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哲学与生活

我的父亲母亲

为了哲学的理想，我长期在海外和东北漂泊，很少有机会照顾在海南的老父亲，有什么事都是由大哥和大嫂担待；我只能寄点钱，打电话问候，心中一直有愧。所以这次回海南过年我花了不少时间和父亲在一起。刚好碰上东北疫情反弹，反正海南人也闹不清吉林有哪些城市，虽然来自低风险城市，别人听说是吉林来的还是会心存芥蒂，因此这次回海南我干脆不通知任何同学，不参加任何聚会，除了年三十回了趟文昌老家，看看堂哥嫂和刚刚修缮的祖屋，其他时间就留在海口陪伴父亲。看到父亲的身体逐渐康复，心中甚感宽慰。父亲身体底子很好，扶他过马路时走得比我还快。但他毕竟是90岁的人了，最近还摔了一跤，所以我还是放心不下。父亲是非常好强的人，有拐杖也不想用，这次只好逼他用了。他觉得拐杖长了一些，我就在家里翻腾起来。父亲知道我想做什么，默默地笑了，像变戏法那样从柜子底下取出一个工具箱，其中有钢锯。我用钢锯把拐杖截去了一段，父亲扶着正好。我也不觉佩服父亲，这么大的年纪，家里所有东西放在哪里还是记得一清二楚。父亲喜欢美术，因此也喜欢木工等工艺活动，自然对各种工具都很熟悉，退休后则喜欢摆弄花草，在狭窄的城市居住空间中努力保留一点自然的气息。阳台上摆满了一行花草，还不断地向上攀爬，成了一道风景线。我感觉父亲的生命力就像他用心浇灌的花草那样顽强。

根据家谱，我们家的文化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北宋末年定居海南的龙海清。海清公祖居福建莆田，哲宗癸酉科中进士后，徽宗崇宁三年钦命为琼崖宣慰使，率几千士兵渡琼平定叛乱，继任琼崖总镇，任期满后便立籍文昌，成为海南龙姓始祖，传到我父亲已经是二十五世了。我的祖父是文昌乡下的私塾教师，擅长美术和中医，治好了不少乡邻的疑难杂症，也是周围一带比较早吸收西方文化的人。父亲继承了从祖父而来的文化传统，不但擅长美术，还考上了海南医专，不过学的是西医，毕业后自告奋勇去最艰苦的五指山区支援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现在的五指山市（当时的通什镇）就是父亲这一代人亲手建设起来的。后来，父亲成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学校的副校长（负责全面工作。校长由卫生局领导兼任），在任上充分发挥其审美特长，在校园里栽了很多花草树木，真的是绿柳成荫，繁花似锦，把粗糙的自然环境变成了美丽家园。母亲则从州医院的护士（到湛江医学院进修后）变成了卫校的教师。父母生了我们三兄弟。两个哥哥都继承了父亲的美术专长，毛笔字也写得不错，而我则既不会画画，毛笔字也写得不像样，也许真如母亲所说，喜欢吃鸡爪的人字是写不好的（其实我喜欢吃的是鸡腿）。不过，我还是继承了从祖父到父亲对文化的重视。父亲是领导，在家里收藏了很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的书籍和人物传记。虽然小时候还不太读得懂这些书籍和传记，但还是从中受到了理想主义的熏陶。父亲还在墙上挂了很大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两边贴着一副对联：“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小时候我们三兄弟和邻居小伙伴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有人说出一个国家的名字，其他人在地图中寻找，找到后就换另一个人来说，直到有人说出的国家谁也找不到，这个人就是赢家了。我在刚刚完成的著作《世界地理的哲学意义》中分析了目前世界公认的197个国家的地理意义，为人类走向天下大同提供了地理依据，这种思想的种子或许在当年玩游戏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大学时我读的是数学，毕业后感到数学难以满足我的精神追求，于是决定献身哲学，后来还决定自费出国留学，实现哲学的理想。当时我已经是大学讲师，自费出国留学等于放弃了国内的一切，将要面临的是完全没有确定性的未来。然而父亲很理解我的理想追求，对我的大胆决定给予了热烈的支持。虽然我从出国留学到回国任教走了十几年的弯路，父亲的精神支持始终没有改变。今年我终于可以将二十多年哲学探索的结晶《太极之音》送到父亲的手中。他要用放大镜来看，只能大概地浏览纲目，但仍然看出这本书的宏大构思，连声赞叹：“太精彩了！”

