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夏商时期的政治思想

第一节 夏朝的政治思想

一 夏朝的政治变迁与社会发展

尽管不少学者认定中国历史自五帝时期就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但一般历史教科书还是以“禹传子、家天下”的夏朝作为中国阶级社会的开始。夏朝（公元前2070—前1600年）共经历禹、启、太康、仲康、相、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桀（履癸）14世、17王约共400多年的岁月，在黄河中下游建立起一个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奴隶制王朝。

夏朝的第一代国君禹是因为在舜当政时治水有功而成为舜禅让帝位的人选，他晚年继承禅让的传统，又把帝位传给少昊族的伯益。然而，此次禅让却没有成功，他的儿子启赶走伯益，自己继承了帝位，这就是所谓“禹传子，家天下”的由来。不过，启夺取的帝位并不巩固，东夷族的后羿、寒浞等相继夺取帝位，直到禹的第五代孙少康夺回帝位，才使夏朝的统治基本巩固下来。

夏朝建立起奴隶主贵族的专政体制，在中央设立比较简单的行政机构，任命贵族担任主要官员“六卿”“六事之人”等，从事对全国的行政管理，所谓“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官，殷二百，周三百”[1]。其中有“车正”“庖正”“牧正”“御龙”“稷官”“水官”“羲氏”“和氏”“士”“大理”“瞽”“啬夫”“遒人”“官战”等分职管理各项事务。地方设九州，分封诸侯，对辖区进行管理。《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是冀、兖、青、徐、荆、扬、豫、梁、雍，基本上囊括了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又实行五服制度，即皆为五百里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所以夏朝的疆域“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2]。不少学者对这些记载持怀疑态度，认为所谓禹行九州、五服之制是后世的理想化寄托，实际上夏朝直接管理的地区不过是王畿中心的一小片土地，其他更广大的地区都是基本独立的大小部落方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可能是真实的写照。夏朝还初步建立起司法制度，实行皋陶制定的刑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3]，“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作肉刑”[4]。它也初步建立起一支常备军，除王室有自己直属的军队外，地方诸侯方国也各有自己的军队，以随时讨伐那些不臣者，如禹就曾经率军对三苗征战。又初步建立起税收制度，以保证国家运行的各项开支。《禹贡》详细记载了九州各地的贡赋，虽然与真实情况可能还有一定距离，但税收制度肯定已建立并有效运行了。“少康中兴”之后，夏朝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由于一时能够协和贵族内部关系，对平民和奴隶也采取较宽松的施政方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夏朝的统治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

夏朝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生产技术较原始社会有了长足进步，经济有了明显发展。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大量使用木、石、骨、蚌等材料制作的工具进行劳作，初步摆脱原始社会的粗放经营，开始使用耒耜进行深耕细作，从而为民众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之源。农作物品种以粟为主，黍、水稻、小麦、大豆、高粱等也大量种植。畜牧业和采集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相当分量，是农业重要的补充。在河南郑州二里头遗址中，就发现大量的牛、猪、羊、鸡等的骨骼。手工业更是有了显著进步，青铜器的铸造业已经成为重要部门，制造了许多珍贵的礼器、兵器和贵族的生活用品。石器广泛进行磨制，石斧、石铲、石刀、石镰的锐度得到很大提高。玉器也是夏朝发达的手工业部门之一，以玉为原料制造的兵器、礼器、饰器和工具在夏朝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如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就是一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夏朝的陶器制造也显示了较高的水平，仅二里头出土的就达到30余种。纺织业也是重要部门，有麻纺和丝纺两种。《帝王世纪·夏》和《管子·轻重甲》都有关于夏朝精美丝织品的记载。另外，夏朝的漆器业、建筑业也有长足进步，二里头发现的巍峨壮观的宫殿遗址证明史书关于夏桀“筑宫室，饰瑶台”的记载绝非子虚。

夏朝的统治持续了400多年，到孔甲继位时已经进入它的衰败期。史载“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6]。到最后一个君王履癸即桀继位之时，更是达到衰败的顶点，“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7]。与此同时，东方与它毗邻的商族逐步强大起来。商族的首领汤趁夏桀暴虐无道、统治岌岌可危之际，率兵讨伐，夏桀战败，被流放于鸣条（今河南长垣南），最后死在那里。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8]夏朝是中国上古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是夏、商、周三代的肇端，在各方面都为后来商、周两朝的发展做出了具有榜样意义的贡献。

