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当代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近十年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制度的调整以及文化的重建，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社会，从欧洲到美国，甚至包括日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关于这个新的西方社会发展阶段，它的性质、规模、结构、产生过程以其运作逻辑，一直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社会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以及整个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重点之一，由此产生的众多学说、理论、观点和方法争论不休，迄今为止仍然未获得一致的结论。

对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性质、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尚未获得一致的结论，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地，这对社会理论研究而言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为各种多元的理论派别和理论学说的出现和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好的学术讨论的题材、问题和争论点。而且，从认识论和真理发展的角度来说，作为人类研究社会的认识成果的社会理论，不但不应该存在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绝对结论，也不应该奢望达到一种绝对真理的体系。

然而，有关这个西方社会的新阶段的论述，几十年来的争论，基本上大致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有关后现代的论述”，尽管这种提法尚处在笼统的建构过程中。不管怎样，西方社会在战后十多年的复苏和调整之后，确实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事实是研究新的当代社会是否到来的重要根据。至于如何称谓这个新的当代社会，各派的见解是见仁见智的。关于“后现代”的社会的论述就是其中最为流行和“时髦”的一派。当然，与后现代的论述并存或相争论的，还有一系列依据不同理论和不同方法所提出的社会理论体系。这些不同的社会理论往往对当代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结构提出不同的观点。不同派别的社会理论家们，按照不同的观点，分别将当代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后自由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社会”、“休闲社会”、“福利社会”、“信息社会”、“数码化社会”，等等。

第一项　当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新特征

为了研究西方当代社会的性质和结构，首先要加以重视的，仍然是作为社会活动基础的经济领域的变化。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传统科学技术的范围，使得科学技术不再单纯地限于科学技术活动的狭窄范围内，而是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社会制度和政权管理运作的重要工具，成为决定着整个社会中人的文化活动和心态结构的发展方向的因素，成为一种新的有力的意识形态体系和手段。接着，在西方社会新变化的基本因素中，还不能忽略文化和教育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文化中所包含的大众媒介和艺术的特殊作用。最后，新的西方社会的变化，还紧密地同人的生活方式和爱好的转变相联系。总之，在推动当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诸因素中，经济、技术和文化是最重要、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在经济方面，西方各国在战后的发展，不论就其发展结构、速度、节奏和效率而言，还是就生产数量和质量而言，都是空前未有的。当代西方经济在战后的重大变化，不能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或局限于经济领域的范围去理解，而是要把它同整个西方社会的基本结构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和研究。这是由西方战后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所决定的。更确切地说，西方战后的经济发展的重大特征，正是在于其性质和规模更具有整体社会化的特质，更具有同社会其他领域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性质。

首先看看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从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地繁荣起来的经济发展状况。为了形象地显示出美国、英国、法国等各战胜国从60年代起的经济发展状况，让我们看看以下有关英、美、法等国战后经济发展的某些统计数字（参见以下各页所列各表各图）。

如果说，英、美、法各战胜国在战后的繁荣，显示出西方新的社会所固有的生命力的话，那么德国、日本、意大利等战败国在经济上的奇迹，就更加突出地表明：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西方社会，不仅具有其本身特殊的性质和运作逻辑，而且还包含着迄今为止尚未被彻底揭露的奥秘，其中包括这个社会的诸因素的内在相互关系及其功能，尤其是在这个新的社会中人的因素的新变化及文化诸因素的性质的问题。

西方各国经济结构和规模的根本变化，不仅表现在上述统计数字上，更重要的，如前所述，还体现在生产性质的转变、管理制度的革命、经济结构中阶级关系的调整以及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的改变。经济领域中，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变化，直接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部门和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和性质。过去传统的西方经济结构，是“生产决定消费，消费推动生产”。现在，由于交通、媒体、管理技术等等经济以外的因素的影响和渗透，不仅使得战后西方经济原有的生产和消费的传统结构和关系发生变化，变成消费为主，以消费来推动生产；而且，也使经济同社会整体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种经济领域的变化是过去的经济学家所难以预测的。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不仅是空前未有的，甚至是超过人们的预计能力的，是无可估量的。生产和工作的效率和速度的提升，不只是量的一般变化，而且引起质的新变化。社会所生产出的丰富的产品，使发展经济的问题，已不再是在单纯经济范围内如何发展生产的问题，而是如何去促进整个社会的消费和运作的问题。

