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是一场“风险性”较大的改革？^[1]

今年年初，美国一些经济学者、社会学者、企业经营管理界人士和我们一起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些朋友们钦佩中国领导人进行改革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对这场改革的某些“担心”，认为改革具有较大的“风险性”。

为什么会有“风险性”较大的这种分析？其主要根据是什么？怎样渡过这种“风险”而到达彼岸？在征求他们的看法后做了如下的综合整理。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征

在分析一场改革时，首先要做比较研究，抓住它的特征。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世界上曾发生过的如西欧、东欧、埃及、以色列等一些地区和国家经历过的经济改革相比较，可以看出有如下的一些特征。

（1）这是一场从集权体制走向适当分散权力体制的经济改革。

（2）这是一场从一元化、较为单纯的体制走向多元化、复合性体制的经济改革。

（3）这是一场由主要是纵向联系、规范化体制走向横向发展、有较大活力体制的经济改革。

世界经济改革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凡是具有这样特征的经济改革，其经历大都有困难曲折、风险较大的过程；而朝向相反方向的改革，即从分散走向集中权力、多元化走向一元化、主要是横向走向纵向的改革道路，都要平坦得多，成功率也要大得多。

“风险性”较大的根源

自然科学家观察世界上发生、发展事物得出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常常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家对社会，如对经济体制变化的认识。这是因为社会体制同样是一种实体（Social system is an entity）。在这个实体之中，每个部分与其他部分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其特征之一是其中一部分的变化必然要联系和影响到其他部分的变化；而另一个特征则是其内部因素带有决定性质，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要比外界方面的联系密切和复杂得多。正如中国经济改革所已然表现出的那样，经济结构中农村方面的变化冲击着城市，计划、财政方面的改革涉及劳动制度、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协调配套进行，就势必阻碍整个改革的进行。

如果一场改革是从分散到集中、从多元化到一元化、从主要是横向到纵向，那就是说，中央部门增加了对经济体系的控制权力，增加了信息的灵通性，增加了协调各地区部分的机能。那样，决策时就会容易有更大效果，对各种不测事件以及外界的冲击能具有更快的反应和应变能力。

相反，从集中到适当分散、从一元化到多元化、从主要是纵向到横向的变化，增加了活力，但同时意味中央放弃了某些权力，暂时会不再保有过去那样灵通的信息和协调机能，情况会变得复杂和难以预测，甚至可能在局部问题上失去控制。让地方、部门等局部因素增加做决定权力的同时，就是意味着允许它们增加干扰总体和影响其他地方部门的权力。这也就形成了“风险性”增大的根源。

今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内外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具有良好的条件和时机，也是从长期相对的“静态”向“动态”的大转变。“动态”要比“静态”难于控制得多；但这并不是说，“静态”要比“动态”好。大家知道，只有“动态”才会产生新的生命力，才会达到新的平衡和稳定。复杂和难以预测并非说它的结果是坏的或者是不理想的。它只意味着需要更好的领导艺术、更高的协调水平，对外界冲击能具备更迅速有力的反应，使整个经济体系更灵活地运转起来。

渡过“风险”，需要：坚定的改革信念、尽可能估计到变化的复杂性、适应变化的协调职能机构、一批从上至下能够应付变化和有控制能力的干部。

“风险性”存在于人们价值观念中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险”也许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试举其例之一：长期以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人们的价值观念倾向于要求一切事物的“单一性”，要求分辨每件事纯粹的是或非、好或坏。毫不奇怪，从旧中国过渡到新中国的革命时期，要求人们价值观念的纯洁性，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是，建设现代化社会，在一个时期内，客观上都存在各种式样、长短各异，甚至参差不齐的多样化现象。公有观念、集体观念、私有观念在一个社会中同时并存。正如各种交通工具如飞机、火车、轮船、汽车、自行车、小推车为适应不同条件和环境，可以而且必须并存，它们只能在自然发展中存在或淘汰。变化中的社会要容许多样化的价值观念，要容许它们在竞争中优胜劣败。

从外界看中国，从集中向适当分散、从一元化向多元化、从主要是纵向向横向发展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人们价值观念从单一性向多样性的转变过程。

人们经历这样转变的过程是不容易的，是漫长的，也并非人人都能同意和适应这种转变。克服人们在价值观方面的阻力，需要耐心地启发和教育，需要逐步实行一些过渡性措施，需要尽可能顺应中国固有传统的道德观念。这些，也许是克服价值观念方面“风险”的一些有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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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手稿，198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