二 夏禹的功绩和政治理想

禹是中国历史上传统记载的三代夏、商、周中的第一代王朝的开创者，即所谓“禹传子，家天下”。以此为标志，中国历史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正式迈进文明时代，开始了阶级社会的历史。这表明，禹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人物。然而，由于这一时代的文字记载大都晚出，其中不少记载是传说的资料，因而互相抵牾之处甚多。这些记载所描绘的禹的形象，也是半人半神，半真半假，半是真实的倩影，半是编造的神话，扑朔迷离，混沌莫辨。不经过一番爬梳剔抉的工夫，就难以还原其历史真相。

中国文献中，记载禹事迹的典籍可谓多矣。仅马骕在《绎史·禹平水土》和《绎史·夏禹受禅》两卷中征引的就有《大戴礼记》《史记》《汉书》《吴越春秋》《帝王世纪》《尚书》《越绝书》《山海经》《盐铁论》《尸子》《吕氏春秋》《墨子》《淮南子》《新书》《说文》《尚书大传》《韩诗外传》《鬻子》《荀子》《说苑》《庄子》《列女传》共22种。

禹作为夏朝的开创者，他身上最大的特点是勤政作风和开拓精神。在当时中国先民对自然的斗争中，禹的第一大功绩是领导他们战胜洪水。《尧典》记载尧命鲧治水，九年无成，遭受严惩。舜又命禹做司空，继续“平治水土”。《益稷》记载了禹领导百姓治水的具体活动。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9]

看来，在尧、舜、禹的时代，有一段洪水长期泛滥的岁月。禹的父亲鲧曾奉尧之命治理洪水，他用堵即筑堤防水的办法，以求将洪水约束于河道中。可能由于下雨持续时间太长，洪水持续上涨，河道容纳不下，没取得预期效果，鲧因此被诛杀或被“降在匹庶”。禹在关键时刻接替父亲领导治水，他采取疏导的办法，即清除河道中妨碍流水顺畅通过的障碍，并顺着水的自然流向开凿新的水道，从而加快了洪水下泄的速度。经过十余年再接再厉、坚韧不拔的奋斗，“三过其门而不入”，终于战胜了洪水，给百姓创造了一个生产和生活的良好环境。治水的成功，特别是禹在治水的过程中显示的艰苦卓绝的服务大众的勤政精神和超越群伦的智慧，使他获得了远远超过其他部落酋长的威望，从而使舜将帝位禅让给他具有了众望所归的民心基础。

禹的第二项功绩是确立九州或十二州的行政区划和初步建立税收制度。《尚书·书序》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尽管对此时是否确定九州的行政区划，以及九州地域的确切方位，学者们的认识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存在不小的争议，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达成共识，即中国历史发展到尧、舜、禹的时代，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实现对黄河、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管理，可能已经力不从心了。为了在更广大的地域实现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变更自然提上日程。以地域区划而不是以血缘联系进行对民众的管理，至少萌芽于此时。虽然此后中国源于血缘纽带的宗法制度长期稳固存在，但行政管理的威权却是一直高居于宗法关系之上，并且其触角日益深入穷乡僻壤。《说文》亦记载：“昔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荆山之下。”《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都详细记载了九州的税收等级和贡物名称。《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以上这些记载不见得完全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但至少能够表明禹建立起最初的税收制度。税收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正是税收支撑着国家行政权力的运作。

禹的第三项功绩是平定有苗（三苗）的反叛。有苗是今天苗族的祖先，居于长江以南的湘、黔地区。据《尚书·大禹谟》记载，是舜的仁德使其宾服。

帝曰：“咨！禹，惟时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三旬，苗民逆命。益赞于禹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齐慄，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师振旅。帝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10]

但《随巢子》和《墨子》有不同的说法，肯定有苗是被禹以武力征服的：

《随巢子》：三苗大乱，天命殛之。夏后受命于元宫，大神人面鸟身降而辅之。司禄益食而民不饥，司金益富而国家实，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违。

《墨子》：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宾出雨血，三朝龙生，庙犬哭市，夏冰地坼，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元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11]

平息有苗之乱，可能是武力与怀柔手段并用，武的一手是禹指挥进行的。由于有苗的宾服，舜的晚期直接控制的地域可能已经达到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的广袤原野。战争的胜利最容易显示指挥者的才能和增加指挥者的权威，征服有苗的胜利，无疑使禹在迈向权力巅峰的路上登上一个新台阶。

禹的第四项功绩是在舜禅让帝位即部落联盟的首领给自己之后，进行了他一生最大的创新，“爵有德，封有功”，将部落联盟的办事机构逐步改造成一个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政府。那位在舜为帝时已经“作士以理民”的皋陶，继续做总理国政的行政首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12]另一个名叫太岳的人也成为“禹心吕之臣”。

