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A.G.斯蒂芬斯（A.G.Stephens，1865—1933）出现之前，澳大利亚关于本土文学的评论是零星的。1856年，弗雷德里克·西尼特在一篇题为《澳大利亚的小说之野》的文章中比较了澳大利亚本土作家和英国小说家司科特和狄更斯的作品，首次针对澳大利亚文学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讨论，他指出：“多数澳大利亚故事太过澳大利亚化，它们不表现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而只关注本土的‘习惯和风俗’……我们希望看看普世的人类生活和情感，但是这些故事当中的人的生活和情感被澳大利亚的环境扭曲了。”[1]西尼特本人认为，澳大利亚小说中出现一些澳大利亚因素是正常的，一切对于澳大利亚的外部环境的描写应该真实完整，但这些因素应该从作家本人的经验中得来，必须服务于小说更宏大的目的，在谈到澳大利亚文学与澳大利亚环境的关系时，西尼特指出，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都是新兴国家，这里没有多层的楼房窗口，没有生长常青藤的废墟，没有封建贵族遗留的古董，更没有男主人公在紧急状态下逃生的地下通道，在这样一个缺少传统的国家，澳大利亚文学的写作受到很多限制。西尼特承认“地方特色”的意义，但他同时强调文学的“普世”价值，主张要判断澳大利亚小说的优劣，应该运用英国和欧洲小说的标准。[2]
西尼特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开始，西尼特也因此获得了“澳大利亚第一个文学批评家”的称号。19世纪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主要阵地在全澳各殖民地的期刊上，早期的澳大利亚文人喜欢阅读英国各类书评期刊，并且不时地模仿英国作家在英国的《西敏寺》（Westminster）和《爱丁堡》（Edingurgh）上发表一些习作。当殖民地拥有了自己的期刊之后，文学评论成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不少著名的英国作家偶尔也会把他们的稿件投给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期刊，例如，1937年，狄更斯在一份名叫《文学新闻》（Literary News）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自己的《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此外，《人之首》（Heads of the People）和《澳大拉西亚人》（Australasian）杂志先后刊载过狄更斯的《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和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的部分内容。如果说早期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期刊对于英国年轻作家来说提供了一个发表处女作的园地，对很多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本土作家来说，这些期刊常常是他们发表作品的唯一途径。[3]
19世纪澳大利亚最成功的期刊无疑是《墨尔本评论》（Melbourne Review，1876—1885）季刊，该季刊由时任澳大拉西亚商业银行总经理、同时兼任墨尔本莎士比亚研究会主席的历史学家H.G.特纳（H.G.Turner）创办，首任主编是文学评论家亚瑟·帕切特·马丁（Arthur Patchett Martin），继任者先后包括特纳本人和曾任墨尔本大学教务长的文学教授亚历山大·萨瑟兰德（Alexander Sutherland），包括查尔斯·哈珀（Charles Harpur）、亨利·肯德尔（Henry Kendall）、亚当·林赛·戈登在内的许多澳大利亚作家先后通过这一期刊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该期刊在创刊号上即发表了一篇署名“S.S.T.”（塞缪尔·圣约翰·托普，Samuel St.John Topp）的作者的评论文章，题曰《澳大利亚诗歌》（Australian Poetry），在该文中，作者继续了西尼特关于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ur）的讨论，但与西尼特不一样的是，他首次提出，所谓“澳大利亚诗歌”是指散发出澳大利亚土地味道、表现澳大利亚风景地貌、澳大利亚生活和思维方式的诗歌，澳大利亚诗人不能光学着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史文朋（Swinburne）等英国诗人的样子写诗，否则他就不是澳大利亚诗人了。托普表示并不主张一味书写澳大利亚自然环境，因为澳大利亚诗歌在表现身边熟悉的人和物的同时也应该表现“普世”价值。显然，跟西尼特一样，托普试图解决困扰澳大利亚诗歌的这一矛盾，但是他的努力并不成功。[4]
