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大林：发展动员模式及其历史意义[1]

[俄]В.Н.舍夫琴科著 武卉昕编译

武卉昕：女，1973年生，蒙古族，博士，东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苏联史 苏俄伦理学

2009年秋，国家领导层阐明了当前俄罗斯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性，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俄罗斯的未来非常危险。国家领导层还注意到了俄罗斯对原料出口的依赖。但是国内曾经也步入过现代化阶段：斯大林在20世纪30—40年代实行了国家全面现代化。如今统治精英试图推动对国家来说绝对必要的新现代化进程，阐明自己对斯大林现代化经验的态度是必要前提。

斯大林曾是我国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并且在1923—1953年的32年间是国家的实际领导人。他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的学生，解决了当时我国面临的最复杂的实际问题，创造了独特类型的工农国家和独特的苏维埃、斯大林社会主义。但同时也使我们国内形成了独特的环境。关于斯大林的文章非常多，其中以无法全部列举和评价的政论性文献居多。还包含大量官方文件，以及党员战友、朋友和敌人的回忆录，当然也包括他自己亲自撰写的著作。但所有这些在今天看来都不足以解释斯大林现象。

这是因为社会上对他的个性和行为存在着对立的评价，这是我国和世界知识界当前无法消除的事实。不但如此，无法避免的是因为必须经常谈到使得斯大林的名字成了我们知识界深切而痛苦的神经。实际上在现在每个圆桌会议或者学术讨论会上都能发现，不论它们的议题是关于社会哪些方面的，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没有达成共识的迹象。大量观众和读者常常陷入“斯大林是罪犯还是英雄”的两难思考。近几年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不断增多，几乎达到50%。电视节目《俄罗斯的名字》（2008年）显示，斯大林至今仍是俄罗斯的主要象征之一。

当然，希望我们这个已经承受了大量威胁和现代挑战的社会停止分裂。如果没有明确地解释国家历史中的斯大林阶段，并使这种解释得到多数俄罗斯人民的认可，社会前进的步伐将步履维艰。众所周知，2007年启动了一个庞大的研究方案，准备出版100卷阐释斯大林主义的著作。目前已出版70多卷，主要撰写人为英语国家的研究者。该方案具有绝对的倾向性，旨在系统地贬低与斯大林统治有关的整个苏维埃时期。我们想从哲学、世界观层面更客观地看待斯大林现象，要在这个层面上寻找克服社会分裂的途径及客观科学地研究问题的坚固基础。

斯大林坚定的反对者B.科斯季科夫（В.Костиков）总体上准确地指出，即使是在文简图茂的群众性小报上斯大林依然拥有稳定的高支持率。斯大林已逝世半个多世纪，国家“重启”资本主义已有18年，按照苏联的算法，几乎相当于4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如果斯大林被遗忘，不是因为民智开启，也不是受民众谴责和咒骂的影响，只有在俄罗斯的地平线上出现胜利的曙光时他才会被遗忘，然而胜利暂时还没出现。那么，为什么胜利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出现？似乎是因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得到了罕见机会得以摆脱斯大林遗产，按照自己的样板在国家建立正确的标准的资本主义，但是没有成功。因此，必须再次仔细地剖析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时期国家所做事业的历史意义，详察他们进行社会全方面改造的独特经验。

斯大林和现代化政策。近几百年的俄罗斯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改革者，但毫无疑问，其中的杰出者是彼得一世和约瑟夫·斯大林。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已经过去了300年，但是直到现在对于他宏大改革的历史意义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广为人知的观点是，在追赶现代化的道路上，换句话说是在俄罗斯的西方化道路上，俄罗斯是从彼得一世开始力求缩小落后于西方的差距，现在这个观点越来越遭到质疑。有足够理由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是首次尝试以自己的方式直面历史的挑战，俄罗斯第一次现代化尝试是为了寻找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坚实的发展道路。从彼得一世开始，俄罗斯开启了社会历史特点与当时西方先进成就相结合的复杂过程。

