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英国对日本侵华的回应

一 从妥协到绥靖的英国政府对日政策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竞相扩张，英国在远东的利益面临着德、法、俄的挑战，其中最强大的对手是俄国。明治维新后快速发展的日本也对亚洲大陆跃跃欲试。日本在对朝鲜和中国东北扩张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也是俄国。1902年，英、日订立了针对俄国的攻守同盟。英国以默认日本在中国和朝鲜特殊利益的代价换来日本对英远东利益的“照管”，而羽翼渐丰的日本又开始觊觎长江流域。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日本企图趁机向南扩张，遭到英国政府的严重抗议。

英国长期的对日扶植为自己培植了强大对手，英国与日本的矛盾日益显性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是列强在中国拥有最大利益的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有最多份额，在对华投资方面也居列强之首。英国控制着中国的长江流域、威海卫，并且以印度为据点武装入侵西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英国经济持续衰落，中国和远东帝国在英国的经济战略中的重要性日益加强，而日本则对英国在远东的地位提出了公开挑战。到1918年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已经超过英国居各国之首，在中国的投资额与英国不相上下。[53]巴黎和会上，日本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和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岛屿，在远东的经济及战略地位优势进一步加强，和英、美两国在中国的矛盾愈加尖锐。

为了约束日本，在英国的提议下，美国政府出面邀请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日本，于1921年11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1922年2月6日，依据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缔结《九国公约》，恢复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掌控中国的局面，形成了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障碍。美日矛盾因此加剧，为日后太平洋战争埋下伏笔。

《九国公约》并没有制约日本的侵华野心。整个20年代，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全面的经济侵略。[54]到1930年，日本已经控制了中国东北的经济命脉，几乎排斥了英美在东北的全部投资。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趋势，深陷经济危机的英国考虑到在远东防御的空虚状态和军费的大幅削减，为了保住既得利益，采取了妥协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把希望寄托于国际联盟。英国作为国联的领导国之一和西方列强在华拥有最大利益的国家，态度至关重要，但英国疲于应对经济危机带来的重创，仅仅指示驻国联代表薛西尔同意国联决议。9月22日国联不加甄别，对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一视同仁，仓促做出要求中日双方停止一切冲突的决议。国联的态度使日本有恃无恐，于9月24日在声明中把冲突的责任推给中国，薛西尔也采取日方立场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9月30日国联的决议仅仅呼吁中日双方避免形势恶化。国联的让步、英国的姑息使得日本行动进一步升级，12月上台的日本新内阁大举增兵。于1932年1月2日占领锦州后将整个东三省置于控制之下。英国拒绝了美国提出的联合照会日本的要求，再次助长了日本的气焰。

1931年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决议派出由英、美、法、德、意五国代表组成的调查团，但只字未提日本撤兵问题。1932年2月，调查团以李顿为团长，到华就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于4月21日抵达沈阳开始调查，历时一个半月，报告书于9月4日才完成。在此期间，英国和国联除了等待，对“满洲”问题毫无行动。报告书认为日本的行为乃出于“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之恐惧[55]，不同意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原状，甚至还提出“满洲自治”的计划。[56]

英国的姑息迁就使日本在侵略的道路上渐行渐远。1932年1月28日，日本在列强利益最为集中的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直接威胁英国的利益，英国最初采取了强硬态度。英、法、美三国都向上海增兵，但是在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英国再次对日妥协，不顾美国的反对，支持日本提出的将“满洲”与上海问题分开解决的要求。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时，日本通过在上海制造事端完全掌控东北的目标再次得逞。

英国在远东对日本的一再妥协、退让是出于对中国反帝斗争的恐惧、自身利益的维护、反共的需求和对远东防御空虚的担忧[57]。随着纳粹党在德国攫取政权和重整军备，英国的退让由明确的对日绥靖政策取代。