19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注定要在普世价值和地方色彩之间继续纠结下去。从1890年10月到1891年9月，墨尔本大学的T.G.塔克（T.G.Tucker）和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教授编辑出版了另一个季刊，题曰《澳大拉西亚批评家：文学、科学和艺术月评》（The Australasian Critic:A Monthly Review of Literature,Science and Art），值得注意的是，塔克时任墨尔本大学的古典和比较历史与文学教授，他本人最感兴趣的是澳大利亚的本土文学，但该季刊的文学编辑E.E.莫里斯（E.E.Morris）是英、法和德国文学教授，该期刊同时发表关于国外和国内作家的评论文章。在1890年11月份出版的一期当中，莫里斯亲自操刀撰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马库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关于澳大利亚诗歌普遍存在一种“忧伤”（melancholy）基调的说法是错误的，莫里斯认为，澳大利亚并不存在任何一种统一的诗歌基调，也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澳大利亚民族诗歌传统，莫里斯从根本上怀疑某些人努力建构一种民族文学传统的企图会有任何意义。莫里斯的这一普世主义态度与西尼特可谓一脉相承。但是，就在同一期《澳大拉西亚批评家》当中，读者看到了另一篇观点酷似托普的评论文章，该文的未署名作者在评论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的小说《一个澳大利亚女孩》（An Australian Girl）时理直气壮地指出，该小说详细刻画澳大利亚本土的太阳和天空、澳大利亚的动物和植物、澳大利亚的乡村和城市生活变化，这些描写没有问题，因为这些外部环境直接影响了作者的心灵和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一期的《澳大拉西亚批评家》中，读者又看到一篇未署名的文章（疑为塔克所写），该文在评论澳大利亚短篇小说时指出，澳大利亚短篇小说中有着太多对澳大利亚原始风貌的描写，这些描写很容易让英国读者误认为澳大利亚人不知道什么是大城市，或者说澳大利亚人不是squatters（牧场主），就是diggers（士兵），不是stock-riders（骑马牧人），就是shepherds（羊倌）或者bushrangers（丛林盗匪），澳大利亚人住的最好的房子是木板房，很多人居住在简易木屋和帐篷里。从这一系列的文章来看，关于澳大利亚文学在使用地方色彩的问题上究竟是走普世主义路线还是地方主义路线的问题已经演变成一场论争，论争的内容从文学写作扩大到事关澳大利亚民族身份的大思考。[5]
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文学批评正是从这样的论争当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取向。一般说来，19世纪90年代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走向自觉的时代，但是，这一时代的批评家们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标准的问题上面临的困难并没有得到解决。1891年，E.H.欧文（E.H.Irving）在一篇书评中说，他认为亨利·肯德尔作为一个“澳大利亚诗人”优于亚当·林赛·戈登，但后者作为一个诗人又明显优于前者，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觉得可以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这两位诗人：用社会的标准来评价，肯德尔更佳，用纯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则戈登更优秀。这就是澳大利亚早期文学批评中的所谓“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s），很多后人说起它来就不屑一顾，但在19世纪的澳大利亚，这样的双重标准成了绕不开的纠结，因为19世纪的澳大利亚是一个正在建构中的殖民地国家，澳大利亚的文化建设所依赖的是一批像T.G.塔克教授那样通过传统英国和欧洲教育成长起来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文学标准是荷马、但丁和莎士比亚，但他们又热切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澳大利亚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民族文学，于是，他们将自己情不自禁地投入了难以自拔的两难之中。[6]
二
