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唐时期中国文化的感召力与文学传播

汉唐时期，中国文化内在架构基本成型并发展至鼎盛阶段，中国国力强盛，对周边民族国家具有强劲的文化辐射力和渗透力，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而且在思想文化、生活方式方面对周边民族形成强烈的吸引。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东南亚的越南等国都通过派遣使节、留学生等形式自愿引进汉文化，范围涉及文字、哲学、典章制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虽然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日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吸收在早期是以朝鲜为中介的，但晚唐以后也开始与中国直接交往并大规模地学习和引进中国古代先进文化。可以说，在元代以前，这些国家基本上是以中国文化为自己的文化根基。

与西域各国的交往方面，随着两汉时期丝绸之路、香瓷之路的开辟，经由魏晋南北朝的拓展，到隋唐达致繁荣，中国在引进西方物产技术、音乐舞蹈艺术的同时向西域输入了大量丝绸、瓷器，传播了钢铁冶炼、造纸纺织、农业灌溉等技术，中国的生活习俗、社会制度、文学艺术等对西域各国也有明显的影响。中国文学对西域各国的吸引力在中国古代文献和伊朗、阿拉伯等地区的古代文献中均有所反映。有学者认为，古代波斯的“柔巴依”可能源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歌谣的绝句，而这种抒情诗形式又在新疆广泛流传，五四时期开始影响到内地。另外，中国西部地区与西亚在戏剧的交流方面也比较明显。当然，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西域的传播较之在朝鲜、越南和日本要薄弱得多，这是语言、地理位置、交通乃至生产方式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如古代朝鲜、越南和日本在生产方式上与中国一样都以农耕为主，因而在思维方式、生活习俗、文化形态等方面都比较接近，而与西域地区的游牧文化差异较大，这自然使得后者在接受属于农耕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时隔阂较深。

一 大帝国的建立与文化软实力

战国末期，华夏文化范围内各文化圈的融合为国家的统一做了文化上准备，秦帝国的建立则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融合。秦王朝统一文字的政策显然有助于各地的经济交流和文化整合，甚至还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22]，朝廷也设有各家各派博士七十人。但是，受法家刑名之术熏陶的秦始皇推行“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和“焚书坑儒”的文化暴政，严重阻碍了国内文化的自由发展，使得国家统一为文化繁荣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丧失殆尽，使得春秋战国以来自由探索的学术精神一时间荡然无存。狭隘地定于一尊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明显制约了文化的发展，“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23]的文化专制主义也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秦王朝灭亡的一个基本教训就是文化发展缺乏自由对文化软实力内在基础的建构有严重损害。文化的本性应该是自由的，被扼杀了自由的文化只能是非常态的偏狭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对内不足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对外难以形成广泛的吸引力。而文化自由度的高低与国家政策密切相关，文化自由的扼杀者往往是少数集权的统治阶级，其目的不外乎在于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

西汉帝国建立初期文化依然被轻视，但局面渐渐改观，惠帝时“除挟书律”[24]，吕后下诏“除三族罪、妖言令”[25]，思想文化控制逐渐松弛。至文景之世，崇黄老之术，休养生息，经济复苏，文化教育之议终于被提上日程，儒家学说开始在地方兴起。到汉武帝时，尊儒术，建太学，网罗人才，置五经博士，广开献书之路，大规模整理先秦文化典籍，国家文化始与泱泱大国相配。从图书事业来说，经过汉武帝及其后几代帝王的努力，秦末散佚的图书又被发掘出来，据《汉书·艺文志》所列，集中到长安的书籍共有596家，13269卷，[26]藏于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天禄阁与石渠阁），并由大学者进行校阅和整理。在民间，图书亦大量流行，至东汉初图书已成常见商品。再如教育方面，汉代创立的太学教育在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汉武帝以后，汉朝大多数帝王都十分重视太学教育，倡尊师重道之风，使得都城成为各方学者云集之地，东汉明帝还曾亲临太学讲学，盛况空前。虽然和帝后有一段时间太学废弛，但到顺帝时又得以复兴，质帝时太学生人数竟达三万多人，在当时世界可谓罕见。汉代发达的太学教育不仅吸引了越南士子，甚至北方匈奴也派子弟入京求学，如《后汉书》载：“（永平年间）化自圣躬，流及蛮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车且渠束来入就学”[27]，可见汉帝国在教育上所体现的文化软实力之突出了。

从国家的文化策略来看，这一时期软实力内在基础能够壮大、最终形成强势文化，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平衡。国家文化政策的相对宽松保证了文化的一定自由度，有自由的文化自然呈现出多样性。汉代虽然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的儒学其实已经融合吸收了法、道、阴阳各家思想，被罢黜的申商韩非之言等只是形式上消失而已，其思想实质仍在发挥作用。再者，所谓罢黜也只是废学官而已，并未实行秦朝那样的文化高压政策，国家在整理文化典籍时也大量收集诸子百家之书，使其学说得以流传。所以国家文化政策总的来说还是兼容并包的。儒术的独尊只是“结束纷争代而建立综合性的思想体系的历史要求与愿望的反映与自觉”[28]。另一方面，以《公羊》学为核心的天人感应式儒学的独尊以及此后儒家经学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国家主流文化观念形态，是对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这总体而言也是有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因为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核心文化体系，对内不足以产生强大的民族精神凝聚力，对外不足以彰显自身的文化独特性。

