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代际结构团结的现状与变迁

表2-1比较了1993年“七城市家庭调查”[1]的广州家庭结构和2008年“五城市家庭调查”的广州家庭结构。从表中可以看出，单身家庭上升的幅度是最大的。单身家庭可能是未婚、不婚、离异、丧偶等原因造成的。通过年龄分组进一步分析2008年数据可发现，单身家庭主要集中在20～30岁这个年龄组，所占的比例为47.5%；31～45岁这个年龄组所占的比例是12.9%；46～60岁和61～80岁年龄组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9%和30.7%。也就是说，单身家庭大部分集中在20～30岁以及61～80岁这两个年龄组，比例为78.2%。

表2-1 广州城市家庭结构变化的趋势

20～30岁这个年龄段单身的原因可能跟大多数的被访者没有成家有关。根据《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有关婚姻态势的分析，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17岁提高到了25.87岁，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8.28岁提高到了24.17岁。到了2006年，北京男性的初婚年龄为28.2岁，女性的初婚年龄为26.1岁（张翼，2008）。2006年，由南开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华人婚恋匹配研究”对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西安、长沙、郑州、南京、沈阳十个城市的调查结论显示，十个省市的平均结婚年龄如下：男性为29.2岁、女性为27.1岁。上海的结婚年龄最高，男性为31.1岁，女性为28.4岁；广州位于第二，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0.8岁和28.2岁。从广州和全国的数据可以看出，20～30岁年龄组单身所占比例较大跟初婚年龄的提高有关，处在这个年龄组的大多数人还没有结婚。随着城市生活越来越现代化和多元化，一些人会选择终身不婚的单身生活方式，但在中国，会如西方那样出现大量的单身家庭吗？在个案访谈中，笔者发现，在中国城市，婚姻的压力仍是巨大的，这些压力并非来自个体的主体需求，而是更多来自文化和制度方面的压力，比如家族延续的期许、养老的需求等。

A女士1988年出生在广州，客家人，访谈时24岁，在美国读博士。在广州调查时刚好碰见她回广州探亲。A女士向笔者聊起美国的生活和学习。比起美国的生活和学习压力，A女士觉得结婚找男朋友的压力更大。“找男朋友比读博士还难，我和在美国的中国室友常常发愁，如何把自己嫁出去。在美国的华人本来就不是太多，要找到合适的就更难，而家人又不希望自己找外国人。当然我们自己也不太愿意，毕竟有文化上的差异，过日子朝夕相处可不是儿戏，生活习惯、想法等都很重要。虽然爸爸一直把我当男孩子养，全力支持我出国，并倾向于我留在国外，但这几年爸爸还是希望我尽快找到老公。他还说出于家庭分工的原因，如果要我将来在家带孩子他也是可以接受的。爸爸一方面老对我强调我是他这一家系中学历最高最有出息的人，要好好学习；另一方面又催我赶快找到自己的另一半成个家，女孩子不能年纪太大了，这事拖不得。”A女士的爸爸是一位1962年出生的拥有硕士学历的在我们看来应该比较“现代”的父亲。A女士很为这事纠结，说有时都不太敢接父母的电话了，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父母的询问与催促，觉得其实自己的年龄并不算大，学业也很重，但又不想让父母太操心了。

B女士1963年出生，访谈时49岁，是笔者访谈对象中年纪最大的单身者，兼着家政和市场调查两份零工。B女士看起来外向活泼，初次见面就侃侃而谈，聊起她的家事时，表现出对生活的乐观。B女士家中共有五个兄弟姐妹，她排行最小。问及单身的压力时，她似乎很轻松，与访谈引路人的态度截然相反。快见B女士时访谈引路人还悄悄地在笔者耳边说：“这人没结过婚，你问问题时小心点。”“没觉得有什么呀，都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倒也挺轻松自由的，没啥负担。像我现在干着两份零活，有时想去就去，累了就在家里休息，有时还上上美容院、健身房之类的，典型的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呵呵……要说有啥担心的啊……嗯嗯……”B女士想了想，“自己老的时候吧，不像人家还有个老伴啊、子女什么的，可以相互照应着点。现在年轻、身体健康问题倒是不大，就怕将来老了各种困难出来了，什么都得靠自己啊！所以我现在买房子一定得挑，一定得买一层的或带电梯的，尽量先解决一些能想到的困难，其他的困难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不会去机构养老的，还是在自己家好点，等实在是动不了了就再说。”在问及如果有合适的人是否也会考虑成一个家时，B女士表示也不拒绝，因为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老时能有个人照应。不过，B女士告诉我，她已经不对这抱有希望了，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自己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现在的境况更难。从交流中，单身对B女士来说似乎只有养老的烦恼。但B女士提及的一件事，让我感到单身给B女士带来的压力。“哎，自己是最不让妈妈放心的一个，妈妈临终时我正在外地，妈妈一直等我回来叫她一声妈才平静地离开。”“ 当时妈妈并没有等另一个同我一样在外地的姐妹，哎，可能我是最不让妈妈放心的一个吧……”B女士在叙述中满含着因一直单身而对父母的愧疚。

