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每天的日子一模一样，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一早，老妈就叫醒孩子们，得叫上好几遍才能把每个都叫醒。孩子们经常得跑着上学去，因为时间总是很紧。鞋子很糟，冬天木头鞋底粘满了雪，一面走一面得打掉粘在鞋子上的雪，每年从尼古拉日[1]左右开始下雪，雪留在地上，直到春天才开始融化，木头鞋踩在雪上，碾压着雪。

孩子们早餐每人一汤盘热牛奶，就着棒子面饼吃，只有老妈和老爹有咖啡喝，而蜂蜜则只有老爹一人可以享用，不过星期日全家都能得到蜂蜜。饭后为可怜的灵魂祈祷。

孩子们并非被严格培养长大的，而是被严格豢养大的，豢养牛是孩子们的任务，豢养孩子是父母的任务。

按照如今的标准看，孩子们营养不足。他们几乎没有蔬菜可吃，吃肉的机会也很少，吃得最多的是牛奶、面包、猪油。一年里大家期盼着水果收成的季节来临，有时孩子中的一个会在清晨五点醒来，偷偷溜到果园里看第一批梨是否已经掉到地上了。孩子们都会自己弄个地方藏东西，以免兄弟姐妹瓜分自己捡到的水果。

以当时的生活条件说，这些孩子童年的物质还不算过分欠缺，他们更加欠缺的是父母的关心和照顾。孩子太多，父母的精力远远供不应求，一切的一切都得分为许多份。只要哪个孩子能拿得了工具，他就得帮忙，做得来什么做什么，小的孩子照顾更小的，怕马被牛虻刺伤，孩子们得为它驱赶牛虻，那马是从邻居那儿借来的。孩子们被派去沼泽地找橡实，那是猪圈里的猪需要的，有一次，人家在一棵橡树下发现失去知觉的约瑟夫，他是七个孩子居中的那个，原来他在采集橡实的时候，从树上跌下来了。孩子们得从割来的草中找出独活、毛茛之类牛不吃的东西，孩子们用手推车推着苹果到布雷根茨的集市上去卖，老妈骑自行车随后跟来。回家的路上，我父亲和比他小一岁的保罗一路吵吵闹闹傻玩，他们轮流着，一个坐在车上，一个当马拉车，木头鞋底钉有钉子，走在铺石子的道路上，啪嗒啪嗒地响着。那个时候，街道还属于孩子们的世界。

俗话说的被工作套住，在这儿是要从字面上去理解的，男孩子得拉干草车，这时女孩就会讥笑他们，说：“有了驴便省了马！”

男孩女孩都得做工。男孩管猪圈牛圈，女孩清晨五点就得起来，上学之前先到地里拔除杂草。

有一次大风暴，整个玉米地里的玉米株全倒了，孩子们就得拿着桩子和铁丝把玉米秆扶起绑好。家里每天要吃的棒子面饼全靠这些田里的玉米呢。

当时大多数食物都靠自家的收成，除了面包、面粉、糖、盐。只有非买不可的东西才会买，旧报纸剪裁成手掌宽的纸条就是厕所用纸，这自然也是孩子们的工作，孩子中的一个坐在起居室桌前，拿着大剪子，对齐着直线剪报纸。

点火也需要纸。那时候根本出不了什么垃圾，家里有堆肥、有一头猪，一个炉子。

对我父亲来说，最好是一辈子什么都不靠别人地过生活，这是深深烙在他身上的农民印记的一个部分，然而这是妻子和儿女都不喜欢的，他们生长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很自然要丢弃多余之物。修理东西并继续使用的能力以及从父母那儿接受过来的看法，诸如推迟满足自己的需要，或者根本就不让某些需要萌芽，如今在我们这儿都属于一种没落的文化。

在莱茵塔尔那大房子的地窖里，有个酿造烧酒的锅炉。童年时代我老坐在一个倒放着的木桶上，或者坐在一个大木块上，看着大人酿造烧酒。我喜欢炉子里烧柴火时噼里啪啦的响声，也喜欢酒一股股流进大肚子酒瓶时叽里咕噜的声音，热热腾腾的地窖里，烧酒的香气和男人们费力做工发出的气味，这些我都喜欢。外边可以见到坑里渐渐冷却的葡萄渣滓和冬日里缭绕在光秃的梨树枝桠间的袅袅烟雾。

对于我的父亲和他的兄弟姐妹们来说，酿造烧酒的附带效果是这些天家里有热水。热水被引到隔壁手工作坊的一个双把大木桶里，手工作坊里拉了一道铁丝网，后面是鸡圈。在这儿呈现的一幕幕就如同意大利西部片：烧酒的气味、鸡的咯咯叫声、热水里裸体的农家孩子们，这种情况一年大约有十次。其他时间每个人都在厨房里全家唯一的盥洗池里洗：只有冷水。

