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科基础

20世纪50年代至今，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各个领域研究取得的丰富成果以及主流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某些转型，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确立提供了扎实的学科基础。

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内部，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发展和各个领域研究取得的丰富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各民族族别文学史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古代文学、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少数民族理论与批评建设等方面，在少数民族文学专题性研究方面，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少数民族口头传统、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关系、各民族母语文学创作，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学传统与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既清晰地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自身的发生、发展、成熟和深化的过程，同时又显示出鲜明的由对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向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学科跨越。

其一，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各民族族别文学史编写。对各民族文学的关注和搜集、整理早于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例如，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地区性的各民族民间情歌专集的清代李调元的《粤风》（公元1881—1882年，由广汉钟登甲乐道斋出版，清末重修），收集有广西客家（汉族）情歌53首、瑶歌23首、俍歌29首、壮歌8首。而20世纪20年代，在顾颉刚、钟敬文、王鞠侯、容肇祖、乐嗣炳、叶德均、黄芝刚等人的推动下，1922年，北京大学创办的《歌谣》、山东大学创办的《民俗》等刊物，倡导、搜集并发表了大量壮族、瑶族、苗族、毛南族、彝族等民族的民歌[20]。虽然李调元是对区域多民族民间文学的专题性（情歌）的收集，而顾颉刚、钟敬文等人对汉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民间文学的关注受时代环境等方面因素的限制，还不可能提升到中华多民族文学这样的高度，但是，他们的行为表明，中国多民族文学共生并存的现象还是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视，而他们收集的成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中国文学多民族文学“共同创造”的基本样态，因此，20世纪初期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对后世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以藏族《哥萨尔》、蒙古族《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玛纳斯》三大史诗为重点的各少数民族民间神话、传说、故事、诗歌等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对保护各民族文学成果，凸现各民族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从“三选一史”到“三套集成”，少数民族神话、叙事诗、传说、故事、歌谣、谚语等民间（口头）文学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也在多个向度上展开，并且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神话学、史诗学的某些研究成果已经产生了国际性影响，蒙古文学研究、满—通古斯语早期文学研究、突厥语民族传统文学研究、朝鲜学研究等也在世界相关研究格局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伴随着各民族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各民族文学史的编写纳入国家学术研究的体制规划之中。从1959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白族文学史（初稿）》和《纳西族文学史》至今，蒙古族、藏族、满族、回族、朝鲜族、侗族、布依族、傣族、仫佬族、毛南族、黎族、京族、水族、仡佬族、彝族、白族、哈尼族、拉祜族、布朗族、羌族、土家族、苗族、瑶族、土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东乡族、保安族、塔吉克族、珞巴族、普米族、阿昌族、基诺族、傈僳族、佤族、达斡尔族、德昂族等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壮族、蒙古族、藏族、满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文学史有多种版本，这些族别文学史的作者，大都为本民族学者，他们了解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占有了大量具有原生形态的文学史资料，这些文学史以史料的丰富翔实而著称，使人们能够比较完整地认识各民族文学真实的历史面貌。特别是，作为集成性、界碑式的《中华文学通史》以及重修版的《中国文学通史》更是历时数年，集合各民族学者，彻底打通了古代与当代、中心与边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二元分置，在几千年的经线与共时动态的多民族、多地域文学为纬线的坐标上，展示了从未有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多元多彩、并存共生、多元共进的历史场景。

其二，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和成果的专题性研究以及各民族文学综合性史论的出现，使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微观深度和宏观广度上取得了双向突破，从而进一步奠定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科基础。其中，各少数民族文学现象和成果的专题性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各少数民族标志性文学成果的研究和代表性作家的研究等方面，诸如郞樱的《玛纳斯论》、仁钦道尔吉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源流》等一大批史诗、神话、叙事诗等专题性研究成果，其学术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了曾被汉语文学史或者汉族文学史所忽略或湮没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学成果，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实证性的补充，并且对传统的文学史观念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正。如以藏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三大史诗为标志的史诗研究，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没有民族史诗”的定论，结束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从《诗经》中搜耙史诗的尴尬和难堪局面。同时，研究者对中国史诗的独特的形态、风格和传播方式的研究成果，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观念。此外，对曹雪芹、老舍、沈从文等作家的研究，使人们重新发现了这些作家在汉族文学史中长期以来一直被湮没的民族性，他们创作中鲜明的民族特质，不仅为中国文学的多风格、多特质提供了注释，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深化。而在各民族文学史的综合性研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等成果，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而言，是一种学科内部的多民族文学史的描述，而对中国文学史而言，这些综合性文学史的“高等学校教材”的身份，则标志着各少数民族文学史在事实上已经作为一种系统的国家文学知识进入了中国文学知识谱系之中，尽管少数民族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史课程大都开设在民族高等院校和民族地区高等院校。

其三，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由单一民族文学和专题性研究、各民族文学综合研究进入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新阶段。其中，郞樱、扎拉嘎等专家学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1]、关纪新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22]在明确的“中国各民族文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术理念指导下，全面梳理、总结和研究了先秦至20世纪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民族文学间的关系，初步展示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历史。此外，邓敏文的《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考察了南方数十个民族文学间的复杂关系，也成为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考察多民族文学关系的代表性成果。对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的梳理和实证研究，使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历史样貌较为清晰地展示在人们面前。

其四，多民族文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23]第一次从多民族文学的理论角度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进入21世纪，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等单位发起了“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在已经举办的论坛中，论题由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逐渐转移到中国文学史的多民族构成和多民族文学史观上来。与此同时，继对各民族文学进行了充分关注的《中华文学通史》问世后，还出现了《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文学共和》《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西北多民族文学》等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体现出鲜明的多民族文学的理论意识，昭示着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拓展和观念的嬗变。应该指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命题虽然是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提出的，但其影响已超出了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特别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念命题是在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反思这一大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它不仅是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反思的响应，同时，也走在了学术反思的前沿。

在主流文学史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史研究走过百年研究历程的世纪之交，对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反思一度成为学界的热点。在2004年“中国百年文学史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不是纯文学的“文学史”，不是汉民族的“文学史”，不是雅文学的“文学史”。杨义提出了“大文学史观”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理论构想。他从文学民族学问题、文学地理学问题、文学文化的融合问题和文学图志学问题等四个方面，把汉民族文学的中心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合力结合起来，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空间上打通中国文学[24]。此外，“整体文学史观”、文学史的“长河意识”和“博物馆意识”、“回到文学史的现场”等观点的提出，都将学术焦点指向了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写作的核心问题。笔者以为，主流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反思，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主流文学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中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中华文化创造主体的多民族性、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一种关于国家的通识性知识产生的影响的回应，也是各少数民族文学已经作为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历史知识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知识谱系的学科发展所推动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内部的学术积累以及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的观念转型，不仅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同时也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构建提出了要求和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