1934年4月17日，日本发表《天羽声明》（Amau Statement）公然表露独占中国的野心后，英国再次采取消极忍让的态度，甚至否认日本垄断远东的企图。美国国内彼时孤立主义盛行，也没有对声明做明确表示，英国了解到美国的态度后要求贸易委员会主席“尽可能本着诚恳的、友好的和有帮助的精神与日本谈判英日贸易问题”。[58]为了保住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巨大利益，10月16日财政大臣张伯伦和外交大臣西蒙两人提出一份《关于英日关系前途》的联合备忘录，首次明确提出在远东“政治绥靖”日本的政策，即通过事实上承认“满洲国”换来日本的“友谊”。[59]英国随后的对日政策都是此政策的延续。

1936年春天，英国向日本表示，只要英国在长江流域和上海的权益能够得到维系，可以接受放弃其他方面的权益。从1936年7月到1937年7月初，英日之间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一年的谈判。英国企图通过谈判签订绥靖日本的政治协定，承认日本在“满洲”的势力范围和华北的特殊地位，但要求日本尊重英国在华中、华南的利益，期望借此阻止日本进一步南下。[60]由于日本扩大侵略的野心和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决心，英国此举没有得逞。“七七”事变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英国对日的绥靖政策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 英国政府对“七七”事变的反应

“七七”事变彻底暴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直接威胁英国的在华利益。尽管仍然不够强硬，英国的对日态度开始逐渐明确，即反对日本进一步对华侵略，希望恢复“七七”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为了解决事端，英国还主动担任调解人，以期遏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英国的对日、对华态度都有所变化。

相比“九一八”事变，英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要迅速得多，对日本发出警告并要求日军停止进一步行动。英国政府内部部分官员仍为日本开脱，外交大臣艾登认为日本政府并非蓄谋侵华，驻华大使许阁森认为日本也不想扩大事态。[61]但英国政府也意识到“七七”事变是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侵略的结果，是日本蓄谋向中国东北和华北之外扩张的前奏。尽管如此，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对欧洲局势的担忧，英国并不希望在远东与日本直接对抗，暴露出英国对日政策软弱的一面。同以往的绥靖政策相比，英国开始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要求日方立即结束冲突，并多次向日本驻英大使和日本政府提出警告。

7月16日，卢沟桥守军再次遭到日军炮击，国民政府首次发出寻求国际援助的提议，向《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发出呼吁，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动对《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的公然践踏。7月19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号召举国上下团结御国。艾登在接到驻华大使许阁森关于卢沟桥事变及中国政府相关回应的报告后，立即约见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要求日本“自我节制”，不要低估中国的抵抗决心和力量。

英国在警告日本的同时也开始同其他国家斡旋。英国最为关注的是美国的态度，艾登7月20日表示希望与美国发表支持中国联合声明的提议被美国否决，英国只好于次日公开宣称不介入“七七”事变。7月24日，英国又试探了德国的态度，不出意外地无果而终。苏联主动暗示愿与英国合作，却被英国拒绝。

随着日军的快速南下，美国的对日态度日趋强硬。10月5日，罗斯福在“隔离演说”中严厉谴责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表示美国不会隔岸观火。美国的态度使得英国明确了立场，其对日政策逐渐明朗。

10月13日，英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远东问题。首相张伯伦明确表明此前英国对日政策具有软弱性，主张通过国际会议谋求日本停止军事行动的途径，但为了避免招致日本对印度和中国香港的报复危及英国的利益，张伯伦不主张对日进行军事和经济制裁，也没有采取官方行动对华援助。11月3日，中、英、美、法、苏等十多个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解决中日冲突。

总之，“七七”事变后，英国关注的核心一是保全在华投资利益及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二是尽快结束冲突。英日、英华关系进一步复杂，英国对日本既抵制又妥协，对中国感情上同情，行动上消极，与援华会对中国抗战的全力支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 英国国内和平组织对“七七”事变的反应

“七七”事变后英国的舆论有利于中国。8月26日，时任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爵士（Sir Hughe Knatchbull Huggessen）及随从在从南京奔赴上海途中，遭到日本战机的突袭而身受重伤，英国国内舆论对此反应强烈，上海的英侨陷入慌乱，这一切促进了英国国内和平民主运动的蓬勃发展。