第二项　当代社会的消费性

从如何生产到如何消费的转变，这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消费问题在马克思时代的政治经济学里，是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在经济学的封闭范围内加以探讨。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消费是作为经济活动中心的生产的一个结果。因此，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消费的状况则是生产得以进行并不断再生产的一个基本条件。总之，由于生产是中心，消费永远决定于生产，并为生产服务。这种以生产为中心的经济活动，是完全适应于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的近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模式和社会结构模式的。这些近代社会的经济活动模式和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能够成立和发展，是因为人作为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主体地位是建立在人作为劳动主体的地位的基础上。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是以生产劳动为中心开展其整个社会活动。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以生产活动为中心开展他的社会活动，由此积累和发展财富，才确定他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地位。所以，生产活动就成为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的决定性活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产活动不但决定了个人的主体地位，也决定了个人同他人以及同整个社会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就是探讨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如何通过生产劳动创造财富，并确定他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确定人所处的社会的整个结构和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通过在生产活动中所创造的各种技术和管理能力，不但把生产活动本身推向从未有过的新高度，而且也开始显露了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人的能力的限度。这是从两方面说的。从第一方面即积极方面来说，人在生产活动中所显示的各种能力，特别是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都表明作为主体的人，不但具有无限更新的创造能力，推动生产不断发展，而且也有能力不断协调生产活动中的各种危机和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生产活动的能力具有无限创新的前景。从第二方面即消极方面来说，生产活动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同时，也逐渐地疏远自然同人的关系。而且，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人还不满足于将自然作为唯一的开发对象，在自然之外，又人为地创建了第二自然或第三自然，使劳动的对象进一步复杂化，造成了原有的自然不但被破坏，而且被包围和被消融的严重局面。与此同时，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化，使由新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的性质和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的急速发展的结果，为在经济范围之外解决生产的开发和危机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同时，也为人在经济中，甚至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的更新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不但要求打破生产的中心地位，而且要求把消费问题放在经济范围之外，也就是在整个社会系统中，使消费不再成为单纯的经济活动的附属因素，也使消费进一步同经济之外的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关联起来。通过消费在社会中的渗透，使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成为消融经济因素的汪洋大海，同时也使人从原有的劳动主体的中心地位改变成为社会多元化活动的主角。

自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以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便更加被人们所重视。在凯恩斯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看来，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发生的经济危机是某种“不正常的危机”。他认为危机的出现来自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总需求的崩溃。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失业危机，并不是那种对于工资的过分要求所造成的“有意的”失业，而是一种同消费的不充分性相关联的“无意的”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干预以便加强经济活动，并使失业现象减少。在凯恩斯看来，生产本身的需求，归根究底包含着社会中各个家庭的消费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由各个企业所消费的投资消耗。因此，凯恩斯提出了一种解决危机的著名的“储蓄/投资相平衡”的解决方案。

从经济学的角度，消费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一种货币收入的消耗，另一方面可以构成为累积和增长财富的一种运作策略。凯恩斯特别强调消费过程中的货币循环过程。在这个货币循环中，社会各个家庭通过消费将货币流向企业，这在实际上是由企业分配给家庭的那部分收入倒流到企业中，同时也构成了家庭和整个社会对于企业的一种需求。

当然，凯恩斯并没有完全解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也没有能够彻底地解决现代社会由于生产过剩所造成的经济危机的问题。所以，在他之后，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98）、瓦西里·列昂捷夫（Wassily Leontief，1905—1999）、阿罗（Kenneth J.Arrow，1921—　）、德布鲁（Gerard Debreu，1921—2004）、杜森伯里（J.S.Duesenberry，1918—2009）、弗里德曼（M.Friedman，1912—2006）和阿莱（Maurice Allais，1911—2010）等人进一步探讨了消费和投资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了关于稳定的经济平衡的新理论。

但是，凯恩斯等人毕竟都是经济学家。因此，他们对于消费问题的研究，虽然将消费问题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范畴提出来，但仍然未能走出经济的范围去探讨。正是在这个时候，作为社会学家的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等人提出了关于消费社会的理论，从而第一次全面地从社会整体和人的社会文化活动的角度去探讨消费问题。鲍德里亚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等人提出消费社会的问题，特别重视消费的过程、消费的生活、消费的模式、消费的行为对于整个社会运作所起的作用。

