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文学地理学的多面相与学科融合

杜华平[1]

文学地理学学科理论中，核心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科的概念范畴；二是学科的基本理念。与这两方面息息相关的首要问题则是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特点。只有把学科的性质、任务和特点讨论清楚了，其他的理论问题才有方向。本文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任务角度讨论它的文学与文化面相，并提出学科理论的立足点问题。

一 “两个文学地理学”及其融合的基础

从学科源头看，文学地理学在西方存在两大背景，文化地理学之下有文学地理学的分支，而在文学之下也有文学地理学之名。同一个“文学地理学”之名，地理学者和文学者各说各话，互不相干，在中国学界尤其明显。戴俊骋有“两个文学地理学”之问，并指出“两条泾渭分明的研究路线，对学科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困扰”，因此，主张寻找二者的差异，促使二者相互对话，并最终实现融合[2]。周尚意梳理了地理学研究者和文学研究者有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问题的异同，并根据地理学知识框架，做出了前者大于后者的判断，实际上也就暗示了以地理学覆盖文学地理学的观点[3]。要说明的是，此一立场，周尚意本人在与笔者的邮件讨论中似有变化。

在我看来，“两个文学地理学”现象的出现本身，已说明这是一个大有作为，有多种生长方向，因而也是“很有想象空间”的学科。虽然目前“两个文学地理学”的局面已形成，一时不易实现融合，但是由于二者都是以“人地关系”为立足点，都有借助对方的基本意愿，因此，二者充分展开对话、逐渐趋近是完全可能的。二者对话的第一步，应是两方面的学者都各自从本学科出发，厘清本学科意义的文学地理学的根本关切，以及所要研究的各种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二者都应认真全面地了解对方的学术思想、学术逻辑，了解对方所赖以走向文学地理学的学术驱动源，这样才能在深层次上对话，并在对话中逐渐壮大自己。在此基础上二者实现融合才最有意义。为此，下面试图对两方面学者的意见做必要的梳理：

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地理学崛起，梅新林指出：

人类与地理的天然亲缘关系，不仅激发和塑铸了人类的空间意识，而且也为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有机融合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因而以文学空间形态为重心的文学地理研究，实为一种回归于这一天然亲缘关系之本原的学术行为。20世纪以后，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学地理思维成果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碰撞、融合，促进了文学地理研究的现代转型。至20世纪80年代，得益于改革开放与“文化热”的有力推动，文学地理研究在沉寂数十年后再度复兴，并逐步臻于理论自觉阶段。这既是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空间意识高涨的时代产物，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4]

关于“中国文学研究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梅新林也有反思，他认为：中国文学史研究有两大问题，一是时间断裂；二是空间缺失。所谓空间缺失，即囿于传统线性思维，过于注重时间维度而忽视空间形态。他认为：“由此导致大量文学资源的流失以及整体文学生态的萎缩。”在他看来，文学地理学研究应以此为逻辑起点。换言之，文学地理学研究有学术“矫正”与“拓新”的双重用意。具体而言，可表述为：“文学地理学对于文学空间研究形态的拓展与深化，既在理论层面上更符合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可以在现实层面上反思与补救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5]这是文学界引入文学地理学的基本逻辑。

地理学界近百年更是出现了重大发展与变革。蔡运龙认为西方地理学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传统地理学、“科学的”地理学、“人本的”地理学和“后现代”地理学，而聚焦于“人对空间和大地的经验”等内容的“人本的”地理学思潮[6]，与文学地理学的崛兴正相呼应。唐晓峰梳理了20世纪文化地理学的发展，区分了20世纪20—50年代以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和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文化地理学，前者借鉴人类学“超机体”（superorganic）文化概念来分析在环境、人和文化三者关系中，文化是先于行动的人而存在的一种动力，是控制人类行为的一种稳定的力量。文化景观成为伯克利地理学派的重要研究内容。而在后现代文化地理学那里，“超机体”文化概念被抛弃，文化景观也被视为需要主观“阅读”的“文本”。进而，“社会空间”也全面引入，“空间正义性”研究成为地理学家们的重要任务[7]。

