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社会生活史之途：以燕大社会调查为例

赵晓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1912年，在英国留学的陶孟和与同学梁宇皋想要给外国人编纂一部论述中国社会生活的书籍。他们最初以为，在中国社会生长的人，每天所经历的日常生活都是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事情，将其写出来应该不太困难。但在写作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个人的经验很有限，个人所知的不过是社会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历史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记录却是少之又少。传统古籍更多记录的是所崇拜的大人物、大思想，涉及平常百姓的生活，往往沿用的都是一些“空泛且捉摸不定的套话”，没有记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到底是怎样的。中国的历史没有一部是描写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是“哑国民”。

陶孟和自此发了一个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调查一番。一方面可以了解中国社会的长处，将对人民生活有益之处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总结出社会的“不良之处”，再探讨改进社会的方法。因为“有了真的了解就得到真的解决。……我们也必先求了解中国问题各种的情形，然后才有配提议解决方案的资格，然后才有支配那问题的能力”。[1]

中国社会生活史有系统、有意识的记录，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创建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学在中国的创建又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是如影随形、紧密相连的。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社会服务或学术研究的目的，针对某种社会事实和现象，或某个区域的社会概况，有意识地运用询问、实地观察或征集问卷等方法，从事资料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以求了解事物实情的一种感性认识活动，或以此为依据做进一步理性分析的认识活动。这种带有极强烈科学含义和实用针对性的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出现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是紧密相关的。

社会调查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据社会学先驱吴文藻先生的研究，“社会调查本源可以溯到法国黎伯勒（Frederic le Play）在当时实地考察工人生活所作的许多家庭账簿研究”。[2]1837年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正式提出了“社会学”的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建立。几乎在同一时期，随着近代社会的“西学东渐”的社会大浪潮，社会学传入中国。

晚清维新派在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教学大纲中，均设有“群学”（当时将社会学译为“群学”）课程。据孙本文先生考证，最先采用“社会学”一词者“当推谭嗣同的《仁学》”[3]。1902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出版，这是国内最早的译作。1903年，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出版，“可算是西洋社会学输入中国的起点”。[4]严复对社会学的功能和重要性非常推崇，认为“学问之事，以群学为要归，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5]据冯友兰先生的研究，严复最早向中国人介绍社会调查的科学方法，“为中国社会学从历史社会学走向二三十年代的实证社会学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6]

随着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发展，社会调查逐渐普及，并被西方社会接受为一种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有效科学方法。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但很难讲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笔者并不同意在晚清已经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的观点，其实中国传统学术中也有社会调查的记录和运用，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徐霞客撰写的《徐霞客游记》，都有基于实地调查的资料和口述访谈，但与今天所言的基于科学观念和精神形成的“社会调查”的概念是不同的。[7]

中国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兴起并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调查所涉及的范围极为广泛，政治、经济、军事、社会阶层、灾害与环境、文教、卫生、交通、婚姻家庭、宗教、人口等几乎所有内容，都逐步进入社会调查的视野。可以这么认为，当时社会的政、教、学等社会各方力量，都很重视社会调查。而这些社会调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史研究留下了数量巨大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