当消费远远超出经济范围而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消费这种经济行为就越来越涵盖社会的性质。消费不只是经济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和文化行为。就消费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质而言，它比生产更直接地同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生活方式以及生存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在探讨消费的性质时，不能只是从它同生产的关系，更应同社会整体结构的关系的角度，加以研究。新的消费行为改变了原有的消费概念，使社会中出现了一系列由消费活动所开创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几乎横跨了社会的各个部门，例如观光、旅游和休闲的问题，除了属于经济之外，还包括文化的各种复杂因素，成为经济与文化相交叉的问题，也成为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有在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同时社会中除了少数大量集中财富的富豪之外，又出现了比例越来越大的中产阶级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社会各阶层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才有可能使观光、旅游和休闲成为社会的一个新的基本问题。观光、旅游和休闲事业不断发展的结果，不但反过来带动经济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的城乡结构，也加速了经济与科学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风格，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结构。

第三项　社会福利的发展

随着战后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政治、社会和经济领域里出现了新的现象，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问题。社会福利的改善和发展，实际上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合理分配问题，也是社会正义和政治制度的根本问题。

社会福利问题，可以从制度层面上加以具体的、微观的分析，也可以把社会福利制度的各个层面同整个社会制度关联起来加以宏观的研究。由于战后西方各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化和复杂化，必须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和角度去进行研究。所以，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也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透过对社会福利问题的研究，社会理论所注重的是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同分配正义的结构关系问题（Stoner，M.R.1995）。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不同社会福利的发展有关联。如子女生活和教育经费补助制度，退休制度，劳工劳动时数的限制，以及两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的缩减问题等等，都同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大改革密切相关。以法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随着生产的发展，消费的重要地位的出现以及福利制度的完善化，劳动时数不断地减少，合法工作的时间从每周48小时逐渐减少到1997年夏的35小时。劳动时数的减少，不仅直接使得上班族有更多的剩余时间从事文化活动，也产生了一系列触动社会基本结构的严重后果。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也改变了政府机构的结构和功能。制定完善的和科学的社会政策，成为政府机构的一个重要功能，从而也改变了政府同整个社会的相互关系（Mullard，M.1997）。

第四项　当代政治生活的变化

在政治层面上来说，西方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普遍进入一个新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化的时代。对于这个新时代，人们有时称之为“后自由主义”（post-liberalism）的时代、“后民主”（post-democracy）的时代、“后资本主义”（post-capitalism）或者“晚期资本主义”（late-capitalism）的时代，甚至是“后现代”（postmodernism）的时代。

不管如何称呼这个新时代，在政治上出现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同社会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个变化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表现在相反又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的管理角色越来越突出，政府干预社会各个领域的力量越来越加强；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又朝着脱离政府控制的方向发展，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公共领域，也造成了社会中个人和团体的越来越大的自律，以致在政府同社会之间建构起越来越复杂的中介因素，使社会连带（solidarity；solidarité）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产生西方社会上述政治层面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简略地说，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首先，是西方社会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其次，是西方社会政治结构本身的重大变化。

从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来说，由于生活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共同体之中，社会中个体的自律性越来越高，其自由活动的能力，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使得政府的权力和管理能力相对被削弱。人的自律的提高，首先表现在各个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自决的能力的增强。其次表现在对于政府活动和社会活动的参与性的增强。

由于人的自律的提升，有些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主张实行无政府主义（anarchism），例如自由主义政治家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强烈主张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模式建构自由民主社会的秩序。他在《法、立法和自由：关于正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自由原则的新命题》第二卷《社会正义的幻象》（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A New Statement of the Liberal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Political Economy，Vol.2.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1976）一书中论证道：正义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等同于“回报”或“酬劳”（reward），真正的社会正义倒是应该实行经济游戏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原则（Hayek，F.V.1976）。接着，哈耶克又在他的《自由的构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一书中强调，“自由应该是独立于他人的任何意志”（Hayek，F.V.1960：12）。在此基础上，哈耶克主张社会实行放任政策（the laissez-faire policy）。在哈耶克之后，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1938—2002）更是鼓吹无政府主义。罗伯特·诺齐克在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出版《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2）之后三年，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针锋相对的著作《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 and Utopia，1974），强调政府不应干预任何社会和经济活动，政府应该将其干预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而提出了“最低限度国家”（a minimal state）的概念（Nozick，R.1974）。