我父亲一生紧紧保持着他童年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生活中，他大多数时间在盥洗池里洗，把头深埋在池里，大声呼气、喘气，往脸上拍打水，水能喷到好几米外。他老用手指头把洗脸巾塞入耳朵里，再用力乱转乱摇晃，光是看着都觉得疼。

我的这点儿战利品完全拜偶然所赐，那么少，就如同收割后的田地里留下的几根稻草。

1938年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老爹一家是村里立场坚定的基督社会党，老爹和老妈对他们的天主教的信仰十分认真，此外，他们不需要依靠新的政权获取经济利益。他们的小农经济以及老爹在发展良好的电力公司的收入，足以让他们安然度过危机时期。“武器是由魔鬼上子弹的。”这是老妈说的话。老爹是个老顽固，他的妹夫做了纳粹乡长，他对妹夫说话时，再也不使用亲热的“你”，而用保持距离的“您”了。

家里并不谈论政治问题，吃饭时大家嘴里塞满食物，吃过饭全家没有时间留下闲坐，一切都得快速进行，狼吞虎咽后，马上回去干活。不久，人家就要求大儿子埃米尔加入希特勒少年队，他拒绝参加，理由是他已经加入红十字会。人家说，如果不改变想法就得退学，受到这样的威胁时，老爹坚决对抗。结果是，埃米尔没有退学，留在原来的商业中专读书，不过子女补助金被取消了，当时这个家已有八个孩子。除此之外，家里倒是再没有遇到其他难题，他们的邻居则遭受到公开谴责，那家人的门上被钉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家人反对德意志人民。”

保罗还记得牌子上“家（Familie）”[2]字的第一个字母是小写的f。他说，那时候他大约是十一二岁，站在那牌子前面看了很久，当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应该大写的字母会错写成小写。隔壁那家人是一对刚结婚没多久的夫妻。这位妻子老了住在养老院的房间，就是后来我父亲2009年入住的房间，那是在她九十四岁去世后不久的事。这个村子里的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父亲和他的弟弟妹妹们在战争开始时有的读中学有的读小学。他们之所以能够继续上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父母重视教育，他们认为受教育可以让孩子们不再依赖小农经济生存，他们家那点土地将来最多只能保证一个孩子的生计。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乐于见到后代的天赋得以发挥。更主要的是，他们知道，如果送他们去当学徒工，他们就不能像在校的学生那样有时间给家里帮忙了。上学没有什么不好，除了保罗，他害怕家里将来让他当牧师，就对高等中学弃而不顾。

1944年父亲收到征兵令，被征入营了，一个农民出身的高等中学学生，由于过分严肃而显得有些慌乱的辅弥撒男孩，对社会没有什么认识，也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正如安德烈·别雷[3]形容那些学生士兵所说的那样：不再是孩子，还没有成人，不是军人，可也不是平民百姓。

他先进入青年义务劳动军，1944年中被转到国防军去。比我父亲大三岁的埃米尔和比父亲小一岁的保罗的情况大致相同。留在家的人因此对政治发展形势关心得多了，大家挂心被抽去当兵的儿子和兄弟。如果几个星期都没有他们的消息，就会担心，不知道他们究竟怎么样了。

埃米尔运气比较好，他在非洲很快就被美国人俘虏了，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在美国蒙大拿州做翻译联络员。没有多久他来信了，所以家里知道他的情况是安全的，放心了。保罗1945年在意大利被新西兰人俘虏。在意大利巴里附近的俘虏营里，他做手工为自己挣得一点补贴生活的钱，他拆了毛衣袖子得到毛线，用铁丝网的铁丝磨成织毛衣的针，织了帽子卖给同营的俘虏，他们或者为了遮阳光或者为了外表好看，买他的帽子。战后很长时间里他还戴着自己织的那顶帽子。

因为保罗只有十七岁，在1945年夏天就被释放回家了。事先他没让家里知道他回家的消息，回到家，谁都还没见就先去牛圈看那三头牛，接着去酿酒窖，堂兄鲁道夫正在那儿酿酒，堂兄走在他前面从地窖后面的楼梯上去，直接到厨房，老妈正在厨房忙着，她几天前才生了个男孩，因为孩子的脖子被脐带缠住，孩子出生几小时后死了。

鲁道夫对老妈说：

“特蕾，来了个士兵，想在这儿借住。”

据说她迟疑了一下，虽然有三个孩子不在家，家里还是相当挤。于是保罗从暗处现身出来，当时已经泪流满面了。

我父亲最初的遭遇也不差，在训练期间，他因为右下臂碰伤，伤口严重发炎，得到两次休病假的机会。伤口刚愈合，他就自己提出回家给他们“协会”拿烧酒过圣诞节。基督降临节期间他在沃尔福特家里过了两星期。然而1945年2月他作为十八岁的卡车司机被转到东部前线，他是没有驾照的人，在上西里西亚地区遇上一次大车祸，当时他的车开在一条结冰的车道上，前面的马车没有让路，而卡车喇叭不响，刹车在结冰的路上不灵，于是他把车转向车道旁斜坡下，车子打了好几个滚才停住。上司威胁他说，这件事后果严重，他会因为搞破坏活动被送上军事法庭，他回答说，他没有驾照，本不该让他开车的。

