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1]

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和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使人类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第一次定位在这一科学的基础之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人类历史观的伟大变革。列宁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2]

一 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人们始终没有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

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理论逻辑起点，便是唯心史观终结的理论逻辑终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有作为的思想家，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探讨历史发展的最后原因方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但始终摆脱不了唯心史观的束缚，在社会历史领域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统治一切。唯物史观创立的最直接的、现成的理论条件便是18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历史观。资产阶级的社会历史理论，一方面本质上是唯心的，另一方面却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马克思是在批判他们唯心的实质、吸收借鉴他们有价值的成果的基础之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

（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3]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因，也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探讨，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命题，这在历史观上是一个进步。在他们看来，如果人依赖于周围环境，那么人的全部性格都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的缺点也是由社会环境所决定。所以，要改变人的缺点，就必须首先改变造成其缺点的社会环境。依据这个命题本质推出，人是环境产物，人类思想也为其周围环境所决定，那么人类的思想发展也就必须为社会环境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历史所决定。因而，必然转入研究社会环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及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但是法国唯物主义者只是接近这个任务，他们在这个任务面前却拐到了另外一条唯心主义道路上去了。他们认为，“环境”指的是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制度，这样一来，“环境决定一切”便转变成“法律造成一切”，法律和政治制度则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而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又取决于人的理性，理性是教育的结果，教育能帮助民众克服愚昧、偏见、无知、轻信、惊慌失措、缺乏经验、志愿和预见等错误意见。这样一来，便出现了与“人是环境的产物”相反的命题“意见支配世界”。到底是环境决定人的观念、意见，还是人的观念、意见决定环境呢？法国唯物主义陷入了“二律背反”。

（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

空想社会主义的杰出代表圣西门（1760—1825年）认为，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积，是有规律可遵守的；要发现这个规律，就必须了解人类的过去。他找到了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这个重要的观点，“所有制的制宪工作才是基本。因此，这项制宪工作才是社会大厦的基石”[4]。所有制指的是财产关系。为什么财产关系起这么大的作用？他认为，答案应当从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去找，企图用生产因素来解释社会发展的原因。圣西门还看到阶级生产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看到了财产关系、社会环境引起了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又促进了社会发展。这些看法要比法国的唯物主义要高明一些，但他只是似乎接近这个思想，却永远没能得出正确结论。

（三）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历史观上继承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许多重要观点，同时又在革命方面有所推进。首先，他们注意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当然，他们所说的人民群众主要指资产阶级。其次，对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予以重视，并试图探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最后，他们所看到的财产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财产关系又是由什么决定的，由于他们不理解生产关系是财产关系的基础，财产关系只不过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突出上层建筑，因而不得不用“征服”来解释财产关系及其起源，而为什么要征服呢，是为了实际利益。这样他们又陷入了征服决定财产关系，财产关系反过来又说明征服这样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他们引用“人性”来解脱这个矛盾的困境，认为在人类本性中有一种征服欲、统治欲，这便是产生征服的原因。

（四）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黑格尔（1770—1831年）的历史观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决定了他在历史观方面的贡献，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思想，对唯物史观的创立有一定启发作用。黑格尔认为：

绝对观念是一切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观点、伦理观点、道德观点、道德状况、智力状况决定者，是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

列宁说，黑格尔的见解“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是历史唯物主义“直接的理论前提”。黑格尔认为：（1）人类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辩证过程，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产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2）人类历史发展服从客观规律，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在这些动机后面，还应有其他探索的动力，历史动力不在人性中，而在人性之外；（3）猜测到历史活动中人的主观能动性。

（五）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历史观

费尔巴哈（1804—1872年）是唯物史观创立之前的最后一个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理论形态。费尔巴哈批判了宗教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返回到唯物主义，这是费尔巴哈的巨大功绩。列宁认为：“马克思离开黑格尔，是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

费尔巴哈认为，以自己的感性存在为基础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并且从以自己的感性存在为基础的人出发，考察和证明社会历史发展，这是他的历史观的重要之处。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1）力图用自然唯物主义作为历史观的基础，批判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哲学基础；（2）反对历史的动力是理性意见的唯心史观的说法，把历史动力归结于“人”的能动，虽然这种人是抽象的人，却是从神、理性降到世间的人，这也是一个进步。但是费尔巴哈由于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在历史领域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1）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人，他企图从这个抽象“人”的概念出发，从首先存在“固定不变的人”本质出发来说明历史；（2）把历史看成是抽象“人”本性的展开；（3）过分夸大宗教的作用，把宗教变迁说成历史变迁的动因。

