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秉文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秉持及践行（1915—1925年）

1911年郭秉文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学位，分别于1912年和191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是该校教育学第一个中国博士。1915年学成回国后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建校及组织管理工作，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和国立东南大学校长。他的“三育并举”方针强调要“养成应用能力”, “必使所学者皆有所用，所用者皆本所学”,^[1]彰显着实用主义思想。他坚持“寓师范于大学”的办学思想，使一所师范学校在短短几年中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商、农、教育等学科的国内学科最齐全的综合大学。1919年2月，杜威偕同夫人抵达日本，一边旅行，一边讲学，在北京的胡适得知杜威在日本旅游和讲学的信息，立即给杜威写信欢迎其来中国，郭秉文、陶行知则商量当面请杜威来中国，3月13日，郭秉文到达日本东京拜访杜威，杜威一口答应。1920年4月至5月，郭秉文邀请杜威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哲学”“哲学史”“试验伦理学”。1921年郭秉文加入中华教育改进社，与胡适、陶行知等杜威弟子从事教育改进。1925年年初，因为国内政局变故，郭秉文离开了国内高等教育界。郭秉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1920年国立东南大学建立，校长为郭秉文，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的十年（1915—1925年）是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实践最彻底时期。

（一）主张教育独立

当郭秉文赴美留学之时，便坚定了“非振兴科学，无以救亡图存；而培养人才，则有赖于教育”的信念。郭秉文在政治上保持中立，坚持学校要独立于政治之外，他认为大学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以应国家需要的机关，在他主持国立东南大学时，坚持学校内部不分学派和政党，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成的，都可以在学校里有一己之地。同时，他强调教育不应该陷入政治斗争，政治更不应干预教育，学校应由教育家独自办理，否则不能保持学府的纯洁性。

当时正处在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上没有所谓的民主，军阀也经常干预教育，因此深受杜威民主观念影响的郭秉文坚持学校要独立于政治之外。他强调学者就是学者，应该专心于学术研究，不应该过多亲近政治势力。就拿郭秉文本人来说，他一生中从未加入任何党派和政治势力，郭秉文坚持“学者治校学者不参与政党、政治”的治学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立东南大学在郭秉文任职内一直处于传统与现代、新潮与保守的平衡发展状态中。

郭秉文回国后感受到的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与杜威阐述的截然不同。杜威认为民主政治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西方各国已在这一方向努力，中国应加快民主政治进程，他认为实现民主政治的一个最有效办法就是在今日中国利用普及教育、使人人有平等的机会。他强调通过普及教育、通过渐进教育改良来改变中国社会。郭秉文虽然十分支持杜威所说的民主政治，但他同样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处于军阀统治之下，民主政治谈何容易，就连教育都要被军阀势力干预，在这种情况下，郭秉文唯有坚持教育独立而免于政治纠纷，这样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提倡的重视教育与社会现实相联系和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产生了分歧。但尽管有分歧，其初衷还是认为学校应思及社会之需求，要培养适合现在社会之人才，必须先实地调查社会各方面情形。

郭秉文把教育视为社会事业，认为政府应该给予经费和政策上的支持，但却不可干预大学具体的办学措施与实践，大学的职能受美国现代大学观影响，应该是集科研、教学、社会服务于一体的，不要参加政治斗争与党派活动。实际上，在郭秉文担任校长期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师生从未发生过学潮。尽管郭秉文一直竭力使教育保持独立，但他所处的位置却很难使教育不受政治波及，1925年年初，因为国内政局的变动，郭秉文离开了国内高等教育界。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秉文主要从事于国际事务活动。但作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的一员，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办学的辉煌业绩和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却是铭记于历史的。

（二）重视中西文化教育交流

一方面，郭秉文留美的经历使他意识到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受到杜威的影响。杜威对中西方文化教育问题十分关注，他在各种演说和文章中，对中西文化问题屡有涉及，比较中西差异，展望中国文化出路。在杜威看48来，西方文化之长正是中国文化所短，如西方崇尚自由，讲究平等，科学先进，教育发达，物质文明进步，特别是能“把天然界的东西一个个拿来供我们使用，这是西方文明的特别精神”。而“中国科学程度较浅，还够不上与政治、宗教、社会、人生发生连贯的关系”^[2]。杜威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知识，具有开拓、主动的精神。但同时他指出：“西方文明也有缺点。有人过于崇拜物质上的文明，把人事和科学分开，所以也有人利用物质的文明造下种种罪恶。道德是道德，科学是科学，这是西方文明最大的危险。”^[3]作为杜威的学生，郭秉文在国立东南大学的办学方针中就有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方针，这一方针，指的是大学既要成为国内学术交流的中心，也要成为国际交流的窗口，反映在高等教育上，就是中西兼收，也就是中西方文化教育交流。

