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广州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空间距离

2008年的“五城市家庭调查”将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空间距离分为住在一起、住在附近、住在同一城市、住在同一省、住在省外和住在国外六种情况，给笔者提供了更详尽的了解代际空间距离的数据。从表2-2中可以看出，广州的大部分被访者与父母的居住距离还是不远：42.91%的被访者和父母住在一个城市，17.59%住在父母附近，15.62%和父母住在同一个省，12.03%和父母住在一起，只有11.13%住在省外，0.72%住在国外。

表2-2 子女和父母的居住距离（2008年）

被访者的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对代际空间距离的影响是微观家庭代际关系理论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被访者不同的人口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是否会影响代际空间距离？表2-3呈现了广州被访者不同个体特征与代际空间距离之间的关系。

从性别来看，性别与代际空间距离显著相关。但从表2-3可以看出，这种显著差异主要表现在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的问题上。在与父母是否共同居住上，有20%的男性与父母共同居住，而女性的这一比例为6.82%。在共同居住制上，父权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在其他代际空间距离上，性别的差异并不是太明显——女性中虽然只有6.82%的人同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有18.40%和48.37%的女性住在父母的附近或同父母居住在同一城市。也就是说，除了在共同居住上父权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外，性别在其他代际空间距离上的差异并不是太明显。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尽可能地不要同父母保持太远的距离，70.91%的男性与73.59%的女性同父母居住在同城的距离范围之内。

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所带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和职业分化等会加大代际空间距离。年龄是反映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之一。从年龄分段来看（见表2-3），年龄的确会对代际空间距离形成影响，两变量之间相关显著，年轻一代与父母的空间距离要大于年长一代与父母的代际空间距离：“50后”中有90.17%的人与父母居住在同城的距离之内，“60后”的这一比例为84.92%，“70后”的为67.28%，“80后”的只有35.1%；“80后”中居住在省外的人的比例为28.72%，而“70后”“60后”和“50后”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4.82%、5.03%和4.92%。代际空间距离在“50后”“60后”和“70后”之间虽然有差异，但在同城范围之内依然是他们与父母之间最主要的空间距离。通过访谈和阅读相关文献，笔者发现，受经济、文化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广州一直是一个人口向外流动比较少的城市。

前面提到的B男士是80年代出生的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在广州某重点公立中学教了近十年的书，接触到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家长。谈起广州人的流动，B男士说：“我们还是喜欢留在当地。给你举个例子吧，我有个朋友，他是广州人，到深圳去打工，就觉得很不适应，尤其是面子上过不去。虽然深圳也不见得是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吧，但他自己的思想就是绕不过去。他总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广州人，广州并不比别的地方差，为何要跑到深圳去呢，好端端的一个广州人跑到深圳去工作就像被贬了官似的。我们同学和朋友中出去的还是比较少，大部分都留在当地了。”不过说起变化，B男士觉得变化还是有的。“这些年不像改革初期的八九十年代了，那时，本地人有自己的优势，还能坚守自己的阵地，‘50后’‘60后’那一帮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可是尝到那个甜头了，他们学历虽然低，但只要敢闯敢干就能够捞到金子。他们的思想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一代，也就是80年代左右出生的人。我们读书那个年代，没有多少真正想读书的，所以学历大都不高，没有竞争力。这个思想一直蔓延到90年代，那时出生的小孩还是这样的想法。2000年后出生的那些小孩，他们的家长是70年代出生的，所以在意识上可能会有所改变。现在我们学校在校的学生大多是‘90后’，他们的家长多数都是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对教育不太重视，很多家庭只要小孩平安无事地回家就行了。现在广州竞争越来越激烈，当地人已经不一定能够守得住自己这块阵地了，尤其是大批高学历的人涌进广州，像90年代初出生的那批小孩，现在也就20岁出头吧，他们已经不具备这个竞争力了。那就只能向周边二线城市或者更远的地方走，但大多会先选择周边一点的城市像佛山、钟山、珠海等，一般不会跑到太远的城市去。”