俄罗斯帝国沿着自己的特殊道路走进死胡同并于1917年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统治精英的失职和短视。直到帝国存在的最后几年，各种国家改革计划还在不断提出，但是由于缺少意志坚定且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实践主体，当时也只有国家应该承担这个实践主体的角色，改革计划只能停留在计划阶段，无法付诸实践。С.Э.库尔吉尼扬是对的，他肯定了俄罗斯国家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国家是工具，人民利用它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历史使命……没有历史使命就没有人民。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重新着手寻找俄罗斯的独特发展道路。19世纪下半叶开始出现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危机，从这时起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其中也包括马克思社会主义。欧洲思想界认为社会主义道路能够走出危机，危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爆发，在俄罗斯也是如此，几百年来在俄罗斯社会积累的巨大反对能量在1917年2月像炸弹一样爆炸了，俄罗斯帝国在三天内就垮掉了。1917年十月革命为国家开辟了继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前景。红色方案是选择在俄罗斯第一次尝试形成和实现与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的社会主义，走坚实的独特的俄罗斯发展道路。Н.А.别尔加耶夫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在1917年的俄罗斯……是空想色彩最少和最现实的，而且是最忠实于某些俄罗斯传统的，是俄罗斯探索的通用社会真理、可理解的极端方式和俄罗斯暴力管理和统治方式……共产主义是俄罗斯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俄罗斯人民命运的内在要素”[2]。

布尔什维克党从最开始就成为新的特殊型现代化发展主体。党是阶级和社会的先锋队、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对未来国家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理解并因此形成的联盟。斯大林是领导者之一，或者像那个年代所说的，是俄罗斯共产党（布）的领袖之一，他从1923年列宁离开活跃的政治生活之后开始独立推行政治路线，在讨论国家发展道路过程中斯大林成为党公认的领袖。斯大林从当时苏联社会所面临的历史选择中选取了一个，这个选择开辟了国家特殊发展及全面改造社会的道路。由于20年代末一系列不可改变的情况，这个方案变成发展的动员模式，斯大林成为战略家和国家独裁者。随着它的实施，统一的国家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使社会思想丧失了多样性。

斯大林作为国家领袖，首先对自己的理性思维类型感兴趣，他的思维类型是特殊的哲学和实践辨别能力的混合体，这种思维类型既能直觉地捕捉理想新社会类型，又能明确意识到在具体社会中实现这个方案的基本可能性。在这里可以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社会以可变的、具体现实的形式出现。在理性思维里斯大林指的是某种囊括一切的东西——根本改变旧社会的东西，而这意味着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新的人与人关系（新社会群体）和新苏联人。

如果在理性思维上解决了问题，那么从政治环境角度开始思考实施方案的具体方法，尽量改变国内政治环境以便加快和改善实施方案。在理性思维和政治的交叉点产生战略目标，成为达到理想途径的战略，但是运动总是与解决大量具体任务相关，正确的解决方式应该是促进运动。理性思维、政策和战略三位一体决定政治活动家的思维性质本身，而实际实施规模取决于他在政治等级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他竭力达到的党和政府中的领导位置。意识形态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居外在位置，借助于这个工具，社会实施具体任务和战略目标，在社会意识里建立正确的体系、目标和任务的从属性。

俄裔法国哲学家A.科耶夫写道，政权的四种类型中有“计划政权”。“未来掌握政权有多久，未来表现在计划方案中（以对过去的了解为基础，现在思考出来并形成的对未来的视野）。‘设计方案’是领袖政权，因此可以说，未来‘出现’在像领袖政权那样的‘专制’形式中，领袖政权有未来的潜在存在于现在的所有的一切之中作为自己的形而上学理论。”[3]换句话说，当政权以伟大的思想、全部的生活制度作为指导原则时，就是所谓的设计方案政权，同时也就是向未来示威的领袖政权。

斯大林对苏联情况的认识观点是：苏联这个国家是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到1923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立场形成明显差别。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继续获得胜利为前提，因为他认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是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按照托洛茨基的观点，在世界仍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苏联不能消除自己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依赖，革命会很快遭到失败。斯大林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世界革命延期，国家应该做什么？当时的观点是，当革命浪潮暂时退去时，应继续试图计划欧洲的革命形势。

斯大林在党内讨论会上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一国能够也必须建成社会主义，他多次引用列宁在文章《论我国革命〈评尼·苏哈诺夫的札记〉》里的见解。列宁说：“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4]这意味着，斯大林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道路具有可能性，并且它能为国家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前景。到1925年年底，斯大林路线在激烈的党内辩论后成为党的十五大会议的指导精神，理念逐渐发展为战略目标。

斯大林提出了哪些有利于自己思想的论据？他是怎样思考当时国内和世界形势的？

（1）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实现，欧洲开始暂时稳定。但是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仍是“火热”“激昂”的社会，是巨大社会无组织能量的载体。处于革命情绪中的群众坚信，国内战争的胜利消除了通往新社会的主要障碍。人民仍旧急切等待快速而彻底地改造日常生活环境。工农群众希望向前进，社会发生了运动变化但社会进程并没有向前推进，而且新经济政策对于无产阶级意识来说是一种倒退。社会上的冷漠和不信任情绪正在蔓延，人们公开谈论革命思想背信弃义。斯大林在1924年5月党的十三大会议上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不久以前我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做过一次演讲，我说也许我们必须从党的方面或者工业方面调一万来个共产党员到商业工作方面去！”[5]换句话说，与列宁的观点相悖，新经济政策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十分严肃。