总的来说，秦汉时期，规模空前的大一统帝国建立起来，到汉武帝时，“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29]，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环顾世界，当汉代中国文明崛起之时，世界上只有罗马帝国在实力上可与之相匹敌，其他诸如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古代文明早已衰落或消失；古印度文明虽然也曾灿烂辉煌，但此时已经由盛转衰，走向分裂。国力空前强盛、文化空前发达的汉王朝自然能够具有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在朝鲜半岛上，到西汉建立之初的公元前195年，燕人卫满为避乱，率数千之众进入朝鲜腹地，不久称王，史称卫氏朝鲜。这大概是汉人在域外建国的极少例子之一。卫氏时代由于大量人口移民朝鲜，中国文化继续在朝鲜传播开来并逐步生根。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并设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该地区直接纳入汉文化圈（这一点已经为考古发现所证实，如乐浪墓葬群的发掘），也加强了汉文化向朝鲜半岛其他地区的传播。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地区才为高句丽所并。由于地理位置较接近等缘故，朝鲜是最早接受汉文化的外邦，汉字的传入和长期应用使得朝鲜已经“不仅是汉文化的传播之地，也是汉文化的发展之地”[30]，使得朝鲜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体现得最明显的地区之一。

在漫长的古典时代，无论是作为中国的直接行政区，还是作为中国藩属国，朝鲜对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都是维持中朝友好关系的精神纽带。据记载，朝鲜最古老的长达一百卷的史书《留记》在高句丽初年（即公元1世纪前后）已问世，这部史书就是用汉文撰写的。可以说，到东汉时期，朝鲜半岛上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汉文都已经相当普及了。在文学方面，汉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朝鲜诗歌的汉译。朝鲜现存最古老的四言诗是《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31]该诗相传为高句丽琉璃王于公元前17年所作，通过咏黄鸟来抒发微妙的情感，读来与《诗经》的“关关雎鸠”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可能就是根据《诗经》的体式创作的。此外，《三国遗事·驾洛国记》所载《龟旨歌》：“龟何龟何，首其现何；若不现也，燔灼而吃也。”[32]显然是使用汉字后记录的原始祭祀歌谣。[33]再如，在中朝都流传极广的《箜篌引》（“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因流传广，字句多有出入）大抵也是后来记录的口头歌谣。有意思的是，目前所知该诗最早见于书面的记载却是在汉乐府中，[34]晋代崔豹的《古今注·音乐》还介绍了该诗的悲剧背景。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文学界已经开始关注域外的汉文学。该诗的悲怆情韵也深深打动了许多中国诗人，梁代刘孝威、陈代张正见以及唐代李贺、李白、王建、温庭筠、王叡等大诗人都有仿作拟作。

秦汉时期与日本的交往最早的要数秦时徐福东渡的传说。关于这个传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学界还有过一次研究热潮。从历史上看，该传说在中国和日本都有流传，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从《史记》的‘入海说’，到《三国志》与《后汉书》的‘渡亶洲说’，再到义楚《释氏六帖》的‘渡日说’，最后衍生出宋欧阳修的‘赍书说’”[35]，而在日本则是14世纪以后的事情了。现在来看，这个传说大抵可以说是秦汉时期中国向日本移民的缩影。而日本对徐福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339年的《神皇正统记》，这很可能是受到传入日本的中国文献的影响，之后出现的徐福崇拜等则是当时日本人仰慕中国文化的心理反映。至于欧阳修所说的徐福东传典籍于日本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36]欧阳修如此说其实只是对大量典籍流失于外邦的感叹而已，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古典时代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规模和中国文化的吸引力。如果说，徐福入海是否到达日本尚不能确证，那么，到汉代，中日的交往则是无疑议的。《汉书·地理志》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37]这里的“以岁时来献见”其实已经透露出当时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初步了解，以及与中国交往的主动性和对中国之大国地位的承认。当时日本列岛上存在许多部族国家，大抵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政治局面混乱不稳，所谓“其国乱，递相攻伐，历年无主”[38]。至东汉光武帝时汉朝开始正式与北九州一小国交往并授“汉委奴国王”印绶。由于交通不便，在隋唐以前，日本主要通过朝鲜输入汉文化，偶至中原也是借道朝鲜半岛。[39]但即使传播渠道存在障碍，汉风也已初步吹入日本，为日后大规模传播培养了文化接受的心理基础。