1899年，墨尔本大学的塔克教授在《超级评论》（Review of Reviews）上发表一篇题为《澳大利亚诗歌批评》（A Criticism of Australian Poetry）的文章。在该文中，他表示强烈反对读得出澳大利亚土地味道（smack of the soil）的澳大利亚诗歌，热切地呼吁结束澳大利亚本土文学批评中的狭隘地方主义和自以为是，认为诗歌的本质与地方色彩无关，诗歌的地方性应该来自它的真实性，主张将来最典型的澳大利亚诗歌应该从根本上根除那种国家和民族的自觉。1902年，塔克在另一篇文章《澳大利亚文学之培育》（The Cultivation of Literature in Australia）中更加狂热地叫嚣说，人生太短，读者根本没有时间去读澳大利亚的书籍，澳大利亚社会在人口、贸易和经济体量上的增长并不能保证它在文学上的进步；塔克指出，英国文学有一大批和莎士比亚相比肩的其他巍峨高峰，所以人们称其为伟大的文学，澳大利亚要推出具有古典标准的文学作品，必须首先构建出真正的批评标准，有了批评标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进步便有了基础。他还认为，19世纪的澳大利亚已经有了几个不错的诗人，如布伦顿·斯蒂芬斯（Brunton Stephens）和班卓·帕特森（“Banjo” Patterson），所以没有理由在批评中为了保护民族文学特意降低标准。[7]
公平地说，塔克也关心澳大利亚文学，不过，他的这种关心更是一种理论上的思考。与塔克这样一个相对刻板的大学教授相比，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批评家在对待本土文学的问题上显然要积极得多。19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民族文学早期最重要的倡导人和批评家是A.G.斯蒂芬斯。斯蒂芬斯1865年8月27日出生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图乌姆巴（Toowoomba），父母均是英国移民，1863年在英国结婚后来到澳洲。1877年，斯蒂芬斯成为其父创建的图乌姆巴语法学校的第一位报名入学的学生。14岁时，他通过了悉尼大学的入学考试，第二年就跟随当地的一位印刷师当学徒。1886年，他从悉尼技术专修学校毕业后成功加入新南威尔士州印刷者协会。1888年，在从事印刷业和写作与出版的兴趣方面略有所成后，斯蒂芬斯回到北部，加入了昆士兰印刷者协会，并且担当起《金皮采矿者》（The Gympie Miner）杂志的编辑一职。由此，他开始了一生在澳大利亚从事新闻和文学工作的事业。此后，他担任过多家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其中，他供职时间最长的杂志是《公报》，从1894年起到1906年11月，长达12年之久。1893—1894年，他出卖了自己在《阿耳戈斯》（The Argus）杂志的股份，并用其所得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旅行。此次旅行加深了其爱国情结，使他成为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者。供职于《公报》杂志期间，他于1896年8月29日设立了著名的文学专栏“红页”。此前，此专栏只是该杂志前内页的新书介绍列表，有时附有简短的评论。“红页”专栏设立后，斯蒂芬斯将其改为周刊，一方面，它向读者介绍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向读者大力推介国内的文学新作。很快，“红页”专栏便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之窗”[8]。1906年11月，由于与当时的杂志经理不和，他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公报》杂志。此后，从1907年至1933年他去世时止，斯蒂芬斯零星地供职于各家杂志和报纸，靠从事自由撰稿和演讲得来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斯蒂芬斯1894年结婚，婚后生有6个子女，家庭负担沉重。1933年4月15日，他于极度的破落中去世。
斯蒂芬斯一生著述很多，其文学思想散落于他所编辑的各类文集的引言或杂志专栏评论中。从表面上看，他的这些言论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是，这并不影响其成为早期澳大利亚文学评论的奠基人和旗手。斯蒂芬斯热爱文学，他对文学创作、文学经典以及文学民族化的真知灼见时刻闪现在他那文笔精炼而又观点独到的字里行间。作为一位饱含民族主义激情的文学评论者，斯蒂芬斯提携了众多与其同时代的澳大利亚作家和诗人，向澳大利亚的同胞推介了许多同时期的海外文坛作家，并终其一生坚持倡导其为澳大利亚文学创作设定的标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文学指引了明确的民族化方向。斯蒂芬斯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热情工作被人误解和忽视，不过，他毕其一生的努力为他牢固奠定了在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在20世纪的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学批评史上，人们持续地缅怀和纪念他，因为他在澳大利亚民族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肩负起了一个开拓者的责任，在后世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的心中，他是澳大利亚一位坚毅的民族文学旗手。
