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父母亲的分开令他大为苦恼，他绝对不同意离婚，其一是，他愿意和母亲一起生活；其二是，有些事情对他而言是有严格约束力的。当今的人已经不愿意承受某些传统的约束，而父亲对此并不很清楚。完全与今天伸缩性很强的生活方式相反，他紧紧抱住一个几十年前所做的决定，不愿意破坏许下的愿。在这一点上他也和比他小十五岁的妻子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对于母亲，重要的不是名声和承诺，而是在别的地方有生活得幸福的可能性。母亲离家期间，父亲内心固守着那份已经枯萎了的关系，他对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坚贞不移。

母亲的离去使得父亲长时间苦思冥想无所事事，好像他身上最后一根游丝也断了似的，连园子里的活儿也不管了，虽然他知道孩子们工作都十分紧张，附加的活儿使他们苦不堪言。父亲让自己摆脱所有的一切，几十年来，他用以推动自己干活的热忱和勤快劲儿完全消失了。他直截了当地宣称，他一辈子干活干够了，如今该轮到孩子们了。

这种借口让我们非常气愤。那是借口没有错，尽管那是因为别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猜想的事而找的借口。我们想，他的缺陷源自他的无所作为，而事实正相反，他的无所作为源自他的缺陷。因为即使是小事他也干不了了，他觉察到自己已经失去控制能力，无法把握事物，便索性摆脱一切的责任。

他整天玩纸牌或者看电视，而不去给园子里的西红柿浇水。我记得我是如何厌烦他那单调的乐趣，对于我，一个正努力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年轻人，父亲的生活散发出的是麻木淡漠的霉味。纸牌和电视？我想，长此以往这可成不了生活内容，而我也从不隐瞒我的看法。我恳求、讽刺挖苦、挑衅，说他懒散，说他缺乏勇气等等。然而无论如何努力，也没法把他拉出他沉浸其中的迷糊恍惚状态，所有尝试归于失败。父亲的表情就像一匹一动不动地站在风雨中的马，忍受着人家对他的攻击，然后继续他每日老一套的生活。

写作挣不了钱，我一年得有几个月作为音像技术员在布茨雷根的湖边舞台打工挣钱，不得不住在家里，否则我一定会绕道避开父母家的。因为只要在家住上几天，没完没了的沉闷哀愁的情绪就会使我透不过气，兄弟姐妹们的感受和我一样。一个接一个，大家都搬出去了。孩子们四处分散，父亲身边的人越来越少，处境越来越艰难。

2000年里我们的精神状态大致就是这样。疾病不但侵蚀了父亲的脑子，也侵蚀了他在我心目中固有的形象。童年时期我一直因为自己是他的儿子备感骄傲，而此时我越来越认为他是个笨蛋。

德里达说的话大概是对的，他说，当人们写作的时候，总是在请求原谅。

黑德维希伯母告诉我们，有一次埃米尔——父亲六兄弟中的大的哥哥——和她一起看望我父亲，埃米尔带着理发工具和披肩布。黑德维希伯母记不得父亲是不是让理发了。他们是下午到的，伯母非常惊讶地发现桌上放着一个盘子，盘子里还有一些吃剩的汤汁。后来父亲手中的杯子掉到地上去了，他无助地看着地面，伯母想替他收拾碎玻璃，问他扫帚在哪儿，可是父亲无法回答，只是看着她，眼中忽然涌出泪水。她说，当时她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从未谈起过此事。父亲默默地与自己战斗，他不尝试说明自己的状态，也不试图突围逃跑——直到洛德斯朝圣之旅。

那是1998年的事。父亲一辈子从未和妻子儿女一起出门度假旅游过，因为他号称战争期间看遍了整个世界。这次他作了一次相对而言比较长的旅行，抱着微茫的希望，希望从中获得恩赐，让他的状态好转。与他同行的有玛丽亚——他三个姐妹中岁数最大的一位，大家都叫她咪尔，有埃里希——活着的弟兄中最小的一位，以及瓦尔特劳德——他的弟媳。

度假期间他们无所事事地站着、笑着，那是没有内容的笑，夜晚祈祷，明晨再祈祷，好像夜晚的祈祷没有作用似的。

咪尔当时腿脚已经不方便了，据说她对我父亲说：

“你可以替我走，我可以替你想。”

最可怕的是，我们起初没有明白事情的缘由。直到越来越多的信号出现，我们明白了，折磨父亲的不仅仅是健忘和动力的问题，整个事态才有所改善。我们不能用思想不集中、精神散漫去解释，为什么父亲连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也解决不了，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早晨穿衣，有时穿一半，有时穿反，有时穿四件；中午把冷冻的比萨饼连同包装一起塞进烤箱；他还把袜子放进冰箱。尽管我们只是逐渐缓慢地了解到事情可怕的程度有多么严重，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还是明白了，父亲毫无生气的状态并非其他原因造成的，而是因为得了老年痴呆症。