与朝鲜半岛类似，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在南方（如越南）的传播也是与国家政治势力的扩张和变迁相伴随的。秦朝时征服的范围就达到今天越南的中部，汉武帝又于公元前112年平定该地区，设交趾、九真、日南等郡，使其成为中国版图内的行政区域。当时，越南地区尚处于原始氏族时代后期，其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不可同日而语。从文化传播的规律来说，在文化水平差距过大的情况下，水平较低的一方就会缺乏接受高级文化的自觉意识，从而导致传播的困难。这时，行政手段往往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汉王朝在越南设郡后，随即着手在越南推广汉文化，这实际也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过程：首先是汉字的大力推行，使其具备接受汉文化的基本工具；其次主要是物质技术的输入和以汉代礼制进行文化上的移风易俗，使该地区迅速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到东汉初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稼穑；置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40]。由此也可见，这种类型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政治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推广，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官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越史籍均记载锡光和任延二人对中国文化传入越南的贡献。如《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平帝时，汉中锡光为交趾太守，导教民夷，渐以礼义……岭南华风，始于二守。”[41]越南古史《大越史记全书》也说：“岭南文风始于二守焉。”[42]由于汉王朝非常强势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汉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大抵没有遇到大的阻碍，而且，越南方面也很快由被动接受汉文化转为主动吸收。如公元29年，交州（即原交趾郡）刺史就派遣贡使八人入朝廷学习汉文化，其中交州士子阮琴后来还以文辞入仕朝廷。

汉代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为汉王朝与西域的交往打开了方便之门，从宏观的意义上可以说为东西方世界的交流打通了主动脉，而向西域的频繁遣使也体现了全盛时期的汉王朝在外交上的雄心伟略。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国与西域之间的商贸迅速发展起来，双方的特色物产如西域的美酒、瓜果和宝马，中原的丝绸、漆器和茶叶等都对双方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因而，物产流通的规模也相当大。文化的交流也相伴而生，尽管在这一时期还比较有限。例如，据传，张骞回国时就带回了西域的胡角横吹和乐舞大曲《摩诃兜勒》等，汉宣帝也曾将“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43]赐予龟兹王绛宾夫妇。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除了中原乐舞的输出外，汉语教育也随着汉王朝政治势力的扩展而得到一定的推广。据考古发现，单是在楼兰、尼雅出土的汉代文献中，就不仅有字书《急就篇》和许多习字木简，还有《九九术》《孝经》《左传·昭公》《战国策·燕策》等。[44]这说明当时西域一带的汉文化教育已经有一定的水平。

大汉王朝的文化软实力还体现在其吸收外来文化的宽阔胸襟。西域的大量人口移民汉朝，许多艺人带着胡曲、杂技、魔术等进入中原，对中原的乐舞百戏产生了较大影响，西域的风俗习惯也曾风行中原。但显然，尽管胡风盛极一时，华风也没有被化掉，只是西域乐舞为中原乐舞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华风华俗在吸收胡风胡俗的基础上出现新变，这些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而西域侨民经过长期与汉人相处通婚，一方面带入西域文化，另一方面也不断受到汉文化的熏陶而逐渐汉化。历史事实一再表明，有着强盛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充满文化自信的民族完全没有必要故步自封地排斥外来文化，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不仅不会削弱本国的文化软实力，还是丰富和发展本国文化的重要渠道。这一时期，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并在后来的岁月里被不断改造，进而由中土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并促发了中国文学的重要演变，这当是又一个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推动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典型案例。下文将对此专门论述。

二 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东汉末年，政治昏暗，社会混乱，群雄并起，中国历史进入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这一时期，宗白华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45]众所周知，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变革和发展。例如在哲学上出现玄学思潮，打破了两汉以来烦琐破碎的章句训诂之学；宗教上佛教进一步流传和发展，本土的道教开始崛起；文学方面更是异彩纷呈，建安文学昂扬激越，正始文学幽愤苦闷，太康文学繁复柔弱，永明文学骈俪调谐，南朝乐府清新自然，北朝乐府刚健质朴，志怪志人小说则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初步发展成就，还出现了《诗品》《文心雕龙》等一批重要的文论著作。熊铁基先生认为，汉、唐等几个统一大王朝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高潮期，而魏晋南北朝和宋辽夏金时期虽然是政治文化的低潮期，但却是哲学文化的高潮期。[46]乱世之所以也能有发达的文化，这主要是因为哲学、文学等思想文化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而且归根结底是追求自由之个体的精神创造，苦难的社会环境和松弛的政治干预都对精神创造有着一定的激发作用。

但是，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来审视，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并不能说明这一时期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多的是为后世文化软实力的再度强盛作了文化储备和积累。文化软实力说到底仍是国家整体政治实力的体现，并通过对外的政治文化影响力反映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各个国家忙于争战攻伐，各个政权交替频繁，大多数统治集团对于文化和文化传播交流自然也就有所忽视。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不少文化传播倒是由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徙异域的汉人所承担的，基本上是民间行为。例如，当时大量汉族人口迁入西域，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和汉文化的传播。斯坦因在罗布泊遗址中曾发现过魏晋时期羌族妇女用汉文写的文辞相当优美的私人信件：“羌女日：取别之后，便尔西近，相见无缘，书问疏简。每念兹对（叔？），不舍心怀，情用劳结。仓卒复致消息，不能别有书裁。因数字值信复表。马羌。”[47]可见汉语文在当时已经比较普及。又如，在南方，佛教最初传入越南也是由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48]，佛教徒牟融举家迁交趾避难，成为在越南传播佛教的先驱。