郭秉文受杜威影响，认为科学知识无国界，一个民族要在世界中站立住，就必须学习引进其他国家民族的先进文化和科学。一方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留美生涯，让他视野更加开阔，意识到办大学不仅要办知名大学，更要将国立东南大学发展成享有国际声誉的大学。因此，他引进了众多留美的科学技术、教育、心理等专家和外籍人才，如陶行知、程其保、陈鹤琴、郑晓沧、朱彬魁，外籍教师中，有来自美国的麦克乐（Charles Harold McCloy）、麦荷尔、白德莱（麻省农业大学校长）和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Pearl S.Buck）等，使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国立东南大学成为科学社的大本营，也成为中西科学教育交流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Stuart）赞赏郭秉文道：“他搜集了五十来名归国留学生，每个人都有突出的专长。他是按美国的模式来推进教育事业的。”^[4]郭秉文在担任校长后，忙于学校事务，也仍不断了解世界教育形势，1915年他和陈容赴欧美考察高等教育，1919年率团去欧美考察战后教育状况，这些都是他不断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践。

郭秉文在不断引进西方科学教育的同时，也注重延请国外知名学者到国立东南大学演讲、做报告。在其盛邀下，1920年4月9日至5月16日，杜威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授“教育哲学”“哲学史”“试验伦理学”。是年夏天，杜威又由蔡元培、黄炎培等陪同，多次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暑期学校讲演，课外杜威还与教育科师生座谈，宣传其试验主义思想，同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学，倡导以逻辑推理等科学方法探究知识。

杜威走后，郭秉文等又邀请杜威同事孟禄来国立东南大学讲学。兼任国际教育学会东方部主任的孟禄对郭秉文领导的国立东南大学赞不绝口，协助国立东南大学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他认为国立东南大学是东方教育之中心点，是沟通中西的桥梁，他力挺郭秉文在平衡中西文化方面的努力，指出“本人对中国固有文化诚堪佩服，但当今之世，必须取欧西之长，融会而贯通之”^[5]。他的这种中西兼顾思想正是郭秉文在国立东南大学改革中一直坚持的。正是因为孟禄建议国际教育学会每年派专家来国立东南大学讲课，由于国际教育学会的支持，国立东南大学才在国际舞台上十分活跃。这正是郭秉文重视中西方文化交流对办学的影响。

郭秉文在引进西方思想文化、开展新教育改革时，一直牢记杜威对中西文化的重视。杜威一直认为中国是东西方文化的交点。作为杜威的学生，郭秉文也同杜威一样支持中西文化的融合。同时，他研究西方也反对盲目崇洋，主张保留中国固有文化，他将国文课列为国立东南大学的必修课，同时还将许多国学大师罗致到国立东南大学，一些国学大师如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先后奔赴国立东南大学，他们在国立东南大学除讲学外，还创办了以“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杂志。该杂志以反对西化、反对新文化运动、保存传统文化而闻名。这两种看似不相容的事在国立东南大学同时出现，说明了国立东南大学是包容中西文化学术的地方，而这种风气的形成与郭秉文及杜威等倡导的中西兼学、折中新旧的思想不无关系。

（三）实施科学教育与科学化教育

郭秉文十分强调教育与科学服务社会、服务全人类的理念。他在国立东南大学主持校务时，设农科、文理科、教育科、工科、商科，既有人文科学，又有自然科学，体现了他的人文与科学平衡的教育方针，他一直力图将国立东南大学发展为中国科学发展的基地、人文科学发展的基地。在这方面，他特别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国立东南大学开展科学教育，二是促使教育学科科学化。

