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地方志，是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自然、社会、历史与现状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纂集性、文献性著述。具体而言，地方志又是以一定体例反映一定行政区域内的历史沿革、政治建置、武备兵防、山川形胜、交通、实业、物产、贡赋、教育、选举、风土民情、人物掌故等内容的综合性文献。我国历朝历代盛世无不修志。作为一种传统的著述形式，地方志编修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成为我国文化发展中一个优良的传统。经过长期的积淀与发展，目前流传下来的地方志数量已十分庞大。初步估算，在我国10万余种古代典籍中，地方志就占近十分之一，有9000 多种。据1985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的编纂于1949年以前的方志达8264种，共计11万卷以上。[1] 这些保存下来的地方志资源，具有独特的史料系统和传承体系，是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在我国历史文献发展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与地位，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地方志资料在资治、存史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地方志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一些地方志方面的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纷纷立项，有关地方志的目录性成果及资料类编不断出版，众多地方志资料整理、编撰与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

近年来，笔者相继主持并承担了多项有关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同时，笔者还在西南民族大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中开设了“地方志研究”这门课程。因此之故，笔者在近年来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中较多地关注了我国地方志。最近一段时间，笔者在拜读吴丰培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汇辑出版的《川藏游踪汇编》一书时注意到，该书中收录了一部由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属下管带程凤翔所撰之《喀木西南纪程》。但非常奇怪的是，在由程凤翔的秘书、四川雁江（今资阳）人李介然为该著作所作之《序》中，是书被称作《喀木西南志略》，而非吴丰培先生汇编出版时所称之《喀木西南纪程》。[2] 在《喀木西南纪程·跋》中，吴丰培先生这样写道：

西南珞瑜一带，处藏地之边区，故记西藏舆地者，昔鲜论及。迨清光绪末季，川边大臣赵尔丰锐意经营西康，颇多建树，乃派管带程凤翔进驻此地，凤翔此作，即记当时行程，对于道里崎岖，地势险峻，均属身历之谈，固多可据。补前人所不及，启后人调查之先声，亦属难得之资料。后有《汇志事实》一篇，有天时、地利、人事、物产、风俗等则，兹取《地利》及《喀木西南群说辨异》两篇，其余均无特点，故删而未录，以符《汇编》之例。[3]

在此《跋》中，吴丰培先生虽然明确称《喀木西南纪程》为程凤翔所作，同时还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但并未提及李介然《序》中的《喀木西南志略》这一书名。志略，是我国地方志的一种。从书名上判断，《喀木西南志略》极有可能是一部清代成书的地方志著作。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查询了目前已出版的我国地方志目录性著作、地方志词典，希望能在其中有所发现。然而，在朱士嘉先生所编《中国地方志综录》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方志目录中均未著录该书，1988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大辞典》等方志词典中也未见收录，地方志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方面的相关成果中亦无人提及。那么，在吴丰培先生整理出版的《喀木西南纪程·序》中，李介然为何将程凤翔所撰此著称为《喀木西南志略》，而非《喀木西南纪程》呢？难道是由于该著成书后辗转流传及抄录过程中的误抄所致，抑或是吴丰培先生在整理辑录时误将《喀木西南志略》写作了《喀木西南纪程》，或者是吴丰培先生虽未专门说明，但在选辑时根据出版需要对书名进行了必要改动和调整？

吴丰培先生（1909—1996 年），是我国著名的边疆史地专家、藏学家、图书馆学家，从事边疆研究40 余年，收集史料数千万字。吴丰培先生未读过小学、中学，直接考入了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于1935年毕业后，即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后改为史学所）任编辑。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丰培先生先后担任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的讲师、副教授。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丰培先生入职中央民族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研究馆员等职，一直致力于西藏、蒙古、新疆等地区及目录学、明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4]

沿着吴丰培先生生平经历及工作单位这条线索，笔者又多方探访、多地查询，最终在吴丰培先生曾经的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有了重大发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特藏室中找到了署名为程凤翔的这部著作。目前保存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这部著作的书名与李介然《序》中提及的名称是一致的，即《喀木西南志略》，而非吴丰培先生辑录出版时标注的《喀木西南纪程》。这本保存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喀木西南志略》为1959年手抄本，系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抄制。该抄本字迹比较清晰，版面较为完整，保存状况较好，但由于时间久远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虫蛀、破损的情况。在通读该书并将其与吴丰培先生辑入《川藏游踪汇编》中的《喀木西南纪程》进行仔细比对后，笔者发现，吴丰培先生所辑《喀木西南纪程》系新发现的《喀木西南志略》一书中的《序》、《自序》、《喀木西南纪程》以及《喀木西南纪程》之附记《诸路程站》、《喀木西南群说辨异》以及《汇志事实》之下的“地利类”等部分内容。因吴先生主要选取的是《喀木西南志略》中“喀木西南纪程”的相关内容，故命名为《喀木西南纪程》，这也与《川藏游踪汇编》的出版旨趣契合。