文化软实力的形成需要长期积累，而其影响力也是深远的。这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一个重要区别。所以，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看来，当时中原的文化仍然是十分先进、十分值得学习和效仿的。尤其是朝鲜半岛，由于一直与中原关系密切，一方面消化吸收此前所引进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继续大力引进中国文化。这种引进主要是官方行为。高句丽由于地理位置较靠近中国，因而也较早吸收中国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以汉文修国史，公元372年仿汉制设太学。同年前秦符坚遣使送佛像及经论至高句丽，这很可能是佛教最早传入朝鲜的史事。大约公元4世纪中后期，百济也以汉文撰修国史《书记》，据《周书》载，百济国人“俗重骑射，兼爱坟史。其秀异者，颇解属文。又解阴阳五行。用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亦解医药卜筮占相之术……婚娶之礼，略同华俗”[49]，可见中原各种思想文化和风俗在百济的兴盛状况。相对而言，南朝帝王对文化传播更为重视也更为积极一点，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百济王馀毗“上书献方物，私假台使冯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50]。公元534—541年，梁武帝屡次应百济王之请，派出讲授《诗经》的毛诗博士和讲授《礼记》的讲礼博士赴百济授经。[51]从现存朝鲜李朝时期徐居正等人编撰的《东文选》（卷41）所收录的《百济上魏王请伐高句丽表》，以及出土的用六朝四六骈体文写出的楷体碑文可以看出当时百济散文的成就。后起的新罗也在公元545年以汉文修国史，并在吸收汉文化方面迎头赶上。

此时，日本也开始较多地通过朝鲜半岛尤其是百济吸收中国文化。据《日本开国五千年史》记载：“应神帝之朝，百济王通阿直歧至日本。阿直歧善谈经典，尚言其国有王仁者，胜于己。帝即征王仁。翌岁，王仁来朝，献《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在践阼十六年之时，太子菟道稚郎师事王仁，而得通晓于典籍。”[52]日本继体天皇七年（公元513年），五经博士段杨尔从百济至日本传授儒学，三年后，五经博士汉安茂又赴日讲学。此时五经才正式传入日本。此后，钦明天皇十五年（公元554年），百济五经博士王柳贵、马丁安，《周易》博士王道良至日本，讲授经学。[53]可见，百济的儒家学者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承担了重要的文化桥梁作用。儒学的传入，特别是五经的传入，受到日本统治者的重视。他们从儒学中汲取治国思想，确立治国理念。如仁德天皇以“君以百姓为本”为政治理念，雄略天皇提出“令普天下永保安宁”，继体天皇则标榜“所宝惟贤，为善最乐”的信条。这说明，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得到初步的接受，而制度文化的接受自然使其中所包含的政治价值观等核心文化因素获得认同。王仁献书后大和朝廷设立藏部，而大化革新前，日本教育主要就是儒学和文字教育。从《宋书·夷蛮传》所载公元478年日本所上表文[54]看，对仗工整，有六朝风格，可见汉文教育在日本应该已有一定水平，六朝散文已传入日本并在宫廷得到应用。

据考证，其实日本邪马台国早在曹魏时期就已经多次遣使向曹魏政权朝贡通好，曹魏也曾派使节赴日。魏国封日本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是为了表示邪马台国对魏国的臣属，以切断其与吴国的关系。曹魏之后，日本仍多次向中原遣使，如《宋书·夷蛮传》载，倭王武于公元472年遣使刘宋，请求支持其在朝鲜半岛的政策，刘宋朝承认其为“安东大将军”。[55]这显然也是主要出于双方共同的政治利益需要。

又如在南方，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将汉文化带到中缅边境；北方西域地区的高昌国王鞠嘉曾派人去北魏求派学官和借用儒家经典；北魏则选派刘燮为博士到高昌主持太学等。[56]这些由官方推动的文化交往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而文化传播带来的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文化认同可以增进“不同国家和国民之间的亲和力和信任度，为合作奠定基础”[57]。当然，就整体的文化软实力以及文化和文学传播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远不如即将到来的隋唐时代。

三 盛世的文学传播热潮

众所周知，隋唐特别是盛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其在中国文化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学界公认的。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曾评价说：“当唐初诸帝之时，中国国家之隆盛，都市之文雅，文化之蒸腾，威力之远被，与西方之腐败、混乱、分裂相比较，判然不同。”[58]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对唐文化高度评价道：“唐代，在当时实是世界文化的重心，实是世界历史演进的总动脉。”[59]