问世于1998年的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就是用人文地理学理论研究文化地理的代表作，此书有大量讨论文学地理的内容，它引用了达比1948年对小说的地理学意义的看法：“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扩展开来，他指出：“文学作品中的诗歌、小说、故事和传奇都对空间现象进行了描述，并试着作出了解释和说明。”因此，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地区的文学作品一直被当作资料和数据使用。这些作品就像是一份调查报告，成了一种可利用的地理数据”。而正如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索河流的源头”，相反，“我们必须很谨慎地假设文学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到某一地方的风土人情”，很多时候，需要通过文学作品内特定历史背景中的“情感结构”来感受和理解文学中的地理内涵。人文地理学对文学资源的重视，根本原因有二：一是要将人的经验、感受等作为地理学的中心议题，要探索和解释“人与地理之间充满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二是解释文学作品经常是地理景观生成的重要因素：“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8]

对两方面学者的思想作以上排比之后，不难看出，虽然两大学科学术路径与研究范式不同，最终的归宿或目标有别，但是二者的交集、重叠处却明显大于分歧，主要有：第一，文学家、文学文本，是二者共同聚焦的基本资源；第二，以“人地关系”问题为中心，关注人在社会空间中的生存状况，关切人的精神、情感、经验、感觉，是二者共有的目标。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第七章“是地区还是空间”的末尾小结中说：生活于现代和后现代的人们，他们的世界，“天际在不断延伸，边界在不断消融”，而地理学的任务就是使得他们“仍然能找到家乡的感觉”。[9]这不正是文学的任务所在吗？有这两大重合，文学地理学完全应该成为地理学和文学实现融合的领域。可以说，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研究扩大自身的视野，直接面向地理学而出现的结果，也是地理学吸收并直接走入文学研究的结晶。

本文第二节讨论文学地理学的文学面相时，是以文学的立场来看文学地理学，但扣住“人地关系”的主题，贯彻文学与地理学对话融合的意旨。另外，正如迈克·克朗所一再表达的那样，如果文学文本仅仅被当作地理学资料和数据来使用，这并不是人文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的路向，因此，根据地理学作为综合性学科的性质，本文第三节讨论文学地理学的文化面向，实际是出自地理学的立场，但也与文学与地理学对话融合的意旨有关，为了克服地理本位意识，笔者将从文化的层面讨论。

二 文学地理学的文学面相

上一节的梳理说明，文学地理学无论最终归结于地理还是文学，首先都要立足于文学。因此，文学面相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面相，这应是两方面学者的基本共识。下面从以下两大主要任务来看文学地理学的文学面相。

（一）“人地关系”视阈下的文学家研究

这项研究最基本的是回答“在哪里”（where），包括：一个文学家在哪里（特定的空间、地点、场所）孕育、成长？其文学写作在哪里进行？其写及的故事现场在哪里？其拥有的读者或粉丝在哪里？这些读者或粉丝在空间上如何扩散？等等。以上所有的问题，都离不开空间、方位、位置、边界、地点、场所或者区域、地域等能回答“where”的具体所在。这些“所在”包括山川风土，但又不限于此，还可以有人际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的信息。

研究的主要内容是：

1．描述文学家个体的“地理基因”。这个概念是由邹建军提出的，他认为：“地理基因”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不同作家身上留下的印记是各不相同的”，如“出身平原的作家与出生盆地的作家其文学视野与思维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别”[10]。描述文学家个体的地理基因，主要得研究他的故乡（包括第二故乡），这可以认为是文学家的“地理出身”，其地理基因主要由此奠定。

2．描述文学家个体的人生轨迹，呈现其“人生地理”的区域、边界、线路、节点、地标（借用林奇《城市意象》五要素说），展现其人生的空间图景，进而说明其精神、心理及变化状况。

3．描述文学家个体的交际地理，揭示其人际环境，从社会实践、交际实践的角度解释其人际环境及对其精神、性格的影响。

4．描述一定区域或时代的文学家群落的地理分布，包括静态籍贯和动态轨迹的地理分布，旨在构建文学史宏观图景。

所有上述研究均应扣住“人地关系”这一基本问题，从人与地理之间的交互影响角度恰当地说明各种类型、各种尺度的地理空间背景所赋予文学家的一定影响，又从文学家的“空间实践”解释人的“自由意志”本质及其限度，较完整地揭示出特定社会、历史、自然条件下的文学家精神面貌、性格个性和共性。

（二）文学文本的“空间诗学”解读

文学地理学研究不能仅限于文学家研究，还应进入文学文本，应在解读文学作品上有所作为。对文学作品作“空间诗学”的解读，应是文学地理学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文学与地理学两个学科交集最大的方面。