也就是说受家庭压力、传统观念和未来养老等因素的影响，这47.5%的单身家庭大多数只是临时性的单身家庭，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最终走向主干、夫妻或核心家庭。

61～80岁这个年龄组的人独居可能跟丧偶有关。由于男女寿命的差别，女性的寿命一般要长于男性，高龄老人中有许多人因各种原因而寡居着。

A男士今年70岁，老伴60岁时突然中风去世了。A男士是某高校的老师，至今依然单身着，也不愿意跟子女们同住。用他的话说，“我不愿去子女家住，儿女住我家和我住儿女家都是同住，但感觉却是完全不同的。那毕竟是儿女家，太拘束！要是子女们来我家住还行”。谈到再找一个老伴，A男士有说不出的苦衷：“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能说话的，性格也很合适，我尽量迁就她的家人，但她的女儿一直不能理解，最后连她母亲的60岁大寿也不肯出席，我们最后只好分开了。其实，说句实话，我和老太太在一起只是想找一个人一起生活养老，生病了有个人能在身边照顾、安慰，端端茶，煮点粥就够了，没他们想得那么复杂，也不图他们什么。”

随着人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和离婚率的上升，单身老人的比例会不断增加，但由于家庭经济利益等原因这部分老人只能过着独居的生活，许多老年人辛苦积攒了大半生的财产，最后却成了再婚的障碍，这种情况尤其在经济条件好、退休金高的老人家庭中凸显。近些年来，“老年同居”正成为城市悄然兴起的现象。同居本是比较前卫的属于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如今却成了老年人在“单身”与“再婚”夹缝中无奈的一种选择。不过在笔者的问卷调查中，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这种类型的家庭很难反映出来，被访者更愿意回答自己是单身家庭。

单身家庭的大量出现折射出一种新型的家庭代际关系。如表2-1所示，在广州城市居民家庭类型中，核心家庭的比例变化不大，1993年占56.13%，2008年占54.4%，仅下降了1.73个百分点；但主干家庭、空巢家庭、单身家庭三种类型的变化比较显著。其中，主干家庭从1993年的29.37%下降为2008年的15.3%，下降了14.07个百分点；空巢家庭和单身家庭从1993年的3.38%和1.60%分别上升为2008年的8.0%和12.6%，合计上升约16个百分点。仔细分析可以看出，空巢和单身家庭的上升与主干家庭的下降有内在的联系，即空巢家庭和单身家庭主要是由原来的主干家庭裂变而成。定性访谈支持了这一结果（见以下的访谈）。按照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多孩家庭在儿女成年成婚后自然免不了“分家”；在城市中，由于受居住条件的限制和各种将核心家庭假定为基本生活单位的住房建设、购置或分配政策的刺激，“分家”更是在所难免，联合家庭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不过是一种处于边缘地位或带有过渡性质的家庭结构。通常，成年子女结婚便是“分家”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正因为如此，为即将结婚的儿女买房成为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娶媳妇一方家庭的重大消费安排，也往往是岳父母考察女婿能力与诚意的重要内容。一般的分家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结婚子女陆续离开父母，最晚结婚的子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并组成核心家庭；另一种则是先结婚的子女留在父母身边，后结婚的子女逐渐分离出去。无论哪种情况，家总是要分的，最后的结果是父母与其中的一个子/女（由于上述这两种常见的分家模式，通常为长子或幼子）组成一个主干家庭，其余分出去的子女组成自己的核心家庭。原来的一个核心家庭裂变为多个核心家庭和一个主干家庭，这是中国比较传统的家庭结构形式。如今的广州，传统的家庭裂变依然延续着，并因教育、流动、观念转变等因素的影响而进一步加剧。这种加剧主要表现在：父母的核心家庭提早分裂出单身家庭和空巢家庭；传统上最后保持的比较稳固的主干家庭继续分裂，最后也变成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即使是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产生的大批一孩核心家庭，也大量裂变为单身家庭加空巢家庭、空巢家庭加丁克家庭或空巢家庭加核心家庭。这也正是单身家庭、空巢家庭比例显著上升而主干家庭比例显著下降的原因所在。