西方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也使西方政治学界对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浓厚兴趣。在西方政治学界争论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时候，政治学家巴伯（Benjamin Barber）提出了“强烈民主”（strong democracy）的新概念，一方面批判自由主义的民主，另一方面又批判社群主义的统一民主。巴伯主张，透过公民的直接参与，建构一个在高度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础上的民主社会（Barber，B.1984）。

第五项　政府与管理制度的转变

战后，随着国家和政府干预的因素的增强和无政府状态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性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两个相反的倾向的同时加强，使西方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吊诡现象，并在此基础上，使得政治生活出现了高度不确定的状态。显然，对于上述相反相成的两种特征，应该同时予以注意，不能只注意到其中的单一方面。政府角色的变化，在政治活动及被韦伯所称的“科层化组织”（bureaucracy）的政府系统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便是管理（administration）阶层及其角色的加强。这和战后生产发展、科学发展、管理手段的科学化及技术革命有很大的关系。

第六项　民主与正义的新关系

国家领导阶层与管理阶层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新现象。这表明政治管理的现代化同统治技术的现代化已合为一体。所以当代社会理论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必须特别注意管理阶层在政治活动中所起的新作用。

如此一来，传统地被认为稳定的西方民主制度，随着当代社会各领域的结构性变化，也受到了很多新的质疑：民主是否能真正地实现了正义与平等？民主与平等的关系到底为何？民主和平等只是单纯的政治问题吗？所有这些问题，同西方民主制中一系列非常古老而又重要的问题密切相关——平等到底是指社会平等、法律的平等，还是指实质的平等、分配的平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西方社会典范的美国，在这样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中，上述问题也同样引起政治学界的激烈争论。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罗尔斯针对上述问题，总结了近四百年西方民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了各个时代重要的思想家关于自由民主制的理论研究成果，出版了《正义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对美国、英国传统自由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他深入探讨民主与平等以及关于民主与平等的社会基础是否稳固的问题。他在重新肯定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和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政治理论的同时，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评的某些合理性，也肯定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理念的合理因素（Rawls，J.1972）。

同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当代社会固然缓和了阶级的冲突和矛盾，但是，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和危机，不但没有自然而然地消失，而且还以新的形式和特征不断地重演。在18世纪和19世纪被当做合理的古典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越来越显示出某些不合理性和非正义性。约翰·罗尔斯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地批评了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和直觉主义（intuitionism），特别批评了由英国的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和密尔（James Mill，1773—1836）等人所主张的功利主义原则，从理论上揭露了他们的观点的不合理性（Ibid.：VIII）。

与此同时，在欧洲各国的政治学界，也广泛地展开了关于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深入研究了战后西方社会的性质和结构。他一方面高度肯定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历史成果，强调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不仅提供了“形式的民主”，而且实现了“实质的民主”；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当代西方政治民主制的严重不合理性，集中地批判了由西方官僚科层制所引起的“社会系统同生活世界的分离”，同时也批判了“社会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Habermas，J.1981）。正是在这种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创立了新型的合理沟通行动理论。

当代社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只表现在政治制度层面上，还表现在政治领域中政治阶层的重新分化。

第七项　政治阶层的新分化与政治生态的重构

按照著名的政治学家奥佛（Claus Offe，1940—　）的看法，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内，公民同国家的关系，从结构上来看，都采取三种基本途径：第一，公民是国家权威的集体主权的创造者（sovereign creators）；第二，公民潜在地受到国家所组织的力量和强力的威胁；第三，公民依赖于国家所组织的各种服务和活动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政治学界环绕着福利国家的发展，集中地讨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主张加强国家对于公民的集体安全的保障制度，使福利国家进一步完善化；另一方面主张扩大国家的自由层面，也就是进一步加强国家对于私有财产、契约式的市场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承诺。这场争论表明，西方社会在战后的一系列变化，导致西方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则问题的重建，其中包括公民同国家的关系，私有制的范围和界限的问题（Offe，C.1996：147-148）。环绕着这些问题，也有一些政治学家集中研究“公民性”（la citoyenneté）的问题（Balibar，E.1992）。

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各个政治力量和阶层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最重要的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由于文化教育的发展而使社会中下阶层越来越多的人提升了文化水平，从而产生了社会中下阶层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生活的新基础；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数量和队伍不断扩大，也产生了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决策的浓厚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治圈子里，陆续出现以中小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的多种小型和中型的政党组织和团体。上述政治阶层和结构的变化，改变了西方各国的政治生态。

