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的背景

城市的出现在人类发展进程中有悠久的历史。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由于都城的建立，就已经出现规模化的城市了。然而，一些学者由于在经济学研究中缺乏必要的中国历史知识，忽视了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认为：世界城市化进程起步于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例如周一星，2003）。近一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联合国人口署（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UNPD）的一系列研究报告显示，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在1900年仅13％，1950年为29％，而在2010年已经达到了51.5％；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世界城市人口在1900年、1950年、2005年、2010年分别为2.2亿、7.3亿、31.7 亿、35.4亿。事实上，2007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经达到50.04％，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预计到203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会接近50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60％。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城市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两个特征和趋势：一是城市化重心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二是城市化由单一的工业驱动向工业、信息化及现代服务业等多种因素联合推动转变，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成为世界的焦点；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将成为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城市化发展的工业化内涵研究不断外延，涵盖了以信息化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标志的第三产业。

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二元结构，即一边是发达的城市，人们接受着先进的教育，在生产和生活中使用着现代化设备，享受着工业社会提供的工业文明；另一边是贫穷落后的乡村，大量的农民与有限的土地相结合，使用着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人们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基本的教育、医疗卫生难以得到保障，儿童失学现象较为普遍，许多地方还存在着看病难、看病贵、饮用水被污染等多种基本的民生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一条所谓“经典”的工业化道路，在工业与城市发展的同时，农业实现了现代化，预期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冗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结果导致城镇居民的比重增加，农村居民的比重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推进，城市与农村共同走向繁荣。于是乎，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只有按照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老路走，才能够少走弯路，快速发展。事实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上，由于地域、国家、民族、文化、民风民俗、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道路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问题上，是不存在“经典的”发展道路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是不能简单地复制的。每个国家和地区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民情走自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道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初期，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相继独立，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制定了工业化战略，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上，农业与农村的发展相对被忽略了。大多数国家在短时期内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但在城市化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由于一些国家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换的速度较快，甚至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结果在城市内部出现了二元结构。但也有不少国家的乡-城（乡村到城市）人口转移滞缓，农村人口仍然占绝对比重。高比例的农村人口与农民的低收入所形成的强烈反差，导致了对城市工业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三农问题”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成为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社会发展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实质上，从社会综合发展的意义来讲，“三农问题”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问题。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劳动力、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分配，决定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转移方向。生产要素的流动与转移决定了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工业化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而变动，城市化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空间载体。由于非农产业通常比农业产业具有更高的收益率，生产要素受利益的驱动，必然从农业产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而非农产业具有空间集聚的特点，即流向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区域，从而造成城市流动与产业集聚。显然，工业化与城市化就好像一对孪生姊妹，它们具有共同的发展环境、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工业化可以推动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为工业化提供了空间载体。然而，对于生产要素来说，劳动力的流动性最强，资本、企业家才能的流动性次之，而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这样就必然引发不同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向不同，流动速度会产生偏差，最终导致工业化与城市化有可能协调发展，也可能发展不同步。

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1]显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同步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则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发展超前于工业化，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当然，也有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表现出同步或协调发展的态势。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哪一种发展模式更有效率，更为合理？超前或者滞后，仅仅是发展的一种外在表现，而真正的问题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内涵，即如何保持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二者之间如何协调，如何最有效率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综合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发展环境、民族文化、国际关系和国家资源问题等。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而言，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问题。显然，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及其二者的关系，使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支撑、互为动力、相互牵制，最终产生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合力，共同推进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曾经走过一段短暂的相互支撑、互为动力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中国人民经历了多年的战乱，消耗了大量的宝贵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但各种资源都非常有限。党中央根据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按照当时的国情，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重点发展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但随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过度强调了发展重工业，而忽视了发展其他产业。由于重工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导致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出现了不平衡，进而遏制了城市化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农村地区悄然发生了诱致性制度变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开辟了工业化的第二战场；乡村工业化为乡村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持，进而推动了乡村城镇化，一批中小城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崛起。农村与城市的分割在慢慢地弱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大中城市，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浩大的“民工潮”。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逐步趋向正常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机制初步形成。然而，城乡隔离政策阻碍了生产要素的正常流向，也使得乡镇企业分散发展，难以形成集聚规模效应，而且，人们的传统思想观念严重制约着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方式不是依靠市场，而是依靠政府计划，小城镇以及城市缺乏企业与资金的集聚和产业的支撑，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造成当时的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截至2011年，中国农村人口达到66436.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49.43％，即中国有一半人口仍然依附于土地，从事农、林、牧、渔业等农业劳动。由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回报率低于非农业生产，形成城乡居民收入的剪刀差，农村居民的低收入会直接造成农村市场的低消费，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仅为城市居民的1/3。同时，农村居民的低收入决定了对产品的低消费，也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从社会管理的视角来看，中国城乡之间的长期隔离政策限制了劳动力、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的是高收益，而城乡隔离政策阻止了各种资源形成空间上的产业集聚，无法保证社会资源向城市集中，难以启动城市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看出，工业化发展直接影响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城市化发展也影响到产业的空间集聚。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是否协调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供求问题，涉及物价、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的就业等问题。

