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韩柳不相知

李相珏

辑校按语

《辨韩柳不相知》，署名“李相珏”，原刊《读书通讯》1947年第133期第5—10页。除此文外，署名“李相珏”的另有《游圆明园》《春秋时代之诗学》《春秋时代文辞的概况》等文先后发表在当时各大刊物。

李相珏（1901—1981），字璋如，安徽桐城人。1931年肄业于芜湖女师，后入北平师大，毕业后任金陵大学教授，有《韩昌黎研究》传世。

《读书通讯》,1940年创刊于重庆，终刊不详，其办事处在当时重庆瓷器街四十七号。其《本刊征稿简约》称：“本刊为供给大中学生课外阅读及辅导一般自修青年之刊物。”王世杰的《写给青年读者·代发刊词》中极力肯定读书的重要性，同时鼓励有识青年要多读书，并指出本刊旨在“集中全国专家，指示求学的途径，解除读书的困难”。设有学术论著、学术讲座、生活指导、读书指导、图书评介、会员通讯、文化新闻等栏目。

引言

余曩时主讲金陵大学，课暇尝与同事罗孟韦、张君宜两先生质疑问难。家贫不能购书，孟韦君宜则时为假贷，往往开卷有得。自欧阳子论文不屑称韩柳，谓其为道之不同，犹诸夷夏。厥后黄震因之，称为知音。海宁卢以六氏则更谓韩公之贬阳山，柳盖与其谗，且韩之志柳，不似铭樊绍述辈之深许其文，赞叹之不置，以此证韩柳之不相知也。余涉猎韩柳文，略有年所，细诵深思，长吟反复，心窃惑焉。尝以质诸孟韦君宜，孟韦属余成稿，君宜则以谓韩公放逐，柳时方贵显，不能无疑。其后孟韦与余以事仓卒离金大，孟韦回筑省亲已一载，音问阻绝，君宜虽仍执教西壩上，各以课牵，会晤时少。余独学寡闻，孤陋日甚。比在齐大授子厚《惩咎》诸赋，悲其遇而悯其才，念其抑郁于生前身后之冤屈，与后人牵强附会之说之不可不推明也，因成《辨韩柳不相知》一文，以了一年前宿愿，兼以质诸孟韦君宜云。

卢氏疑韩柳不相知，其证据至为单简，兹录其原说如下：

人言韩柳相知，殆不其然。公贬阳山时，柳盖与其谗，故公诗云：“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寃仇。”柳，王韦党也，是柳之负公，公已尝见乎词矣，特怜其才，不显与之绝，所谓故者无失其为故耳。若果系相知，则必有一二语见于文，如《张署铭》“最为知君”,《孟郊铭》“咸来哭吊韩氏，吾尚忍铭吾友也夫”之类，不应止如此淡薄也。

公志《王弘中墓》云：“所为文章，无世俗气，其所树立，殆不可学。”志《樊绍述墓》云：“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云：“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志《孟东野墓》云：“惟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人皆去去。我独有余。”此皆深许其文，赞叹之不置者。若此只云文学词章必传于后耳，其所以传，固不暇论也。则子厚之文，于公可知矣。欧阳文忠谓：“世称韩柳者，盖流俗之相传，其为道不同，犹夷夏也。”黄震云：“欧阳子谓文，不屑称韩柳，而称韩李，知言哉！”

《韩笔酌蠡》卷十八《柳子厚墓志》附录

观上所引卢氏疑韩柳不相知，其证据有二。第一，根据韩公寄翰林三学士诗“同官尽才俊”四句，遂断定阳山之贬，柳与其谗。第二，根据《柳子厚墓铭》，谓退之对之文学词章，仅作淡薄之赞许。现请先驳其第一说之不能成立，亦本文中重要部份也。

（一）阳山之贬，系由李实之谗谮，与王韦无涉。

卢氏引退之寄三学士诗，去头去尾，断章取义。兹再录其原诗前半节，庶不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也。

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上怜民无食，兵赋半已休，有司惜经费，未免烦征收。传闻闾里门，赤子奔渠沟，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亲逢道死者，伫立久吚嚘。归舍不能食，有如鱼中钩。适会除御史，诚得当言秋。拜疏移合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蠺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寃仇。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此诗自叙被贬始末甚详，大抵得罪之由，在言京师旱饥，而新史旧传，均言由于上疏论宫市之弊。

《新唐书·本传》:“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

《旧唐诗[63]·本传》:“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机务，宫中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连州山阳令。”