禹更进一步制定法律，严肃刑政，大张旗鼓地四处巡视，不断强化自己和政府的权威，《吴越春秋》有以下记载：

三载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归还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观示中国诸侯。防风后至，斩以示众，示天下悉属禹也。[13]

这时的禹对属下的群臣已经具有了生杀予夺之权，他再也不是氏族社会中与众庶平等的一员了。至此，不管当时的人们是否意识到，禹的举措都使中国社会的历史达到一个新的临界点。以社会分裂为阶级、财富集中于少数人和国家机器强制百姓服从为特征的文明时代降临到赤县神州的土地上。在先秦诸子中，最早对这一变化进行描述的是庄子，他通过一个寓言故事巧妙地揭示了禹之政与尧、舜之政的区别。

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盍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顾。[14]

当然，禹似乎也不完全是通过杀伐的手段树立自己的权威，《帝王世纪》记载，他对诸侯和臣民也在施德示惠、礼贤下士：“禹纳礼贤人，一沐三握发，一食三起。”不少文献渲染了他这方面的事迹，如《淮南子·原道训》所记：

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5]

其他如《荀子·大略篇》，赞扬“禹见耕者耦，立而式，过十室之邑必下”。《说苑·君道》也有以下记载：

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16]

这些有关禹德惠仁礼之行的记载，不少地方显露出后世儒家学者编撰的痕迹，字里行间渗透着他们的愿望与希冀，但也应该承认，禹的举措中尽管还保留着原始社会道德和风俗的遗存，可是不管怎么说，禹的接掌帝位，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成为中国历史野蛮和文明的界标。他的所有举措，彰显的都是挣脱野蛮的高瞻远瞩的努力。所以，后来孔子谈到禹之功德，作了理想化的总结，《大戴礼记》引述的宰我与孔子的对话：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斖斖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17]

禹以渐进的方式，悄悄地在改组部落联盟办事机构的同时改变了它的性质，建立起一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机器。这个国家统治的阶级基础是最先抢占了权力和财富的奴隶主贵族，他们之所以需要和容忍这个有时可以对自己进行惩罚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机构才能维护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并使之得到传承。

历史在考验禹的勇气和决断能力，他敢于更改禅让的传统，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吗？因为现在的帝位已经今非昔比，它再也不是一个像部落酋长那样服务大众的只尽义务的岗位，而是一个掌握权力和享用财富的显赫之职。正因为如此，当禹年老的时候，与他地位相当或接近的氏族酋长们，都眼巴巴地渴望依照禅让的传统来继承他的位子。这时的禹，既意识到禅让传统的无比张力，更明白摈弃这一传统、以传子代替禅让给自己儿孙和家族带来的利益。权衡再三，禹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毅然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禹之亵渎禅让的传统而毅然将尊位传子，恐怕只能肯定是私心占了上风。他敢于这样做，一是因为这样做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二是因为他估计自己的余威和儿子的能力足以战胜那些对此事持疑义的反叛者。果然，启继位伊始，就招来有扈氏的反抗。这个有扈氏的反抗自然也不是出于维护禅让传统的“公心”，而是因为禹传子断绝了他享有的通过禅让继承权力和财富的机会。对于有扈氏的反抗，启毫不犹豫地以武力镇压，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尚书·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8]

启以“恭行天之罚”的堂皇理由对有扈氏大打出手，平息了他们的反抗，标志了传子对禅让的胜利。但是，传子代替禅让作为制度上的根本性的变革，既很难在短时间内被社会上多数人所接受，也很难在观念上很快被社会上多数人所认可，所以在启之后就出现了后羿、寒浞相继“篡政”的混乱局面，直到大禹的五世孙少康中兴，才算稳住了形势。此后，以传子延续家天下的观念，才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异姓篡政也就成了背叛君臣之义的大逆不道。“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9]正是在贪欲和权势欲的驱动下，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摈弃禅让的古老传统，以“禹传子，家天下”的形式，使中国历史来了一次“华丽转身”，将中华民族引进文明时代。他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使命，从而成就了无与伦比的空前伟业。然而吊诡的是，禹的功业是以人剥削人代替共同劳动、共同享受，以不平等置换平等，以尔虞我诈驱除忠实诚信，以血腥的杀戮取代和谐协商为代价的。看来，为了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只能使用野蛮的手段了。虽然如此，这丝毫不意味着对禹进行否定的评价，因为他走的是历史辩证法支配的必由之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禹的功业。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20]

禹和他的儿子启通过改变帝位继承方式展示了他们父子的政治思想，这就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必须诉诸行政权力；对民众最好的统治方式是德刑并用，一是握有绝对不可让渡的权力，二是以德行和勤政之举让民众相信他的能力和品格。在韩愈创建的“道统”谱系中，大禹是排名第三的伟人。