第八项　社会阶级结构的新变化

同新的社会政治结构密切相连的是，西方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马克思在19世纪所说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已经不再采取简单的存在形式了。原有的资本家与劳动阶层的矛盾的表现程度以及劳资间的界限，也已经有所改变。普遍的股份与福利制度的出现，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化，劳工参与企业管理制度的普遍化，企业管理民主化以及工会制度的民主化等等，使得贫富之间的差别同过去有所不同。

但是，新的社会仍然存在阶层的分化，存在着阶层之间的各种矛盾，但阶层间的差异及其矛盾并不单纯地集中到政治问题上（Marshall，G.1997）。研究英国和西方社会阶级和阶层分化问题的社会学家戈德梭普（John H.Goldthorpe，1935—　）指出：“当代英国社会主要是由八大社会阶级所构成的：精英阶级（elite class）、高级服务阶级（higher service class）、次级服务阶级（subaltern service class）、白领阶级（white collar class）、小资产阶级（petty bourgeoisie）、蓝领精英阶级（blue collar elite class）、熟练工人阶级（skilled working class）和非熟练工人阶级（unskilled working class）。”（Goldthorpe，J.H.1980：43，254-255）在上述八大阶级中，除了精英阶级是高高在上的社会主宰者以外，高级和次级服务阶级作为服务阶级虽然同时为社会上下阶层服务，但主要是为上层服务。高级服务阶级包括一切从事高等职业、管理和经理人士阶层，他们的特征是在服务活动中运用权力关系。次级的管理阶级包括低层次职业、各个管理和经理阶层，他们作为企业或公司机构的职员行使一定程度的权力，但同时，又要服从于上级的支配。白领、小资产阶级和蓝领精英阶级被称为中介阶层。只有熟练和不熟练工人被归纳为工人阶级。

同上述政治问题密切相关的社会阶层化问题，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也出现了新的重要变化。首先，指的是社会阶层的结构本身所发生的变化。贫富对立阶级的结构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财富和人民的富裕程度都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在《资本论》（Das Kapital，1867）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绝对贫困化的规律，对于社会整体而言显然已经不适用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社会里不再存在贫困的阶级。据统计，被人们认为“最富裕”的美国，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全国有14%的人口过着“贫穷”的生活（Macionis，J.J.1996：194）。在世界范围内，全球有八亿人口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以保障他们正常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使他们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Helmuth，J.W.1989；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1993）。西方社会的发展，仍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社会贫困阶级不断扩大的问题。根据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的统计，失业人口在各个主要的先进工业国中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正在持续增长。更严重的是，失业人口中长期失业者的比例越来越大，以致造成越来越多的长期失业者被剥夺重返社会共同体的正当权益。所谓“无固定住所者”（homeless people）越来越多，在巴黎、伦敦、罗马、纽约和柏林等各个西方大都市中，流离失所者和流浪汉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西方社会学家把这些因长期失业而流浪的穷人称之为“社会边缘人”或“被拒于社会大门外者”（Stoner，M.R.1995）。他们一旦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就很难再重新回到社会生活的正常范围之内。

第九项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及其社会意义

在社会成员的年龄结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影响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地说，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延长了人的寿命，逐渐使各国人口总结构中劳动者与非劳动者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非劳动者中，除了暂时或永久的失业者以外，主要是指退休者或年老者的增长。这样一来，一方面各国人口老化现象逐渐严重；另一方面，劳动者负担非劳动者的程度也显著地加强了。人口结构世代间比例的变化，并不单纯是人口问题，而是演变成影响到经济、文化、政治和伦理各个领域的问题，这就促使当代社会理论重新考察和评估当代社会结构及其各个领域的功能。

由此可见，人口的年龄结构本来是属于自然因素的，也就是说，它是属于人口结构中纯生理现象的，与社会因素并无太大关系。但是，正如社会生活领域中其他各种自然因素一样，人口的年龄结构的变化，作为发生在社会领域中的现象，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的其他现象，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关系本身的性质。因此，西方当代社会中，人口年龄关系的变化，同社会关系的其他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从整个社会的总关系的变化去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

为了具体说明西方各国社会结构、年龄结构、人口结构和生活结构的重大变化，以下以法国为例，以图表显示法国人口及其基本生活方式的主要指标的变化状况。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INSEE）。

