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高丽时代汉文化的勃兴

一 崇儒重文政策的实行

高丽建国后，采取了崇儒重文政策，“太祖十三年（930），幸西京，创置学校，命秀才廷鹗为书学博士，别创学院，聚六部生徒教授，后太祖闻其兴学，赠彩帛劝之”[84]。自王建以后，高丽历代国王的崇儒重文政策一直没有停止过，因为统治者深知，“儒学作为究其新罗衰亡的原因，实现新王朝高丽的创业和守业所需要的政治哲学，乃是确立高丽王朝文物制度的一门学问。中央和地方的官职，其所需要的科举制度及附属的教育制度等，和改革土地制度的经济问题都需要配套”[85]。基于上述认识，到了高丽第四代国王光宗时，在中国人双冀的支持下，科举制度在朝鲜半岛开始实行。史载：“光宗九年（958）五月，双冀献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86]科举制度在高丽的实行意义重大：“虽名卿大夫，未必不由科目进，而科目之外，又有遗逸之荐，门荫之叙成，众爱马之选补，南班杂路之升转，所进之途非一矣。原其立法定制之初，养育之方，选取之制，铨注之法，井然有条。累世子孙，凭籍而维持之。东方文物之盛，拟诸中华。”[87]此言可谓公道，且不论别人，就李奎报而言，作为朝鲜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文学成就是与科举制度的实行有密切关系的。《东国李相国集·年谱》载高丽明宗十九年（1189）李奎报参加科举的情况：“己酉，公年二十二。是年春，举司马试，中第一，以十韵诗赋之。……座主柳公嗟赏不已，遂擢第一。”

而高丽第六代国王成宗即位伊始，即采纳大臣崔承老的建言：“华夏之制，不可不遵，然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变。其礼、乐、诗、书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宜法中华，以革卑陋。其余车马衣服制度，可因土风，使奢俭得中，不必苟同。”[88]其后，成宗重申崇儒重文政策，并采取增加教学用地，添置校舍等措施，而国子监的创立无疑是一件大事。且看：“五年（986）七月，教曰：朕素惭薄德，尚切崇儒。欲兴周孔之风，冀致唐虞之理。庠序以养之，科目以取之。……十一年（992）十二月，教有司：相得胜地，广营书斋学舍；量给田庄，以充学粮。又创国子监。”其后，“穆宗六年（1003）正月，教令三京十道博士师长，奖劝生徒有勤效者，录名申闻，管内有才学者，逐年荐举，勿坠恒规”[89]。而在高丽官方支持儒学与汉文化的同时，以学习儒家文化和汉文化为目的的私学开始兴起，其首创者则为有“海东孔子”之称的高丽文宗朝大师中书令崔冲。史载：“显宗以后，干戈才息，未遑文教。冲收召后进，教诲不倦，学徒坌集，填溢街巷。遂分九斋，曰乐圣、大中、诚明、敬业、造道、率性、进德、大和、待聘谓之。侍中崔公徒，凡应举子弟，必先隶徒中学焉，每岁暑月，借归法寺僧房为夏课。择徒中及第学优未官者为教导，授以九经三史。间或先进来过，刻烛赋诗，榜其次第，唱名以入，设小酌，童冠列左右，奉樽俎，进退有仪，长幼有序，相与酬唱。及日暮，皆作洛生咏以罢。观者莫不嘉叹。及卒，谥‘文宪’，后凡赴举者，亦皆隶名九斋籍中，谓之文宪公徒。又有儒臣立徒者十一，……未知为何人。世称十二徒，冲徒为最盛，东方学校之兴，盖由冲始，时谓海东孔子，宣宗三年配享靖宗庙庭。”[90]关于崔冲等人创立的私学，李奎报曾在其晚年作《寄金学士（敞）》一诗，在其序中他道：“愚闻先贤于儒门，制十二徒，徒各置斋，有多有少。每夏一集隶业，名曰‘夏天都会’。近因国家多梗，此风几绝。今闻我斋得成夏课，何喜如之。”（《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七》）而在《次韵河郎中（千旦）见和》一诗中，李奎报更是深情回忆曰：“耘业耕文夏课场，是皆君我曾经地。”（《东国李相国集·后集卷七》）的确，崔冲之于高丽文教事业产生过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难怪李奎报会对崔冲“制十二徒”一事和曾经耘业耕文过的夏课有如此深情之回忆，更难怪直到朝鲜李朝，学者仍就崔冲之功及对李奎报等人之意义赞不绝口：“丽代之英，崔清河始唱，而作者辈出。雄博则李文顺、李牧隐、林西河。”[91]

