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谈经济发展中容易出现的社会问题^[1]

1988年10月至1989年2月，在美访问期间，我曾就经济发展中容易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及后果这一题目，与美国学术界人士进行过讨论。他们谈及的问题中，我认为有4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1.过分崇尚物质的倾向泛滥

重视物质诱因，可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过分宣扬与依赖物质的第一性，使社会把整个注意力集中在物质生产上，常会忽略人的精神因素的存在及其作用。强烈的物质追逐在一些人心目中形成了拜金主义。能不能赚钱，能得多少利润，一时成为成功与失败、荣誉与耻辱的标准。物质享受与欲望越来越成为社会上许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

其实，物质利益并非人们关心的唯一东西。在基本生活具有一定保障后，人们会转向更高层次的追求：追求安全保障，追求认同感和归属感，追求自尊自爱，追求自我实现……这些精神因素都可以作为动力因素促使人们努力工作与提高效率。思想和文化教育可以培育和启发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从而在人们的行为中发挥影响。社会不能仅用物质利益，同时必须善于利用精神因素以激发人们建设社会的积极性。美国企业大力鼓励人们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让职工有参与设计产品与决策的机会；日本一直提倡良好的劳动纪律和工作的事业心，使职工具有浓厚的参与感。

2.追求短期效果与滥用权力

在经济发展中引进竞争机制，可以提高生产与工作效率。但是，在一个尚未稳定发展、缺乏长期安定的环境中，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人们常不惜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而不择手段。在缺乏法律限制与道义谴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产生弄虚作假、粗制滥造、玩弄权术、蒙蔽群众、讨好领导等社会现象。

在一个经济不发达、法制不健全、人们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政治权力具有极大的决定作用。许多人会利用各种非经济手段进行竞争，他们任用亲信、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权力，成为经济竞争中出奇制胜最有力的工具。

实际上，除竞争能提高效率与生产力外，社会上多数人能恪守社会职责，一些人能为自己的事业和理想而奋斗，为争取跻身于社会的高智力层次而努力，以及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与支持等因素，都能提高工作效率和社会生产力。决策者务必能从多方面鼓励人们奋发图强，使之具有能够进行长期打算的安定感，引导人们把追求短期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同时，要坚决限制滥用权力，使人们在较为公平合理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3.某些个人与小单位的“自由”无限膨胀

放宽个人与小单位的自由与自主权，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可能使经济有更迅速发展的前景。但是，如果实际只是放宽了一部分人特别是富有权势的个人与小单位的“自由”，放任他们按谋私利愿望行事，则无异于限制了多数人的自由。在充斥少部分人与小单位“自由”的社会，将急剧加速贫富悬殊。强者、奸猾者“自由”地横行霸道，弱者、守法者遭受欺压排挤，人们对这样的不公正将肯定产生愈来愈强烈的怨恨和不满。

逐步放宽民主与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民主与自由应能为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所享受。个人与集体、小单位与全社会的利益并非绝对互不相容或必然会引起冲突。美国也经历了不断调节的过程。

4.传统道德和信念的削弱与破坏

传统道德观念、信仰和习俗，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冲击下被削弱或破坏具有必然性。只有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才可能有创新和发展。但是传统道德观念、信仰和习俗的变化，必须经历能为人们接受的漫长时期。在这个漫长时期中，传统的东西经过人们的审视后被决定取舍，有一部分合理的将被保留，有一部分因为是菁芜并存而需要有选择地保留并加以改造，还有一部分则因与现代社会相冲突而应该坚决摒弃。同时，要警惕在观念转变时期，人们因无所适从而人心涣散、各行其是、四分五裂，社会缺乏统一意志、没有起码约束力量的现象。

社会承受能力从来是政治家与改革者必须慎重对待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与经济迅速发展时期，需要予以特殊注意。美国开发阿拉斯加州和一些发展中地区时，都曾经历严重的社会秩序失控并大量发生酗酒、吸毒、环境污染、交通肇事以及盗窃凶杀等各种犯罪事件。那些地区由于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素质较低，对变化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丢掉了固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和习惯，又难以抵御各种物质享受的诱惑而造成思想混乱，而外来者并不重视对本地人的教育与培养，只是乘机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不择手段地大肆掠夺以发财致富，一时成为畸形发展的社会。

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方面，西方社会曾经历痛苦与艰辛的历程，有着丰富的教训与经验。至今，这一问题仍未能很好解决。应该相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化目标是有可能相互渗透、逐步协调的，从而建立起较良好的新的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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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于《社会工作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