E女士是从北京读大学回来的70年代后期出生的广东湛江人，现在在广州一家国内知名的私企里供职。说起自己在北京的求学经历，几乎都是不好的印象：“我们这边很少说去北京读书，就算去了北京读书，一般也都会回来。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过留北京，虽然也有同学留在了北京，但这种情况非常少。一些留在那边的人可能是因为找到另一半了，或本身有一个好的发展机遇吧，但这种人很少。我们都会觉得在家里好，在这里发展好。再说到出国，我曾经也想过出国，但是出国只是我自己一个人去，那我家里人怎么办呢？好像又有一些东西放不下。广州这边家庭观念还是比较重啊，就算往外走的，也很恋家……北京的气候我也很不适应，特别特别干，一到春天，那个沙尘暴刮得满脸灰扑扑的；饮食也不习惯，大多是面条和馒头，饮食很不讲究，不像我们广东人那样注重养生；还有我们感觉北京人挺排外的，我觉得我本身是广东人，广东也不比你北京差到哪里去，去了那边比较排外，就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很不好。”

经济的抢先发展优势以及对家乡文化和家人的眷恋使广州人向外流动的比例一直不是很大，用许多本地人的话说，“我们广州或广东本身就很不错，我们为什么要到人家的地方去呢”。他们更多的是流向在他们看来比本地更优越的西方发达国家，否则就是留在本地，省外流动不是太多。“80后”这一群体的巨大变化是现代化因素所致还是别的原因？进一步分析数据，笔者发现，80年代后出生的成年子女与父母的空间距离出现明显变化可能与“80后”的样本构成有很大的关系。分析发现，在“80后”这个样本群里，有24.47%的户口在外省，39.36%的户口在本省的其他城市，而“70后”有65.43%，“60后”有85.47%，“50后”有93.44%的户口在本市市区。也就是说，“80后”样本中，大部分是从本省其他城市或外省来广州就业的非广州户籍人口。

教育程度是另一个反映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从表2-3看出，并不是教育程度越高，与父母的空间距离就越大。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样本有64.14%的与父母居住在同城距离范围之内，高中、中专和中技的这一比例为81.61%，本科及以上的为64.02%。本科及以上有20.86%的人与父母的居住距离为省外，这可能跟外省高学历人才的流入有关。

关注家庭代际关系微观层次的学者研究还发现，处于单身或单亲的子女更可能和父母保持亲密的距离和密切的联系。父母只有一方存在的家庭比父母都在的家庭更可能从扩大家庭中获得帮助。研究还发现，在贫穷的家庭里，年轻的成年子女更有可能和他们的中年父母居住在一起。随着家庭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提高，分开居住的可能性也增大，这可能跟收入高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人群更可能得到更多的家庭资源有关（Goldscheider et al.，1991）。

从表2-3中可以看到，广州被调查的婚姻状况与代际空间距离显著相关，但与上述的理论正好相反。单身或单亲更多地与父母保持在同城之外的距离，住在非同城省内和省外的比例分别为28.74%和25.29%，而初婚者多保持在同城距离之内，住在非同城省内和省外的比例分别为13.19%和9.36%；初婚者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为12.55%，单身或单亲者同父母住在一起的比例为9.19%。

表2-3 2008年广州居民个体特征与代际空间距离

续表

收入也是如此，同住率随着收入的降低而上升，但到达一定水平后，却没有随着收入的上升而下降，也就是说同住的情况多发生在收入高和收入低这两种人群中。这一结果在访谈材料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广州是一个房价排在全国前几位的城市。低收入的人由于付不起高昂的房费，只能与父母住在一起；而高收入者由于能够买得起比较宽敞的房子，相对有条件能把父母接到一起共同居住。在访谈中，笔者发现，高收入成年子女选择与父母共同居住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的工作压力往往要大些，相对要忙些，需要父母在家帮忙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这种居住模式不排除情感的色彩，但其工具性特点也不可忽视。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就有两家这样的情况。