［1］战争年代包括1940—1945年。

［2］1945—1946年。

［3］1946—1950年。1946年以前的统计数字明显地比较少，例如，战争前1933—1938年中等生活水准，男人是55.9岁，女人61.6岁。

［4］按人口的全国平均收入。

［5］1949年。

综上所述，经济的因素、人口的因素和文化的因素等等，虽然仍在社会生活和演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往往各自超出自己的领域而进一步同整个社会的其他因素更紧密地交错在一起。新的社会中，由于社会结构，特别是其中的连带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化及其各组成要素的自律性的发展，经济自然地同社会的其他因素相互渗透，以致可以说在新的社会中再也没有纯粹的经济，经济也不再像传统西方社会那样可以高度独立地活动着，它必须也只有同其他社会因素交错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第十项　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领域的新变化

在社会生活领域，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首先指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绝对的对立化。如前所述，个人的自律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个人自律加强的基础上，整个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和自由化的新趋势。与此同时，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对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控制力，也随着新社会中技术力量的发展、膨胀和增强而剧增。在古典时期所形成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已发展成为广阔社会领域中个人角色的高度活跃。彼得·博格（Perter Berger，1929—　）等人认为，当代社会的市民社会同国家的关系，已发生重要变化（Berger，P.L./Neyhaus，R.J./Novak，M.1996）。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社会组织和社区生活组织，在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中，发挥了多元化的功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社会中，特别强调社会规范（特别是道德规范）在处理个人同社会关系时的作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处理个人同社会的关系时，已经不能单方面地只强调规范的约束作用，而是必须同时照顾到人的自律。在自律基础上的社区管理和融合也就展现了新的面貌。新型的公民社会已不是17—18世纪社会的古典模式，而是一种新型的公民社会，这是一种平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以及俗民社会的融合（Janoski，T.1998）。

在这种情况下，调整着个人间、个人和群体间、个人和社会间的关系的道德原则和观念，也受到了冲击和挑战。例如，有关家庭成员间的道德关系，父母试图以传统道德的长幼关系原则对子女进行约束和干预的程度，显然大大地减少了。与此同时，子女向父母索取的自由范围加宽了。家庭中两代人或世代间的道德原则，同家庭观念、整个文化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

社会各个阶层和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各种行动，同个人的私人生活，同社会生活以及同公共生活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活世界中的各种行动的性质及其指导原则，也因而出现了新的转机。私人生活领域随着个人自由的扩大，随着家庭观念、整个文化、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延伸，并反过来影响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及文化的发展。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在《亲昵性的转变》（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1992）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直到现在，‘性’仍然继续是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而且，还以革命的语言说话。”（Giddens，A.1992b：1）接着，吉登斯还指出，在当代社会中关于“性”的问题甚至代表了自由的一个潜在的领域，而这个潜在的自由领域是迄今为止文明的界限所未能玷污的。这就表明，当代文明的发展，冲击着一切旧的传统道德，也改变着那些指导着人的相互关系的主要社会原则，因而也进一步影响到社会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在以往的社会研究中，“性”的问题一直被层层掩盖下来，特别是被有关家庭和亲属关系的道德原则所掩盖，也为一系列社会制度的法制规定所掩盖。性的问题变成了道德问题和制度问题，使得性的问题因此失去了它本身的独特性质，也被压抑到一切社会问题的底层。不仅如此，“性”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特别是在高度理性化的近现代社会中，往往采取两面的形式，即合法的形式和非法的形式，公开的形式和隐蔽的形式，不仅共存于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家庭生活中，而且共存于同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随着当代社会的发展，个人自由的领域不断扩展，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自由，也都自然而然地同“性”的自由联结起来。吉登斯指出，性的关系本来应该属于纯粹的关系，也就是说，应该排除一切非“性”的因素对于性关系的干预。然而，这种纯粹的性关系，除了在最原始的社会阶段出现过以外，只能在文化高度发达和自由无限扩大的新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实现。现代社会已经提供了实现这种纯粹的性关系的某些条件，因此，当代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浪漫的爱”（romantic love）的事例。发人深省的是，当代社会中对于浪漫的爱的热诚，女性高于男性。事情并不奇怪，如果考虑到原始社会解体以后，长期的各种类型的社会的发展，始终都是沿着不断加强男性专制主义和对女性自由的限制的道路，因此，当现代文明的发展促进了人的自由的渴望的时候，女性对于性的解放的要求便凸显出来（Ibid.：2）。