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为什么不能够从根本上摆脱历史唯心主义呢？这里既有阶级立场、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有认识上的根源。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自然过程不同，在自然界中起作用的主要是不自觉的力量，而在社会历史中，起作用的是人，“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5]。这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形式很容易使人发生迷惑：以为人的历史发展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把社会历史看成个人意见所支配的偶然事件的堆积。

所以，列宁认为，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考究产生这些思考动机的原因，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始终是这种社会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运动。

马克思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里开始克服唯心主义上述两个根本缺陷，建立唯物史观的？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历史观看到“人是环境的产物”，然而这又陷入“意见支配世界的矛盾”；空想社会主义历史观看到了生产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然而自然逃脱不了人类历史是理性进化的历史唯心主义结论；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发现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试图探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然而却用征服来说明经济关系，并且用历史之外的人性来证明征服的起源；黑格尔把理性说成是社会历史的动力，在唯心主义前提下，纠正意见支配世界的观点，企图从历史本身，而不是从历史之外去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因，但最终回归到理性上；费尔巴哈表面上把历史归结为人的历史，但是由于他讲的人是抽象的人，因而历史也不过是人的本质抽象概括的历史，还是陷在唯心史观的老圈子里。他们都力图去找寻历史的动因，但终又回到意志动力的解释上。这说明，这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理论上的问题需要解决，只有解决了这个基本理论，才能克服上述历史观徘徊不前的状况。

二 同一切旧哲学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以下称《提纲》）中彻底解决了从唯心史观向唯物史观转变的理论难题，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以下称《终结》）中又作了进一步的详尽论述和总结。

（一）第一次从根本上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一次把社会实践当作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提出来

费尔巴哈和其他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看不到社会实践的作用，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理解社会现实的人。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

因而，他们只能形而上学地把人与环境对立起来，或者把人归结为理性的人。具体表现在：（1）把客观世界仅仅看成了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人的改造对象；（2）把人看成单纯的、被动的感性客体，而没有看成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忽视了人对客观外界的能动的改造活动；（3）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形成的；（4）马克思把革命实践理解为“改变世界”，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马克思把社会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说明实践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的哲学“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8]。他把社会发展更看成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的活历史，看成进行物质生产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实践史，从而才揭示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就因为离开实践去考察客观世界，而陷入唯心史观。

马克思把实践观念引入唯物史观，从社会实践出发，从而能够对任何社会现象作出正确的解释。比如在人与环境和教育的关系上，唯心主义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是环境怎样改变的呢，旧唯物主义不能说明。马克思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

人在实践中改变环境，因而也改变了人自身。环境和人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正确地阐述了实践范畴，从而从旧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迷宫中迈了出来。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由于离开了社会实践，从而对宗教的认识和批判也是不彻底的，他虽然把宗教归结为世俗基础，却不能从社会实践出发，正确阐述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克服宗教的正确途径。马克思在《终结》中，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彻底地批判了以往的历史唯心主义。

因此，通过人类能动的物质实践活动，既能解决主观唯物主义把外界事物单纯看成客体，把人看成静态的感性存在的缺陷，又能克服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把理性看成历史动力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缺陷，构建了唯物史观的认识论上的桥梁。

（二）第一次正确地说明人的本质问题，超越了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史观，找到了唯物史观的新出发点

用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只有克服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才能建立唯物史观。费尔巴哈观察社会的基本方法是从抽象的人、人性，从本性出发来证明社会，因此，只有正确地证明人的本质问题，才能突破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用唯物史观代替人本哲学。马克思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

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马克思正确地说明了人的本质问题，二是指出了唯物主义观察人和解决人的问题的基本原则，就是说从社会关系出发，从社会物质生产的高度出发，从社会实践出发来说明人性、人的本质。马克思在哲学上彻底扬弃了18世纪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作用，指出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三个局限性：（1）机械性；（2）形而上学性；（3）唯心史观。指出费尔巴哈没有提出唯心史观的原因就在于把自己和人当作自己哲学的出发点。他所说的人是抽象的人，他不能找到通向物质生产观念世界的道路，仅仅把这些人作为历史中抽象的人来考察，而不理解人的社会属性，忽视革命的实践。“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1]。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关系。这就是唯物史观的出发点。费尔巴哈从抽象的、孤立的人出发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与具体个人自然地脱离出来的共同性，由此来证明社会。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正是通过对人的本质的正确探讨，马克思找出新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社会的物质关系，认识到由此出发才能证明一切人类社会现象。