斯蒂芬斯于1894年被《公报》任命为“红页”的编辑，此时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尚处于殖民批评的包围之中。1901年、1907年和1922年，斯蒂芬斯先后发表了三篇题为《澳大利亚的文学》（一、二、三）的短论，专门论述澳大利亚的文学状况及其文学创作，并提出了自己对新兴的澳大利亚文学该向何处去的看法。三篇论文的核心都是澳大利亚的文学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或本土特色。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二）中，他指出：“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文学繁荣是靠掠夺希腊的文学宝库而形成的。大批的形象、大量的情感以及众多的想法——所有从古典文学中重新发掘的财富都被那些中世纪的精英所利用。他们窃取了现成的笤帚。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其说是激发灵感的时期，倒不如说是一个大规模盗窃的时代。”[9]对澳大利亚而言，作家不能像欧洲白人前辈那样去窃取他国的文学经典，而应该“将已有的技法应用于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我们的作家可以在自己的新环境中去重复古老的故事——这是这个时代和澳大利亚所要求的全部。创新是文学的魅力，多变是艺术的调味品，因此一本书不经意地提及了金合欢树就给它打上了澳大利亚的印记”[10]。同样在这篇短论中，斯蒂芬斯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学与另一国家的文学虽然因为地方特色不同而不同，但文学的激发手段应该是相通的。他形象地借用酒证明他的这一观点。他认为，所有酒精带来的不同愉悦感仅仅是因为酒中所含百分之二的香料物质的不同，不同国别的文学也无外乎于此。法国白兰地与澳大利亚威士忌的不同也只是地方特色的不同。我们只能用新瓶装旧酒，如果我们酿了新酒，那还是古老的酒精给了新酒以酒效。“我们应该用澳大利亚来重述这个熟悉的世界，我们的文学才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才会成为世界性的文学。”[11]
关于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标准，斯蒂芬斯以作家亨利·劳森为例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斯蒂芬斯曾多次撰文评论劳森及其作品。斯蒂芬斯认为，“作为澳大利亚作家的代表，劳森是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培育出的最具原创性和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之一”[12]，其作品的价值就在于他的作品具有个人和地方色彩，体现了澳大利亚的价值，但其“显著的澳大利亚特色削减了其作品作为世界性文学的力量。他的眼界狭小，这一点增加了他对澳大利亚的诉求，却降低了他对文学的诉求”[13]。读者不要以为斯蒂芬斯在用一种双重的文学标准衡量劳森，因为事实上，斯蒂芬斯意在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眼界狭小’的文学可以传播极为重要的历史学和社会学意义，而无需成为伟大的作品。依照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劳森显然失败了。但依照澳大利亚体验的最高标准，他的‘短处’和其功劳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14]作为一位澳大利亚作家，劳森对于澳大利亚读者来说，显然要比其他国家的作家更重要。这是因为劳森在用自己视野中的澳大利亚阐释这个为人熟知的世界，他的文学作品首先必须是澳大利亚的，然后才能成为世界性的。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三）中指出：“尽管那些历史久远的国家自然而然在艺术的开发和对美的认识上比澳大利亚走得更远，但没有哪个国家的地方文学比澳大利亚的地方文学更具活力。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学比澳大利亚的本土文学更值得澳大利亚人审视和珍惜。”[15]澳大利亚作家创作的文学首先应该具有本土特色或民族特色，这就是20世纪初澳大利亚文学创作应该秉持的标准。