隋唐文化软实力基础雄厚，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如教育方面，“在学校组织体系、学校分类体系、科目设置、课程内客、入学资格、学校管理等等方面都形成了严密的体制”[60]，人才选拔上确立并发展了影响深远的科举选士制度；法律方面，先后制定了《开皇律》《大业律》《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开元律》《唐六典》《唐律疏议》等一系列法律，后世学界公认其“规范详备，科条简要”，达到了中国古典时代法制的完备和成熟形态；历史学方面，逐步确立了官修史书的制度，编修史书数量之多，水平之高，为其他朝代所不及，创立了许多新的史书体裁，出现了刘知几、杜佑等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和宗教上，儒道释不断碰撞融合，各有重要发展；文学艺术方面，除了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绚丽多姿、成就斐然外，诗歌发展更是达到顶峰，不仅超越前代，后代也难以为继，一大批杰出诗人在这个国力强盛、充满活力和幻想的时代写下了动人诗篇，为中国直至今日仍为世界文化大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除了诗歌外，唐代散文、传奇等在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此外，隋唐时代人口的总体文化素质也是较高的。知识分子具有特立独行的主体意识，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统治者也比较重视人才，求贤若渴，思想文化的控制较少，尤其注意普及教育，普遍设立乡里学校，即使是边远地区，教育也得到较高程度的普及。

元稹为《居易集》作的序上说：“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61]开元、天宝之中，甚至出现“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62]的情况。可见，那时私立乡村小学的存在是事实，也说明当时学诗的风气已深入到了乡村。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在江南一些地区连娟妓都会吟诵他的《秦中吟》《长恨歌》等诗。诗歌在唐代社会拥有众多的传诵者和欣赏者乃至社会底层的作者，反映了教育的普及与普通百姓的文化素质。[63]这种全国文化高度发展繁荣的局面确实是前所未有，而文化的发达是构成大唐盛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朝代中，唐王朝的军事实力并不十分突出，其对外军事活动也没有特别顺利，但唐朝却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影响力最大的朝代之一，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最高的历史时期之一。单从硬实力的视角显然无法解释这一现象，没有雄厚的国内文化基础和广泛的对外文化传播，也即没有十分强势的文化软实力，这种局面是无法达到的。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再度统一对长期分裂造成的地区文化裂隙起到了重要的黏补和整合作用，有助于缔造文化大国的气势，有助于营造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从而大大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提升。例如，唐代注重修史，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修史书都站在统一国家立场上，纵观全局，纠正了分裂时期各政权所修史书中出现的互相贬低歧视的弊端。再如，南北朝时期，儒学各自发展，缺乏统一标准，唐太宗命孔领达等撰写《五经正义》，命颜师古等撰写《五经定本》，适应了政治大一统对儒家经学统一的要求，保证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地位。

此外，隋唐时期的统治者一方面注意弘扬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有着比较可贵的开放心态，打开门户，对外来文化持兼容并包、消化吸收的态度，既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大大丰富了本国的传统文化。在外交上，唐朝对其他各国基本都采取友好往来的态度。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百济，还有日本、林邑（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骠国（在缅甸境内）、天竺、狮子国（斯里兰卡）、尼婆罗（尼泊尔）、崮失密（克什米尔），分布在中亚地区的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他、史，还有波斯、大食、拂菻（东罗马）等，都曾多次派使臣入唐。对各国使臣来访，唐朝都按礼尚往来的原则，接受他们带来的礼物，也回赠中国的特产，同时，还给以优厚的待遇。[64]这些都体现了大国的文化气度。

唐王朝的强盛国力和高度繁荣发达的文化景象以及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自然使得中国文化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具有强烈的向心力，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热潮。同时，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也为文化和文学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朝鲜半岛上，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遣使高句丽，携天尊像及道士，讲《道德经》，此后高句丽一再遣使中原求佛老教法，一度呈现佛道并举的景象。百济则从7世纪中叶起多次派贵族子弟入唐朝国学，直接吸收汉文化。新罗在6世纪中叶时就有不少佛教僧侣入中原求法，他们回国后大力传播中国文化。汉文化的影响促成了新罗的崛起。公元660年和668年，新罗联合唐朝灭百济和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此后，新罗进一步吸收汉文化：公元682年仿唐制建国学；8世纪中叶改为太学监，设博士及助教，以中国典籍为必修科目；公元788年设“读书三品科”制度，从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上推广儒学。应该说，对中国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的接受和模仿也特别有利于中国文学的传播，因为，文学在中国传统教育中占有很大分量，尤其是科举制出现后，文学才能成为人才选拔的一个重要依据。制度的传播是在文化吸引力的作用下发生的，而制度的接受和模仿又使得汉文化和文学进一步深入人心。这种现象到后来高丽朝正式推行科举制后更加明显。新罗还大规模派遣使节团和留学生入唐学习中国文化，据《三国史记》载，公元703—897年，新罗派使节团达89次之多。[65]据《唐会要》载，仅公元837年，新罗在唐留学生就达216人，到唐末，有58名新罗留学生应试及第。[66]

在文学方面，此时朝鲜的短篇小说（即稗说文学）开始成熟，这种小说主要是受六朝志怪小说以及唐传奇的影响而形成的。稗说文学的代表作《殊异传》，其现存九篇作品篇篇都可以找到中国文学尤其是唐传奇的渊源。如其中的《仙女红袋》明显受唐传奇《游仙窟》影响，《老翁化狗》与《搜神记》多篇故事相似，《首插石楠》受唐传奇《崔护》《李章武传》等的影响，《海东高僧传》模仿梁《高僧传》和唐《续高僧传》，《竹筒美女》出自梁吴均《阳羡书生》。[67]由此可见，中国文学在朝鲜已进入深入传播阶段，朝鲜作家根据本民族的文化想象，对传入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性的再创造，从而更加符合朝鲜民族的审美习惯。经过变异的中国文学更深刻地融入朝鲜文学之中。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大量传入朝鲜说明中国文学作品的流通速度是相当快的，朝鲜吸收中国文学已经基本没有时间差。