马克思把他的唯物史观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对立，归结于它们的阶级基础和理论出发点的对立。旧哲学立足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唯物史观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旧哲学离开社会实践去这样或那样地解释过去，新的唯物主义不是局限于解释世界，而是把“改变世界”、把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运用唯物史观的批判性和实践性，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在实现哲学变革中的伟大意义和看法。

三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最壮观的一次日出

马克思在《提纲》中开辟了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途径。紧接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称《形态》）等一系列成熟著作中，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历史观的一次伟大变革。

（一）它把唯心主义从它最后的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中清除出去，建立了完备的、彻底的、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恩格斯在《终结》中肯定了费尔巴哈的功绩，但同时指出费尔巴哈在历史领域是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克服其局限性，“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12]，把唯物辩证法贯彻到社会领域，第一次正确分析和回答社会历史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说：

这样一来[13]，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14]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只有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没有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当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唯心主义还可以在历史领域栖身。一旦社会历史也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唯心主义就彻底失去了容身之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学说。恩格斯在《终结》中也同样概括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仅把旧哲学从自然领域中驱逐出去，而且把它从历史领域中驱逐出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包括自然、人类社会、思维的，并用唯物主义解释的、完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本主义，仍不够彻底。究其原因，在于没有掌握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15]

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揭示了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历史过程，指出了阶级的存亡仅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主义社会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因而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过渡到共产主义，从而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建立，为人们研究社会历史提供了指南

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各门具体科学都有指导意义。有了它，才使各种研究社会的学问成为科学。恩格斯说：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16]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17]

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准则。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和方法论，只能当作研究各门社会科学的指导方法，而不能把它当成现成的公式乱套，更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

（四）历史唯物主义为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武器

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历史观，无产阶级依靠这个科学认识，透彻地了解过去，分析现实斗争，就未来的发展趋势，制定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历史唯物主义使共产党人和人民看清前途、增强信心，把握自己的现实斗争活动，是无产阶级及其劳动群众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今天，历史唯物主义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武器。

四 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详尽阐明

马克思在《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等成熟作品中创立了唯物史观，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科学的概括，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终结》两篇重要著作中进一步详尽地论述和发挥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恩格斯认为在自己的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18]。

（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通过对杜林唯心史观的批判，阐述了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指出经济关系对政治暴力、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

杜林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观点和方法是唯心主义的。他不是从现实本身去认识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证出现实，根本颠倒了存在与意识、基础与建筑、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恩格斯对唯心主义进行的深刻批判，从根本上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19]。恩格斯站在这个基本立场上，揭露了杜林唯心史观的实质，批判了杜林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看法，阐明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思想。

1.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平等观和自由观。

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20]道德是由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在不同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社会道德。道德是具有历史性的。随着历史的发展，道德的具体内容也在改变。没有什么永恒的、抽象的道德。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21]。关于未来共产主义道德，恩格斯认为，只有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恩格斯还认为，对同样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发展有一定的继承性；对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有着共同历史背景的道德观念来说，道德具有一定的共同性。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恩格斯指出，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平等是一个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平等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在平等问题上的超阶级的和非历史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平等观念的历史发展。他指出：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平等要求。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而出现的。它的实际内容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22]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没有什么平等而言。对无产阶级来说，消灭资本主义，消灭阶级，建立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才能实现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因此，“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23]。平等观念是历史的范畴，是一定社会存在的产物。

关于自由，恩格斯认为，承认客观必然性是自由的前提，客观规律、自然界的必然性是第一位的，人的意志自由是第二位的，后者依赖、适应前者，只有首先承认必然性，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去认识和把握必然性。必然是客观的，同时又是可知的。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人对必然的认识越深刻，行动就越自由。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自由是随着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客观规律的认识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对客观必然性的认识和支配是有限度的，因而人的自由是相对的。同样，在社会生活领域，人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历史的。从来没有绝对的、永恒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在阶级社会中，自由是有阶级性的，自由是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限制的相对的自由。