首个公开反对日本对华侵略的组织是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WILPF）英国分会。7月15日联盟分会的执行委员会表达了对中国形势的深切关注，要求英、美两国政府磋商，共同阻止日本继续侵略中国。[62]7月27日至31日，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国际联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卢哈科维奇召开第九届联盟大会，中日战争是大会的重点议题之一。大会决议致电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 艾登（Anthony Eden）、法国总理卡米耶·肖当（Camille Chautemps）、国联秘书长以及日内瓦国际联盟理事会主席约瑟·艾冯诺（Joseph Avenol），表达对中日战争的忧虑，联盟敦促立即实施国联公约第十七条：“如值盟员与一非盟员之直接间，或非盟员与非盟员之国家间，有争议发生，执行部当斟酌正当条件采取相当之手段，为相当之提议，以期战事不致发生，争议终当解决。”[63]联盟另致电日本政府，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并敦促日军立即撤出。[64]

其他和平团体也纷纷做出回应。7月24日，米切姆和平理事会（Mitcham Peace Council）呼吁国联理事会召开会议，讨论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和平。8月3日，中国人民之友社采访了正在访英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后者称日本不会止步华北，将继续南下。9月底，日军轰炸扩大到南京和广州时，英国国内和平团体发出越来越多的采取行动的呼声。国联同志会（League of Nations Union）要求政府践行职责。英国青年和平会（the British Youth Peace Assembly）呼吁“不要给日本任何帮助”。全国和平理事会（the National Peace Council）虽然仍旧遵循和平主义的观念，认为国际联盟只是调解机构，而非集体安全组织，但也号召许多协作团体抗议日本的对华侵略。全国劳工理事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的立场更加强硬，要求政府“禁止英国民众出售战争物资和借款给日本”，同时也呼吁所有民众对日本进行个人抵制，理事会还将决议递交国际劳工联合会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要求进行合作。全国合作社组织也建议所有下属团体和成员拒购日货。

“七七”事变之际，国际和平运动英国分会正着手筹备定于10月召开的首次全国会议，中国问题于是成为会议主题。9月13—14日，正值国际联盟理事会召开，国际和平运动在日内瓦举行了第六届理事会，有43个各国分会、40个国际团体派代表参会。中国分会欧洲支局也派出了伦敦代表林咸让、巴黎代表王海镜等4人参加该理事会。9月14日，中国代表团总代表林咸让发表演说，批判日本侵略中国、破坏世界和平的罪恶行径，号召世界拥护和平的人们对日本实行强有力的制裁，切实援助为和平而斗争的中国人民。其他发言者有法国共产党代表加善、印度代表梅农。该理事会除决议维持一般性的和平、有关阿比西尼亚、西班牙问题等条款外，专门就中国问题宣告如下：“应使中国政府之要求得到效果，应按照国联约章第十七条要求日本遵守国联约章之各项规定，应予中国以财政或其他援助以抵抗侵略，应求取一切必要的协作以动员必不可少的集体行动来消灭侵略”。[65]

10月22—24日，英国分会如期举行关于援助中国的首次全国性会议，有783名代表出席了大会。[66]会议组织者曾邀请宋庆龄与会，最终因蒋介石的反对宋无法成行。而后，英国分会与法国分会分别于11月17日、24日做出了开展抵制日货游行活动的决定，同时号召其他各国分会效仿。在活动中被采用的拒购日货标语有：“不买日货；不帮助日本侵略；母亲们，你们买日本货玩具的钱，不就给日本去制造炮弹来屠杀中国儿童么？”等。

就在国际和平运动第六届理事会召开的同一天，在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的再三呼吁下，国际联盟同志会世界总会也于日内瓦召开了临时理事会，讨论远东局势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国际联盟对日本提出最后警告，日本若不遵从，就应提出各参加国共同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的宣言等。[67]