唐诗也深受新罗诗人欢迎。在唐朝留学的新罗学生与许多中原诗人交游，大多能诗善文，其中崔致远、崔承裕、朴仁范、崔国裕、金大向等被称为“新罗十贤”。他们的诗作大多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五言、七言诗，这“实质是将唐诗鼎盛期的形式和思想，直接吸纳并为己用”[68]，因此较快地达到了较高水平，有些诗作还被收入《全唐诗》。这些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应是崔致远，他有《桂苑笔耕集》二十卷，被视为朝鲜汉文学的鼻祖，对朝鲜文学影响深远。崔致远的诗不同于此时期日本贵族对唐诗的尚处于唯风雅是求的模仿，也与中原诗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一定区别，其诗常常表现出“一位具有双重文化修养与长期旅外生活经历的漂泊者的心声”[69]。

就文学传播方式而言，除了留学生直接在中原学习汉文学外，还以文学书籍的输出为主。而文学书籍的输出不再只是官方的赠书，虽然新罗使团仍然多次向唐皇求诗文，且都得到应允；[70]但这时有大量文学书是新罗使节团和留学生在民间求购并带回朝鲜的。例如《旧唐书·张荐传》载：《游仙窟》的作者张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71]。此外，由于新罗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来华的新罗商人也采购了不少文学书，如白居易的诗文受到新罗商人的青睐，《新唐书·白居易传》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当时士人争传，鸡林行贾，售其国，相率篇易一金”，可见影响力之大。[72]

这个时期的日本处于飞鸟时代后期，中间经过奈良天平时代直到平安时代中期。这一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时期是日本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以高涨的热情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第一个高潮阶段。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主要是由于隋唐时期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与此时日本内部社会文化处于转型的变革期有关，一般而言，越是处于变革期，越是需要外来的文化资源。中国的儒学政治文化最能与日本这一时期的需求相契合。在这一时期之前，日本了解中国文化主要是靠朝鲜半岛的中介，而从圣德太子于7世纪初派出的第一批遣隋使开始，日本渐渐得以直接地、大规模地吸收中国文化和文学，而遣隋使制度和后来的遣唐使制度也成为日本一项国策。

圣德太子兼习儒佛，并以之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他创立的《冠位十二阶》初步效仿中国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以取代旧有的氏族世袭制。他的《七十条宪法》更是活用了儒佛思想，始终贯彻“和”的精神。圣德太子的儒家政治改革观对不久之后的大化革新有重要作用，大化革新实质就是以唐朝律令制度为蓝本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对日本社会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对他国制度文化的接受越稳定，对他国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度也越大，从而出现政治模式趋同的情况。政治模式的趋同一方面有利于减少文化输出国在对外交往中所可能遭遇的政治观念冲突，另一方面也为输出国不同类型文化的全面传播营造了合适的氛围。就文化传播和接受的规律而言，对一国某种类型文化的先行接受会很自然地影响对该国其他类型文化的接受，在古典时代，统治阶层对他国政治价值观的先行接受尤其能产生这种效果，因为在集权统治下，统治阶层的文化推广政策往往更加奏效。事实上，圣德太子之后的日本统治者更自觉地对中国文化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态度，在日本朝野掀起一股讴歌汉风的热潮。例如，参照中国修史方法编纂国史，依唐制修律法，派遣大量留学生和留学僧，发展儒学教育，广泛传播中国佛教等。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总结唐朝文化对日本书化发展的影响时说：“唐朝三百年间，由于学生、学问僧学来和带回的中国文化产物，不断给予日本新的启迪，中国前进，日本也前进。”[73]值得一提的是，佛教在唐代与儒家有着比较长时期的摩擦甚至对立，但在日本，佛教不仅与儒家一直相互调和，甚至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逐渐融合，到奈良时代就出现神佛并存的局面。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从中原传入的佛教也在不断经历日本化，例如强调佛教中少量的入世因素（如《法华经》中的一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含有现世利益的主张），从而与明显有现世观的神道教相契合。这与印度佛教在中国演变为禅宗一样是一种文化变异。

这种文化传播的热潮也包含了中国文学传播的热潮。此时，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不再以人种交流为主要媒介，人种交流毕竟不是体现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方式。在这一时期，文学传播途径从民间转向官方，从普通大众转向知识阶层，总之是从底层转向高层。因为教育基本为日本上层社会所垄断，只有贵族统治阶级知识分子才掌握汉字和汉文化，所以，中国文学的传播主要是在贵族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就文学传播而言，这当然已是一个重要发展，但局限也很明显，更进一步的传播应是再进行自上而下的普及，但由于此时日本书化发展水平的限制，还无法实现。