三 《尚书·夏书》展示的政治思想

夏朝留下的历史文献很少，今文《尚书》中的《舜典》《皋陶谟》《益稷》《甘誓》主要反映的是夏朝初年的史迹，再后的《汤誓》中有对夏桀暴虐行政的斥责，中间近400年的岁月、近十位君王，没有留下相关言行的记录。唯有古文《尚书》中的《五子之歌》和《胤征》算是一点直接的资料，但其真实性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质疑。不过，我们即使认定这两篇文献出自后人伪托，这种伪托也不是纯粹杜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后人摭拾前人留下的传说或片段资料加以整合的结果，从中还是可以寻觅一些夏代政治思想的信息：

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

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21]

这篇文献假借太康等失国五子的忏悔，阐发了他们的政治思想。其中有对于民本的认识：“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有对于君王须加强自身修养、不可荒淫腐败的认识，更有对于丢弃祖宗优良治国理政传统导致“荒坠厥绪，覆宗绝祀”的痛悔。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思想史上具有积极意义的资料。

另外，还有一篇《胤征》，据说因为夏朝的一个诸侯或臣子“羲和湎淫，废时乱日”，夏朝的大臣“胤往征之，作《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今予以尔有众，奉将天罚。尔众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钦承天子威命。火炎昆冈，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呜呼！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其尔众士，懋戒哉！”[22]

这篇文献是讨伐羲和的誓词，其中，严厉斥责“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违背祖宗的“谟训”和“常宪”，拒绝接受各方面的劝谏，“颠覆厥德，沉乱于酒，畔官离次，俶扰天纪，遐弃厥司”，“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因而被明令“奉将天罚”。誓词要求所有官员都必须站在王室一边，共同对敌，“众士同力，王室尚弼”。讨伐的目标只是羲和，“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但也要求所有诸侯和百官接受教训，“旧染污俗，咸与惟新”。这篇誓词显示的政治思想是，所有夏朝属下的诸侯和官员必须遵循国家建立的制度和制定的法纪，接受来自各方面的劝谏，“克勤”奉职，兢兢业业，决不可走上废职荒酒一途，否则必然受到严厉惩罚。这说明，夏朝执政者已经认识到官吏的品行、能力的重要性和对违法违纪不臣者执行法纪的必要性。

四 夏桀的暴政观念

夏桀是夏朝最后一位君王，他是被商汤率领的商族武装推翻的。有关他暴虐的事迹文献没有多少具体的记载，只在《尚书·汤誓》中留下片言只语：

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吕氏春秋》对夏桀的暴虐有如下记载：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矝过善非，国人大崩。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23]

《史记·夏本纪》记载的是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勘”，即拒绝对百姓实行仁德之治，一味迷信暴力，动辄进行杀伐。《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是“夏桀为虐政淫荒”，致使百姓与之不共戴天，宁愿与之同归于尽。

西汉晚期的刘向在其撰写的《列女传》中，记载了夏桀宠信美妃末喜最后导致夏朝灭亡的故事：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于色，薄于德，乱无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剑带冠。桀既弃礼义，淫于妇人，求美女积之于后宫，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日夜与末喜及宫女饮酒，无有休时。置末喜于膝上，听用其言，昏乱失道，骄奢自恣。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其头而饮之于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笑之以为乐。龙逢进谏曰：“君无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听，以为妖言而杀之。造琼台瑶室，以临云雨，殚财尽币，意尚不厌。[24]

《帝王世纪》也有以下记载：

（帝桀）日夜与妹喜（末喜）及宫女饮酒，常置妹喜于膝上。妹喜好闻裂缯之声，为发缯裂之以顺其意。以人驾车为肉山脯林，以酒为池，使可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余人，醉而溺水。以虎入市，而视其惊。[25]

这些记载，当然有《吕氏春秋》的资料来源，很可能还有流传于民间的一些传说，刘向在整理汇入他编辑的文集中时经过自己的加工，与商纣王宠信妲己类似，其真实性不见得完全靠得住。

从以上这些零星记载的关于夏桀的罪行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有关夏桀政治思想的一些信息。一是夏桀确实是一个暴虐腐败的君王。他相信暴力万能，以为凭借暴力可以为所欲为。因而根本舍弃“德政”，最终激化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二是夏桀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只钟情溜须拍马的话语，致使奸佞者进，忠贞者退。最后是所有人都离叛他而去，使之成为孤家寡人。这说明，在奴隶制王朝初创时期，夏桀之类当权者除了认定暴力的决定作用外，“德治”“任贤”“虚心纳谏”之类后世君王治国理政的良好理念还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的政治思想是十分贫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