1．开展科学教育

郭秉文在管理中，重视学校科学技术教育。1919年，在郭秉文的努力促成下，由数百名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总部迁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其主要发起人为一批留美学生，任鸿隽任社长，“中国科学社”创办了第一个研究所即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生物研究所，为中国生物学界输送了很多优秀人才，该社自成立以来，以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以推进科学的传播和研究等多项事业为任务，成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科学教育的主力，这与校长郭秉文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郭秉文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实施这些改革时值杜威来华讲学，杜威的理论以及他在中国的影响给了郭秉文以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改革理论、舆论的支持。杜威在南京演讲，多次提到民主与科学，在《科学与德谟克拉西》一文中，杜威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重视教育试验、重视科学研究之风表示欣喜。特别是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职员、学生闻听杜威的讲演，深受感染，一时科学试验之风在国立东南大学颇为盛行。而郭秉文作为中国杜威教育学派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代言人，也自然视杜威思想为改革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他的改革在杜威这里找到了依据，找到了支持与力量。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提高国立东南大学的科研水平，使国立东南大学成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

2．促进教育科学化

郭秉文力主教育学要“科学化”，这是他主张通才与专才平衡的体现，是他对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的要求。该思想深受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是全美闻名的学院，不仅师资优秀，而且教授的学问高深，郭秉文意识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想要办好，就要克服师资这一巨大障碍，教师的来源不必局限于师范学院，他致力于通过“寓师范于教育”培养出真正的师资。他指出“教育已是一门专门科学，非造就专门人才，不足以促教育之进步”，为了促进教育科学化，他添设教育专修科，以便培养教育学教员及学校行政人才。^[6]郭秉文以及后来的陶行知等中国杜威教育学派提倡的“教育科学化”，提高了中国教育学水平，促进了教育科系的发展，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学的学科设置、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郭秉文重视教育学科科学化，还体现在力图提高师范学校的学术水平。当郭秉文留学美国看到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所“寓师范于大学”的学校产生的成就后，受到很大震动，他有意将他主持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造为综合性大学，使学生获得宽厚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研究精神，提高师范教育的学术水平。1919年9月郭秉文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后，开始努力实现他的“寓师范于大学”的理想，他改变清末以来沿袭的师范与大学分途的旧式体制，融师范于大学发展之中，文理并重，学术并举，集文、理、工、农、商、教育于一体，为创办综合性大学跨出关键一步。至1920年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学科日趋完备，规模近于各国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师范专业的基础上成立的教育科，使当时国立东南大学为所有国立大学中唯一设立师范专业与教育科的学校。^[7]在他的努力下，国立东南大学既保留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范专业，又加强了师范教育的科学研究力量。这种从原有的国内师范模式发展到美国师范教育模式，适应了当时社会和时代的需要，为中国教育专业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也掀起了国内高师改办为大学的潮流。同时，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在各自从事的教育行业和机构，推广杜威的试验主义教育思想，也使教育学逐渐成为一门科学。

将“师范教育寓于大学”“通才与专才的平衡”是郭秉文留学经历的反映，也是他受导师杜威影响形成的。郭秉文认为，欲振兴教育，需先办好高师；欲办好高师，宜将高师办在大学之中。杜威不主张办理知识面狭窄的师范学校，郭秉文秉持着“寓教育于师范”“通才与专才的平衡”的主张。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并非是他一时的突发奇想或好高骛远，而是他有着一套完整的办学思想和独特的理念，是他各方面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他对杜威主义教育思想最彻底、最根本的实践。

（四）开展民主自治教育

郭秉文认为学校民主自治是大学学术繁荣的重要条件，他的思想在办学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学生自主，二是民主治校。杜威论述的民主，多数是在教育领域内谈民主，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提出，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杜威指出民主、平民主义教育目的就在于“养成一般人民有知识、有能力及有自动自思自立之精神也”。民主教育要注意这种个体自主精神，同时注意自治不是任意行事，要合于社会，他在考察中国学校实际情况后明确提出：

今人所谓自治，往往注意“自”字而忘却“治”字，所以曰言自治，乃至被治于人。被治于人，固非假自治之名而欲以治人，亦非学生在校提倡自治，每以为藉自治之名，可以避教员之督责，或取得教员之职权而反以治教职员；又以为自治乃使教职员不必留意学生而任其所为；又以为自治乃使学生做校内之巡警侦探以纠正他人不规则之举动。不知学校之办理自治，与夫学生之提倡自治，乃以自己治自己，亦充其量以协助将来社会，使合于共和的。窃愿中国学校之教职员学生，于自治之精神上加之意焉。^[8]