（2）新经济政策头几年的巨大成就使革命者陷入艰难境地。小资产阶级的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也在增强。斯大林是首位看出这对苏维埃制度具有致命危险的领导人。热月政变的危险，也就是社会倒退的危险，正在变成现实，它来回飘荡在空气中，需要赋予社会主义因素新的发展速度以及与资产阶级分子斗争的新动力，将一切社会力量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在于建设社会主义对国家生存和发展是非常必需的，而不仅仅是马克思科学理论原理，在这个意义上，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非常新的，并且是至今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的社会制度。在意识形态里渐居首位的不是抽象地讨论革命，而是现实的革命目标，是那时国家人民熟悉而明白的：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为此，需要组织紧张劳动，以及坚定对很快胜利的信念。这一切都成为作为新社会制度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描述。自此斯大林多次引用列宁的话：推行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会成为社会主义俄罗斯。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里也经常强调，他相信能建成社会主义，全体党员应该赞同这个信念并传达给群众。

（3）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现实道路，按照斯大林所说，国家摆脱对西方的经济依赖将成为可能。斯大林的最高目标是国家的经济独立，只有在国内建成社会主义才能达到这一点，这个思想非常牢固地盘踞在斯大林的头脑里。斯大林正确地认识到依赖和落后之间的联系：依赖产生了落后，而不是相反。沙皇俄国在几百年间都是欧洲国家的原料基地。苏维埃俄国在1918年1月拒绝偿还沙俄欠下的巨额债务，这使国家在财政经济方面不再依赖西方。1921年西方提出150亿美元的账单，当时列宁针锋相对地提出200亿美元的索赔要求。于是，问题被推迟解决。斯大林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多次强调的思想是，苏联应该尽一切可能，不再重复革命前的情况。“工业化是维护我国经济独立的基本方法。”[6]在对苏联历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里，斯大林写道：“提纲没有指出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的根源和作为西欧帝国主义列强的后备军的沙皇政府在这个战争中的作用，同样也没有指出俄国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主义对西欧资本的依赖，因此，十月革命作为使俄国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解放者的意义，没有得到说明。”[7]

（4）斯大林从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开始就坚定地认为世界将分裂成两大不可调和的阵营——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更强大，国家发生战争的威胁也来源于此，斯大林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中心位置。一些学者现在认为，军事威胁被斯大林夸大了，但是事实仍然证明，20年代末武装干涉的威胁对国家来说仍是现实问题，“战争给我国造成了危险的威胁”[8]。斯大林强烈反对托洛茨基全力“燃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观点。党会帮助欧洲工人运动，但是革命只有在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内部冲突解决后才能发生。斯大林利用共产国际的国家组织，借助欧洲工人运动高涨，首先能降低、削弱武装干涉的威胁。

在20年代末斯大林认为，国家应该成为军事堡垒，坚决与内部敌人（后来被称为“第五纵队”）作斗争。他确信，在国内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不能避免外来侵犯，这个意义上胜利不是最终的”[9]，斯大林的这些观点确有先见之明。

发展的动员模式。斯大林在1929年转为用动员方式实现其理念，在30年代初他成为国家独裁者。动员模式的运用与特殊的、非常紧张的社会环境有关。根据一位研究动员理论的作者的观点，发展的动员模式“是利用非常手段和非常组织形式达到非常目标……它的突出特点是它在外来的、极端威胁国家完整和生命力的因素影响下发生”[10]。在这个因果链条中，作者认为居首位的是能够接受的极端的外来因素，而且利用外来威胁达到内部政治目的在政治史上非常常见，因此评价外来威胁的真实性在实施动员措施的国家里是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斯大林评价外来威胁从世界局势发展趋势角度看是真实的，并且是重要的。国家发展的动员模式在仔细思量后被迫使用的原因，在于动员模式是为国家和人民建立安全生活环境的绝对必要措施。伟大的卫国战争进程和结果证明了该模式的实施是非常及时的，对斯大林的批评通常忽略社会动员模式启用的外部因素，简单地把1929年伟大转折归为个人政权的专横和贪婪。