惟皇甫持正所言与诗意合：

关中旱饥，先生列言天下根本，专政者恶之，出为阳山令。

（《韩文公神道碑》）

其后孙之翰因之：

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关中大饥，人死相枕藉。会公除监察御史，上疏乞救，京兆府应今年税钱及草栗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宜停征，容至明年蠶麥，庶得少存立。执政恶之，坐贬阳山令。

（《寄三学士注》）

近人黄天明言：“《旧唐书》之传退之，稍欠缜密，如《旧传》云：‘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阳山令。’然自退之《寄三学士》及《别窦司直》诗观之，贬阳山之主因，系遭谗言，仅谓论宫市之弊，殊欠周详。《新唐书·愈传》似较审慎，惟叙阳山之贬，一依旧传，乃未为得耳。”（《韩愈研究·退之传记》）

综括上面所引韩公阳山之贬，其原因不外三种：

（一）上疏论宫市，（二）言京师旱饥，（三）遭触谗谤。

黄天明疑阳山之贬，除论宫市外，其主因为遭遇巧谗，其证据一依《寄三学士》及《别窦司直》诗，特不敢断定谗言来自何方，可谓下笔审慎，善避其所不能，不似卢氏之任意诬蔑前贤，强不知以为知也。

余参阅《新》《旧》二书所载韩柳及同时有关诸人传记，暨退之子厚诗文，并旁采《韩文五百家注集》《韩笔酌蠡》诸书，得知韩公阳山之贬，初不以论宫市，确由于言关中旱饥，同时即因此为权贵所中伤，权贵者，尚书李实也。

关于外贬，由言关中旱饥，公诗及皇甫持正阳翟孙氏言之详矣。持正《三学士》及《别窦司直》诗外，《与东野同宿聊句》《献杨常侍》《县斋有怀》诸作，均反覆道之，《祭张员外文》，更有“彼婉娈者，实伤吾曹”之句，现请先言谗说之由来。

蔡宽夫云：“退之阳山之贬，以诗证考之，亦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耳。子厚禹锡于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无疑，故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云。”（《宽夫诗话》）

苕溪渔隐曰：“余阅《淇庆善年谱》，然后知宽夫为误。年谱云：‘贞元十九年，公与张署李方叔上疏年关中民急，为幸臣所谗，幸臣者，李实也。'。”（《韩文补注》）

严有翼云：“退之《祭员外文》，彼婉变者，实伤吾曹，谓谗人以言

伤人也。退之与张署李方叔同为御史，时方旱饥，上疏乞宽民徭，为李实所谗，俱贬南方县令。”（《祭张员外文注》）

苕溪渔隐与建安严氏，均以为韩公阳山之贬，为李实所谗，余览《旧唐书·李实传》而益信焉，今摘录一小节，以见其为人，兼以证明吾说：

贞元廿年，关辅早饥，实方务聚敛以结恩，民诉府，上一不问。德宗访外疾苦，实诡曰，岁虽旱，不害有秋。乃唆责租调，人穷无告，至撤舍鬻苗输于官，优人成辅端为俳语讽帝。实怒，奏贱工谤国，帝为杀之。或言古者瞽誦箴谏，虽诙谐托喻，何诛焉，帝悔，然不罪实。其怙权作威如此……诏书蠲人逋租，实格诏固敛，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发，掊取廿万缗，吏乞贷毫厘，辄死按之。

（《旧唐书·李实传》）

韩公《顺宗实录》，备书实恃宠强愎，专于聚敛，所云与《实传》大抵相同。公诗言关辅旱饥之状，鬻苗忌子之情，亦与《实传》所云畿民大困相符合。今实方务聚敛以结恩，虽一优人以诙谐托喻，且不免于诛死，外此吏乞贷毫厘，辄死按之，其贪婪狠毒，为亘古所未有。常时公卿为谗短迁斥者甚众，则公之慷慨陈词，言民疾苦，自触犯其忌讳，而谓能免其放逐也耶？皇甫持正所谓专政者恶之，公文所谓“彼婉变者”，盖皆指实也。

质之奸巧，既如上述，然《韩公集》中有《上李实尚书书》，备极推崇，并献其生平所为文，以为谒见之资，故樊汝霖怪之。

实恃宠强愎，专于聚敛，公于《顺宗实录》备书之矣。而于此书且复有赤心忧国之语，夫忧民乃所以忧国，实聚敛毒民如此，曰忧国可乎？公慷慨正直，行行如此，乃云尔何哉。岂诗所谓因为箴之，抑屈身以行道，圣贤所不免也，君子之所为，盖有可不识矣。