1．讨论文学文本中具体、确定的地理空间、地理意象、地理景观及其结构、意涵。这种讨论与分析，既可是对文本的空间形态、结构关系及其意涵进行解读分析，也可把文本中所创造的文学地理空间（具有虚拟性、想象性）与实际外在地理形态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作比对分析，并找到有意思的生发和阐释之处。前者主要考验的是对文本的细致把握与分析能力，后者除了文本本身的分析外，还要做大量的文献比勘与实地田野考察。譬如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中曾介绍达比研究托马斯·哈代小说时，将其笔下的西撒克斯与现实中西撒克斯原型的自然风貌加以对比，从而形成文本中呈现的“地图”与现实“地图”重叠、映射关系，就属于这种有趣的解读案例[11]。再如我们阅读李白的《蜀道难》《送友人入蜀》和杜甫的《剑门》等作品，在解读诗人所描写的空间意象之外，若再从方志等类史料中考察清楚秦蜀通道的详情与历史变迁，同时再作实地考察，那么，对李杜笔下的蜀道、剑门等地理空间意象就会获得更生动有趣的分析。

2．对那些未能建构起文学地理空间、未能创造出地理意象的文学作品，从其模糊的、动态的空间构成、空间特点乃至空间逻辑，包括与日常生活、社会行为相关的空间属性方面做出恰当的解读。当然，这里所说的“地理意象”是在拙撰《地理意象研究刍议》一文中所定义的“创造层”的地理意象，若从“基础层”的地理意象，也即“文学文本中一切对地理客体所做的描述、指称、隐喻”[12]角度看，梳理、统计存在于一定范围各种文学文本中的某类地名意象，并考索其含义，也是不少学者已做且仍然可以继续做的研究。

3．对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一些不具有地理属性，但具有空间性与象征性的空间意象、空间原型的解读。很多作品创造有特定的空间意象或空间原型，它具有空间形态，主要是用于象征作者某种人生体验，往往兼有意识性、感觉性。譬如卡尔维诺笔下的迷宫意象，用以表达他所理解的后现代人生存的真相（头绪纷乱中使人自我迷失，找不到出路）。不仅如此，卡尔维诺还以“从一座迷宫逃向另一座迷宫”象征文学的功能与意义。卡尔维诺的结晶体意象则用以说明他对后现代社会中的多面体、无中心、完整性的理解。意象中充满着作者本人的后现代体验。对空间原型的分析，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堪称杰作。该书围绕家宅系列空间意象作了现象学和诗学的深入分析，如书中第二章“家宅和宇宙”分析了波德莱尔、巴舍兰、里尔克等人所写到的家宅小屋意象，巴什拉通过与外面的整个世界相联系、相对照之后，解释了这一原型意象所包含的幸福感、安全感、宁静感和完整感。在第一节末尾他引用了《在爱情的沙漠》中兰波的话：“就像一个寒冬的夜晚，雪让世界彻底窒息。”然后分析道：“在住着人的家宅外面，寒冬的宇宙是一个简化的宇宙。”“家宅从冬天获得内心空间的内敛和细腻。在家宅之外的世界里，雪抹去了脚印，模糊了道路，窒息了声响，覆盖了色彩。我们切身感受到一统天下的白色对宇宙空间的否定。家宅的梦想者知道这一切，感觉到这一切，并通过外部世界中的存在的消减，他体会到内心空间中的所有价值的加强。”[13]波德莱尔情感体验世界中的家宅，作为空间原型意象是典型的，这也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所应讨论的。

4．对作品中的故事框架和空间转换模型及其意涵的研究。有些叙事类的作品往往会选择一定的母题或相应的故事框架，并可能形成特定的空间模型，如一些采用游记框架写成的传统小说，往往都有相同的情节套路：主人公从离家开始，经历在外闯荡的复杂经历后，最终回到家。一些历险记、英雄传奇类的传统小说也是如此。这类作品所采用的故事框架及其空间转换模型，其背后的意涵，是理解作品应该面对的问题。而在近似的框架中多样化的不同处理方式，更充分体现了作品的个别意蕴和主题表达，也是作品的空间诗学解读的题中应有之义。

5．讨论文学作品的空间叙事策略、方法，以及空间构建的艺术水平，是对作品进行空间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文学作品本质上就是文学家把自己的精神生命（感觉、感受、情感、价值观、信仰）外化为文本形式，为使文本呈现具体化、情境化、情味化的文学面貌，作者总是通过一定的叙事手段、修辞技巧或“互文写作”等文学技法来实现。空间性文本也是如此，空间叙事是这种文本的生成路径。而空间叙事研究的任务，按龙迪勇的观点应是“对于叙事文本中空间元素的叙事功能，以及叙事文本的空间形式问题”的探讨。譬如龙迪勇在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注意到爱米丽居住的屋子与外界环境的关系，正是她与镇上他人的关系，深层实际上即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可见在该小说中“空间已成为一种时间的标识物，成为一种特殊的时间形式”[14]解读的就是小说文本中空间关系的叙事作用、叙事意涵。