与此同时，在性的生活领域中，当代社会还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弹性的性活动”（plastic sexuality），实质上，它试图摆脱以性为中心，从纯粹的生殖的需求解脱出来，因此，这种弹性的性活动又具有超越男性性欲控制的意义。因此，当代社会所出现的上述两个有关“性”的重要现象，虽然都是体现了个人自由程度的扩大和提升，表现了当代社会道德观念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变化，但都是与女性的解放诉求和对自由的追求有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深入研究当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探讨社会中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脱离开女性主义的思考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十一项　家庭与两性关系的重构

接着，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也同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在探讨由消费和各种文化活动的影响而引起的社会变化时，本节前半部分也曾经谈到人口年龄结构和世代比例的变化问题。现在更有必要从社会生活领域的角度进一步探讨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在古典社会学时期，性别问题一向不受重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尽管是建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但仍然没有摆脱父权社会的特征。马克思曾经试图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不平等的事实去说明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但马克思没有具体和深入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问题及其对于家庭结构的实际影响，更没有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男女不平等现象对于社会制度和各种文化制度的运作所产生的影响。马克思认为，近代社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只有在克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不平等现象以后，才能得到解决。关于私有制和阶级不平等以外的各种问题，包括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别等因素对“性”的问题的影响，马克思都没有深入地加以分析。在马克思之后，涂尔干也同样忽略了性别问题。涂尔干在他的名著《论自杀》（Le Suicide，1897）中强调说：“相对而言，男人是社会的产物，而女人则更多的是自然的产物。”（Durkheim，E.1952［1897］：385）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带有浓厚的父权主义色彩。在他看来，女人只是生儿育女，更多地属于自然因素的生理有机体，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并不扮演重要的角色，也不需要进行社会的整合。

古典社会学的所有这些观点，随着当代社会的产生，逐渐地成为女性主义社会理论批判的焦点。吉登斯在总结当代社会理论的基本论题的时候，曾经列出四大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第一，关于行动与结构的相互关系；第二，关于协调与冲突的问题；第三，关于近代世界的形成问题；第四，关于性别问题（Giddens，A.1989：690）。在探讨当代社会基本问题的所有重要的社会理论著作中，性别问题几乎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为了比较当代社会同古典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结构，其中包括有工作能力的两性的收入差异、结婚率和离婚率的变化以及单身人口比例的变化等等，以下分别列出四个相关图表。

资料来源：魏塞梅尔（Barbara M.Wertheimer）：《合作角色的寻求》（Search for a partnership role），收于查普曼（Jane Roberts Chapman）所编的《女性的经济独立》（Economic Independence of Women，London：Sage，1976：188）；《1984年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4）。

资料来源：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家庭变迁的数量指数》（Quantitative indicators of family change），收于安德森所著的《家庭社会学》（Sociology of the Family，Harmondsworth：Penguin，1980）；《1984年联合国统计年鉴》（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1984）。

资料来源：《1984年美国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4）。

如前所述，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也表现在社会人口各年龄层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的迅速普及与提升，使人的生命体更加健康，死亡年龄不断延后，老年人在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明显地提高，产生了人口老年化的新现象（Litwin，H.1996）。与此同时，上述社会的新变化，同样也改变了人们的婚姻和家庭观念。同性别、人口、年龄结构相关联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发生了变化。

传统社会关于成人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旧观念，慢慢地受到了质疑和批评。与此相关联的非婚生子女以及子女教育的问题的严重化，使得当代社会中犯罪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第十二项　生活与行为模式的中介化和象征化

当代社会各种行动的模式，也随着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模式的转变而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个人之间和群体之间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发展起来。这也就决定了社会生活模式和社会行动模式的新转变，主体间的互动和协调、相互沟通和相互融合的现象日益明显。行动者之间在其行动网络中的相互关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模式和行动模式更多地表现为象征化的结构。

