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朱利安·巴恩斯的生平与创作简介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 ）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实验大师，与马丁·艾米斯和伊恩·麦克尤恩共同被誉为英国当代文坛三巨匠；他于2011年获英国“布克文学奖”，并因写作手法新颖、作品风格多变被斯托特（Mira Stout）称为英国“文坛变色龙”（the chameleon of British letters）。英国作家德波顿（Alain de Botton）称赞他为“小说形式的革新者”。[1]对于巴恩斯而言，创作“不仅对于个人（你）而且对于整个小说史都是一个新起点”。[2]可以看出，形式革新是巴恩斯创作生涯致力于追求的目标。在近三十多年创作生涯中，巴恩斯硕果颇丰：共发表14部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集、3部文集、4部以“丹·卡瓦纳”（Dan Kavanagh）为笔名出版的侦探小说、2部回忆录以及许多报刊文章和评论文章等。截至目前，他仍笔耕不辍，继续创作。此外，他还兼具小说家、编辑、文学评论家和电视评论家等多重身份。

巴恩斯的多重职业身份及其对法国和语言的浓厚兴趣离不开他的成长环境。他于1946年出生于英国莱斯特郡，父母都是法语教师。从1959年开始，他便随父母在法国的不同地方开始度暑假。他曾回忆说，早年度过的这些假期“充满焦虑”，但是之后却对法国满怀热情。[3]在1964—1968年期间，他在牛津大学先后学习哲学和现代语言（法语和俄语），并获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之后，他取得律师资格，从事许多种职业。[4]1979年，他与文学代理人卡瓦纳（Pat Kavanagh）结婚。[5]

巴恩斯在英国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不容轻视。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小说形式革新实验上，他的美学实验不仅突破“小说死亡”的僵局，而且还与其他几位新型小说家（如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和彼得·艾克罗伊德等）给70年代死气沉沉的英国文坛注入新的活力，使得80年代的英国小说重新进入一个极富创造性的时期。[6]巴恩斯突破小说艺术形式枯竭的局面正印证了菲尔普斯（Gilbert Phelps）在《当今的小说》一文中对小说艺术形式的预言：“正如一些评论家已断言的，推断小说作为艺术形式已经死亡将是错误的，因为小说当然有持续活力的迹象。”[7]当然，巴恩斯的文学成就还体现在他获得的许多重要奖项之中。[8]

巴恩斯在国际文坛也占据重要地位。巴恩斯成为新型的国际性作家主要得益于他拥有的广阔的创作视野和他对地域限制的超越。除热衷于法国社会和语言之外，巴恩斯还频繁地使用法国作为小说创作的地点和题材。[9]就作品的形式实验而言，评论家们称巴恩斯是“世界性的”。[10]布朗（Richard Brown）指出，“这一多产作家在文学形式方面的最成功的实验可以与那些意大利、法国和南美同时代作家的实验媲美”。[11]这里所指的最成功的实验当然是指作者在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中展开的极端的、先锋性的后现代形式实验。在谈及巴恩斯是一位具有国际性倾向的作家时，利思（William Leith）引用了巴恩斯本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并不真正认为我是一位英国小说家……我主要是对语言感兴趣，而非地方。”[12]在一定程度上，巴恩斯不受地域局限的国际性视野注定了他的不拘一格和他对英国保守创作传统的背离和超越。

可以说，唯美主义大师福楼拜对巴恩斯超越英国写实传统的写作风格影响至深。与福楼拜一样，巴恩斯热衷于构建风格方面的词语的准确使用。巴恩斯重视小说美学实验，但他却并非是一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实验家。对他而言，形式风格虽然重要，但将风格视为覆盖于故事内容之上的华丽外衣的观点却是极其荒谬的；形式的功用主要在于传递关于生活的真理，而非空洞不实的装饰，这正如他本人所言：“风格、形式、主题全都用于传达生活的真理。”[13]关于形式风格与主题内容之间的内在关联，在《福楼拜的鹦鹉》中，叙述者布雷斯维特（Braithwaite）对风格的看法便很好地折射出小说家巴恩斯的观点：“风格不是强加于主题，而是产生于主题之中。风格忠实于思想。正确的用词、真实的词语、完美的句子总存在于某个地方；作家的任务是尽一切办法发现他们。”[14]由此可见，巴恩斯将使用正确、完美的形式风格表达主题思想视为真正的创作使命。