动员有开始和结束。承担动员责任的国家领导人能否预见它会怎样、于何时结束？动员的开始难道只是因为绝望吗？如果他不相信会成功，他根本不会决定采取非常措施，而如果相信胜利，那么从他的角度看胜利，能解决提出的主要和基本任务，剩下的只是细节问题。众所周知，胜者为王。提前看出未来胜利的代价是不可能的，而且所期待的结果是远非任何这类意图所能得到的。但是，关于胜利的社会代价、得与失的对比、成就与牺牲的关系等问题始终是历史问题。发展的动员模式对于任何国家都是严峻的考验，何况是对于苏联来说。

因为发展的动员模式意味着要特别努力使用特别组织形式，这种模式看起来是历史的险境，把国家、人民、领袖迅速拽入某种旋涡。发展的动员模式需要巨大的资源——财力、人力、原料和组织，同时需要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就历史影响来说，根本改造社会的社会动员规模在特殊环境下产生了巨大的问题，后来还发现，国家的这个历史阶段或早或晚会结束，对斯大林动员方案最激烈争论的意义也在于此。

动员方案，作为对非常性质的威胁的应对方案，使它的设计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坚定的观念，认为社会和人是具有无限可塑性的，这是一个特别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动员方案的强大机制改变人们什么，人民的文化历史经验由此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这是现今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公开命题。这也是对斯大林动员方案的评价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能否坚决克服当今基于其他的非动员方式的显而易见的国家落后？或者说，现代的动员应该首先指的是智力资源，而不是人力和物力资源？但是还留下一个问题：集中国家有限的资源进行现代化，并有力而高效地组织利用这些资源。

许多情况使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进程严重复杂化了，但是在1929年以前没有必然需要动员体系、发展的动员模式。斯大林认为外来威胁和内部威胁非常严重，但是并未达到极度危险的程度，应该会发生需要非常措施的非常情况。

决定使用非常措施并非来源于任何一个哪怕最正确的理论，也不是来源于任何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是国家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开启的新的以往没有的实现战略目标的机会的结果。机会具有独一无二的、暂时的、迅速发生变化的特点，所以发生特殊情况：现在或者再也没有。国家领袖承担着转为利用非常措施的巨大历史责任，斯大林的主观主义受到各方批判，不论是欧洲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从思想上解释领袖的这个决定绝对必要，以使社会理解和接受，但是不能利用某些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因为这会歪曲这个理论本身，理论在这里完全没有帮助，就像在前线上的具体情况：在前线上某一个点的意外突破会使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长的坚固防线失效。

斯大林的直接战略目标有三个：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对于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工业化，建成符合那个时代的现代工业体系。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工业是属于自己特殊类型的工业。1925年，他在论及赶上而后超过先进工业国家的任务时说道：“我们只有在最新技术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做到这一点。”[11]

1927年通过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相当猛烈，但不是动员性的。1929年发生了特殊情况，西方公司对苏联工业化建设的兴趣发生第一次飞跃。1929年2月驱逐托洛茨基之后，对于斯大林来说与一系列美国大公司紧密而有效地联系成为可能，这些公司大规模订购设计和组织建设许多大型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成了日益成长的新工业大国的基础和象征，包括汽车、拖拉机（坦克）、飞机制造、铸造工厂。设计总造价是那个时代的天文数字——2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000亿美元。在这方面的突破是巨大的，并且它发生在斯大林驱逐托洛茨基之后。

将斯大林推向动员的决定性事件是1929年秋季的“大萧条”。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机器、设备、仪器和优质钢的价格急剧下跌，以购买或者贷款就能获得整套工业设备甚至一些工厂。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重新修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方案。

同时，斯大林彻底改变了对新经济政策的态度。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产生了一系列收购商品粮的非常措施，但是并没有取消以新经济政策为主导的战略路线。1929年12月政策彻底改变。

动员问题首先变成财政问题，国家十分需要财力购买工业设备。资金来源有：①向西方出售各类农业产品、木材、自然资源；②农村实行集体化以稳定地获得工业建设所需的商品粮和劳动力；③开设外宾商店，吸引人们用黄金和贵重珠宝首饰交换进口商品；[12]④扩大使用囚犯劳动力，其中包括开采黄金。

斯大林在1929年12月宣布开始伟大的转折。他给国家和党提出了在最短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在1931年他要求进一步提高运动速度，把速度和克服落后直接联系在一起。“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3]

苏联工业化的结果是出现了拥有最新设备的完整工业体系。托洛茨基在1931年写道：“对外贸易的数字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和速度的指导性数字。”[14]斯大林贷了很多款，但都按时偿还，没有出现大量外债，所以不能说出现对西方金融的贷款依赖。