（《上李实尚书书》注）

此书据严有翼说，为贞元十九年，作正罷博士而未授御史之时，是时关辅饥旱，而实专以残忍为政，公盖痛斯民之疾苦，油然有感于中，而实方恃宠强愎，怙权作威，观《实传》叙德与事，可知一斑。

当时公卿为被巧谗而迁斥者甚众，权德与为礼部，而实私荐士廿人，迫而语之曰：“应用此，第不尓，君且外迁。德与虽拒之，然常惮其诬。”当时公卿慑于李实之威，固可弗论，若权德与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新唐书》称其蕴藉风流，自然可慕，又善辩论，开陈古今本末，以觉悟人生。此其人于李实之威，当无所畏忌，而亦不见有所慷慨陈词，且尝惮其压亡，此公所以反覆循思，终出于上书之途欤？“俾得侯于左右，以求效其恳恳”，诚所谓屈身以行道也。试观本书一节：

今年以来，不雨者百有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64]，百坊百廿司六军廿四县工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贼，销缩挫沮，魂亡魄丧，影灭迹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

夫“种不入土，野无青草”，则撒舍弃子，饿莩载道，自属应有之现象。公诗及《新书·实传》均已详言之，而此书反云“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又实之聚敛毒民，严刑峻制，百寮寒心，道路以目，观《实传》叙实“贬通州刺史，市人争怀瓦石邀劫之，实怯，夜遁去”，令人为之称快，则其平日之贾伤心之怨，宜其自知甚明，而此书反云“皆若阁下亲临其家”，又云“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此皆与事实相反者，殆所谓“因以箴之”，使闻之者足以戒耶！

卢以六评此文，谓其称美实极有分寸，看其句斟字酌处，下说尤好。

白乐天作《张平叔判度支词》曰：“计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东披[65]曰：“此必小人也。”此文“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一段，正是此种描绘，适足彰实之恶，讽其自悟而已。

公《与实书》，所以望之者甚至，及实漠然无应，怙恶不悛，而公适除御史，遂慷慨陈词，列言天下根本，而终为实所谗斥，公诗所谓“奸猜畏弹射，斥逐姿[66]欺诳”（《别窦司直》）者也。

韩公窜逐之原因，及其构陷之人物既明，其非为王韦等所排逐，昭昭如揭，而子厚负公之说，更不攻自破。同时在韩公诗文中，及与刘禹锡唱和诸作，亦可证明韩刘交谊之笃，子厚初未尝负退之，即退之亦未尝存此心理也。

退之诗称子厚最深切著明者，莫若《赠元十八协律》第一首，在[67]诗曰：“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对子厚文章风义，推许甚厚，语尤亲切。其第六首又云：“寄书龙城守，君骥何时秣。”樊汝霖注云：“观公此作，韩柳二人之相与，可以想见。”此诗虽未著年月，而第二首有云：“英英桂林伯，实为文武特。远劳从事贤，来吊逐臣色。”按桂林伯指裴行立，行立以元和十二年由御史中丞为桂管观察使，公以十四年抵潮州，行立之遗协律来问劳，自是在公抵潮州以后，其后退之又有《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一诗，樊汝霖注“元和十四年抵潮州以后作”也。则前诗与此相去，亦不过数月间耳，距阳山之贬（贞元九年—元和十四年），已有七年矣。公始被窜逐时，穷愁怨苦，苦不胜其朝夕，今再弃愁海之滨，怨艾之情，宜若有甚于前者。如阳山之贬，果真为子厚所构陷，则退之之痛定思痛，方怨子厚之不暇，宁有再称其贤，而作诗如此其亲切乎？

退之为子厚作志，叙述文败后，刘禹锡之当指播州也，因子厚以柳易播之请，感慨世途交态之薄，激宕沉郁，悼叹无穷。盖贞元、元和之间，子厚禹锡俱以巧丽渊博，耸动缙绅之间，为一代之宏才，其交谊亦诚至笃，观集中书疏往还，及唱和诸作，与禹锡《祭柳员外文》可以想见。禹锡盖深知退之者也，然禹锡与子厚，平日虽互以文相许，及志其墓，禹锡则以属于退之而不敢当，故其后序《柳集》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志若祭文在。”而退之之文，亦谆谆焉于子厚相知之深，托己之重，恳恳勤勤，不负死友，千载下犹想见其手抚遗编，倾心頫首之状，足征韩之于柳，固不让于柳之于刘也。退之方反复嗟许子厚之笃于朋友之谊，而谓阳山之贬，尚疑其落井下石也耶？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谓子厚之“艺且贤”，肯对已临死托孤之友乎？吾故曰：不仅子厚无此事，即退之亦未尝存此心理也。