从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就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影响。《十七条宪法》不仅大量引用《周易》《尚书》《左传》《论语》《孝经》《礼记》《韩非子》《说苑》等儒家典籍，而且广泛吸收《诗经》《楚辞》《昭明文选》等韵文、散文和《史记》等具有文学价值的史书的精神和笔法，语言朴实、文章优美。[74]到平安文化时期，日本出现了第一批有文字记录的文学作品，包括《古事记》和一批“风土记”类作品，这些作品大多记录古代神话和传说，由日本皇室敕令编撰，用汉文或掺杂和文的汉文书写。日本的一批杰出留学生和留学僧如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山上忆良、空海、空澄等在唐期间与中国诗人广泛交游，作诗唱和，他们带回汉文学的新鲜经验和汉诗文的表现形式，促进了汉文学尤其是汉诗在日本的繁荣。公元751年，日本诞生了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其所反映的思想深受中国儒道思想的影响，其诗体以六朝《文选》乐府的五言诗为规范，也体现了初唐诗的新风尚。《怀风藻》诞生不久，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也问世了，和歌虽是日本传统民族诗体，但亦受汉诗影响，它整合汉诗五言、七言为五七音。学习汉赋的反辞，[75]最终使短歌成为和歌的主体。歌的序和题词全用汉文，歌题以中国的汉诗为准，歌的分类以中国典籍为参照系。[76]到9世纪上半叶，日本的汉诗文进入鼎盛阶段，三大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问世，形成了以嵯峨天皇为中心的宫廷汉诗人圈，大力推行“汉风运动”。留学僧空海回国后以《文心雕龙》为鉴，将《新定诗格》《诗格》《诗脑髓》《诗议》等排比编纂为六朝唐代诗论集《文镜秘府论》和《文笔心眼抄》，是为学习中国诗学的结晶。

在文学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由于文化的过滤和选择，往往会出现个别作家或作品在海外特别受青睐的情况。例如在9世纪中期之前，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作品集要数《昭明文选》，其在奈良时代传入日本，受到很大重视、影响深远。常任侠先生曾转述日本学者中村博士的话说：“又人磨、忆良、旅人、持家等人，汉文的造诣最深，在其思想文化上，受《文选》的影响历历可证。”[77]《文选》甚至成为当时人才选拔的必读书，如日本《养老令》的注释书《令义解·选叙令》规定：“凡秀才取博学高才者，明经取学通二经以上者，进士取明娴时务、并读《文选》《尔雅》者。”[78]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所用词汇如“如石投水”“似石投水”等显然就是从《文选》中化用而来的。《文选》对日本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的定名和诗歌分类都有重要影响。唐代以后，《文选》的大量注释流入日本，逐渐开启了日本对《文选》的研究。[79]

9世纪中期，白居易诗文传入日本后，影响渐渐超过了《文选》，出现了经久不衰的“白诗热”，日本各界尤其是皇室对白居易的推崇达到了顶点。从嵯峨天皇开始，宫廷就设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读官，白居易诗文被定为天皇修身的课业之一。平安时代汇编的《和汉朗咏集》和《千载佳句》，收中、日众多诗人的名篇名句，白氏的数量最多。前者为汉诗、和歌合集，汉诗695首，白诗占137首。后者则全系汉诗，收149人的诗歌1110首，白居易一人竟占了531首，几达一半，[80]可见影响之大。[81]白诗在日本广为流布对于日本书学审美风格中唯美、感伤特质的确立有重要作用，[82]从而使得日本汉诗创作摆脱了之前的唯风雅唯歌舞升平、冶游闲逸的气息。而很显然，日本对白居易诗的接受也有着审美趣味上的选择。众所周知，白诗可分闲适、感伤、讽喻等几类，在其前期创作中占主要地位的讽喻诗有着经世致用、补察时弊的意义指向，较少感伤唯美的意味，而恰恰这一部分诗是较少为日本人所注意的。《千载佳句》中所录白诗几乎都是其后期作品，因为后期作品中包含的“中隐”“禅”“欢娱”的意味契合了日本传统的唯美感伤审美趋向。这种接受的选择性是文学传播中文化过滤的常见现象，也是影响变异的一个基本因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决定了其在对外传播中的可选择性，这实际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种体现。白居易诗席卷日本书坛数百年，直到镰仓、室町时代，杜甫的影响才逐渐超过白居易。

奈良和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出现的一些文人创作的汉文短篇小说显然受到汉译佛典、魏晋志怪小说、唐传奇等的深刻影响。如日本最早的小说《浦岛子传》虽然是根据日本民间传说创作的，但其成为文人小说则受到唐传奇《游仙窟》的重要影响；[83]又如纪长谷雄的《白箸翁》在情节模式上有志怪小说《蓟子训》（《搜神记》卷一）的痕迹；大江匡房的《江谈抄》所记述的不少宫闱趣闻往往与中国志怪中的情节相通，他的《狐媚记》受到唐传奇作家沈既济《任氏传》的影响；嵯峨天皇末年编撰的《日本灵异记》（即《日本国现报善恶灵异记》中的许多故事都源自唐写本句道兴《搜神记》、唐临《冥报记》以及《广异记》《集验记》《报应记》等志怪传奇小说。这些中国志怪传奇小说经常“充当着新构想的催化剂或旧传闻的赋形剂”[84]，从而推动了异域文学的发展。