6．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地理解读还应包括对作品中所体现的人地观、空间意识等做出解读批评。实际上，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世界的感觉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地观、空间意识，是人一切社会性实践的基础，必然要或隐或显地体现在作品中。文学地理学的根本出发点是“人地关系”，文学的奥秘也多半在此，所以，阅读空间性文本，理所当然要重点关注于此。解读好文学作品人地观，既是理解文学作品、理解文学的需要，也可为地理、文化实践及地理政治参与奠定基础。

对文学作品作文学地理解读的领域还不止以上六个方面，实际上文学研究原有的触角，在文学地理学的解读中几乎都可能伸展而及，譬如文体、媒介层面的研究都可放在文学地理学之下来思考。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就有几个章节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具有一定的示范性。而扩展开来，文学地理学可以研究的领域显然还包括文学史发展演变的视角，文学群体与流派等宏观问题。邹建军曾提出文学地理学的八大研究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三类：一是地理对文学影响类的问题有五个：自然地理、山水环境对作家的影响；自然地理环境与文学流派的关系；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史演变的关系；地理大发现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影响；人类对宇宙空间的新观察对作家观念的影响。二是文学作品对地理的表现，有两个问题：文学作品对某一地理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山水描写及其意义。三是东西方作家对地理空间的不同表达[15]。以上问题有些就是这里所没有具体细谈而实际上可列入文学地理研究的范围内的。由此可见，文学地理学的文学面相是相当丰富而清晰的。

三 文学地理学的文化面相

上一节说明，以文学家、文学作品为基本研究对象的文学地理学，必然是以文学为本位。然而，文化地理学者并不一定认同这一立场，这是因为地理学是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历来与物理学、几何学、生物学等诸多自然科学紧密联系，还与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有关系，而其与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的携手，也在人文地理学崛起之后成为事实。现在的文化地理学，几乎无所不包。在文化地理学看来，文学也是文化的一支，文化地理学统领文学地理学完全符合逻辑。看来，在建设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时，强调何者为本位都有理由，二者难以相下。在这种情况下，搁置争议，扩大共识，才是最合适的一种选择。换言之，与其争论文学与地理学何者为本位，不如在“文学地理学是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这一共识下，互相对话，互相合作，实现共赢。

为此，有必要根据地理学作为综合性学科的特点，根据文化地理学的多面属性，看看文学地理学的文化面相。

周尚意认为，地理学有认知目标和实践目标，以这两大目标作思考的基础，她提出了文学地理学的八个研究问题[16]。下面介绍她所列的问题及我的理解。认知目标，她列有三个子项：存在的认知、道德的认知和美学的认知。第一个子项回答“客观的”地方与区域是什么，包括两个问题：从文学作品、文学事件和文学景观中发掘区域信息；影响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景观分布的原因。两个问题都是以文学作品为主要对象，旨在辨识、认知和理解地方和区域信息。第二个子项回答道德的地方和区域应该是什么，问题即是何种文学景观的分布是道德的。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发现了地理空间的正义性之后才出现的问题。因为文学作品的深处包含有作家的道德理想，从作品所写的空间意象、空间关系中就可辨识以文学家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对地方和区域（实际还应包括社会结构）的正义性期待。第三个子项回答原真和美的地方和区域是什么，她列的问题是：植根地方的景观美学。这是因为文学家总是满怀深情地描写其心中的美好空间（景观），当中就包含有作家景观美学、地理美学，间接地就反映了社会对于地方、区域、景观等的美学认知。以上三个子项的认知目标和四个研究问题，与实践目标并不完全分离，认知之后，都可或直接或间接地转向地理空间实践，譬如区域建设、景观设计时，参阅文学作品特别是著名文学作品，理解文学家所表达的空间美学、景观美学，这就属于实践层面的事。

剩下的四个研究问题，都是为实践目的而提出，周尚意列表概括了这几个问题：

表中列明了地理学将文学资料转变为文学资源和地理资讯，最终服务于提升地方价值，促进社会公正、和谐，传承和创新文化等实践活动。这些方面是传统文学研究所不考虑或者说是缺乏的思考，而这些就是地理学的应有任务。因为以上所有问题都以文学作品为基础，最有利的应是文学研究者与地理学研究者各自发挥所长，通力合作，写出专题研究报告，提供给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和有关企业作决策、设计之依据。而这便是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的特色。

