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革命的深度透视

钱杏邨曾将蒋光慈1927年创作的《野祭》定义为“革命+恋爱”的第一部创作，“现在，大家都要写革命与恋爱的小说了，但是在野祭之前还没有……真能代表时代的恋爱小说，这是中国文坛上的第一部”[18]。而早在1924年，张闻天连载于《小说月报》的《旅途》，就已经含有“革命+恋爱”模式的革命文学创作因子。被评论家们戏谑为“△”的张资平的长篇创作，实则同样饱含“革命+恋爱”模式的创作因子，如《柘榴花》[19]，就被称为“‘革命+恋爱’模式的小说”[20]。张资平在其长篇小说中除了描写“革命+恋爱”的情节，已然开始透视和思考“革命发生后怎样”这一更为复杂的问题。虽然作品中恋爱描写的比重远大于革命书写的比重，但对个人的革命行为进行了较为深度的透视和呈现。

《柘榴花》《青春》《爱力圈外》《欢喜陀与马桶》等作品中均含有“革命+恋爱”的革命文学因子。在《柘榴花》和《青春》中，张资平通过塑造“脱离革命的人”和“被动革命的人”的艺术形象，呈现了“革命+恋爱”的消极一面。《柘榴花》中的君果和《青春》中的君展是“脱离革命的人”，二人经历相似，曾是积极投身革命的进步青年，为革命做过秘密工作，也曾被捕过，革命胜利后在机关任职，分别于与雪翘和弈芳结合。雪翘和弈芳是“被动革命的人”，她们在金钱的诱惑下离开了爱人，雪翘委身于新军阀古国魂，弈芳做起了交际花，周旋于各个政治势力之间。君果和君展在雪翘和弈芳离开后大受打击，自此一蹶不振。君果逼迫雪翘暗杀古国魂，暴露后，二人先后被枪决。反动势力再次占领×城之后，早已脱离革命的君展则被当作革命分子被枪决。曾与弈芳发生过不伦之恋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仲瑚却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英勇就义。与之前风流放荡的仲瑚相比，君果和君展曾是主动的革命者，在革命胜利后，二人却陷于恋爱婚姻之中难以自拔，更因情伤自暴自弃，成了“脱离革命的人”。弈芳在金钱的驱使下、雪翘在爱人的逼迫下，均是被动“参加”革命，也不像仲瑚那样主动投身革命，属于“被动革命的人”。在《爱力圈外》和《欢喜陀与马桶》中，张资平则以反向启蒙——女性启蒙男性的方式呈现了“革命+恋爱”的积极一面。《爱力圈外》中的篠桥与《欢喜陀与马桶》中的阿汉经历类似，他们出身低微，未接受过教育，处于蒙昧的状态，但他们的生命中都出现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进步思想的时代女性——菊筠和昭筠。篠桥和阿汉都曾做过菊筠和昭筠的仆人，但菊筠和昭筠并未歧视他们，而是对其进行启蒙，令其逐渐觉醒。最后面对黑暗的社会和变革的时代，篠桥和阿汉均投身革命，篠桥远赴广州，参加了北伐战争，阿汉则成了工人运动的领袖，最后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英勇就义。

张资平对政治革命的透视，最值得瞩目的是，对“革命第二天”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呈现。在他看来，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旧军阀政权的“革命者们”在获得权力之后，无一例外地又成了“新的军阀”。革命并未改变社会的现状，也并未改变人民的命运，政治依旧腐败，世相依旧黑暗。

在《明珠与黑炭》中，质如的表姐夫是一个在南洋做生意的老年华人，也是一个心怀国家和民族的志士，同情并支持革命事业，将赚取的钱财都捐赠给了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穷困的他带着妻子晴芬回到国内，想要去南京寻访以前结识和资助过的革命党人，这些革命党人却是忘恩负义之辈，在获得权力之后，以旧军阀的做派将他赶了出来，“享他以闭门羹，当他是一个无聊的小商人，无识的南洋伯”[21]。《长途》中的碧云是一个从未参加过革命工作、对党义和三民主义一窍不通的乡下女子，只因天生丽质并得到同乡的引荐，竟摇身一变成了某机关的秘书，这是因为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后的时代与旧军阀统治的时代并无二致，“是讲情面不讲人材的时代”[22]，革命党人掌权的社会与旧军阀统治的社会如出一辙，“现代的事情都是麻麻糊糊，大家都打瞌睡过去就完了”[23]。在《柘榴花》中，革命军的军长讲情面和关系、办事马马虎虎，因此，W城他的所有同乡几乎都做了官，曾经私贩烟土的贩子都做了缉私所长。《青春》中的市政厅长与《柘榴花》中的军长如出一辙，将自己的亲朋、同学在政府部门肆意安插，“朝中无人，休想做官。所谓建设廉洁政府，铲除贪官污吏，不过如是如是”[24]。

在《青春》中，张资平揭示了革命胜利后的政治工作不是启蒙民众，而是“开游艺会，和发行小报称扬上司。此外，没有事可做了。除了这些无聊的事和称功颂德以外，还有什么呢”[25]。因此，腐败与堕落是一种必然现象，“所谓新政的设施，不过换了一批坐汽车兜风的武装同志，和多加了几个时代的牺牲者罢了”[26]。甚至革命党人的统治有时比旧军阀还要可怖，在《柘榴花》中，革命党人掌权后在W城施行高压集权统治，举行纪念游行时，要求大学教授都要参与，执行委员黄亮还趁机公报私仇，对自己曾经的老师破口大骂、当众羞辱，有些年长的教授由于行动不便没有及时到会，竟要被无情开除，为了苟活，只能乞求革命党人的原谅。在《北极圈里的王国》[27]中，张资平以北极圈里的一个名为秽芜的王国来影射旧中国，从而对革命、对政治的本质进行深刻的理性思考。秽芜国是一个王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王国，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统治阶层腐朽堕落，宫廷淫乱不堪，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引起人民的极度不满。因此，国内各种政治势力蠢蠢欲动，均想发动革命，或是君主立宪式的革命，或是资产阶级共和式的革命，从而推翻现有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但无论何种政治势力、何种政治革命，并不是为民众谋福利，只是想要取而代之，成为新的统治者。这恰是张资平对“革命之后怎样”的思考——政治革命只是一种争权夺利的循环以及堕落享乐的工具，“这班走肉行尸那里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他们只是在图个人生活的丰裕，图变态的官能的享乐，上行下效……变为兽欲横流的世界了”[28]。

张资平对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是持否定态度的，尤其对革命后的当权者表现出了一种鄙视与不屑，“对革命真尽了力的人当然是在由长沙至郑州一带的战场上惨死了的，湖南广东乡下的，受了生活的压迫想谋一条出路的无告的穷民。只有这些人才算有功于革命。你们算什么东西呢？你们只会取巧，坐享他人以血肉换来的成果”[29]。他期待一种真正的政治革命，但他并未指出何种革命能够真正地改变中国社会，拯救中国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