中国文学影响日本书坛如此深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典籍的大量传入。据研究，平安时期日本编撰的第一部大型汉籍类书《秘府论》所征引的中国文献典籍不会少于一千种。而据9世纪后期敕撰的《本朝见在书目录》（即《日本国见在书目》）记载，这一时期，日本国家机构收藏的汉籍达1568种，合计16725卷，如果以《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为标准，9世纪在日本流传的汉籍达到了隋代的50.1%和唐代的51.2%，也就是有一半以上的中国典籍传到日本，这个数字不能不说是惊人的。[85]这些典籍可以说是当时日本知识界最主要的精神食粮，它们基本是靠遣隋使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和留学僧在中国细心寻访所得，如《旧唐书》载日本使节多将“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86]。当时日本贵族知识分子特别是皇室成员对汉文化汉文学嗜之如命，据记载，有一位日本官员藤原岳守在中国船上发现了一部《元白诗笔》，竟因此而升官受赏，可见当时日本权力阶级对获得中国文献典籍的重视程度和急迫心情。[87]这当然也使得有机会亲自到中国的日本知识分子为求书而费尽心思了。就文学书籍的流传来说，少部分由留学僧带入日本，如公元844年，留学僧惠萼在苏州南禅院手抄《白氏文集》33卷，并于公元847年携带回国。另外如最澄、弘法、惠运、慈觉、园珍和宗睿等六僧携《王智章诗》《开元诗格》等88种汉文学文献作品入日本，这在当时传入日本的汉文学作品中只占极少数，原因是当时的留学僧主要带佛教典籍回国。文学典籍一般是使节和留学生在中国寻访所得的，如后来成为日本著名诗人和汉学家的留学生山上忆良曾带回《游仙窟》《王勃集》等六朝后期和初唐诗文集。遣唐使吉备真备还将带回的中国书籍编成专门书目，可见数量之大。同时，从作品诞生到在日本流传的时间差也越来越缩短，白居易在世时其作品就流入日本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交通尚不方便的时代，书籍流通如此之快，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文学的渴慕。

隋唐时代，越南大抵属中国管辖，公元679年，唐高宗李治设安南都护府，因而此时越南称“安南”。唐王朝高度发达的文化继续在越南广泛深入传播，传播的持续性和影响力都较强，特别是使越南地区文教事业较快发展，学校普遍开办，人才得到选拔。如被誉为“越南千古文宗”的姜公辅就是唐代名相之一，越南著名诗人廖有方是唐宪宗元和十一年的进士。唐代许多著名诗人如杜审言、沈佺期、刘禹锡等都去过越南，并留有诗篇，推动了唐代诗风在越南的播扬。北上的越南诗人也与中原诗人交游甚广，相互唱和，留下许多著名诗篇。正如越南学者所言：“许多越南诗人经常引用唐诗中的题材、素材、典故和语言。唐代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我们越南古代诗人没有一个不知道李白的《将进酒》，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琵琶行》和《长恨歌》。崔颢的《黄鹤楼》更是人人皆能背诵。”[88]这说明唐代中国文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影响相当广泛，也反映了唐代强盛的文化软实力所发挥的持久作用。

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除了经济贸易交往十分繁荣外，文化交流也很频繁，西域歌舞进一步传入中国，而西域各国受隋唐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的熏染也很明显，如长安的建筑和绘画在现在的中亚、阿拉伯地区广泛流布，受到西域各国人民的喜爱。当然，由于语言、交通以及生产方式等方面因素，中国文学在西域的传播较之朝鲜、日本和越南要薄弱一些，但影响仍是存在的。如西域波斯的传统诗歌形式“柔巴依”，是结构短小、言简意赅的抒情四行诗，其所用意象和所呈现的意境与中国的绝句十分相似。据杨宪益等人研究，它与唐代绝句很可能同源，即都源于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的歌谣，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的联通、突厥文化的媒介而传入波斯。这种抒情诗形式此后又在新疆地区广泛流传，“五四”时期开始影响到内地，构成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学影响回返的流程。而豪放飘逸、瑰丽雄奇的李白诗与中古时代西域的艺术审美风格相通，也可能沿丝绸之路西去大漠，在波斯、大食传播，例如中古波斯号称“酒仙”的大诗人哈菲兹的诗作就与李白诗有许多相似之处。李诗甚至还可能传到意大利，影响了西方十四行诗的产生。[89]此外，唐代有不少西域人来中原定居，他们和他们的后裔逐渐濡染汉文化和汉文学，如唐末五代时的著名诗人李珣就是定居中国的波斯大贾李苏沙之子，其妹李舜弦也有诗名。这种西域人华化的情况在隋唐以后是比较多的，这也是中国文化富有感染力的一种证明。

总之，隋唐时代尤其是唐代，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文学光辉璀璨，其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东亚邻国所景仰和向往，中国实际上成为当时东方文学交流的中心，一个以中国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唐文化圈在这个时代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