另外，巴恩斯还是一位高效、多产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仅形式多样，而且表达的主题也丰富多样。早期的1980—1989年间，虽是他创作的起步阶段，但他的硕果颇丰，共发表5部小说[15]和4部侦探小说[16]，小说形式实验达到巅峰。1984年面世的《福楼拜的鹦鹉》是他的成名作，该书无论在评论上还是在销量上都大获成功。论者常常将《福楼拜的鹦鹉》与发表于1989年的《10章世界史》视为巴恩斯的代表作。在这两部作品中，巴恩斯进行大胆无畏的形式革新实验，将历史、叙事、传记、评论、年表、试题等融入小说创作中，颠覆了传统历史小说创作的写实惯例。《福楼拜的鹦鹉》的文类混杂现象甚至引发了学界对其是否是小说的激烈争论，例如，以厄普代克（John Updike）为代表的评论家认为《福楼拜的鹦鹉》不能被称为小说，相反，克莫德（Frank Kermode）等则针锋相对地坚持认为《福楼拜的鹦鹉》属于当之无愧的小说文类。与此同时，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称该书“部分是传记、部分是小说、部分是文学批评”，有些评论家甚至称其为“准小说”。[17]无论在可观的销量上还是在因形式创新赢得的评论家们的赞许方面，《10章世界史》都超越了《福楼拜的鹦鹉》。因此，《10章世界史》被认为是巴恩斯“最不正统的小说”。[18]同样，该书也遭受是否是小说的质疑。然而，面对如此质疑，在接受劳森（Mark Lawson）的访谈中，巴恩斯反驳道：“小说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而非任何的排他性。……就形式和结构而言，我不明白为什么小说不应该是创造性的、嬉戏的并打破既定的所谓的规则。”[19]无疑，巴恩斯的这一观点很好地回应了评论家们的质疑。与此相对，在此期间发表的四部侦探小说中，巴恩斯却采用了较保守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如明晰的情节、人物对话、似真性和线性的时间顺序等。

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就内容而言，巴恩斯主要关注历史及其真实性问题；就形式而言，作者深受英国和法国写作传统的双重影响，徘徊于保守的英国写实传统和追求新奇的法国新小说之间。[20]前者主要体现于巴恩斯在侦探小说中使用的传统写实手法；后者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之中。在这两部代表作中，巴恩斯展开的大胆无畏的形式实验——如去故事化情节编制、“巴恩斯”的叙事越界等手法——可谓构成法国新小说的完美注释。这两部代表作的大获成功为巴恩斯之后的美学实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巴恩斯早期在写实和后现代主义形式实验之间徘徊易使读者联想到洛奇（David Lodge）在《十字路口的小说家》一文中对当代小说家所处的写实与非写实的困境的阐述：“现今的小说家面临的境况可以比作站在十字路口的人。他所站的那条路（我主要指的是英国小说家）是现实主义小说，是虚构模式和经验模式的折中。”[21]洛奇进一步指出：“当代英国小说家，因此，很有可能感到自己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失去，另一个却无力诞生其中。”[22]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巴恩斯侦探写实小说和实验小说的大获成功却让他可以在两个世界徜徉，所以，巴恩斯并非一位真正处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家”。

在1990—1999年期间，巴恩斯共发表3部小说[23]、1部文集[24]和1部短篇小说集。[25]1992年，巴恩斯发表政治讽刺小说《豪猪》。《豪猪》是作者首先以保加利亚语而非英语出版的一部小说，讲述了资本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与前国家领导人受审判的故事。小说中，作者采用传统全知叙述模式，以互文性手法将电视媒介内置于文本叙事之中，调侃了以电视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豪猪》的传统叙事模式“预示巴恩斯在之后的《亚瑟与乔治》中更加忠实于历史和客观事实的转向”。[26]虽然该书在形式上“非常传统”，但表现的主题却是“后现代主义的”。[27]1998年面世的《英格兰，英格兰》是一部政治寓言小说。在《英格兰，英格兰》中，巴恩斯继续革新传统小说创作形式，采用非写实的寓言叙事，通过去乌托邦的英格兰主题公园，嘲讽了英国当代社会文化的虚拟现实和资本主义商业文化以及传统刻板的英国性概念。