A家两兄弟都是20世纪80年代来的广州，哥哥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州，是广州某国家单位的公务员。来后不久，把老家的弟弟也带过来了，在广州做生意。八九十年代正是广州经济发展最火的时期。弟弟在哥哥的关护下，生意做得很不错。2000年年初，两兄弟一起在珠江南岸的新高档小区里买了房。由于两兄弟上班都忙，孩子刚出生时就将父母从老家接了过来。现在父母基本也不回老家了，在广州照顾孙子，为儿子们做着后勤。爷爷住哥哥家，奶奶住弟弟家。被访者告诉我，因为哥哥家生的是男孩，弟弟家生的是女孩，这样的分工方便。两兄弟现在的家庭条件都很不错，但谈起父母，却是满脸的无奈和愧疚。“欠父母的实在是太多了，其实现在最好的孝敬父母的办法是给他们在老家置一套像样的房产，让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安享自己的晚年，我们知道他们是实在没办法才留在这儿，但我们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啊，的确很需要他们的帮助！现在的保姆市场很不让人放心，身边的朋友中，父母能帮得上忙的，大多是自己的父母帮忙，实在没办法的才会求助于市场。”

B家是两兄妹，比A家晚一点，20世纪90年代末才来到广州，但由于来的时候兄妹俩学历就很高，在广州又找到了很好的单位，两家的年收入都在100万元以上。两兄妹同样约定一起在邻近珠江的一个高档小区内买了房，走路就五分钟的距离。父母从女儿怀上第一个孩子就到广州来了，同A家的分工一样，孙子、外孙婴儿时都由奶奶（姥姥）来带，长大了就实行性别分工。白天老两口负责好各自分工的家庭——接送孩子、买菜、做家务。一天总共有两次见面的机会，一次是上午一起出去买菜，一次是晚饭收拾完后一起到珠江边去散步。每次都是老头儿在楼下按门铃，老伴儿听到后就马上下去。年轻人们开玩笑说：“我爸妈他们每天就跟年轻人约会似的。”

被访谈者告诉笔者，这样的情况在广州并不少见，尤其是很有经商头脑的潮汕人，他们经常是许多亲戚在一起买房，相邻而居，有时候甚至是一幢楼的一个单元上上下下都是“一家人”。

由此看来，受客观需求、传统观念和情感等因素影响，不管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收入如何，人们尽可能同父母保持不太远的距离。但他们又不希望像传统的方式那样住在一起，希望有自己自由独立的空间。在访谈中，几乎90%以上的被访者回答希望同父母保持“两扇门、一碗汤”的距离，“分而不离”是人们理想中的代际空间距离。

F女士是广州国内某知名高校的外语教师，60年代出生。她爱人也是一名高校教师，家中就一个女儿。F女士给笔者说起未来的打算：“我和孩子爸爸有时商量，现在多攒点钱，等女儿结婚后，就在女儿家附近最好是同一个小区买一套房，这样能经常见到女儿，也能相互照顾，但是千万不能住在一起，两代人住在一起一定会有矛盾的。这样的方式最好，他们有困难时，我们可以帮帮他们，等我们老时也能有个照应”。连广州本地的50年代出生的阿婆也是这么想的：“我不愿意成天都帮孩子带孙子，这样会把自己捆得太死，我希望能有点自己的时间，能和老朋友们喝喝茶之类的。但现在的孩子的确很忙，工作压力大，保姆市场又不让人放心，所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住在附近，他们自己请保姆，我经常过去帮他们看看。”

徐安琪在1998年对上海800位已婚人士进行调查时发现，“有分有合，分而不离”已经成为直系家庭普遍遵循的互动原则。97.3%的已婚人士都同意“父母最好和子女分开居住，但是不要住得太远”（徐安琪，1998）。沈奕斐通过对上海47个访谈对象的访谈，用“两扇门、一碗汤”形象而深刻地描述了中国城市人心中理想的家庭结构模式。亲代和子代不仅要住在“两扇门”里，还要加上“一碗汤”的距离（沈奕斐，2010）。在广州的访谈调查中，笔者挑选了不同年龄层的个案，虽然现实和理想存在着差距，但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只要有条件，还是分开居住的好，但同时又强调不要离得太远。