显然，对外经济因素在转为发展的动员模式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历史经常详细描写各种对外政治和外交细节，而有意忽视对外经济因素的作用，忽视分析财源、货币信贷流（包括借款）的状况。顺便说一句，现在的政论作品非常愿意讨论货币问题，特别是从党、秘密组织、特工机关等活动角度出发。学院派的哲学研究很少与这些资料打交道，这当然是哲学研究的特殊题目，但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和国家的历史，它的货币财政有首要意义。

从根本改造社会的动员模式观点看，制订计划的机制被坚决修改。Г.С.斯特鲁米林院士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他的一部著作这样理解斯大林时代的计划：“我们认为所有国民经济计划的特点不是夹杂在这个计划里面的科学预见，而是计划的目标设置，像经济任务和指示系统……对现有资源和国家发展的客观经济趋势的科学研究是制订计划的必要前提，但绝对不是计划的内容。”可以制订各种计划，“但是实际上只能实施其中一个：而行将实施的计划是会得到劳动群众意志力量积极支持的”[15]，换句话说，计划是在集中和动员劳动群众的集体意志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者的能力。对作为政治战略家的斯大林制订计划的看法是这样的，斯大林修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高数字首先是动员社会的目的。1933年1月，动员机制已经建立并且开始卓有成效的运作，斯大林强调：“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最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16]，他认为，党要鞭策国家，使它加快速度向前奔跑……不能不催促国家，它已经落后100年并因为落后受到死亡威胁。

动员涉及了农村，它最复杂和悲剧的部分是消灭富农阶级和快速全盘集体化。农村转入新轨道导致多年的生产产品大量损失，几个世纪以来的生产生活方式被破坏，引起了农村巨大的社会震荡。农业改革为新工业建设提供了大量资金和劳动力。

为了数百万群众能接受和理解这个目标，斯大林被迫但完全有意识地走上思想上简化最终绝对目标的道路，否则动员是不可能的。

首先反对转入动员发展阶段的是那些可以称作居民的人。不论具体工作形式如何，居民意识总是拥护“正常的生活”，反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过度”改变。一些思想性言论也反对动员，特别是在那些因过去功绩获得名望而过着舒适生活的人。官僚集团、苏维埃资产阶级（新经济政策时期企业主的称呼）、苏维埃官僚的行为也反对动员。

官僚问题是斯大林应该解决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1917年之后经过多年的发展，官僚体系规模庞大，多次企图摆脱党的监督，企图成为领导“阶层”。竭力摆脱党的监督的苏联国家官僚体系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平静生活会被打破，越来越不想发生新的革命震荡。托洛茨基指出，正是这种情况是自己政治和党务生涯衰落的决定性原因。“革命在国际范围内遭到一个又一个失败，控制权到了国家改良主义者手中，他们自发地巩固斯大林官僚体系，反对我和我的政治盟友。”[17]

但是俄罗斯的官僚体系不仅是为谋私利使用权力的“阶层”，准确地说，一直以来它都是俄罗斯国家结构的基础。官僚体系不能解散，需要正确利用，斯大林成功地驯服了官僚体系，他多次提到官僚主义，称官员比党务人员多很多。斯大林使整个国家管理机制服从于党机关，实际上成立了管理国家的行政命令体系。A.别克在《新任命》一书中很好地描写了这种行政命令体系在个体层面上的运行机理。[18]

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走上国家领导岗位是受到官僚体系的支持，这个观点是部分正确的。官僚体系不想发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它对斯大林在20年代集中精力处理国家内部问题的做法完全满意。但是斯大林不仅把官僚体系作为自己的支柱，在某种意义上他辜负了官僚体系的期望。在建立发展的动员模式下，官僚体系为了实现伟大目标，为了达到目标，不得不承担巨大工作量，其中许多人并不想参与完成斯大林的巨大任务，因此被解职或被镇压。斯大林经常把国家官员和党务工作者从一个地区调换到另一个地区，目的是防止出现官僚小集团和互相包庇的情况。

发展的动员模式的形成经历了三四年的时间，它于1933年基本形成。必须指出的是，发展的动员模式计划建立特殊的平行政权组织，根据国家首脑的决定它拥有广泛权力，作为动员和监督机构绕开现存政权机关。

斯大林建立的发展动员模式依靠严厉的专制政权体系统，这种政权体系还是不能简单地评定为集权主义政权。为取得社会的动员团结一致，不可避免地依靠严厉的措施镇压反对动员方案的人。要知道在宽广的历史前景中我们再次强调，这里谈的是苏联社会的生与死。