虽然我没有继承父亲的美术专长，却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爱好。母亲出生于新加坡，13岁时跟随亲人回到琼海老家，从此就定居国内。琼海和文昌是邻县。父母的老家就在两县的边界附近，生活和文化都密切关联。母亲年轻时是当地出了名的美女。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才子佳人配”。母亲很喜欢唱歌，是当地文艺宣传队的活跃人物。至今我还记得童年时母亲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哼歌曲的样子，也许那个时候对音乐的爱好就已经悄悄渗入我的心灵了。母亲性格开朗，很有人缘，逢人就说笑，非常亲切，不像父亲那样沉默寡言，比较严肃，然而两人感情非常好，我甚至记不得他们吵过架。在那个艰苦朴素的年代里，父母用尽了心力让生活变得丰富。父亲利用五指山区丰富的木材，亲手做衣柜等家具，整天又锯又刨的，最后还要上漆，弄得家里常常充满了天拿水的味道。母亲则为我们三个孩子做衣服，理发，还在菜园里种芭蕉蔬菜，在茅草屋里养鸡养鸭，到鱼塘割水浮莲，在周围收集蜗牛捣碎来当饲料。可惜那时我还太小，不懂得母亲的辛苦。有一次，一起玩的小伙伴们突发奇想，觉得天气太热，最好搭个棚子来乘凉。于是我们找来树枝插在沙土上，围成了方形，但不知道拿什么盖在顶上。我自告奋勇地说菜园里有芭蕉树，叶子很宽很长，做屋顶最好了。于是我们用小刀割下了很多芭蕉叶，终于搭成了棚子，躲在里面又说又笑的好不自在，直到母亲气急败坏地出现，才知道大事不好。母亲辛辛苦苦种的芭蕉树被弄得光秃秃的，自然很生气，但也只是责备而没有动手。母亲是舍不得打孩子的。我小时候身体素质不好，经常感冒，每次感冒都常常要打针才能好。五指山区的地形凹凸不平，从卫校到州医院要爬挺长的一段坡。到现在我永远忘不了的，就是每次感冒发烧时，母亲都会背着我爬那段长长的斜坡，到坡顶的医院开药，亲自给我打针，再把我背回来。在母亲背上的感觉是那样温暖，那样舒服，使我简直都不想下来。小时候的我真的是太不懂事了，不知道母亲长年劳作，腰腿是酸痛的。换作今天的心情，即使发烧到软弱无力，我也只会让母亲牵着我的手一起走，绝不让母亲背着我上下坡。

父亲在“文革”期间曾经被造反派打倒，不但被关起来，而且还受到自己的学生和下属的批斗打骂，受尽了人间的苦难。那段时间母亲一个人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承受心灵的巨大折磨，其艰辛可想而知。记得有一天母亲正在默默地做饭，忽然间哭了起来，跑到旁边拿毛巾擦眼泪，哭了一会，擦完眼泪又回来继续做饭。我那时还太小，这个场景的意义长大后才慢慢想明白了。父亲被批斗时经常要跪在地上，膝盖疼痛难忍。母亲就用厚布和棉花缝制了两个护膝，让我大哥在夜里悄悄从窗户扔给父亲。父亲偷偷把护膝穿在裤子里面，膝盖就好受多了（小燕子发明“跪得容易”是有道理的，只是没有想到会在现代社会重演）。“文革”过后父亲被平反，母亲也评了讲师，我的两个哥哥都有了工作，我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校在广州工作。好日子终于到来了。然而有一天，我忽然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突发急病昏迷不醒（可能是脑溢血）。我急急忙忙从广州飞回海南，落地后雇了私家车快速赶往卫校。车子从州医院经过长长的斜坡下降到卫校的操场，走出车门，我看到一大群老师、学生和邻居聚集在临时搭起来的灵堂周围……。母亲离开人世的时候只有55岁。在广州留校工作后，我曾经暗暗怀了心愿，让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过上幸福的晚年，但当时母亲还不算年老，我又刚开始工作，所以没有认真考虑如何实现，现在悔之已晚。每年从广州回海南过春节，我都会带些礼物回去给家人，但给母亲的礼物不知怎么买，因为没有仔细用心，加上男人的粗心，常常会买些她并不需要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只有一件礼物是母亲特别喜欢的，那是一件褐色的布纽扣的对襟中式上衣，是我偶然看到有位中年妇女穿着很好看，所以决定买的。我刚从袋子里拿出来，母亲眼睛就忽然一亮。她太喜欢那种颜色和款式了，暗沉但有韵味，锦绣而不花哨，符合母亲的年龄和教师身份，而且既不老气也不俗气，每次穿去上课都会被那些卫校女生赞不绝口。然而，这只是我偶然做成的一件让母亲特别开心的事。后来我出国留学，回国任教，实现哲学的理想，所有这些母亲都一无所知，最后留给母亲的只是我孤身一人在广州工作造成的牵挂。

母亲走后，父亲没有续弦。每年回文昌老家过春节，父亲总要回琼海探望娘家亲戚，或者请他们出来镇上喝茶叙旧，每年还会寄一些钱给身体不好、没有成家的舅舅。娘家人常夸父亲“念旧”。衣服是新的好，人是旧的好。相濡以沫的感情，只要懂得珍惜，就会一日深过一日。人是从哪里来的？对这个问题，科学、哲学和宗教给出了许多不同答案，互相争论不休。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人是父母生出来的。所谓人就是男女之爱产生的后代。没有父母，哪里来的我们？父母的爱情，不但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姻缘，也是我们应该永远延续下去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