1915—1925年是郭秉文执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实施教育改革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大学自主发展的黄金时代。尽管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导致教育经费捉襟见肘，甚至常被挪用，教育受制于资源的限制，但当时政府对于教育无暇顾及，政治干预教育、介入大学内部事务相对较小，大学发展因此具备相对自治的空间。郭秉文在主持国立东南大学初始，实行学者治校、学术自由、学生自治。郭秉文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人才的培养，一方面靠教师自动地教，一方面靠学生自动地学。他提倡发挥师生的主动能力，认为现在的学校领导体制，师生都受压抑，没有自动精神。

郭秉文改革学校内部组织和机构。首先推行责任制与评议制兼重的体制，将教授治校放到学校管理体系中，一方面设校务委员会，规定凡学校重大问题必交校务委员会决议，校务委员会主任都由教授担任，由教授来管理学校的教育教学以及行政管理工作，目的是形成教授治校之风，发挥教授作用。另一方面，1921年，实行校董会、校长领导下的“三会一体制”，三会即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三会有明确的分工：评议会决策学校重大事宜；教授会主管学校学科设置和校务；行政委员会统管学校行政事宜。三会既有利于发挥教授作用，也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此外，他主张以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为主导，实行自动主义，由刘伯明、陶行知组成学生自治委员会，给予学生自治必要的指导，锻炼学生的自治能力。

（五）强调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并重

郭秉文作为留美归来学生，十分认同西方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的培养理念，他认为教育应强调人的个性全面发展，不应只强调考试、强调仕途发展。他的“寓师范于大学”发展理念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师范学校如果只培养单科，培养出来的师资质量很难得到提高，所以需要发展为综合性大学，依靠交叉学科的互补培养出真正的师资，因此他一直力图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为综合性大学。郭秉文坚持大学应该是培养多种人才的基地，应设置多科，既注重本科的通才教育，又要注重专科的专才教育，只有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培养出平正通达、学有专长的高级人才。^[9]后在执掌国立东南大学时，他提出了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方针，力图培养具有精神、才能、体魄、道德的学生。

在强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同时，郭秉文也重视个性培养，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特长，每个人在学习中，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自己的专长。为了发展学生特性，郭秉文倡导选科制，这是一项具体的教育措施，不仅是对课程的选择，还有对专业的选择，这里的科不光指学科，还指科系。既激发了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也尊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这一思想也是体现了他追求通才与专才平衡的办学方针，由于切合学生个体的发展特点，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到了广泛的欢迎。由于其自身的优越性，选科制到国立东南大学时一直被沿用，学生可以选取一个科系为主系，再选取一科为辅系。

杜威也曾提出个人发展的四个标准，即体育、经济、交际、品性，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个人教育，他认为都应增进人类的智识、品德、身体的发展。^[10]另外杜威要求教育者要对学生个性进行详密观察，特别要根据学生之个性，讨论对不同学生进行教育。他认为教育之目的，在使个人完全发达。完全发达一是教育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二是全面发展教育要注重人的个性特点。要培养这样的人，学校课程、科目的设置一定要灵活。他认为教育之良否，不因学生学习科目之多寡、授课时间久暂、教材分量之重轻以判；而视其能借学科以养成学生之判断力、自觉力、应用力，使于未来能适应社会状况、而善营其生活与否为判。考试也不能视教授之当否而定，也要以以上为标准。据此观点，他提倡在学校实行选科制、学分制，允许学生在学习必要科目时，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进行做中学。^[11]

杜威重视人的全面发展，重视人的个性发展，对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产生了很大影响，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都对个性教育提出过自己的见解，这些思想形成教育合力，打破了旧的、僵化的教育，建立了新的、灵活的教育。

[1]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6.

[2]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42.

[3]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75.

[4] 〔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M]．程宗家，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96.

[5] 朱一雄．国立东南大学校史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89:62.

[6]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6.

[7] 刘骥，李瑞恩．郭秉文：教育家、政治家、改革先驱[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101.

[8]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8.

[9] 周川，黄正．百年之功：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的教育家精神[M]．福州：福建出版社，1994:124.

[10]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11-112.

[11]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