本研究选取了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这一主题作为研究课题。纵观中外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在发展阶段和基本规律上都具有极强的相互关联性。国际经验显示，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要经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前工业化时期。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轻工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工业化水平很低，城市化发展缓慢且水平不高，城市化率一般不超过10％。第二阶段，工业化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产业所占比重增加，工业产值逐步超过农业产值，工业化水平提高较快，对城市化的支撑作用得到加强，第三产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城市化水平逐步提高，城市化率一般维持在10％—30％。第三阶段，工业化中期。农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首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城市化率一般在30％—70％。工业化与城市化形成一致的合力，共同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第四阶段，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逐渐取代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工业产值比重下降，但总量一般不会减少。从要素密集程度来看，实体产业逐渐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信息产业发展较快。此时，产业发展为城市化提供较好的产业支撑，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但增速放缓，城市化率一般在70％—80％。第五阶段，后工业化时期。信息产业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第三产业占据绝对优势，产业知识化、服务化、信息化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工业部门中的信息产业和新兴产业得到迅速发展。此时，产业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充分的产业支撑，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化率维持在80％以上，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载体。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五个阶段，我们不难看出，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化水平提高时快时慢，二者之间必然会产生偏差，必然会存在不协调的发展阶段。就目前而言，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较快，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比较明显。此时，如何畅通生产要素的流通渠道，加速生产要素与经济组织的集聚，促进技术、体制与制度创新，逐步完善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互动机制，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或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既是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十三五”之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也逐渐步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时期，按照“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的总要求，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深入推进结构性改革，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步伐明显加快，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加快推进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成为理论界与实践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一）研究目的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作用、相互牵制、互动发展，凝聚成一致的合力，最终形成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经济社会综合体。一方面，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或协调发展，有利于生产要素或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如果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同步或不协调，甚至是互相排斥的话，直接后果就是“城市病”的产生或蔓延，环境恶化、污染加重、产业结构扭曲，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可见，探索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评判二者互动与同步或协调的状态，测度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并给出具体的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研究在系统总结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考察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的演变，探索二者互动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同时，借鉴外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经验模式，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启示，以期对“新常态”下中国未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经济学理论，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知识，为政府和企业经济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二）研究意义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大都是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而对于非均衡条件下或结构变动条件下经济增长的研究关注不够。现实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着非均衡状态，均衡状态并不常见。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也不过近70年的时间，加上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以及战争等其他因素，经济增长中非均衡状态更为常见和突出。因此，理论界与实践工作者都非常关注经济结构中的非均衡状态。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是否协调，如何测度协调和实现协调，都是带有中国特色的重大问题。

1．理论意义

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发展的不协调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整体进程的推进。目前，国内经济学理论界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做出理论分析，而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历史发展差异和具体国情的研究。由于历史、区域、文化以及国情等原因，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很难得出一个可以供其他国家效仿和复制的典型的发展模式：第一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第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较大。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也大多集中于对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的解释上，而缺乏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系统性的综合研究。迄今为止，发展经济学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内涵性发展研究方面，尚未有整体的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出现。本研究试图弥补此领域研究的不足。

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研究成果颇丰，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也屡见不鲜。然而，从经济史的视角研究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文献尚不多见。以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丰富产业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的内容。将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社会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文化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经济史学等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仅有利于形成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认识，而且也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与完善。同时，将1953年以来的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分为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与体制转轨时期两个阶段进行系统研究，不仅可以总结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时代性和独特性，更加全面、系统、分层次地反映过去和目前经济学理论和社会经济发展实践研究成果，而且有利于完善和拓展已有的工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研究体系，进一步丰富“两化”融合的研究成果。

2．现实意义

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看，西方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实践中较自然地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步或协调发展。相较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着不均衡状态，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协调，甚至在互动关系上出现较大偏差，其结果大多是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表现为过度城市化，并进一步阻碍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特点，又有自己的特殊性。世界经验并没有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提供一条可以直接效仿的道路。

从社会发展的现状看，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突出矛盾，其中不少矛盾都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判断和取向紧密相连。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发展较为迅速，只求数量和速度而不求质量和后果的发展方式，给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类似过度城市化的现象。因此，重新定位和思考中国城市化的推进速度是否符合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就显得十分必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许多地方农村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容乐观，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21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发展机遇期^[2]，尤其是在已经进入“十三五”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都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能否协调发展将直接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工业化与城市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对孪生姊妹，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只有二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三化”融合，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科学发展，实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绿色化的“五化”协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的发展。因此，对1953—2011年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进行经济史考察，准确把握二者演进的历史脉络，发现演进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借鉴外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模式，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规划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战略。

[1] 若无特殊说明，本研究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2]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基于当时国内外环境特征的深入分析，报告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参见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