出于抚育和养老的需要，人们希望同父母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要太远，但又想保持各自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分而不离”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代际空间距离。不过，现代中国城市中，受各种将核心家庭假定为基本生活单位的住房建设、购置或分配政策的影响，在现实中只有17.59%的人住在父母的附近。城市昂贵的房价和激烈的职业竞争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筑起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墙。日本这些年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沉重的养老财政负担，在一些城市的周边修建了一些“老少居”——两代人共居一栋房，但有不同的出入口，这种新型的居住模式使两代人既能够相互照料，又能维护自己的独立空间。但即便是在日本，这种居住模式也只是中产阶级以上群体的选择。要想达到中国城市人心目中的理想代际空间距离似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去走。

在这种现实下生活的广州都市人，一方面受个体化的影响，向往相互独立的代际生活，希望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又迫于各种结构的压力，如孝道文化、住房制度、养老、抚育等，期望得到源于家庭制度的支持。在这种矛盾的心境下，人们根据各自的不同情况选择了不同的代际行为模式，从而催生出一些特殊的家庭形式，如临时主干家庭、隔代抚养家庭、邻住家庭、轮住家庭、拆住家庭[2]等，代际空间距离处于流动之中。D男士现有的生活状况就深刻地反映了现代都市人这种矛盾的代际境遇和心理。

D男士，“80后”，广州人，在国内一家知名的调查公司上班。他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受访时结婚还不到一年。虽是新婚宴尔，但笔者从D男士的叙述中听到的却是很多的疲惫和无奈：“我们结婚后是两边都住，一个星期中有三两天住我父母家，三两天住她父母家，很累的，东西搬来搬去的……但也没有办法……”这种独特的婚后居住形式引起了笔者的好奇和兴趣，进一步追问才得知，原来女方不仅是独生子女还来自离异家庭。女方的妈妈一个人将女儿抚养长大，很是不易。结婚时男方就允下承诺——婚后好好照顾辛苦、孤单的岳母。但受父权制的影响，D男士又不愿放弃作为一位男士的责任，用D男士的话说，“我也得在我自己父母这边住住啊，我毕竟是个男的”。进一步深聊，发现除了父权制的原因外，生活习惯和生活依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还是喜欢到自己的父母家住，毕竟是自己的父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家务事也不用做，不像在丈母娘家，啥都得注意，不是很习惯，所以还是不能放弃在自己父母家居住的权利，这样至少每周都有一个喘气休息的机会。”在问及未来有了孩子后的打算时，D男士有点迷惘和为难：“我也知道等有了孩子后，就得做出选择了，毕竟有了孩子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折腾了，大人都有点受不了，更别说小孩了。但跟谁住呢，我们还没有想好，我想应该是跟我父母这边住吧，我这边毕竟是男方，但也要考虑爱人的意见和丈母娘那边的情况……哎，也许最好的办法是谁都不跟，自己住，这样谁也不得罪，矛盾也会少一点。其实我们也想自己单独过，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经济实力，能在离自己上班不远的地方买房……但有了孩子谁带也是一个问题啊，可能还得依赖于父母，现在保姆市场的保姆实在不让人放心，花销也很大，刚成家的年轻人经济压力很大……跟老人住的最大一个好处是家务有老人做，像我们这些独生子女，许多人都是不会做家务的。”

访谈初始，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并没有特别在意。然而，随着访谈的扩展和深入，笔者发现，类似D男士所遭遇的这种家庭代际关系矛盾心境（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既想独立，又不得不考虑自己身上肩负的家庭责任；既渴望行动自由，同时却又期望得到源于家庭制度的支持——在很多个案中是普遍存在的。如果再加上某些特殊的因素，如D男士那样来自独生子女家庭又与来自离异家庭的独生女儿恋爱成婚，“自己本身的独立性较差，在生活上依赖父母，但又追求自我独立的生活空间；父权制的影响依然存在，但又要兼顾女方的需求”，矛盾的心情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和强烈。家庭代际关系也由此变得愈加复杂、矛盾和不可预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