从正式出版后的编排布局来看，《喀木西南纪程》中的内容首先为《喀木西南志略》中李介然《序》与程凤翔《自序》，继而将《喀木西南志略》中的《喀木西南纪程》作为《喀木西南纪程》的主体部分列于其后。此外，吴丰培先生又将《喀木西南纪程》的附记“诸路程站”、《喀木西南群说辨异》以及《汇志事实》之下的“地利类”（出版时更名为“杂瑜地理”）等内容作为附录依次列于文后。汇辑入《川藏游踪汇编》的《喀木西南纪程》公开出版后，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或将吴先生所辑内容选摘入其他资料汇编之中，或对所辑内容进行专门的研究，或在其他研究中参引所辑资料。[5] 然而，由于汇编出版的《喀木西南纪程》中仅辑录了《喀木西南志略》中的部分内容，且以“喀木西南纪程”为主，加之吴丰培先生在选辑时对篇章结构、篇目名称调整较大，使学者们在关注《喀木西南纪程》的同时，几乎没人知道《喀木西南志略》的存在，抑或知道其名但未见其书，更谈不上对《喀木西南志略》一书进行专门的整理和深入细致的研究。

从书名、体例、内容及成书时间来看，新发现的程凤翔撰《喀木西南志略》为清末有关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部非常重要的地方志著作。保存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的手抄本是目前所见唯一一部《喀木西南志略》，故而尤为珍贵。总体来看，该手抄本共20000多字，体例完备、内容全面。从资料来源上看，该地方志系作者在参考和引用大量历史典籍与地方志文献的基础上，根据沿途亲历、见闻及调查访谈资料撰写而成，非常全面地记载了20世纪初今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左贡县、八宿县等地地理、社会、历史与现状各方面的情况。难能可贵的是，《喀木西南志略》还揭露了清末之际英人在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行径以及我国在这一地区维护领土完整、防止英人入侵的历史事实，所载资料是我国在这些地区行使有效管辖和拥有绝对主权地位的有力历史依据，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程凤翔撰、成书于清末的这部《喀木西南志略》及其中有关记载，是历史上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各族群众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书写悠久历史，共同培育伟大精神，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见证。为保护、利用好这部新发现的、珍贵的清代地方志著作，笔者将这部几乎不为人知的重要地方志著作介绍给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从而发挥其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及其在当代的现实意义，让其在新时代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价值，笔者对《喀木西南志略》手抄本进行了全面的整理、点校与细致深入的考察研究。同时，为对读者认识和了解《喀木西南志略》的作者、内容、体例、资料来源及地位价值有所助益，本书中还收集、整理和选编了清末之际程凤翔在康藏地区活动的相关文牍，在仔细搜集和梳理基础上编写了《程凤翔年谱简编》，以飨读者。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有关《喀木西南志略》及其作者程凤翔生平经历的文字记载非常少，致使目前呈现出来的这部《〈喀木西南志略〉 整理与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因时隔久远，《喀木西南志略》中的一些地方、村落、寺庙、山川名称及确切位置已无法考订清楚，一些出现在《喀木西南志略》中的历史典籍、地理书、方志文献及档案文书早已散佚而无法寻其来源，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及历史关系也无法加以佐证和阐释清晰。如此种种，既是目前整理研究中的一些遗憾，也是我们今后继续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方向。在这里，恳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各位专家、学者宝贵的意见、建议将鞭策笔者继续做好《喀木西南志略》这部清代地方志著作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也是笔者深入开展清代地方志资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利用工作的最大动力。在接下来的研究工作中，笔者也将投入更大精力、继续尽最大努力、最大限度搜集挖掘、整理研究和宣传利用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史志文献，使更多重要的、至今仍不为人知的边疆民族地区史志文献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光发热，焕发光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次对新发现的清代地方志著作《喀木西南志略》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得到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以及我的博士导师、四川大学石硕教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在搜寻、探访《喀木西南志略》的过程中，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不厌其烦的指点，给了笔者莫大的鼓励，不胜感激。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的蒋小琴助理研究员在资料查找、查阅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吴万欣、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冯雨晨，以及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的硕士研究生阙凡雨、周晓宝等同学参与了《喀木西南志略》部分文字资料的整理、校对与录入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西藏地方志书写中的西藏观与国家认同研究”（课题编号：20BMZ02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西藏地方志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课题编号：17ZDA159）第四子课题“清代民国时期西藏方志发展史研究”和西南民族大学入选人才计划科研资助金项目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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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迅：《中国的地方志》，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页。

[2]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441页。

[3]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467页。

[4]边师：《硕果累累的边疆研究者吴丰培先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2期。

[5]其中，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写的《近代康藏重大事件史料选编》（下）（西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与任乃强、任新建的《清代川边康藏史料辑注》（巴蜀书社2018年版）等系将吴丰培所辑选摘入资料汇编之中；赵心愚的《清末藏东南方志类著作 〈门空图说〉 〈杂瑜地理〉 考论》（《民族学刊》2013年第3期）等系对其中部分内容的专门研究；张钦的《〈藏行纪程〉 所载滇藏交通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0年第1期）、卢梅的《简析1909—1911年清军对藏东南地区的改流设治及其意义》（《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20第1期）等成果则是利用吴先生所辑《喀木西南纪程》中的资料开展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