同时，欧美各国工人团体、左翼团体的活动极为积极，不仅反日援华的集会、宣传活动不断地扩大，而且在英法及澳大利亚诸国，由工人团体发起了抵制日货、拒绝为日本船装卸货物等实际行动。这些工人团体与左翼团体，都加入了国际和平运动或与之保持着协作关系，英国援华会也是国际和平运动的附属机构之一，后者采取的援华制日政策因此并非偶然。

四 英国国内舆论

“七七”事变后《泰晤士报》先是将事变归因于中国守军的失误，[68]但很快意识到日本的军事演习才是导致摩擦的原因，开始谴责日本的对华侵略，对日本的对华增兵表示不满[69]，对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中要求中国民众团结抗日的号召也给予了积极评价。政治上偏左的《曼彻斯特卫报》7月13日的社论认为日本是蓄意生事，为大规模侵华行动寻找借口。7月14日，英共机关报《工人日报》发表一篇社论称日本的行为是明目张胆的侵略，必须支持中国人民的抗争[70]，该报一周之后的社论中又指出，战争已经在中国爆发。《工人日报》一直密切关注中国的战事。8月5日的《曼彻斯特卫报》刊登了李斯特维尔伯爵题为“对世界和平之威胁”的来信，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奉行的政策是无限制扩张，势必引起世界大战。《新闻纪事》也表达了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于10月4日在阿尔伯特厅举行了坎特伯雷大主教主持的民众集会，为民众提供表达愤慨的机会，谴责日军滥杀平民，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协调文明国家阻止战争，停止轰炸平民。[71]但集会时并没有明确提出采取切实行动制止侵略，因为这意味着要求英国和其他国家停止向日本出口石油、钢铁，停止信贷。

五 左翼党派和团体的反应

在左翼党派中，英国共产党首先表明反日立场，指出了日本的野心以及远东侵略战争与西方世界的联系。7月30日，英共出版了后来成为援华会全国总干事的党员阿瑟·克莱格起草的号召援助中国的小册子。英共执行委员会8月20日通过的决议指出：“全世界和平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雄的中国人民的胜利。……除非和平力量能够团结一致，否则随着日本对华中的进攻，德国法西斯对中欧的战争将接踵而至……捍卫中国就是捍卫和平。”[72]8月23日英共组织了海德公园民众集会，声援中国，《工人日报》编辑坎贝尔 （J.R.Campbell） 发表讲话要求日本撤军。

劳工运动也对远东局势作出回应。8月24 日，工党、工会大会、合作社联盟联合组成的全国劳工理事会发表了较为谨慎的行动号召，强烈谴责日本的非法行径及对中国领土的侵犯，表达了对世界大战爆发的忧虑。声明敦促英国政府依据《国际联盟盟约》和其他条约的义务，协调美国和其他各国，确保履行国际条约。[73]9月初工党议员乔治·希克斯（George Hicks）在职工大会上提议通过正式决议，表达对中国的同情，对日本滥杀平民的震惊，承诺支持工人有组织地采取政府许可的一切措施支援中国、履行国际条约，动议全票通过。

10月21日议会夏季休会期结束后复会，在反对党工党领袖艾德礼的要求下，下议院继续就中国问题展开辩论，要求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建议国联成员国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削弱中国抵抗力的行动，并应考虑能在多大程度上分别向中国提供援助。艾德礼指出日本对中国进行的陆、海、空军事行动既非基于现有的法律文书，也非基于自卫权，公然违反了国联盟约、1922年的《九国公约》和1928年的《非战公约》[74]。艾德礼认为日本悍然侵华的唯一原因是认定英国和美国的不作为，而英国政府的政策“始终是通过牺牲弱国来安抚侵略者”，中国的现状是英国政府自始至终政策的必然结果。[75]艾德礼的观点重申了美国前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0月6日在致《纽约时报》信中的类似观点。[76]