“苏联人”的概念出现于1934年，并在十七届党代会、“胜利者”大会上宣布，对新人的概念做出了具体阐释，新世界虽然远未完善但已具备了现实轮廓，还创造了“俄罗斯奇迹”。奇迹真的在工业领域不可思议地实现了，教育、科学和技术领域实现了真正的革命。苏联成为全世界发展的标杆，是那个时代无可争辩的精神领袖，朝圣成了所有寻找世界新道路的人的需要。B.马雅可夫斯基称新俄罗斯是“人类的春天”。

新社会的最重要特点之一是，它是由规定约束的、定额的、理性的社会。当谈到苏联人形成过程——他的行为模式、言语运用、服装、共同文化程度时，新社会的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国内形成集体的工业社会，相当部分的年青一代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业建设并进入城市，开始积极地投身到苏联人所做的事业之中。首先是定额劳动的义务，斯大林屡次指出需求增长、消费增长和贸易额发展的积极意义。国内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为他们成立了为数不多但品质极好的百货商店。虽然形式特殊，但是不能以此推论30年代斯大林时期形成了消费社会。[19]在根本改变社会的构想里没有它。在动员节奏框架下，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严格建立在高级精神目标优先于物质消费目标的集体意识上。因此那些研究者未必正确，他们中为数众多的人忽视了30年代存在于社会上的强大精神热潮，把那个时代的全部日常生活简单化为日常生活劳动。但是与构想相反，消费社会的萌芽出现在党-苏维埃官僚体系环境下，萌芽在几十年后猛烈爆发导致悲剧后果。

20世纪30年代苏联社会出现各种社会团体和阶层，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政权的关系十分复杂，认为在产生新社会的框架下应该出现新型人民自发组织、新公民社会制度、新型民主。它们被认为是不属于旧的新经济政策的社会，而属于新社会和新人的现象。用各种方式包括残酷行为在内改造人们，严格监督国家居民的行为和意识并不是斯大林的独创。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许多国家甚至比斯大林更早地建立类似特工机构[20]，虽然发现较晚，但是在苏联斯大林时代它们的活动范围远超出理智框架。

斯大林作为理论家和苏联社会主义创造者，于1936年通过了新宪法，宪法第一章写道，苏联是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里斯大林说，新宪法草案来自于资产阶级制度被消灭的事实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取得胜利的事实，他列举了如下内容：“苏联新宪法草案的主要基础是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已经争取到和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对土地、森林、工厂以及其他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的消灭；多数人贫困和少数人奢侈现象的消灭；失业的消灭；劳动是每个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按‘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一公式履行的义务和光荣职责。”[21]为了从理论角度来说明到1936年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建成，我们从开始便阐述了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特点和理论观点。

在1923年开始的关于在一国——苏联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辩论中，斯大林是党的政治领导中最不妥协的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当时作为社会主要发展模式的西方社会的人。一些作者确信，不妥协的原因来自于他童年和青年的生活环境。确实，斯大林是党的主要领导中唯一出身于非常贫穷家庭的人。

他自学了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一部早期著作《无政府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中，斯大林认为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被严格分为两个敌对阵营：一小撮资本家阵营和多数无产者阵营。从他的角度看，资本主义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必然被摧毁。斯大林写道：不言而喻，继资本主义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正像继黑夜而来的必然是白天一样。[22]1917年8月，在俄罗斯共产党（布）六大上斯大林说：“很有可能，俄国正是开辟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只有欧洲才能给我们指示道路的陈腐观念。有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是主张后一种马克思主义的。”[23]斯大林理解俄罗斯的作用类似救世主，俄罗斯实现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20年代国内战争结束后这个想法逐渐在斯大林的工作和讲话中越来越重要和具体，30年代斯大林开始谈苏联是强国，而且是伟大的强国。

如果从更广泛的角度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斯大林，那么他在自己的整个一生中都相信，他信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批评斯大林的人，在后斯大林时代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些人，一致同意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简单化，比如在著作《辩证和历史马克思主义》（1938年）中。斯大林遭到强烈批评的原因是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严重倒退。

在批判地研究斯大林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Г.卢卡奇对斯大林方法论的论断引起我的注意，他指责斯大林建立了唯一事实和最普遍理论观点之间的直接联系不是把理论具体地说明适用于实践，而是正相反，按照通常只是可能出现的实际需要，把原则简化、庸俗化。毫无疑问，卢卡奇发现斯大林思想观点的独特之处是他倾向于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斯大林重要的是，给予每个积极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现实国家一个通用的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新词汇。但是卢卡奇不认为那个历史环境产生的东西有任何积极之处，当时经典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关于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前景的问题。