斯蒂芬斯不大理会传统文学理论，他更关心在澳大利亚特定的环境和语境中完成的具体的文学作品，他用他那特有的实用视角关注同时代澳大利亚人的文学创作，并及时针对他们做出具有个性而大胆的评判。他并不避讳“双重标准”，就在塔克发表《澳大利亚诗歌批评》一文的同一年，他在《超级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近的澳大利亚诗人》（Newer Australian Verse Writers）的文章，该文介绍了包括维克多·达利（Victor Daley）、罗德里克·昆恩（Roderick Quinn）、克里斯托弗·布伦南等一批新兴的澳大利亚诗人及其作品，然后指出，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人们在这块土地上艰苦地与自然环境斗争，这种生活极大地限制了澳大利亚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但是，澳大利亚诗人偶尔推出的一些作品的确令人刮目相看。[16]斯蒂芬斯一面向国内读者介绍国外的文学艺术成就，一面热情地鼓励本土创作，他承认迈尔斯·弗兰克林的小说《我的光辉生涯》（My Brilliant Career）或许对于世界文学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但对于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来说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17]
斯蒂芬斯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的认识首先表现在他对澳大利亚文学史的分期上。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一）中，他提出，澳大利亚文学有三个明显的分期，每一个时代分别与一份报纸紧密联系。第一个时期是《帝国》（The Empire）时期，以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为代表；第二个时期是《澳大拉西亚人》（The Australasian）时期，以约里克俱乐部（Yorick Club）为代表；第三个时期是《公报》时期，出现了像劳森和达利这样的新派作家。在该文中，他反复用了两个英文单词来表述自己对于澳大利亚的热切关注：“OUR COUNTRY”（我们的国家）。在他看来，19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文学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日益走向民族化。他对未来的澳大利亚文学充满希望。
其次，斯蒂芬斯担心澳大利亚没有坚毅的作家来为澳大利亚创作民族文学。在1901年发表的《〈公报〉小说集》（The Bulletin Story Book）“引言”中，他表述了对澳大利亚文学民族化过程的担心：“如果用高标准作为判断依据，我们许多有才能的作家还仅仅是写作艺术的学生。只有两三位已经能够以文学为职业来谋生，但就是这样的作家也还不得不与新闻业作很危险的妥协。”[18]在《澳大利亚的文学》（一）中，斯蒂芬斯认为，文学是艺术的一种形式，是闲暇与安逸的产物，而闲暇与安逸又是与财富相关联的；19世纪下半叶的澳大利亚仍然是在创造财富，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人才：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敬业精神和毅力，他们足以创作出令人铭记的澳大利亚文学，澳大利亚文学仍不繁荣的原因乃是这个国家没有产生足够的能量去利用这些人才。他同时指出，澳大利亚作家所缺乏的不是资助，也不是才能，而是“个性的力量、勤劳和毅力”[19]，这是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所不具备的，而这些品质在毛利人身上却显得非常充分，可惜他们却没有艺术气质。他认为：“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澳大利亚值得用宏伟的风格来讲述，但不是它的任何部分或环节都值得这样讲述。澳大利亚的历史更应该作为社会史和运动史讲述，而不是作为政治史和人类史。……某一天，当一位澳大利亚人与毛利人结婚成家，他们的后代就可以书写这本书了。”[20]不过，总体而言，他对澳大利亚文学的民族化还是充满了信心。他在《〈公报〉小说集》“引言”中指出：“表现澳大利亚精神、情景或事件的文学作品才刚刚开始出现。……今天的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就如炼金术士的在黄金炼成前的坩埚，红色的火苗在下面烧得正旺，散发出奇怪的味道，有时在液体的汩汩气泡和沸腾中会闪烁出耀眼的光芒。”[21]不过，他提醒澳大利亚作家要用清晰可辨的澳大利亚眼光来观察澳大利亚，观察澳大利亚的一草一木、一川一山，而不带有任何被偏见模糊了的英国眼光，这样就不会有比澳大利亚更美丽的国家了。他指出：“如果澳大利亚文学没有逐渐地变得令人铭记，那不是这片国土的过错，而是澳大利亚作家的过错。”[22]
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利昂·坎特里尔在其1978年整理出版的《A.G.斯蒂芬斯写作选集》一书中这样评论斯蒂芬斯：“澳大利亚产生这样的一位知识广博的评论家尚属首次，他深谙文学创作的标准，并且从不慑于将它援用到文学评论中去”[23]，“他的批评与编辑工作，尤其是通过悉尼《公报》杂志著名的‘红页’专栏，成就了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界无与伦比的地位”[24]；“从1890年到本世纪[20世纪]头几年走红的每一位重要的澳大利亚作家都在A.G.斯蒂芬斯的作品中被评论过”[25]，“都与他有来往”[26]。另一位澳大利亚文学评论家汤姆·英格里斯·摩尔则将斯蒂芬斯描述为“澳大利亚文学形成过程中最强有力的孤军”[27]，他这样的评价得到了澳大利亚著名文学评论家帕尔默的认同，后者认为，斯蒂芬斯的文学评论是给其同时代作家的“一份十分幸运的礼物”[28]。上述评论家之所以给予斯蒂芬斯如此崇高的评价，原因主要是：作为一位文学编辑，斯蒂芬斯慧眼独具、成竹在胸；作为一位文学评论者，斯蒂芬斯恪守标准、坚忍不拔；作为一位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斯蒂芬斯审时度势、洞察内外；他的所有这些素质让他在澳大利亚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草创阶段成就了一番值得铭记的伟大事业。