2.深刻批判了杜林的暴力论的唯心主义本质，着重论述了经济决定政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时也论述了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一定作用。恩格斯详尽地论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杜林认为，政治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经济不过是“第二等事实”，政治暴力是全部历史的出发点和基本事实，他用政治暴力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恩格斯指出：

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同样，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具有大得多的基础性。[24]

奴隶主要强迫别人当奴隶，单纯凭借暴力是不行的。他首先必须掌握使奴隶劳动得以进行的工具和对象，以及维持奴隶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固然可以通过暴力获得，但财产必然先由劳动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被持有。私有财产的产生同样也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相反，政治暴力倒需要用经济原因来说明。可见，经济是基础，政治暴力是从属于经济基础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暴力，说明政治暴力。恩格斯还从军事暴力和经济的关系上，阐明战争的物质基础，以及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进一步论证了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指明暴力本身也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必须有物质基础和前提，人和武器，武器和人则是同整个生产条件、经济条件相联系的。恩格斯还从阶级和政治关系的产生上，进一步论述了经济决定政治暴力的原理。他认为：阶级和政治关系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一切社会权力和一切政治暴力都起源于经济条件，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一切政治权力、政治暴力将归于消亡。

恩格斯同时也指出了上层建筑、政治暴力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它或者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促进和保护经济发展；或者违背客观规律，阻碍社会经济发展。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经常会因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而土崩瓦解。恩格斯非常重视顺应历史发展的革命暴力的作用，把它比喻成为“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3.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宗教、家庭、教育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恩格斯从上层建筑和社会生活方面揭露和批判杜林在国家、宗教、家庭、教育等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对被统治阶级实行暴力的机器，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国家。在阶级社会中，个人的权利是由所属阶级地位决定的；权利总是属于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是没有什么权利的。到共产主义社会，随着阶级对立和差别的消灭，国家也将消亡。

恩格斯还深刻阐明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根源和消亡的条件。“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25]原始宗教起源于人们受异己的自然力量的支配。阶级产生后，宗教的存在和发展主要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只有当社会通过占有并有计划地使用全部资料而使一切社会成员摆脱奴役状态时，宗教才随之消亡。因此，工人阶级必须首先参加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阶级斗争，才能为逐步消灭宗教创造条件。

恩格斯在家庭问题上指出，家庭是历史的产物，家庭的形成是由一切的经济条件决定的。资产阶级家庭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产物，它必然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而改变，不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家庭是得不到改造的。新的家庭只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而产生。

恩格斯还引述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教育的基本原则：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论述了马克思教育理论的极其重要的原则。恩格斯在上述问题的论述中，进一步说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则。

4.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坚持并论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阐明了生产、交换和分配在社会经济基础过程中的各自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揭示了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弊病的经济根源，指出某种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经济规律。

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根源，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

总之，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主义时，坚持和发挥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动力的一系列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在《终结》里，恩格斯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着重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1.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也有自己发展的客观规律，关键是发现这种规律，并掌握这种规律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英雄豪杰的个人思想史和活动史，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伟大人物的主观思想决定的，是偶然事件的叠加，没有什么规律可言。这些历史观只看到思想动机的作用，而看不到思想动机背后的更深刻的原因。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一样，有它本身的客观规律，但社会历史同自然界不同，是在人们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中发展的，因此，要寻找社会历史的真正的动因，就必须研究隐藏在人们动机背后的动力。恩格斯进而说明如何发现隐藏在人们动机背后的动力。恩格斯指出，要研究使广大群众、整个民族和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要研究那些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的动机，通过研究这些动机去发现隐藏着的动力，即社会的经济条件，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群众史观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重要原理。

2.说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述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以及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首先指出了政治、法律制度同经济基础的关系。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26]，“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27]。国家、法律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还分析了政治观点、法律观点、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他认为这些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但它们同经济关系的距离有远有近，同经济的联系有直接有间接。其中，国家、政治制度同经济基础的距离最短，哲学是远离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宗教离物质生活最远，好像同物质生活毫不相干，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还指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继承性，它们要利用前人所创造的思想成果和思想材料，并同现有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但是归根到底仍然是由造成这些思想材料形成、发展、变化的经济关系决定的。

