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伟格（小说家）
《蜕》摹写记忆，既事关人对往事的重述，也事关重述者，对记忆本质的体感。记忆的本质，如辞典里，简洁却深邃的定义：记忆，是“一种将事实保留在意识里，并自由调用的权力”。记忆即权力。深邃，因为辞典的简洁，也许，暗示了现世之中，多数时候，保留的不可能，或自由的不被允许。大概因此，关于记忆，我们已有许多表陈事实禁制的讨论。如小说家昆德拉，阐述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则论证“记忆责任”，与“记忆自身”的不同——几乎没有例外，国家，总会以集体责任论述，规训她的公民，对个体记忆的调用方式，从而，以再制记忆，来成就失忆的正当性。
上述阐述与论证，亦可用以扼要界定《蜕》，所思辨的规训框架。小说近尾声，贺淑芳借萝（小说主角之一）的发现，为读者捻明：关于“五一三”事件，这个集体之殇，是国家，“制作了一张面具”，且“认为只有它给的版本是对的”。国家档案局里，一九六九年，整年份报道档案的“缺席”。如小说最后所述。然而，贺淑芳书写的独特，倒不在向导读者，直面国家已做成的，如斯澹然、近乎无耻的抹消；且让读者，再度同感义愤。独特的是：早在抵达上述“缺席”以前，小说家已以全部可能的篇幅，为我们，专注复现了不同个体，各自记忆自身，可能的繁然。也许可以说，这正是整部《蜕》，明确的书写意向：背向集体系年的悬缺，小说里的重述者们，乃以个人生命史，来合力系年；背向历史档案的真空，这部小说，则让事关历史的书写，有了如实存有的可能性。
虚构小说因此，是事实意识的重新在场。独特的亦是：在贺淑芳书写中，那些虚构的个体们，毋宁已为悬空的理想主体，预习了“深刻蜕变”的苦痛历程。如小说里，这同一位萝，对生物蜕皮之致命性的查察。历程是：一个个体，从呼吸器官深处，撕扯出一层内膜，“从体内脱到外边，一个差错，就会堵塞呼吸，窒息，死”。然而，倘若能幸存，则蜕去的旧我，将成新我的食粮；新我“喫掉它，活下来，恢复力气”。倘若记忆的重述者，能从被重述所召还的苦痛体感中幸存，则脱蜕的内伤，将亦可能是新我，未来的养料。
一种对主体修复的犹然深许。记忆的重述，与记忆的实感如是，在《蜕》里密切相关。两种力学也因此，在小说里悖论冲决。其一，是关于“五一三”事件，所固着的受难现场，小说家，以叶金英、叶阿清、陈桂英，及更多角色，各自的见历来分述。其二，是关于那般绵长的受难其后，小说家则由萝，这位并未亲历现场之人，来重证受难的实然——它的后效，它对“整个国家、种族、关系”所造成的难明伤损，可能是什么。前者，系连起历时近半世纪的线性叙事；后者，却令小说自身的线性逻辑可能翻转，也使《蜕》里的众声叙事，有了叩问同一缄默的严峻色泽。
翻转，因为我们将会发现：也许，是因最后，萝的梦境里，那位困居地底的长发画家，才有了由最初，“楔子”里的作画女人所带起的，这整部体感“五一三”事件的小说。也因为，如母亲陈桂英等幸存者，他们，以各自生命史，去碎梦一般留挽的受难事实，最后，在萝这位迟到之人的见历里，首先，已是“希望之谷”（麻风病院名）左近，遍布双溪毛绒乱葬岗，卒年，同归一九六九的坟冢群。
萝的“在场”：她的生命有多长，“五一三”其后的时光，具体就有多绵长。严峻，因为对萝而言，记忆如墓碑，是符征，无记忆，却已是符旨。也许从此，如母亲等人，那般缄默过尽的生命，无法，不形同她必须单独一身，叠纳于内里的膜衣。对她而言，缄默者的步行，总也昭示未被声张的创伤，一再地如履。这是说：也许，对迟到者而言，“记忆责任”与“记忆自身”，确切相互索引。记忆的责任，求索记忆自身，自湮灭死境中穿渡。
严峻，也因为就上述，对主体修复的深许看来，我猜想，“希望之谷”里的“希望”一辞，在小说里，并非反讽语相。希望，亦是确切的，一如自觉承担责任的记忆者，坚定所想修复的记忆自身。相似希望，智利小说家亚历杭德罗·桑布拉，亦曾在《回家的路》里思辨。这部小说，回顾两次强震间，历时二十五年里，国家，对个人记忆的禁制，并重省一名迟到者如“我”，自觉的书写意义。“我”认为：“放弃一本书，是因为终于明白它不属于我们。我们如此渴望读到它，以致一度坚信我们该亲自去写。我们厌倦了等候别人写，然后我们再读的过程。”
与此相反，则纵然艰辛与困难，却不放弃去完成一本书，必然，是因书写者仍然坚信：死者被封印在缄默里的生命，与我们有关，就是我们，应当清偿的记忆债务。就此而言，小说的在场，体现为对“缺席”的执着穿视。小说寄存的希望，因此，总也深许着某种不可能的归返。只有虚构能为的归返。
相似的不可能，贺淑芳显然琢磨得更深切。我也猜想，关于历史书写，这正是《蜕》里，最独特的实践：面对真相空阙的冷硬现状，一位必然迟到的虚构文学创作者，不放弃去干预，必然，还会更愈迟到的，所谓“历史自身”。也许，可以更简单说：无论历程如何艰难，《蜕》的落实，就是果敢的宣告——我们不再等待，有人来允许我们，成就死荫之谷里，记忆的破土，生机的赎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