高丽十六代国王睿宗十分喜欢为文赋诗。李奎报在《睿宗唱和集跋尾》一文就睿宗崇儒重文之事曰：“伏闻睿庙聪明天纵，制作如神。席太平之庆，乘化日之长，常与词人逸士若郭玙等，赋诗著咏，纵金振玉，动中韵钧，流播于人间，多为万口讽颂，实太平盛事也。今所谓《睿宗唱和集》是已，行于世久矣。”（《东国李相国集·全集卷二十一》）的确，睿宗在位期间，对于儒学与教育支持颇力。据载：“十四年（1119）七月，国学始立养贤库以养士。自国初肇立文宣王庙于国子监，建官置师，至宣宗将欲教育而未遑，睿宗锐意儒术，诏有司广设学舍，置儒学六十人，武学十七人，以近臣管勾事物，选名儒为学官博士，讲论经义以教导之。”[92]而睿宗之子仁宗时，虽连续发生李资谦之乱和妙清之乱，但“仁宗朝式目都监详定学式。……五年三月，诏诸州立学，以广教道”[93]。高丽在地方始置乡学，这无疑会极大促进儒学与文教事业的发展。而在李奎报出生当年，文艺情怀颇深的高丽毅宗就全国范围内的劝学活动亲下诏曰：“化民成俗，必由学校。自祖宗以来，于外官差遣文师一员，又有儒臣为守则，兼管勾学事以劝学，近闻任是职者，但以谋利为先，劝学之方略不留意，志学之士无由闻达，朕甚悯焉。如有各官文师及管勾学事者，劝学育才以副朕意，则两界兵马使，各道按察使，注名驰报，朕将不待政满，随即擢用。”[94]高丽历朝崇儒重文政策的推行，对于普及汉文化，传播儒学，作用不可低估。关于高丽文学文化之盛，高丽中期大文人崔滋曾有过一段极具视觉冲击力但同时也极具说服力的总结：“至于文庙时，声明文物粲然大备，当时冢宰崔惟善，以王佐之才，著述精妙。平章事李靖恭、崔奭，参政文正、李灵干、郑惟产，学士金行琼、卢坦，济济比肩，文王以宁。厥后朴寅亮、崔思齐、思谅、李、金良鉴、魏继廷、林元通、黄莹、郑文、金缘、金商祐、金富轼、权适、高唐愈、金富辙、富佾、洪瓘、印份、崔允仪、刘羲、郑知常、蔡宝文、朴浩、朴椿龄、林宗庇、芮乐仝、崔諴、金精文淑公父子、吴先生兄弟、李学士仁老、俞文公升旦、金贞肃公仁镜、李文顺公奎报、李承制公老、金翰林克己、金谏议君缓、李史馆允甫、陈补阙澕、刘冲基李百顺两司成、咸淳、林椿、尹于一、孙得之、安淳之，金石间作，星月交辉，汉文唐诗于斯为盛。然而古今诸名贤编成文集者，唯止数十家，自余名章秀句，皆堙没无闻。”[95]尽管就高丽时代文学而言，崔滋“名章秀句，皆堙没无闻”句不免令我们有些许之憾，但从崔滋之语，尤其是其所列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是一派高丽文坛蔚为大观之景象。

学者有曰：“进入地区性文化自主交往的时期以后，如汉唐以后的中国及其周边，18世纪以至19世纪以前的欧洲、中东、南亚等地区，这一时期文化的交流开始变得常见，但主要还是围绕某一个文明社会为中心，以本地区内部和周边的文化交流行为为主。譬如中国本土中原的儒家文化对所谓周边四夷的同化，以及对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地区诸如越南等国的影响。”[96]的确，随着大唐帝国的终结，公元10世纪开始的东北亚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变化，这其中即包括高丽王朝代新罗而立，而随着新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东北亚地区遂进入新的文化自主交往时期，文化面貌呈现出新的特点，就高丽而言，对中国儒学暨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吸收乃为重要方面。而随着儒家思想、科举制度、汉字与汉诗等来自中国的文化极大影响到高丽时期的朝鲜半岛，高丽文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骤然提升，遂导致武人的不满，终于酿成毅宗末年的大祸。其后，武人统治开始，文人遭到打击，崇儒重文政策一时陷入低谷，但由于崇儒重文政策在高丽已培植有深厚的基础，武人集团出于统治需求，对文士及儒学的态度不得不逐渐有所转变，如崔忠献上台后不久，就曾笼络李奎报和“海左七贤”等，李奎报《己未（1199）五月日，知奏事崔公宅（后为晋康公）千叶榴花盛开，世所罕见，特唤李内翰仁老、金内翰克己、李留院湛之、咸司直淳及予占韵命赋云》一诗即为明证，再如崔忠献病故前一年，即高宗五年（1218）七月，“中军宰枢议生徒未登仕版者，试以诗选取八十人，其不中者，皆令从军”[97]。可以说，李奎报时代，文人虽普遍受到武人的压制，但就整体而言，儒家思想与汉诗创作已在高丽社会奠定了相当广泛的基础，这种便利的文化与社会条件对李奎报而言无疑是相当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