多年来我从未有过一次这样的想法，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允许我有这想法。这听起来有点荒谬，可我就是无法相信他会得这样的病。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大家松了一口气。过去几年里的混乱状态使我们不知所措，如今有了解释了，有了让我们接受的理由了，我们不再觉得那么无助。不过，明白了自己浪费掉那么多那么多时间去对抗一个幽灵，使得我们非常不悦，那些时间本可以千百倍更加有意义地去使用的。如果我们更聪明一点、更注意一点、更关心一点的话，我们不止可以让父亲也可以让我们自己少受许多罪，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好地照顾他，也可以趁他脑筋还清楚时问他一些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疾病初始阶段非常可怕，对父亲而言，那是一段完完全全的挫败时间，也是丧失了许许多多东西的时间。

丧失的既有父亲关于自己一生的一些记忆，也有父亲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具体的东西，比如他那辆自50年代起就骑的自行车丢了，那车有三个档，有非常灵活的把手，有个皮坐垫，坐垫下的弹簧咯吱咯吱地响。父亲从二十六岁开始就在乡政府当抄写员，几十年来无论刮风下雨，他都骑着那辆自行车去上班，即使是雨雪天也一样。还有父亲的半身照片也丢失了，那是一张战争过后马上就拍的相片，上面的年轻人只有四十公斤多一点。父亲把这张相片放在钱包里随身带了近六十年之久，与那照片一起的还有他母亲的照片。这些都是他心里最挂念的东西。

我曾对我的一位女性朋友亚德丽安谈起过父亲的那张照片，并说起我对它深刻的印象。当时父亲刚刚满十九岁，照片是从苏军野战医院出来几天后拍的。他得了痢疾，死里逃生从医院出来了，父亲的痊愈并非因为医院的护理，更多是出于偶然。那时他处于想象不出来的悲惨状态中，有几星期之久他已经有一只脚踏进坟墓。他喜欢把这张照片拿给人家看，头发很短，脸部特征非常突出，表情里藏着难以描述的特殊东西，深色的眼睛闪闪发光，明亮，然而同时显示出恐惧。那张照片很有吸引力。有些人不把老婆和孩子的照片而是把自己的照片放在钱包里，每每惹人取笑，父亲钱夹子里自己的那张可不是可以拿来取笑的照片。

我出发去沃尔福特时，亚德丽安劝告我应该复制那张照片，她奇怪我怎么没有老早就想到把它复制出来。那是2004年的事。我从柏林启程，下午回到老家，父亲不在家，这个时间他和往常一样坐在彼得和乌苏拉的院子里看孙女们玩耍，我就在家把他所有的夹克和裤子的口袋找了个遍，又翻箱倒柜搜了一通，就像我小时候在家到处窥探寻找时一样。这次我没有找到我想找的东西。我打电话给赫尔佳，问她知不知道父亲的钱夹子放哪儿了。她认为父亲早就把钱夹子丢了，几年来就没见他拿过钱夹子。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是多么失望、恼怒，我生自己的气，生我们大家的气，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插手父亲的事。

晚上我问父亲那张照片在哪儿，他用一个胡编的故事回答我，他说他去了埃及和希腊，裤子在那儿被偷了。

我大为震惊地问：“怎么？什么？哪儿？”我一下子就明白，不但照片进了垃圾堆，连父亲对自己往事的认知也进了垃圾堆了。

“爸爸，你说你到过埃及？”

“当然不是自愿的，而是转移儿童时被送去的。”

“那你觉得那儿好不好？”我无力地问道。

“相当无聊，”父亲耸耸肩膀回答我，“那儿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经历到。在那儿我是个无能的人，游手好闲，愚昧无知。”

爸爸，你小时候过得怎么样？

嗯，过得不坏，没有太不好的事。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很原始很简陋，不管是式样、数量还是效果。

你常回想小时候的事吗？

有些想得起来，可是想不起所有的事了。我想，我是脱离了那一切了。

你想得起一些关于你父亲的事吗？

目前想不起什么。

不过父亲你是有的吧？

是的，当然了。

他在你生命中大概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吧？

这我得承认。他没有什么紧要的想法。他太少动脑筋了。

你的妈妈呢？

我妈妈！我从她那儿学到谦虚。她是个谦虚的人，乐于助人，非常友善。每个人都喜欢她。

取名奥古斯特的人如今越来越少了。不过这个名字为我父亲尽忠职守服务了八十五年，除了同学称他为古斯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同事都叫他奥古斯特。