由此可见，像地理学一样，文学地理学也具有一定的实践性，是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文化部类。迈克·克朗认为：很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地方[17]。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以上仅仅是根据地理学者周尚意提出的八大研究主题作出的论述，说明了文学地理学的文化面相。这八大研究主题有明显的地理本位思考特色。而在笔者看来，从文学作品的内部结构出发也仍然可以通向文学地理学的文化面相。这里主要从文学作品所提及的地理意象、地理景观为观察入口。

先说地理意象。地理意象是文学作品中与地理相关的构成元素。这个概念是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原版问世于1960年）传入中国之后，逐渐在历史地理学界使用和扩展的。但是，地理学者关于地理意象的研究以地理为本位，譬如历史地理学者张伟然是较自觉地使用地理意象作研究的学者，他所撰《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认为：“地理意象就是对地理客体的主观感知。”在研究时，他实际把文本中的地理指称都视作地理意象[18]。而以文学为本位对地理意象的定义应是：文学家对特定地理空间的印象经艺术加工后，凝练为具有地理特征（如以地理事像的形式呈现）的形象。为了凝聚两界学者的共识，我提出分层的地理意象概念，将文学界所公认的地理意象作为高级的（或称为创造层的）地理意象，而基础层的地理意象则概指文学文本中一切对地理客体所作的描述、隐喻、指称，包括“地名意象”[19]。在我看来，无论是哪个层次的地理意象，其根本意义都是使外在于人的地理事象与人的意识或精神性活动沟通起来，并最终提升地理的审美意义。换言之，从“文学生产”到“空间生产”，地理意象起着重要作用。而地理意象要在社会的“空间生产”中实现其意义，地理意象还得转变为文化意象。举例来说，当洞庭湖、云梦泽、岳阳楼这一组地理意象成为三楚大地的文化意象，成为三楚大地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载体时，过去无数的文学家、思想家的精神创造，和现实社会的各种地方文化建设，就形成互相对话的关系，文化的传承、光大便具备了基础。如果说从文本到地理意象这一端是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从地理意象到文化意象这一端，就是文学地理学特殊的研究课题。文学地理学的文化面相应该从这个角度理解。

再说文学景观。周尚意等人引述德洛丽丝·海登的观点，认为：城市社区重建时，应注重保护那些在文本、故事中记录的景观，保护与文本相关的地方性记忆。因此指出：文学作品是地方重建的重要参考[20]。曾大兴认为文学景观有两种类型，即虚拟性文学景观和实体性文学景观。前者指文学作品中所写的景观，实即地理意象；后者指现实景观，因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而被人感知。现实的实体性文学景观，其生成主要可能有四种情况：一是原有的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因文学作品的描写而转变成文学景观，譬如滕王阁是由滕王李元婴修建，是一处人文景观，王勃的到来，以一篇《滕王阁序》而使之成为文学景观。第二种情况是因文学作品而建造的新景观，如因白居易《琵琶行》所写的故事发生于九江城内湓浦口，当地人为纪念白居易，根据此诗在其地修建了琵琶亭。琵琶亭即为文学景观。第三种情况是根据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景观而修建的人文景观，如湖南武陵根据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而专门修建的桃花源。第四种情况是文学家的故居、他们的足迹所至之地、他们的墓地或者是后人为他们所修建的纪念馆等[21]。文学景观的生成，从本质上讲是文学家的精神生命，或者他们的精神创造成果，以地理的形式固化为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所以，文学景观的生成，从某种程度上延长了文学家的精神生命，这是文化实现不朽的方式之一。另外，文学景观还是现实社会的文化、经济、旅游的重要资源。研究文学景观，是文学研究走近现实生活的重要途径，是文学研究最接地气的表现形式。曾大兴在讲到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时指出：

文学景观的魅力是巨大的，文学景观的旅游价值也是巨大的。古往今来，丝绸之路上的文学景观为沿线各地创造了多少旅游价值？这恐怕是难以估计的。因此我建议，有关方面在讨论和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规划的时候，能够充分考虑到“丝绸之路文学景观带”的价值。我认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文学地理学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个作用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或地理学所能取代的。文学地理学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挖掘、研究和彰显丝绸之路的文学与文化内涵，这对于更好地保护、利用珍贵的文学与文化遗产，对于提高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开发和建设水平，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有关部门讨论和制定“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规划而不邀请文学地理学学者参与，恕我直言，这个规划是会有缺陷的。[22]