当每个人都清楚知道一切都过去了时，父亲离开了部队，和几个奥地利人一起，想去找美国人。可能因为想家想得厉害，这一拨人走错了方向，本该向西走，而他们向南走了。横穿波希米亚地区，走最短距离的路回家，找俄罗斯人。就在奥地利境内，在卡姆普塔尔，想早日回家的梦破碎了。

后来每当我父亲号称在战争中见过世面时，他所指的并非战争期间，而是战后那段日子。在俘虏营里他被集合去搬运战利品，有一次在汤里发现一块显然已经腐败的骨头，他实在太饿，就啃了那骨头。第二天就得了痢疾，身体在很短时间内瘦到只剩四十公斤。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郊区一个临时伤兵医院里度过四个星期，那儿的状况我几个月前还一无所知。父亲从未谈起那四个星期的遭遇，每当他叙述从前的经历时，总是从苏联人放他走的时候开始，“因为我已经一点用也没有了”。

一个红军把我父亲和几个奥地利人送到斯洛伐克和奥地利边界海恩堡的多瑙河支流马尔赫河边上。

“奥地利人，再见了，多保重！”这是红军对他们的告别语。至今，当父亲陷入沉思时，还会喃喃自语地嘟囔这话。

从这儿回到福拉尔贝格还得经过三个星期的时间，那是一场艰辛之极的跨栏赛跑。父亲身上既没有钱，也没有从苏联占领区到美国占领区所需要的证件。申请证件需要照片，他不愿意照相，因为洗出相片需要十四天工夫。想家想得厉害，所以他希望逮到机会非法过境。遇到有人家给他床铺睡觉，他会拒绝，因为他知道自己身上有虱子。他睡在客栈里撞柱球的球坑里或者农民家的草堆上。

在乌尔法尔等了六天后，几个福拉尔贝格同乡帮助他躲在一辆红十字会车的座位下越过多瑙河到了利恩茨，这儿是美国占领区，美国人给他做了除虱措施。

这时他也拍了照，因为利恩茨有个快照摄像师。所以就有了那张他在钱包里放了近六十年的照片，可惜几年前那张照片遗失了。

过了因斯布鲁克他在火车上第一次遇见了沃尔福特老家人，他向他们要了面包。他在劳特巴赫下车，遇到一位表兄，因为父亲的模样消瘦，还有那一头短发，表兄起先完全没能认出他。这位表兄陪伴他一直到家。

离家这么久之后，父亲的感觉我想象得出。连我都难免这样，我从维也纳回老家，每当火车通过阿尔贝格大隧道后，我看见窗外一个个小火车站的站名时，心中便觉亲切欣然，好似那些站名是一首诗里的一部分：朗根、瓦尔德、达拉斯、布拉茨、宾格斯、布鲁登茨。

父亲是在9月第二个星期到家的，那天是9月9日，日头已经不那么炎热，日光也不那么灼灼逼人，在收获梨和苹果之前，第三拨干草也该收割了。到了10月他重回学校读书，读商业学院毕业班课程，就好像之前没有发生过什么似的。

当时没有人知道的是：这个十九岁的青年再也不对外界敞开自己了，这件事已经一了百了。在伤兵医院里他一定发过誓，如果有一天能够回到家，他要一辈子守在家里，他的返乡之路实在是太艰难、太缓慢、用的时间太长了。他放弃了原先读电气工程的计划。事实改变感觉。

我还记得，在我们小的时候，每当说起度假这个话题时，家里总是闹得不愉快，父亲老说，沃尔福特对他来说就很好了，没有必要外出旅行度假。当时大家认为这些话明显是他懒惰不想动的借口，而事实上部分真是借口，不过仅仅是部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逐渐明白，父亲拒绝远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心灵所受到的创伤，而心中隐藏着的事永无结束的时候，我也理解到，父亲在家的行为因此表现出他所表现出的样子。他所有的防护措施都旨在帮助自己不再陷入险境。那样的怀乡之苦他不想经历第二次。

这真是种罕见的讽刺，他在许许多多年之后陷于一种境况，每天都想回家——因为他忘记了他在家这一事实。

爸爸，你看，这是你院子的矮墙，是你亲手砌的。

对的。我要把它带走。

矮墙你是没法带走的啊！

那还不容易，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

可那是行不通的啊！爸爸。

我会弄给你看的。

可是，爸爸，喂！喂！不行的！我还想听你解释，你已经在家了，要怎么回家呢？

注释

[1]Nikolaus，每年的12月6日。按照民间的说法，圣尼古拉会在这一天显灵，并送给孩子们礼物。——中译注，下同。

[2]德文名词第一个字母正常状况下要大写。

[3]安德烈·别雷（1880—1934），俄罗斯象征主义主要代表作家，他的神话小说《彼得堡》运用了大量神话，使神话获得新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