三
斯蒂芬斯是一个爱国者，但也有人说他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一生写过的批评文字多半与澳大利亚本土文学无关。的确，斯蒂芬斯的文集《红色异教徒》[29]中的许多文章评论的是英国文学中的拉斯金、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和吉卜林，但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在这些批评文字中，斯蒂芬斯强调的是这些英国作家对于澳大利亚本土文学发展的重要价值，并以这些作家为参照和比对探讨了澳大利亚文学的相对普世意义。
斯蒂芬斯的文学视野非常开阔，他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总是用“向外看”的方法来“向内看”。在日常工作中，他用自己特有的国际视野引领澳大利亚作家的文学创作，他非常留意国外作家及其作品，这些作家，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比如：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罗伯特·彭斯、罗素、斯蒂芬·克莱恩等，无一不在其审视和评论的范围。这些欧美作家的作品在斯蒂芬斯生活的年代有的虽然还未成为文学经典，但他利用“红页”专栏及时介绍，并及时提出自己的看法，言辞恳切，常常一语中的。例如，他认为，夏洛蒂·勃朗特“有着非凡的观察和分析力、颇为引人瞩目的才智，以及敏锐而带有强烈感情的语言天分。……她的洞察力和行文能力使其成为天才”[30]。在评论罗素时，斯蒂芬斯认为，罗素的行文风格就如其大脑一样玄不可测。美国作家斯蒂芬·克莱恩的小说《红色勇士勋章》在他看来更像是托尔斯泰和左拉的作品，因为斯蒂芬·克莱恩“意在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呈现本真的男女，他从不赋予其作品中的对象任何诗化的痕迹，从不使用花哨的修饰语，除非它能更准确地反映事实。他认识世界的能力与其语言表达能力相当：他的语言使其思想活灵活现”[31]，但他“缺乏史诗般的理性，而想象力对于这种理性十分重要。……他的思维太过靠近描写的对象，他的作品缺少一种宽广的视野，他的小说都是些精美的图案或轮廓的描绘，与外在的世界断裂”[32]。从这些评论当中，我们不难看到，斯蒂芬斯对待国外作家并不简单地一味颂扬，相反，他秉持独立的批评立场，始终以批评家的独到眼光审视这些欧美作家。
关于文学经典问题，斯蒂芬斯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在他看来，诗歌中的时尚就如同服装中的时尚一样，所不同的是，在诗歌领域，我们的祖辈深深地影响着我们。荷马、但丁、弥尔顿对于后人的影响深远，尽管他们的诗歌，按照现在的创作标准，已经备显沉重、落伍，但他们依然被人崇敬，这是因为“我们从父辈们那里继承了崇敬的传统，我们很难强大到将它从我们的思想中抖落”[33]。这样的传统往往会深深地刻印在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心中，令他们无法摆脱。因此，“只有那些口味很差的人才会拒绝承认《失乐园》和《复乐园》是人类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歌成就之一”[34]。
斯蒂芬斯坦承，今天的人们对荷马和但丁的态度只不过停留在口头上而已，人们更关心的是现在的诗人和作家。他在《诗歌中的时尚》一文中这样写道：“即使你去问那些应该具有品味和经典口味的人，你会发现他们正在阅读的却是济慈、海涅，或是斯蒂芬·菲利普斯；如果你去留意他们正在不厌其烦地研究哪些作家的话，你会发现是布朗宁、马拉美，或是吉卜林。但丁与荷马毫无疑问都是大家；但他们的作品却是与雷德的《地方政府议案》一起被束之高阁”[35]，这是因为：“荷马毫无疑问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一位或几位伟大的诗人，但那不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有其他的想法、其他的品味、其他的需求。荷马的魅力和人文主义将会一直有其价值，但是，使2700年前希腊人欣喜若狂的直白情感和单一场景并不是现代读者所期待的富于诗意的最高恩赐。”[36]
不过，斯蒂芬斯在《诗歌中的时尚》一文中进一步说明：现代诗歌实质上又是寄生于荷马、但丁和弥尔顿的诗歌。他认为，现在的作家全都是站在古人的肩臂上，在现代的作家笔下很容易就可找到抄袭古人的内容，在现代与古代之间，有一点可以肯定，不光彩的事情显然是存在的。斯蒂芬斯借用婴儿在大人的引领下学会走路为例来说明今人回归和寄生经典其实是在潜意识中完成了对传统的遵循，接受了“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这样一个概念。现在的作家如果要摒弃传统，那就像是婴儿拒绝学习走路，因此，传统作为一种规则已经预先占领了现代作家的思维，他们无法逾越这一门槛。他们头脑中所可能产生的任何有别于传统的想法都将显得十分柔弱。这就是今天的我们为什么一边总想着摆脱传统而去追求文学创新，一边总是对传统欲罢不能了。
