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技术赋权背景下的社区治理：治理“切口”

改革开放以来，互联网与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推动国家进行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政府组织变革过程而言，技术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技术嵌入组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技术是组织发生变革的“赋能者”[9]，因此我们通常也将这一背景称为技术赋权背景。在这一背景下，技术以其独特的逻辑结构特征赋予组织结构、组织成员以新的组织模式与思维模式，技术的嵌入使得组织结构、理念、人员、制度等方面的变革成为可能，也促使组织实现能力的迭代升级，从而促进组织的变革。[10]因此，技术与组织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逻辑关系，技术使得组织的变革成为可能，而组织对于技术的适应度也是其变革成功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技术与组织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技术对于城市基层组织的组织能力、组织结构、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影响。

（一）技术嵌入组织能力变革

城市社区治理若想实现善治与创新，需要积极利用信息技术带来的优势，以实现技术逻辑与制度逻辑的有效联结，从而将技术转化为更强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与社区的治理能力。这一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深挖技术优势，充当基层治理的“技术探头”。第二，线上线下结合，融合基层治理的平台。大数据时代，线上治理的势头日渐兴盛，充分利用好线上治理，建立“微平台”等，实现线上治理与线下治理相结合，是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的重要步骤。第三，技术赋能管理，规范城市社区内部管理能力。通过技术进一步规范社区治理平台、制度体系以及运作流程，提高社区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利用的专业化能力，同时，建立数据技术考核机制，将技术充分应用到社区干部考核与监督过程中来，在城市社区中“用好”“用活”[11]技术。

（二）技术嵌入组织结构变革

技术嵌入组织的关键在于促进组织结构变革，数字政府在塑造政府组织结构的同时还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政府—社会关系、政府—市场关系，通过技术嵌入科层组织内部进行组织结构变革。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技术分权推动科层结构扁平化。在城市社区治理场域中，智能技术的加入有效促进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知识、资源等要素的转化，实现了数据、知识与权力在城市基层治理场域的开放流动，从而形成了技术分权。[12]在技术分权的大背景下，各治理主体被赋予了相应的技术与权力，在治理信息的获取与表达、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等方面不断提升自身的权力，从而破解了传统的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科层格局。换言之，科层式的格局更加扁平化，各社会主体有权进入政府权力网络中，实现权力与技术之间的互构。第二，数据技术整合横向部门与职能体系。数据技术的加入，改变了原有科层制内部的职能工作体系。在基层治理场域内，通过加入技术全面整合各横向部门的业务系统，完善数据资源采集、管理与共享机制，从而进一步提升各部门、各领域、各单位之间的协同能力，同时，也降低了传统行政科层制带来的横向碎片化风险。这为社区处理涉及不同单位的任务与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利。

（三）技术嵌入组织模式变革

区别于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在智能的数据技术时代，不仅政府职能与组织结构、模式得到了较大的革新机会，技术在城市基层社会中的融入也改变了普通民众之间的联结方式。一方面，智能技术的融入改变了城市社区民众对于“个体—个体”“个体—组织”之间链接方式的认知，塑造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组织之间的组织方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除了传统的单位制联系，还有更为灵活、弹性的线上选择。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时代所赋予城市基层治理场域的还有多元化、共享性的信息沟通与传导机制，这种共享性的信息与知识体系使得不同的民众集合到同一平台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这种交流更加便利、成本更低。由于技术的嵌入，社会组织民众的方式发生改变；社会公众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公共服务事项的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与强化了各个主体的治理能力，从而开辟了新的关系模式，在城市社区治理场域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动员模式，增强了社会公众对于政府治理的认同感，这对于破解集体行动困境具有重要意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