这一意见是从文学景观研究的意义和方面说的，很深刻地阐明了文学地理学对现实社会的文化参与的功能。

文学地理学的以上两个面相，较完整地展示了这一交叉学科的性质和特点。

四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立足点

迈克·克朗说：“文学地理学应该被认为是文学与地理的融合。”[23]而以上三节为了避免何者为本位的争议，持搁置争议、凝聚和扩大共识的立场，仅论及文学地理学的交叉学科的性质，并没有具体论及“融合”的问题。在我看来，互相对话，凝聚和扩大共识，是最终走向融合的基础。将来的融合，要从相向而行，务实工作开始。相向而行的过程中，寻找二者融合的基础是必需的。这融合的基础就应该是共同的理论立足点。

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不可能来自毫不相干的局外，势必来自两个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传统地理学是关于区域差异的学科。“区域”（region），即人们在地表上划分出的一个空间范围，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近半个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引入了另一个相近的重要概念：“地方”（place）。两个概念的不同处其一在于“地方”可以是一个较明确具体的地点，而“区域”则更强调它具有边界的范围（尺度可大可小，但应有“四至”的边界），这是两者的区别之一。而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区域”较客观、较正式，而“地方”则带有一定的主体情感色彩，包含人对某地点或一定范围的空间的主观情感、态度在内。在“这是个好地方”的陈述或者“这是什么鬼地方”的感情宣泄表述中，“地方”都不可以置换为“区域”。在包含一定风土人情意味的时候，需要使用“地方”而不是“区域”一词；在文学作品中写到人物活动、事件的时候，会用“地方”而不是“区域”一词。而在政府发布正式的区域统计数据时，“区域”也不可以置换为带有情感色彩的“地方”。研究报告中写到地域划分、数据比较时，一般使用“区域”而不是“地方”一词。

这两个概念是文学地理学的基本概念，是学科建构的理论立足点之一，但它们都属于研究的工具，而不是文学地理的本体。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是在“区域”与“地方”之上的“空间”（space）。“空间”与“时间”同是人和世间一切（当然包括文学）存在的基本依托，与人的存在相始终。传统地理学中，“空间”一词直接置换为“区域”。在一般场合，为了更具体地指明地理学的使用范围，避免使用“空间”一词显得大而无当，人们还使用“地理空间”一词。“地理空间”即可以定位的地表空间，在我看来，是文学地理学更为核心的概念。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大厦应该以这个概念为起始来建构。这个认识，我在2013年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三届年会的大会发言中已明确提出[24]，最近作了更完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学科概念体系的框架[25]。

但是，随着对近半个世纪西方“空间转向”背景下的哲学、文化学、地理学的更深入学习，我更加感受到悬置“空间”概念，而只将“地理空间”作为文学地理学的出发点，虽然很具体、很清晰，但仍不免于表面化、外在化，还没有回到文学地理的本体。回到本体，就应该充分吸收西方学术界对空间意义的最新认识成果。20世纪上半叶以前，康德对空间的理解一统天下：空间是人类感知的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4年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问世以来，人们对空间的关注热情得到了极大激发。这个与人的生存始终相伴的“空间”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在根本上是依靠并通过人类行动“生产”出来的。它是一个无限开放的、冲突的和矛盾的“过程”。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它要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从此，以社会空间为基础的各种“空间”命题，如“空间实践”“空间生产”和“空间资源”“空间权力”“空间正义”等都一起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引发“空间转向”思潮的列斐伏尔、福柯等人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和后现代主义倾向，他们的整套空间思想未必适合借用来建构一般的文学地理学理论，但是他们对“空间”的思考方向在后来不断发展，使“空间”成为社会关系（组织结构）、文化的表征，使之成为与人的存在本性有关的“力量”等理念，这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有重要的意义。与上述理念相比，以“地理空间”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就不免失之狭隘和保守。唐晓峰等认为：文化地理学从过去对文化开展空间研究或（地理）空间分析（如划分文化区），发展到现在对（地理）空间开展文化研究，这是一次巨大的范式转型，“开辟了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文化地理学领域”[26]。如果文学地理学在立足于“地理空间”的同时，更充分吸收具有现代意义的“空间”观念，登高望远，文学地理学将得到更深厚的学术动力，文学与地理的融合更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