再观禹锡和退之《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后半节：

故人南台旧，一别如弦矢。今朝会荆蛮，斗酒相宴喜。为余出新什，笑抃随伸纸。哗若观五色，观然臻四美。委曲风涛事，分明穷通旨。

时退之自阳山赴江陵掾，禹锡方以叔文败出刺连州，途至荆南，改武陵司马，和韵于荆者也。

余喜禹锡诗，尤爱茲作，读“故人南台旧”数句，想见古人交友之谊，契阔之情，与夫文采风流之盛，而荣辱穷通，早已置之度外，何其语意缠绵，感人之深也。如南台出官，果真为柳刘所构陷，则退之作诗，方抒触其事得谗谤之愤懑，而禹锡又以坐叔文党窜斥远州，亦必不与唱和，即和亦必中怀愧沮，忧谗畏讥，卒卒不能见诸词者矣。

韩柳交谊，既如此其笃矣，然退之《送三学士》诗“同官尽才俊”四句，似仍不能令人无疑，此则又有一说。欧阳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能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余谓史迁被刑，《与任安书》，愤郁激宕，无以复加。杨恽见废，语涉讥讪，遂坐腰斩。风气所趋，由来已久。盖退之平生本强人，而阳山又天下之穷处，故怨艾之词，累见不鲜。当公迁谪之日，南台同僚，固不懂子厚禹锡，而独偏怪柳与刘者，其理由亦至浅近。

凡人疾痛惨怛，则呼父母，穷愁抑郁，则望友朋之推挽，此人之恒情也。太史公致书少卿，叙其以无罪被刑，曰“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此亦任意抒其愤懑云耳。必谓当日史公下狱时，遂无一人为锐身营救，此亦刻舟求剑之说也。又宁能谓史公之作此语，曾有意讥讪少卿也耶？当退之被斥，子厚禹锡方以文学为王韦知奖，言无不从，而韩柳之交谊，又有远胜于史公之与少卿者。夫平居以道德文章相慕悦，誓生死不相背负，重以同僚之好，朝夕论心。一旦祸起不测，一则贵显中朝，图议国事，一则穷躓陨坠，贬窜天涯，此宜人情之所不堪，而悲苦怨艾之词，有不能自审者矣。此退之所以有偏善柳与刘之语，盖孟子所谓小弁之怨，亲亲之道也，故其后即有“二子不宜尔”之句，彼固悔其言加诸二子之不常矣。柳刘知退之抒其遭遇巧谮之愤懑，故见公诗而不辩。退之知柳刘之必谅，故其后无一语以自解。凡此皆足证三子者之交谊也。吾尝疑退之之坐废退，子厚、禹锡方有气力在位，宜若可救，而独不见简策。史称叔文“颇读书，班班言治道”，而执谊亦“幼有才”，彼方欲有所为，慨然以伊、周、管、葛为己任。意者李实之怙权作威，叔文方阴结天下有名士，欲示天下非党与者，遂不屑与实互相引重，抑畏忌其将压亡，遂不能慷慨引谊，申直韩公也耶？不然，则实务聚敛以结恩，而“叔文每言钱谷者国大本，操其柄，可阴以市士，故其后白用杜佑领度支监铁使，己副之，实专其政不淹”，遂以此与实相龃龉耶？又或者执谊与叔文时时异论相可否，“卒诟怒，反成愁怨”（《新唐书·韦执谊传》），遂致子厚之言不见用耶？姑阙之以待博学君子之考定焉。