3.通过对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阐明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去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针对费尔巴哈在宗教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感情总是有阶级性的，根本就无所谓纯粹的人类感情，更没有理由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阶级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如果把阶级斗争历史歪曲为宗教变迁史，那是对历史的极大歪曲。恩格斯针对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伦理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指出永恒的、超历史的、超阶级的道德，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在阶级社会中，道德具有阶级性，“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28]。费尔巴哈鼓吹抽象的爱的道德观，只能起到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极其有害的作用。

4.指出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动因时，论证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他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以来，社会的阶级斗争不仅日益尖锐，而且日益明朗化了，这就使人们探究历史发展的真实动因有了可能。恩格斯依次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级斗争的动力的事实，并指出，在资产阶级时代，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29]。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虽然是动力，但阶级斗争本身又是被经济原因，即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因此，归根到底，还是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阶级的产生和存在，以及阶级斗争的变化和发展，都是被经济原因决定的，都是被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决定的。恩格斯以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证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产生和发展是如何被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最终解决，只能通过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生产力得到解放。生产关系一定要符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五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进一步补充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有关书信，主要是指著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八封信。这八封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论述。

（一）马克思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痛斥了蒲鲁东宣扬的客观唯心史观，着重阐明社会历史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过程，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整个社会关系的原理

蒲鲁东把社会历史说成是“一种普遍理性在自我表现”[30]。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不是从经济关系出发去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而是反过来从经济范畴的发展去理解人类历史，因而陷入唯心史观的泥坑。马克思认为，人们在一定物质生产水平上，不但建立了抽象的社会关系，而且按照自己的生产关系生产出相应的观念、范畴。观念范畴是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马克思认为，人们不能任意选择自己的生产关系。“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31]生产关系是人们互相交往关系的基本的、基础性的关系，而一定的生产关系又受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制约。所以，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改变和发展，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马克思进一步证明了，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社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的生产关系；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产生一定的政治制度等上层建筑。因而，马克思认为，人们不仅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产关系，而且也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做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32]，都是前代人实践的结果，因此，人们决不能超越历史去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物质关系形成他们的一切关系的基础”[33]。人类的历史就是世代相传的劳动者的历史，这样的历史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来决定的。马克思还指出，当生产关系不适合新的生产力时，就要发生革命。用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人们“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34]。马克思以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的事实，具体地说明了这个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

（二）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概括地表述了自己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主要贡献，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马克思划清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别，阐明了自己对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三点贡献：（1）说明了阶级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由人类物质生产状况决定的，阶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2）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3）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其历史使命和最终目的是向消灭阶级社会过渡，指明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以及实现的途径。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主要贡献，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原理，深刻说明了阶级存在同物质生产状况的关系，阶级斗争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以及无产阶级专政同阶级灭亡、国家灭亡的关系，从而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三）马克思在1868年7月11日致库格曼的信中，驳斥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攻击，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并且简要地论述了他的经济理论

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35]。道理很明显，人类要存在和发展，首先必须获得吃、穿、住等基本生活资料；而要获得这些资料，就必须进行生产，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四）恩格斯晚年在1890年到1894年致施莱特、布法赫、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批驳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曲和篡改，全面阐述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作用，同时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

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社会历史观主要是反对唯心史观。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的研究“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36]，较多地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对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论述就显得相对不够充分。到了19世纪80—90年代，机会主义滋生起来，肆意歪曲和篡改唯物史观，否定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宣扬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的谬论。一些资产阶级反动学者也把唯物史观庸俗化，把它说成只承认经济的决定作用。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深入研究和思考，把唯物主义当作公式生搬硬套。在这种情形下，恩格斯站了出来，完整、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1.论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在肯定社会存在是第一性、决定性的作用的前提下，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上，不应忽视意识形态的能动作用。恩格斯指出：

物质存在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37]

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两点：

一是说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存在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和人口等，物质生产方式是决定性原因。马克思在致梅林的信中，批判了把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看成是脱离物质基础的看法，指出人们的活动虽然是受人们思想动机支配的，但是人们的思想动机又是一定物质原因引起的，物质决定意识。

二是说社会意识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恩格斯在致梅林的信中进一步指出，当社会意识一旦被经济原因造成以后，“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38]。但是社会意识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是受制于第一性的社会存在的。恩格斯认为，只要从事哲学、宗教等研究的人们形成社会分工的一个特殊部分、独立集体，他们的学说、观点，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39]