六 伦敦市长基金会成立

伦敦市长基金（Lord Mayor of London's Fund）[77]是英国教会和工商企业对中国战事关注的结果，创始者包括英国红十字会、英商中华协会和英国传教士协会联合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最早出现的援华组织之一是英商中华协会（China Association）在华救助灾难基金会，成立于卢沟桥事变之后数周。英商中华协会成立于1889年，由与中国、中国香港、日本有贸易往来的英国商人组织发起，协会成员既有太古、怡和、壳牌石油的代表，也有议会议员和从远东退休或退役的领事和军事官员。协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了成员的利益游说英国政府和中国当局，与伦敦商会和英国工业联合会协作等。9月9日，英国外交部罗纳尔德（N.B.Ronald）致信协会时任秘书长格尔（E.M Gull）谈及援华问题：

格尔先生，

我们收到英王陛下驻北京英国使馆考恩（Cowen）先生的电报，称北京的伤者及难民正遭受极大的苦难。随着天气转冷，玉米和蔬菜等食物供应短缺，当下的困难形势将愈加严峻。

考恩先生询问是否有可能从英国侨民、前在华居民或与华北有关系的人员那里获取资金帮助伤者及难民。他保证尽可能谨慎管理所获资金。

时下施以援手的是国际妇女委员会，与考恩夫人任主席的北京英国妇女联盟联系密切，但她们能支配的资金有限。到目前为止，当地的救济工作由久负盛名的救世军负责。

委员会考虑实施的计划之一是为已经出院但现有条件下无法返乡的士兵提供栖身之地，容纳500名士兵的住所每月花费是1300美元。

考恩先生提议在英国成立相关组织，为北京委员会提供可以提取的资金，钱可以存入伦敦的汇丰银行，要求汇丰银行通知其北京代理，根据北京委员会某些成员的签名提取资金。

如能告知英商中华协会对考恩先生筹款计划的任何提议，将不胜感激。

N.B.罗纳尔德[78]

罗纳尔德的信很快有了回应。英外交部9月23日向驻上海总领事发出电报即提到英商中华协会已设立中国救助基金，将于10月1日在《泰晤士报》呼吁英国公众伸出援手。

10月1日当天，以教会为主要发起团体的伦敦市长基金会（Lord Mayor of London's Fund）也开始启动，其目的是对中国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之暴行震惊了教会和传教团体，也引起他们对日本一旦控制中国后教会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对日本的基督教徒可能造成的影响也令其担忧。尽管对中国共产党仍抱有疑虑，除了天主教教会，英国其他教会并不反对中国的统一阵线，甚至公开表示支持，如香港圣公会主教何明华（R.O.Hall of Hong Kong）、上海英美传教士协会也呼吁抵制日本。[79]

在一周之内，英商中华协会设立的中国救助基金便获得伦敦市长乔治·布罗德布里奇爵士（Sir George Broadbridge）的支持，与伦敦市长救济中国基金合并。合并后中国救助基金由多诺莫尔伯爵（Earl of Donoughmore）担任主席，H.戈登·汤普森博士为秘书，代表英商中华协会、英国红十字会、英国传教士协会，由特设的委员会统一管理。响应坎特伯雷大主教呼吁的38位签名者中有西敏寺大主教、独立教会的领导人，商业巨头壳牌石油公司的贝尔斯特德子爵（Lord Bearsted）、帝国化学工业公司麦高恩男爵（Lord McGowan），曾任中国人民之友社主席的援华会会长李斯特维尔伯爵（The Earl of Listowel）也应邀参加基金会。

10月29日，基金会的第一期款项就转到中国，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爵士和香港总督罗富国（Geoffrey Northcote）爵士管辖，通过英国委员会在上海、天津、青岛、广州和汉口的机构分配。

总之，全面抗战爆发后英国政府对日政策有所强硬，但没有完全摆脱妥协让步；英国国内的左翼党派、和平团体、教会和在华有投资利益的企业对中国的态度都相对积极，舆论也倾向于支持中国，为援华会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