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说明

修订，顾名思义，乃修改订正也。

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考和研究，自2006年开始，《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多民族文学：中国文学史观的缺失》，即为当年思考的最初成果。而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系统思考，反映在2006年年底至2007年年初题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课题论证书中。至今，已经过去近10年的时间。该课题的主体（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研究）部分，早在2009年就已经完成。而该课题2011年才申请结题，是因为在做完上述研究后，为了使立论更加扎实、稳妥，觉得很有必要对中国百年来的文学史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于是，用了一年半多的时间，从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开始，至张炯、邓绍基、郞樱先生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对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的主要著作进行了全面阅读。阅读和研究的结果，构成了结题成果中独立的一部分——“百年文学史书写中的民族文学”，用以支撑“多民族文学史观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严重缺失，以及这种缺失对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学术性造成了巨大影响乃至消解”。因之，提交的结题成果60余万字。这样，无论研究内容还是最终成果的容量，都远远超出了课题最初的设计。因此，2012年出版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严格说来，反映的是2006—2009年间我们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思考。

该书问世后，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2012年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大会报告中在“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方兴未艾”部分，对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十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成绩进行总结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的比较、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书面创作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双语创作、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趋势等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2012年的《中国文学年鉴》《中国出版》等发表了多篇书评，对该书给予了充分肯定。该书还获得第十五届大连社会科学进步特殊贡献奖、辽宁省2011—2012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但是，这期间，多民族文学史观研究得到快速推进，国家政治文化语境的新变化、学界对中华多民族文学的重视以及我们自己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使我们认识到既往思考和研究的不足。本想将原著做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思想成果”的“历史见证”，但考虑到多民族文学史观本身的重大理论价值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潜在影响，经过认真讨论，并征得出版社同意，决定启动对原著的修订。其目的非常明确：让更多的人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文学的历史和未来，让中华文学史真正承担起认知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历史的“国家知识”的重任。而就学科发展而言，我们坚定地认为，多民族文学史观正在改变着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范式。也就是说，多民族文学史观，已经不是在少数民族文学科学内容讨论的话题，而是实质性地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发展的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这从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华文学的讨论、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经典进课堂等呼吁和践行中，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证明。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研究内容及框架结构做了重大调整

原版用“上部”“基本问题研究”“下部”（相关问题研究），有意未采用“上编”“下编”的结构表述，目的是想强调本书前后两个部分内容的高度关联性。即“基本问题”与“相关问题”是“核心”（多民族文学史观）向外扩展和辐射到的问题。这种想法在当初是正确的，而在现在看来则是保守的和有思想局限的。因为，所谓的相关问题，也是以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核心的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并不是“核心”与“辐射”的关系。如何揭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产生的必然性（包括具体的学术问题、学科内部转型、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研究观念的更新、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文化语境的嬗变）？如何理解和阐释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来观察中国文学与以往的观察，在对历史的发现和结论上有何不同？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最终要解决什么问题？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核心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相对于传统的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与西方文论体系究竟有何不同？这种理论建设具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显然不是“相关问题”，而是理论自身必须系统回答和解决的核心问题。

因此，修订版在取消“上篇”“下篇”的同时，从理论体系构架的角度，调整了原有内容结构，并删除了专门讨论少数民族文学发生的第七章，将相关内容纳入导言部分，用以交代多民族文学史观产生的背景。这样的调整，使修订版在理论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和研究内容的逻辑关系上更加清晰和严密。

修订版的导言与原著导言完全不同。以“问题与前景：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为导言，从少数民族与多民族国家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揭示从少数民族文学到多民族文学，既是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作为国家学术和国家知识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目的当然是要体现出导言在相关问题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背景、理论的出发点和问题指向、主要思路、观点和目标等方面有所交代和铺垫，同时对读者也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引导。

第一章至第三章，主要探讨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成要素以及多民族文学史观：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缺失。这一单元体现的是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的双向印证的哲学思维。第四章至第六章探讨的是多民族文学的时间、多民族文学的空间、多民族母语文学的意义、处境及传播，回答的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的中国文学史所呈现出来的历史面貌和景观与以往文学史有哪些不同。在这一单元，专门在第六章通过对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展示，从多语种的角度，来揭示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以往文学史研究之缺失的补充及意义。第七章专门讨论多民族文学史的国家知识属性及其功能问题，既是前六章内容的延伸，同时也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提出多民族文学的概念，为什么要确立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问题。第八章和第九章，则从多民族文学史与中国历史哲学转型（内部因素）和世界多民族国家中的多民族文学的政策（外部语境）两个方面，揭示为什么在21世纪初，提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究竟是什么。这实际上也是再一次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提供更加广泛和坚实的学理支撑，其潜在目的是为必须要确立多民族文学史和建构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提供让人无懈可击的历史、现实的理论依据。特别是，此部分的另一个立足点是：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中国，在世界文化多样性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国家统一、民族关系面临诸多新问题的关键时期，如何通过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历史的规律总结，提炼出解决或化解这些危机、应对这些挑战的思想资源和“中国经验”。第十章通过多民族文学发展报告对《民族文学》创刊30年在促进中国多民族共同发展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和取得的实绩，呈现的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相互交融、共同发展的客观事实。回答了为什么国家大力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问题：少数民族文学从来就不是少数民族自己的事业，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事业。这一章在内在学理上与导言构成了呼应。从而，在论证上形成主题明确、重点突出、观点鲜明、梯次展开、逐层深入的特征，在内容结构上，增强所论述问题的系统性、体系性以及所讨论问题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 学术观点上有重大创新或完善