恩格斯在反复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特点和作用。社会意识形态一旦由一定的经济条件产生出来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它本身的继承性和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

恩格斯认为，思想、理论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还是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40]“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41]但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继承性，容易造成似乎与经济无关的假象，给唯心主义造成可乘之机。恩格斯总结说，实际上意识形态的继承性质，甚至继承什么、摈弃什么、发展什么也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

由于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造成了社会意识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历史上一些落后国家，在思想上都有可能超过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但是这种情况归根到底也是以一定经济发展的水平为前提的。

各种思想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和影响。恩格斯指出：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除了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外，它们又都互相影响，产生各种思想之间的交互作用。在社会意识形态之间，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和支配其他意识形态。哲学是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影响其他意识形态的，但是哲学本身不仅不能代替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而且还直接受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影响。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一定的政治思想对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起着直接的影响，起着领导的作用。

2.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

恩格斯认为，首先，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42]其次，上层建筑各种因素是第二性的，它的性质、状况、发展和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一旦产生出来，就有着自身的特殊发展规律和特点，并能决定历史发展的特点或特殊形式。这种反作用比起经济因素的作用当然是次要的，但不容忽视。再次，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上层建筑之间各种要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历史发展，但归根到底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需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改变，经济基础又决定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经济必然性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恩格斯驳斥保·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歪曲，着重指出了上层建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他指出：

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43]

关于上层建筑在历史进程中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恩格斯指出：

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44]

恩格斯论述了国家和法的产生、相对独立性及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以国家权力为例说明上层建筑是怎样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有三种可能的情形：一是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的同一方向起作用，经济的发展就比较快；二是国家权力如果沿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经过一定的时期，国家本身也必然崩溃；三是国家权力“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45]，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为前两种情况中的第二种。在第二种或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恩格斯还讲了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

恩格斯驳斥了保尔·巴尔特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说明马克思一贯重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等著作中，肯定了政治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同时充分论述了政治斗争所起的特殊作用。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产生的反作用，是由于上层建筑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独立性，形成它自己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相对独立的历史，因而就能积极主动地反映经济基础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上层建筑决不会离开经济基础而单独起作用，它的反作用是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挥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46]。离开经济基础去谈上层建筑必然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

3.论述了其他唯物史观的原理。

恩格斯在有关书信中指出，唯物史观不但是科学的理论，而且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但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47]。

恩格斯论述了人们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客观规律性和个人意志的关系。为了通俗地说明历史的客观规律和个人意志的关系，恩格斯举了“平行四边形”的例子。历史中，无数个人意志就好像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的邻边；无数个人意志相互冲突的结果，就好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引出的无数根合力线。历史的最终结果，就好像是总的合力线。这说明：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有其客观性；社会规律又不同于自然规律。社会规律表现为个人的目的和愿望；个人的目的表面上很少如愿以偿，在无数个人背后有一个物质的总动力；个人的意志对历史的发展不是不起作用的，无数个人意志表现为历史的合力。由此阐明了客观规律和个人意志的关系。恩格斯还提出要正确对待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阐明了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出现在历史上，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历史人物在于顺应历史的潮流，应当肯定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恩格斯指出，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中“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48]。技术装备是指科学技术说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恩格斯表达了这个思想。同时，恩格斯还阐述了生产对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49]。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最终是由生产的需要和实践决定的。

最后，恩格斯阐述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正像曲线（指偶然性）和中轴线（指必然性）的关系，这个轴线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的轴线，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50]。

总之，马克思在《提纲》中为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开辟了新的理论起点，提出了唯物史观这一崭新的思想。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里又补充论述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终结》中全面、详细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全面论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阐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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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文系作者1983年的读书笔记，原载王伟光《哲林漫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9—241页。曾分别以“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1990年3月）、“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矛盾”（1990年9月）、“历史唯物主义和初级阶段社会矛盾”（1992年10月）为题在中共中央党校主体班次讲授，收入《王伟光讲习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122—149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3] 代表人物有拉美特利、爱尔维修、狄德罗、德尔巴赫，他们都是“百科全书派”核心成员，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编者注）

[4] 《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8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5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4、138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9页。

[13] 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引者注）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9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5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9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页。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48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39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3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8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7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6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8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

[3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4页。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5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4页。

[4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页。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3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1页。

[4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5页。

[4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5页。

[5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