在《诗歌中的时尚》中，斯蒂芬斯援引澳大利亚诗人布伦顿·斯蒂芬斯（Brunton Stephens）模仿英国诗人丁尼生进行的诗歌创作来论证传统对于个人的约束。19世纪90年代的诗人布伦顿·斯蒂芬斯在澳大利亚已经声名大噪，但他的诗歌带有大量丁尼生诗歌的痕迹，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永久带有同时代名人的想法的一些色彩；名望具有传染性，就像天花肯定会使身体表面变成麻子一样，名望会使人的大脑产生缺陷。就像我们会得流感一样，我们很容易受到流行作家的影响。……但是，有一条自然法则，它使上一代体内的毒素能够提供抗体给下一代：我们的上一代所忍受的苦痛会逐渐使我们对上一代的疾病免疫”[37]。因此，布伦顿·斯蒂芬斯在模仿丁尼生的诗歌时，他的创作“就如服饰的时尚一样，保留了19世纪中期的怀疑和问题，所以，它们与周围的环境十分不协调”[38]。布伦顿·斯蒂芬斯无法超越传统，读者通过他的作品不难看到丁尼生高高地屹立在所有伟大诗人之上。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斯蒂芬斯与塔克所代表的早期澳大利亚学院派批评家有着显著的区别，因为后者的工作是向本土的学生传授关于欧洲和英国古典文学的知识，他们不读本土作家的作品，更不与本土作家打交道。相比之下，斯蒂芬斯是一个通俗批评家，他通过“红页”直接与本土作家联系，在他的工作中，他不仅读澳大利亚作家的作品，还直接策划并大力鼓动澳大利亚人参与文学创作。他一生帮助作家无数，有时虽不免严苛，但是，包括劳森在内的整整一个时代的澳大利亚作家在他的直接帮助之下成长了起来。
斯蒂芬斯可谓一生为民族化的澳大利亚文学鞠躬尽瘁。斯蒂芬斯曾于1893—1894年间游历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回国以后，他在《一个昆士兰人的旅行笔记》（A Queenslander's Travel-Notes）中这样写道：“我建议所有年轻人都去做做类似的事情——周游世界、看看世界各地，回国后肯定会确信澳大利亚是所有国家中最好的国家。”[39]这样的言辞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斯蒂芬斯的民族主义观点，在澳大利亚国内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他这样稍显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语鼓舞了一代人。
斯蒂芬斯对早期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贡献首先在于他是一个观点独到的文学编辑。“他的紫色墨迹和红色的铅笔字已经成为一种传奇。”[40]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他经常“对其专栏作家的作品进行‘恶劣的胡乱修补’。不过，以后人的眼光去审视，他给作家的修改建议往往很明智并且被作家们采纳”[41]。他曾被误指对《公报》的一位已故诗人巴科罗弗特·伯克（Barcroft Boake）的诗歌《亡魂安葬之所》（Where the Dead Men Lie）进行了大段的篡改。事实上，斯蒂芬斯从不隐瞒自己编辑工作中的修改细节。他对诗歌《亡魂安葬之所》的修改远非先前评论者们所想象的那样无节制。
斯蒂芬斯在编辑工作中所提出的澳大利亚文学创作标准、对文学经典的认识以及对文学民族化的论述在20世纪初的澳大利亚具有重大意义。在他生活的时代，他的文学批评指引了澳大利亚文学的发展方向。澳大利亚文学评论者戴维·卡特认为：“作为《公报》杂志‘红页’文学专栏的评论家和编辑，斯蒂芬斯在文学方面工作的新颖性不在于他有什么全新的文学理论，而在于他改进了批评的方法。”[42]斯蒂芬斯的文学批评方法，说到底，就是以澳大利亚文学创作的民族化为出发点，同时借鉴欧美的文学创作，来考量澳大利亚作家及其作品。如果斯蒂芬斯是澳大利亚的第一个职业文学评论家，那么，更让人习以为常的是，他是一位谈论文学——以及其他很宽泛的话题——的职业新闻工作者，在文学批评方面，他显得业余而并不专业。[43]在斯蒂芬斯写作的时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职业批评仍然在其初始阶段，但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肇始于斯蒂芬斯，而斯蒂芬斯作为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奠基人的地位的确是无可争议的。
注释
[1]Frederick Sinnett，“The Fiction Fields of Australia”，Journal of Australasia,September and November 1856；reprinted in John Barnes,ed.，The Writer in Australia,Melbour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p.17-18.