当代社会生活模式和行动模式的象征化结构，主要是由于当代社会的中介化、文化发展和个人自由诸因素的重大变化所引起的。当代社会的中介化、文化发展和个人自由化，三者之间又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在生活模式和行动模式的中介化方面，主要的中介化因素除了以往的金钱和权力以外，还增加了许多新的因素，其中主要是在当代社会的文化再生产中产生出来的各种人为的符号和符号化的制度。例如，金钱的中介意义及其功能，现在不再单纯采用传统社会所使用的货币，而是广泛地使用各种信用卡、支票及证券等符号化的票据。自从计算机事业取得高度发展后，计算机网络的形成又进一步使这些人为的中介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模式和行动模式的变化。当代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加强了当代社会生活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象征化倾向。由于当代文化的发展，就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领域，也渗透着各种文化因素，使日常生活发生象征化的新变动。例如，人们所穿的衣服和各种饮食，已经远远超出日常生活的需要，变成追求各种象征化权力和声誉的一个领域。各种名牌的追求，已经成为当代日常生活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至于个人自由的高度发展，更使人们追求象征化的人际关系，作为摆脱各种制度的限制和施展个人行动自由的重要领域。例如，在处理两性关系方面，为了摆脱传统的两性关系婚姻模式的限制，现代男女越来越追求象征化的两性关系形式。

第十三项　社会风险度的提升

与“性”观念的改变相联系的是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观点和态度的变化。当代社会出现的一系列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疾病和犯罪问题，诸如艾滋病的蔓延以及青少年犯罪等，一方面表现了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显示了“现代性”的危机和内在矛盾（Adelman，M./Frey，L.R.1997）。现代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冒险的社会”，或者说是一个充满着危险的社会（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1997）。人口越来越集中到大都市及其周围地区，城市生活方式同平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之间相互渗透，出现了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1897—1952）所说的那种“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化”（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Wirth，L.1938）。都市运作方式构成了在都市中的人口的日常生活的重要模式。原来在一个一个原子家庭中度过的日常生活超出了家庭而转移到都市中去，产生了新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模式。这一切同样也产生了新的社会整合模式。

但是，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转变，尤其是新的价值体系的形成，往往远远地落后于社会的表面发展速度。当各种新的生活方式迅速转变的时候，适应新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并未形成。这就很有可能引起社会整合过程的“脱序”，引起社会各种关系的混乱和不稳定化（Milovanovic，D.1997；Reinarman，C.&Levine，H.G.1997）。

人口结构和性别问题的重大变化，并不只是关系到社会结构的表面现象，而是深刻地表现出社会结构深层所隐含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作为社会建构的精神基础的道德伦理观念体系以及现代性文化性质的问题（Shanley，M.et alii.1997），“社会象征体系”（symbolic system of the society）的结构与功能的变化的问题。此外，当代社会理论对于“性”和人口问题的新研究，也表现了社会理论重建的方法论和思想模式的新转变（Canning，K.1997）。

所有这些，构成了当代社会理论各个派别有关社会本体和社会建构问题的激烈争论的重要基础。在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中，探讨“性”的问题的派别越来越多。这些派别所提出的理论，并不是把“性”的问题局限在文化中的一个狭小领域，而是涉及社会和文化重建的重大问题。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新女性主义思潮，虽然标榜“女性主义”，但他们的基本诉求和理论基础，都远远超出传统女性主义的范围，甚至超出两性问题的争论范围，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的重新评价和重新建构的问题。此外，新女性主义，也是西方社会理论和整个社会科学理论典范和方法论的重大变革的一个重要表现。正如坎宁（Kathleen Canning，1947—　）所指出的：“女性主义‘重写’、‘重述’和‘重新展示’政治和历史关键词汇的计划，是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遭遇所产生的一个主要结果。”（Ibid.：421）因此，必须对这些新的社会理论所提出的观点，给予必要的重视。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理论在重构其理论概念、体系和方法论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当代社会本身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实际上，有许多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的产生和表现形式，并不是偶然的，也并不是当代社会所特有的新现象。有许多重大问题，本身就是西方社会的古老的问题。它们作为古老的重要社会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发展历史阶段，不断地被重提出来，这件事实本身正好说明它们是社会建构和社会基础的根本问题。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的急速进程以及所谓“后现代”社会的到来，才使这些古老而又重要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社会理论每当进行新的根本性重建的关键时刻，总是要对这些触及社会本质和基本结构的论题重新加以理论上的反思。勒默特（Charles C.Lemert，1937—　）在谈到社会理论中的语言学的转折同当代社会的变迁的关系时指出：“社会理论中的语言学转折并不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所出现的社会变迁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Lemert，C.1997 in Lemert，C.&Branaman，A.1997：xxxv）他的上述看法是很中肯的。

当代社会理论各种派别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反思，正是体现了社会发展本身不停运动的性质及其对社会理论发展和重建的实际影响，也表现了社会理论研究中所隐含的人类创造活动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