（二）退之对子厚文章推许之深切

卢氏谓韩作柳志，只云“文学词章，必传于后”，其所以传，固不暇论，则子厚之文，于公可知。此论尤荒谬不能成立。夫韩柳至交，此文以全力发明子厚之文学风义，而归于文章之必传，其酣姿淋漓，顿挫盤郁，乃退之真实本领，而视所为墓志铭，以雕琢奇诡胜者，反为别调；盖至行至情之所发，而文字之变格也。夫何得谓之淡薄？且其极力描写子厚文章必传之可贵，自是笃论，使子厚材为世用，诗不窥建安，文不到西京，诚如何焯言：“不过与常杨辈争伯而已耳，即有功业，岂能数有唐第二人耶？”其后欧阳公序《苏子美文集》:“凡人之情，忽近而贵远，子美屈于今世犹若此，其伸于后世宜如何也。”其意盖本韩公。至于《祭文庙碑》嗟惜子厚，只以其文亦志墓同意。盖文章大弊于唐，至二公乃始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天下靡然从风，而唐之文章，至二公亦始真相推服。退之之言曰：“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故翱、湜辈均以弟子目之，其心目中与千秋知己，仅一柳州而已。若乃《庙碑》一文，林琴南又谓其“幽峭颇近柳州”,“辞亦全摹子厚”，信乎退之之于柳州倾服之深也。又昌黎每有一篇佳袭，柳州必有一篇与之抵敌。孙鑛云：“古人作文，多欲相角，良然。”如韩有《张中丞传后叙》，柳有《段太尉逸事状》；韩有《进学解》；柳有《晋问》；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送穷文》，柳有《乞巧文》，若相配者。独《毛颖》一传无之，故有《读〈毛颖传〉》之作。睹此足见古人为学之勤，朋友观摩之深，终老殆无止息。《毛颖》一传，开古来未开之境界，其奇较诸《饿乡记》殆有过之，不仅贪常嗜琐者，引以为笑，虽《旧书》亦刺讥焉，而子厚则倾服至于不可思议，谓“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敌[68]”,《好事集》又载子厚每得退之所寄诗，“先以蔷薇露盥手，董[69]玉蕤香，然后展[70]读，曰：‘大雅之文，正当如是’”。盖退之之文，虽斐晋公犹以为怪，而柳州独相知如此，宜乎退之之哭子厚，情切而语挚也。退之平日对子厚文章倾服如此，推许又如此，而谓韩公之作柳志，仅作淡薄之赞许，不及铭樊述辈也乎？

嗟乎！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正[71]初，得一礼部侍郎，不久即斥去。在永州历十一年，例召至京师，喜而成咏，有云：“投慌垂一纪，新诏下荆扉”，又有“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之句，其欢欣鼓舞之情，可以想见。及至京，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用，故无用力者，卒以柳州去，山川跋涉，往返万里。故《赠刘禹锡诗》云：“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赠宗一诗》云：“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令百世下读者，恻然起矜悯之心。《旧书》怪其蹈道不谨，昵比小人，以坠素业。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及至是，古今治乱安危之故，既已精熟；气魄力量，既已充足；举进士，既已及第。此固太冲所谓“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王仲宜所谓“冀王道之一平，假高卫而骋力”者也。子厚之托王韦以进，初亦欲进忠款于王室，欲就其功业耳。《叔文传》叙其“阴结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进者，率谐附之”,《禹锡传》亦称“王叔文于东宫用事，后辈务进，多附丽之”。故子厚之托足于叔文，躁进则有之，阿党则非也。退之墓志言子厚“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意谓子厚欲藉叔文辈引用以就功业，非餮富怙权者比，诚不枉子厚用心。至于庙碑一文，桐城吴汝纶先生以为专为子厚感愤而作，盖因柳人神之，遂著其死后精魄凛凛，以见生时之屈抑，所以深痛惜之，意旨最为沉郁。史官不知其为左氏之神境，而妄议之，过矣。韩柳之交谊如此，而尚谓其不相知乎！

退之《答刘秀才书》，言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且言行将引去。子厚见而非之，致书退之，词意严切，以为退之身兼史职，既畏刑祸，则不宜一日在馆下，更不当荣其号，利其禄而已。又言恐刑祸者非明人，而学如退之，议论之美如退之，生平秉直如退之，似不必惧，仍乃惧而不为，则唐史将何望焉？文逐层翻驳，正气凛然，所以协勉退之者甚至。又退之生平排斥佛老，比于孟子之辟杨墨。子厚在南方，《送僧浩初序》有云：“退之寓书罪余”，盖退之又疑子厚之信奉佛氏矣。足见朋友相知之深，故彼此责望甚至也。

自子厚为柳州后，退之亦以论佛骨窜逐潮州，一摈南海，一弃蛮夷，相望千里，一水盈盈，惟有于清风明月，时寄相思而已。退之元和十四年《答柳州蝦蟇诗》有云：“猎较务同俗，全身斯为孝。”彼固知其故人之不能与世推移，与不得永年于蛇尩瘴疠之所矣。其后子厚果以其年十月梦奠柳州，卒不生还，可胜叹哉！退之墓志，反复以文之必传慰死者，意其不复能伸其志于生前，庶几有待于后之人乎？而后之人又复牵强附会，妄肆菲薄，则子厚屈抑之心为如何？而退之之灵亦必有郁悒不怡者矣。此余所以窃不自拟，而有兹篇之作也。博雅君子，无或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