的家人，无怨无悔地支持本人的学术研究，感谢女儿蒋芊蔚的陪伴！感谢浙江大学的聂珍钊教授，在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期间为本人提供了研究思路，最终形成这样一部著作；感谢湖南师范大学的蒋坚松教授为本书提出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也感谢团队其他老师为著作的完成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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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韩毓海：《生命的政治——资本主义与疾病》，《书城》2003年第4期。

[2] Warwick Anderson，“Where Is the Postcolonial History of Medicine？”，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1998，p.529.

[3]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1页。

[4] R.Broer Lawrence，Sanity Plea：Schizophrenia in Novel of Kurt Vonnegut，Ann Arbor and London：UMI Research Press，1989，p.1.

[5] 许纪霖主编：《帝国、城市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6] V.Peterson & Anne Runyan，Global Gender Issues，Colorado：Westview Press，1999，p.172.

[7] [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