在这一创作时期，政治和国际题材占据主导，巴恩斯日渐表现出对外部经验世界的关注。在此期间，虽然作者的小说形式实验不及早期代表作中大胆的技巧革新，但他仍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形式实验创新，例如，作者在《豪猪》中使用的较为传统的叙事手法与融合视觉叙事的杂糅形式，《英格兰，英格兰》中使用非写实寓言叙事形式。

新千年之后，巴恩斯的创作处于空前活跃期。目前，他已发表6部小说[28]、3部文集[29]、2部短篇小说集[30]和2部回忆录[31]。在发表于2005年的《亚瑟与乔治》中，巴恩斯将两位真实历史人物乔治和亚瑟的传记融入虚构作品之中。该小说基于法国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讲述一位印度后裔律师乔治·埃德加遭受司法不公的故事。[32]如同“德雷福斯案件”，乔治·埃德加案件对社会内部固有的种族仇恨予以揭露和批判。在这部小说中，巴恩斯以一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写实和后现代历史编撰相结合——和读者一起重温辉煌的爱德华时代。[33]然而，巴恩斯对爱德华时代的戏仿式重访，解构了人们对爱德华时代的诸多浪漫想象，同时通过再现19世纪被人们长期遗忘且涉及种族歧视的著名案件“大沃利”伤马案，促使读者一起重新反思英国性。[34]

在此创作阶段，巴恩斯创作形式不乏多样性，涉及的主题也呈多样化，如爱情、死亡、回忆和历史的真实性等。而且，受21世纪讲故事传统回潮的影响，巴恩斯不再完全热衷于后现代形式实验，而是表现出向英国写实传统回归的迹象，这在《亚瑟与乔治》中得到鲜明体现。在这一巴恩斯式的“后现代历史小说”中，作者将现实主义与后现代历史想象相融合，邀请读者一起参与填充历史空白，丰富、拓展了传统写实小说。

纵观巴恩斯近三十年的创作成果，他不仅在形式上不断求新，而且表现的主题也多种多样。就形式实验而言，不同于“无力诞生于另一世界”的当代英国小说家们，巴恩斯的早期创作自觉游走于“两个世界”：传统写实叙事和极端的先锋小说形式实验，即巴恩斯侦探小说中的写实叙事和代表作《福楼拜的鹦鹉》和《10章世界史》中的先锋形式实验。这一时期的形式实验作品堪称巴恩斯巅峰时期的巅峰之作，作者大获成功的形式实验着实可以与“那些意大利、法国和南美同时代作家的实验媲美”。[35]相比较而言，巴恩斯中期的形式实验不及早期的极端革新实验，甚至在《豪猪》一书中，作者采用传统叙事模式，表现出向传统写实小说回归的迹象。后期，在《亚瑟与乔治》中，巴恩斯将后现代历史编撰和传统写实叙事相结合，实现了对两位主人公的纪实再现。不难发现，巴恩斯早期致力于革新传统小说，中期表现出向传统小说回归的迹象，后期拓展了传统小说。从这一艺术创作轨迹来看，巴恩斯自觉游走于不同创作传统之间，他的革新实验突破小说形式枯竭的尴尬局面，为小说形式创作注入新的活力，进而拓展了小说讲故事的传统。

就题材而言，巴恩斯的作品日趋表现出对文本之外英国战后社会现实的关注和指涉，如《英格兰，英格兰》中对英国后现代主义商业消费文化的批判和嘲讽，《豪猪》中对中东地区一个名叫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国家政体变更进行的政治反讽，以及《亚瑟与乔治》中对英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批判。这些都有力地说明巴恩斯具有越来越强的社会政治批判意识，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禁锢于象牙塔之中进行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形式实验。综上可见，巴恩斯既是一位拥有艺术使命感且不拘一格的实验大师，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的唯美主义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