Б.Н.别索诺夫在1990年年末发表的自己的总结性文章《斯大林思想和行为的方法论》中写道，斯大林的思想过程简单而片面，他使历史规律过于接近自然规律，他在新经验基础上制定的新说法丰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根据不足等等。[24]还有一个例子。三名乌拉尔学者即А.В.盖达、К.Н.柳布京、С.В.莫什金，在自己的著作里写道：“我们认为斯大林创造了一个俄罗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和庸俗化。”[25]这种例子可以举很多，但毫无疑问，可以理解的是，所有这种对斯大林的批评都来自哲学家和学者，虽然斯大林自己对某些批评意见做出了回答，尤其在20年代。比如，他在1923年写了文章《对于俄罗斯共产党员提出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文章简略地但总体上文理通顺地叙述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关系。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审查战略计划的问题，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认真地进行了研究：“战略计划是组织能够最迅速地获得最大效果的决定性打击的计划。”[26]但是与哲学家和学者不同，斯大林首先是政治国务活动家，因此对斯大林教条化和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指责抱怨并没有揭示出主要的东西，即在一个被孤立的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的动员方案是怎样成为现实的。

斯大林多次显示他对马克思著作、欧洲革命思想的深刻了解，他确信，他遵循马克思和整个革命欧洲的遗训。因此，在回答我们是否有过社会主义的问题时，有足够的理由回答：是的，有过。他列举在工业发达的欧洲以马克思的名义但并不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建设，在那里产生和发展了作为马克思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有他的部分思想能帮助解释国内形成于20年代的情况。在这里也出现一个问题：是否有其他处于国家和政治政权机关高层的政治活动家-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上正面、正确地运用哲学家和学者们认为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原则的例子？实际上这种例子不存在，并且按照我的深刻见解也不可能存在。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领袖的特点是不一样的，他提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显示了被称作理性思维的东西，斯大林的工作正是从这个方面出发引起特殊兴趣。他的思维观念是全面改变社会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具有自身强大的潜在的宗教成分。因此可见，斯大林能在最大限度上加强转折时期革命的人的作用，为革命赋予了新意义，提供了基础目标。

表示理性思维的现代形式在讨论社会方案的过程中形成，现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中国、伊朗、俄罗斯等的社会思想界都在积极讨论社会方案。这种方案的未来观点以非常多样的知识类型为依据，因此不论根据哪类科学也不能得出严格意义上的不是哲学或者科学的学说。因此，对斯大林理性思维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角度批评斯大林是完全过时的。因斯大林的理性思维偏离欧洲马克思主义而对其进行批评，并因这个原因拒绝承认苏联时期的建设，这使得苏联人民在苏联政权存在的74年间作出的所有贡献失去历史意义。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论述常常受到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最严厉的批评。据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与高度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而成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表面看起来相似，他的理论曾经指导苏联建立了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制度。应称它为军事的、国家的、行政的社会主义，但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斯大林谈到在国内建设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时，利用了社会主义的普遍准则。如果按照这个尺度判断，那么没有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处于“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而只是处于过渡状态，过渡阶段可能长达几十年，甚至更长。因此按照许多作者的观点，斯大林的观念超越了时代，他太急迫了。

但是可能还存在其他的关于苏联、俄罗斯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如果实践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使它变成多方面监督的手段，成为今天的现实，会使所有非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迷失方向吗？如果在具有各类文明特征的不同社会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解放、人道主义、新社会和新人等思想，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发展途径吗？完全可能，没有唯一途径也没有唯一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准则，实际上斯大林在新历史条件下寻找与西方不同但并不对立的国家发展特殊道路，在解决社会问题方式上补充、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它，甚至超越西方道路。同样可能的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和俄罗斯（苏联的早期说法）的社会主义在原则上是一枚奖牌的两面，从物质与精神相互关系角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两种不同模式，同时会产生各种未来社会主义的观点。

继续解决斯大林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中问题的责任，落到了国家其他领导人肩上，他们不能或者不想利用群众活跃的创造性，以及“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形式，来补足斯大林管理时期形成的“自上而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斯大林死后，官僚体系成为苏联社会真正的统治阶级，它推翻了赫鲁晓夫，迫使勃列日涅夫接受了它的政治游戏规则，它改变并获得了属于政府的国家财产，这些财产被官僚体系成功地瓜分了。官僚体系把消费者赶到街上，社会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很少的物品，而且物品质量很差，最终使广大消费者亲手结束了“现实的社会主义”。正如托洛茨基警告过的，官僚体系对苏联制度有致命的危险，一旦由它掌握国家的实际权力，它便会不可遏制地竭力攫取国家财产。