修订版在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较以往有重大创新或完善。

例如，在关于什么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这一核心概念上，修订版较原版进一步明确：“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是站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高度，客观认识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历史进程，客观总结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规律，客观评价各民族文学历史与美学价值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客观认识”“客观总结”“客观评价”，增强了概念的准确性、科学性，而“基本原则”则进一步强调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性质和作用。这对于以概念为核心的本书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完善和补充，弥补了原著的不足。再如，原著中，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目标不够明确，以至于有人认为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主要是“编写一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参见王敏《“走出”与“融入”——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启示》）。对此，我们在修订时特别强调，编写一部体现中华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史固然重要，而且早已经有人在做这项工作。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在彻底改变目前中国文学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忽视，改变少数民族文学难以有机融入中国文学史的现状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实现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使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真正发挥其做为国家知识应有的功能。此外，对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有人依然认为这是针对少数民族文学而言的。当然，这也是原著中并没有特别交代清楚的问题。因此，我们在修订中明确指出，“一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是少数民族文学史观，它针对的并不仅仅是少数民族文学，而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文学；二是，它针对的并不仅仅是今天的56个民族，而是包括已经消失在历史烟波之中，但却为今天多元一体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做出了贡献的所有民族”，如契丹、匈奴等。再如，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的认识上，修订版并没有局限于原有的诸如少数民族文学如何被重视，如何有机融入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而是从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建设的角度，将目光投向如何通过建构中国多民族文学理论，来推进中国本土文学理论建设，实现中国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型。这就深化和延伸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强调了重新界定文学的概念；如何将以藏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三大史诗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口头诗学，与汉族书面诗学一起，进行综合考量与整合，建构起口头诗学与书面诗学一体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中国诗学体系；如何将各民族的经典标准进行整合，建构“不以谁最美”，而是美美与共的多元的文学价值评价体系，等等。凡此种种，相对于原著，既是学术观点和思想深化和完善，也是学术理论的重大创新。

三 从重新梳理概念入手，进一步探讨了原来提出但没有深入讨论的问题，提出原来没有思考的新问题，进而给出问题的结论或答案

首先，在原著中，存在着概念不统一或混用的问题，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偏差，这也反映出我们当初思想的游移不定。例如，从原著的目录中就可以看出，第一章为“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基础与基本内涵”，第二章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构成要素”，但第三章至第六章却都使用了“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本来，中国文学就是中华多民族文学，二者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但立足点和所要强调的却完全不同。恰恰因为很多学者并没有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多民族属性，所以才出现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那么多的偏差和问题。而中华多民族文学就是要用这种“同义反复”的方式，强调中国文学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属性。而我们也有意用这种“同义反复”的方式来增强力度。此外，我们不使用“中华”文学这一概念，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将多民族的中华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中的“中华”混淆。基于上述考虑，修订本中，我们统一使用了中华多民族文学这一术语。当需要强调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国家文学属性时，我们用“中华（中国）多民族文学”来表述。仅从这一点上说，修订就十分必要。

其次，在问题的深入讨论上，如第一章增加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一节；将原第三章“中国文学史的基本问题”改为“多民族文学史观：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缺失”，突出了问题意识和多民族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转型的推动。因此，在本章中增加了“中国文学史写作的三个阶段”“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缺失之原因”，前者描述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百年历程，后者从三个方面揭示百年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缺失的原因；将原第六章（现第五章）“中国文学的空间”改为“多民族文学的空间”，进一步突出了空间意识。在具体论述中，将15世纪享誉中亚的维吾尔族著名诗人纳瓦依的存在与明代中原文学进行共时空间比较，从而打开和敞亮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空间，揭示此时期，在中华多民族文学经典作家的空间坐标上，纳瓦依占有绝对经典的位置，弥补了中原文学的不足。在本章中，还特别提出“在地图中发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历史，必然回到中华多民族文学的历史空间，这不仅是文学史必须要改变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也是必须要确立的一种基本思维与范式”；在将原第六章“当代各民族母语文学的在场方式与跨语际传播”改为“多民族母语文学的意义、处境及传播”，重写了第二节，增强了第四节“传播意识的缺乏与母语文学的自我遮蔽”，这两节都在原著的基础上，用较大篇幅分析多民族母语文学“不在场的在场”或“在场的缺席”产生的原因。而本章对多民族母语文学意义的讨论也弥补了原著的不足。这两章都强化了问题意识，使原著四平八稳讨论的问题得以彰显。在原第三章中，为了有力说明“文学史自产生之日起，就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观点，增加了民国时期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和传播情况的新史料。同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形成原因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失原因，为正面论述中华多民族文学史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形成的历史知识，在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培养中的作用，打下坚实的学理基础。第九章“世界多民族国家中的多民族文学”对世界文学、民族文学与少数族裔文学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对少数族裔文化研究、多元文化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辨析，反映了近几年学术界在这些问题研究上的新进展和个人的新思考。

此外，除上述观点、内容、结构上的重大调整外，修订本还增加了诸如民国文学史、中亚史、国际联盟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相关条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等一批新史料、新资料。

根据专家建议，修订版增加了参考文献。全书总字数亦变动较大，增、删字数超过全书的四分之一。

为便于读者阅读，特做如上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