[2]Frederick Sinnett的原话是：“No storied windows,richly dight,cast a dim,religious light over any Australian premises.There are no ruins for that rare old plant,the ivy green,to creep over and make his daily meal of.No Australian author can hope to extricate his hero or heroine,however pressing the emergency may be,by means of a spring panel and a subterranean passage,or such like relics of feudal barons,and refuges of modern novelists,and the offspring of their imagination.”（John Barnes,ed.，The Writer in Australia,p.9）此一段话与Henry James在论霍桑时（Hawthorne，1879）用类似的话评论美国（“美国没有城堡、没有爬满常青藤的废墟、没有等级森严的社会”）可谓异曲同工，但从时间上说早了20多年。
[3]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6.
[4]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7.
[5]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p.12-13.
[6]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14.
[7]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p.16-17.
[8]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Leon Cantrell,ed.，Sydney:Angus and Robertson publishers，1978，p.14.
[9]A.G.Stephens，“Australian Literature Ⅱ”，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90.
[10]A.G.Stephens，“Australian Literature Ⅱ”，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p.90-91.
[11]A.G.Stephens，“Australian Literature Ⅱ”，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91.
[12]A.G.Stephens，“Henry Lawson II”，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254.
[13]A.G.Stephens，“Lawson and Literature”，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228.
[14]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17.
[15]A.G.Stephens，“Australian Literature Ⅲ”，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p.96-97.
[16]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17.
[17]Brian Kiernan,Criticism，1974，p.16.
[18]A.G.Stephens，“Introductory to The Bulletin Story Book”，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105.
[19]A.G.Stephens，“Australian Literature Ⅰ”，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78.
[20]A.G.Stephens，“Australian Literature Ⅰ”，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81.
[21]A.G.Stephens，“Introductory to The Bulletin Story Book”，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106.
[22]A.G.Stephens，“Introductory to The Bulletin Story Book”，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108.
[23]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15.
[24]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3.
[25]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20.
[26]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3.
[27]Stuart Lee，“Stephens,Alfred George（1865-1933）”，in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online ed.），Vol.12，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0.
[28]Stuart Lee，“Stephens,Alfred George（1865-1933）”，in Australian Dictionary of Biography（online ed.），Vol.12，Melbourne: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90.
[29]A.G.Stephens,The Red Pagan,Sydney:Bulletin Newspaper Co.，1904.
[30]A.G.Stephens，“The Brontë Family”，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p.321-322.
[31]A.G.Stephens，“Stephen Crane”，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341.
[32]A.G.Stephens，“Stephen Crane”，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
[33]A.G.Stephens，“Fashions in Poetry”，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47.
[34]A.G.Stephens，“Fashions in Poetry”，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47.
[35]A.G.Stephens，“Fashions in Poetry”，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48.
[36]A.G.Stephens，“Fashions in Poetry”，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48.
[37]A.G.Stephens，“Fashions in Poetry”，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51.
[38]A.G.Stephens，“Fashions in Poetry”，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51.
[39]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7.
[40]Leon Cantrell，“Introduction”，in A.G.Stephens:Selected Writings，1978，p.3.
[41]W.F.Refshauge，“Fresh Light on A.G.Stephens as Editor of Barcroft Boake's Works”，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Vol.22，Issue 3（2006）：368.
[42]David Carter，“Critics,Writers,Intellectuals: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Elizabeth Webby,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63.
[43]David Carter，“Critics,Writers,Intellectuals:Australian Literature and Its Criticism”，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Elizabeth Webby,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