官僚体系赢了——国家输了，国家回到了从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围国家的状态，斯大林所想的和所实现的都被破坏和丢弃了。在我看来，斯大林的形象，在今天首先被当权的官僚体系有意诋毁。俄罗斯的官僚体系一直是面目狰狞的古怪东西，也是俄罗斯社会的日常生活基础，但官僚体系在斯大林时期悲剧镇压中的作用至今未被研究。历时74年的苏维埃试验包含了所有的悲剧因素，付出了那么多史无前例的牺牲，具有史无前例的历史意义。

在1922年出现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文明开始形成，它的意义和许多特点与斯大林的名字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因为在他统治的年代，形成了被称为苏维埃一致性、苏维埃人的现象。70年代的苏维埃一致性在它过去严格的意识形态形式下不再完全适合世界和国家改变的生活环境。80年代中期的危机现象导致试图实施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所有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按照它的倡导者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应该完全结束斯大林遗产，“唤起”革命洪流和多年停滞不前的社会，但是这个尝试完全失败了。被唤起的社会力量都被官僚体系应用到摧毁社会制度上，1993年苏维埃文明永远退出历史舞台。

俄罗斯社会上相当部分的人隐秘地希望新斯大林的降临，在国家目前状况暂时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这种希望将一直存在。俄罗斯不能长时间地游离于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之外，做西方发达国家的原料附庸，要么因经受不住与其他快速发展的世界领先者的竞争而退出世界舞台，要么它重新成为伟大的大国，不论在军事政治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问题在于，俄罗斯能否向全世界展示新的独具吸引力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俄罗斯将在该价值体系基础上建立并在该价值体系内满足物质需要服从于精神上改造人和人类的伟大目标。在国内实践这个社会进程发展方案，必定需要使它回到特殊的、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上。

在科学的社会主义出现前，社会主义思想就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社会中。首先是但又不仅仅是农民社会主义。俄罗斯人根深蒂固的现代社会主义见解——首先与社会公正有关，这是俄罗斯社会几百年来最明显的特点。社会公正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发动机。今天我们正在走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并且我们重温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因为它是某个人的思想，而是因为它能够对社会的迫切需要给予回答。但是这个需要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被满足，或者它将永远被忽视。现在又到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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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节选编译自俄罗斯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政治行为哲学：20世纪左倾政治思想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50页。

[2] [俄]Н.А.别尔加耶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起源和思想》，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

[3] [法]A.科耶夫：《对权力的理解》，普拉克西斯出版社2007年版，第85—86页。

[4]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72页。

[5]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页。

[6] 《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7页。

[7]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8] 《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页。

[9] 此句在《斯大林文集》中的表述是：“换句话说，当社会主义只是在一国内获得胜利，而资本主义包围还继续存在的时候，能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是最终的胜利，是已经免除了武装进攻和恢复资本主义的行动的胜利呢？”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9—190页。

[10] [俄]А.Г.福诺托夫：《从动员社会到革新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11] [俄]A.H.雅科夫列夫：《新经济政策是怎样被断送的（二）》，李方仲、宋锦海、李永庆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94页。

[12] 参见[俄]Е.А.奥索金娜《工业化中的黄金：国有对外进出口集团》，政治学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

[13] 《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275页。

[14] 引自《反对派公报》1931年第20期，第4页。

[15] [苏]Г.С.斯特鲁米林：《在计划经济阵营》，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22—223页。

[16]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7页。

[17] [苏]Л.Д.托洛茨基：《我的人生》，全景出版社2001年版，第491页。

[18] 小说在1987年改革之初出版，获得了很大知名度和大量反响。

[19] [俄]Е.А.奥索金娜：《工业化中的黄金：国有对外进出口集团》，政治学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1页。

[20] П.赫尔科维斯特：《通知——我们工作的起始与收尾》，布尔什维克时代民众倾向监督及其整个欧洲背景//美国的俄罗斯学：当前历史学研究标杆.苏维埃时代，文选/编者：莫斯科，代维德-福克斯，萨马拉：萨马拉大学，2001年，第68—73页。

[21] 斯大林：《斯大林：列宁主义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608页。

[22] 参见《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10页。

[23] 《斯大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4页。

[24] [匈]Г.卢卡奇：《阿尔伯特·加罗奇的信》，《哲学科学》1989年第6期，第104页。

[25] [俄]А.В.盖达、К.Н.柳布京、С.В.莫什金：《约瑟夫·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探讨》，叶卡捷琳堡，2001年，第4页。

[26] 《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