父亲生于1926年7月4日，他在十个孩子中排行老三。他的父母亲是莱茵塔尔沃尔福特村的小农，由于继承法的规定那个地方没有富农。我祖父家有三头牛、一个果园、一块耕地、一片牧草地、一片树林，有酿造三百升烧酒的许可证，还有一个养蜂棚。这些不足以养活家里众多的孩子。老爹阿道夫·盖格尔便在新近开设的电力厂做工挣钱补贴家用。他骑着自行车在下莱茵塔尔的各个村里挨家挨户抄电表。

老爹的自行车胎如果被路上的马掌钉刺破了，他就把自行车放在家门前，好让随便哪个孩子去修，修补轮胎的多半是奥古斯特。我自己也常把自行车放在门前让父亲修补。

父亲要求我们孩子顺从父母，如同他当初顺从他的父母一样。而他的孩子们出生在另一个世界，他们自以为知道走哪条路好、做什么事对。

据说老爹除了甚能算账，其他方面的能力一般，身体也不健壮，他老是指挥家人干活，而自己不动手，因为家里每个人都比他能干，后来也比他健壮，他不想干不好在老婆孩子面前丢人。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不解释什么事情该怎么做，只是一味发号施令，指使别人去做。这样他就避免听到人家告诉他怎么样干活能干得更好。

老爹的举止完全是封建家长式的，动不动就动手打孩子。孩子们尽量避免与他发生冲突，不过有时候还是不愿忍让。当老爹说的乱七八糟的话到了无可忍受的地步，还是会遭到反对的。（这是咪尔和保罗说的。）

大孩子们觉得老爹烦人，总是避免与他在一起。星期日的弥撒，他们不是早走几分钟，就是晚走几分钟，从不和他一起走。被逼到家庭的边缘了，老爹便设法和较小的孩子们搞好关系。跟小的们在一起，他表现良好，有时跟他们玩猫捉老鼠，有时候带他们散步，这时他已经逐渐年老了。不过他打人耳刮子的声音，还是能在我的叔叔姑姑们的叙述中听到回响。

有一次，他让十四岁的埃米尔背他走过黑阿赫河，那是1937年的事，据说因为他觉得脱鞋太麻烦。

他喜欢阅读，不过他的这一爱好同他爱打人耳刮子的爱好一样，孩子们都没有继承到。倒是母亲的一些品质都传给孩子们了。

老妈比老爹聪明，这是父亲还能记忆时告诉我们的。她热心友善，虽然瘦小，却有力气，手臂和腿上肌肉强壮。老妈的父亲是铁匠，她去绣厂做工前，曾在铁铺里帮忙，因为她没有弟兄，她的父亲也觉得这聪明的女儿会学出点名堂。

铁铺在上边城堡后头的树林边上，它拥有一个大水车。一次世界大战前到大战期间，铁匠在多恩比恩订的材料运来时，都在城堡巷下卸货，铁匠的五个女儿放学后就抬起长长的大铁条沿着相当陡的路走上去。

老妈非常安静，为人低调，她认为尘世生活就是为天堂做准备的。她的孩子们如今还是以诚敬的语气谈论她，关于她他们能讲述的不多。据说她常觉得自己是个便宜的婢女。大家都说特蕾西娅·盖格尔是村里三个最辛苦的妇女之一，就是在铁铺中打铁，她也能把铁打得通红。她得干农活，还有一个接着一个出生的孩子，孩子都得用干净的棉质尿布，光是每晚捶打尿布就打得她通身湿透。白天她偶尔躺在长沙发上休息时，会叫孩子们五分钟后叫醒她，而孩子们都愿意让母亲多睡一会儿。

当他们一起去果园摘果子时，开始干活前丈夫都说：“愿上帝祝福我们干的活儿。”父亲最小的妹妹伊蕾妮如今自己在地里干活的时候还常想起这事。

当年田头总放着个大木条水果箱，里面坐个小小孩，这种情况持续了二十年。孩子们是在木条箱子里学走路的，箱子上的烙印A.G.，是老爹姓和名的首字母，烙铁印是老爹的铁匠岳父打上的，打烙铁是他的特长之一，打的无非是字母和标记。他的烙铁可以一直卖到匈牙利甚至卖到巴黎，不过他并未因此而脱离贫穷，还是住在山坡上的城堡旁。从这个地方可以俯视瑞士的阿彭策尔，目光还能够扫过博登湖见到德国的林道，天气晴朗的时候，也能见到腓特烈港。

据说特蕾西娅·盖格尔总对孩子们说：“不要太晚回家，如果晚了，动作就轻点，不要把我吵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