上文中笔者碰到的回广州探亲的在美国读博士的A女士考上大学后就离开父母了，当时她还未满19岁。由于高考成绩不是太理想，未能在大陆找到合适的大学，就去澳门念大学了。现在同学们都羡慕她当初的这个选择，因为从澳门那边申请出国要比大陆容易得多。大学毕业后，A女士就去了美国。家人都希望她能在国外发展，父亲的愿望尤其强烈，因为她是她父系家族中唯一出国并拥有如此高学历的人，因此家中就剩下了两位“年轻”的父母。

C女士是A女士的同龄人，也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现在在广州某高校读研究生。C女士的父亲也在这个学校教书，家就在校园里，离她的宿舍几分钟的路程。C女士的母亲说，女儿上大学后就基本不在家里住了，即使离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女儿一般不回来住，最多回来吃吃饭，我这当妈的，有时还留留她，她的父亲干脆留都不留，有时还帮助说话‘要走就让她走吧’，我也慢慢习惯了，觉得这样更好，我们老一辈也能有自己的空间。”吃晚饭的时候，C女士回来了：“我一般不在家里睡觉，只是偶尔中午回来睡个午觉，因为图书馆离家近，家里有电梯不需要爬楼，要是太累了就回来睡个午觉。”吃完晚饭，C女士就说要走，理由是家里的水太小了，不好洗澡。母亲看着把家当“学生食堂”一样的女儿，一脸的无奈！

B男士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现在在广州某中学当中学老师，月薪七八千元，开着一辆银色的卡罗拉车，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B男士说自己不是独生子女，家里还有个妹妹，但爱人是独生子女，也是广州人。他们刚一结婚就不与父母同住了。在他周围的朋友和同学中，也有同父母一起住的，在他看来，这两者的比例差不多。“我觉得这主要看子女的工作条件，还有他们本身的家庭条件，条件允许的话一般都是单独住的，反正我周围的朋友，还没分开的都渴望着分开，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孩子从小就在父母身边，被父母管教着，没有自由，现在长大成家了，应该有自己的小天地了。”

C男士是个“60后”，是家中的长子。20世纪80年代结的婚，当时住房比较紧张，就没有同父母分开居住。后来弟弟妹妹们有的出国、有的上学，经济条件都还不错，结婚后陆续都搬出去了。“按照传统的习惯，总要有年轻人在老人身边才放心吧，我和父母们居住在一起的时间比较久，处得也比较习惯了，就顺理成章地留在了父母的身边。不过前几年有个回迁房的机会，我们把分来的一套大房子换成了两套小的，父母就住隔壁。还是这样好，既能相互照顾又能有自己的空间，两代人的观念总还是有差别的，生活习惯也很难完全一样，这样可避免很多的矛盾。”

D女士是个“50后”，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在一家调查公司做调查员，家中就一个儿子。谈到将来的生活，D女士觉得老年人还是得有自己的生活，不能跟孩子住在一起。“我不想给儿子带孙子，这样会把自己捆得太死，最好是他们自己请保姆，我时不时去看看，这样做是因为现在的保姆很不让人放心。”D女士坦言说，她更愿意将更多的时间放在锻炼身体、和朋友去茶楼喝喝茶之类的事情上。

从以上的数据和个案不难看出，虽然仍有一部分成年子女由于各种原因与父母居住在一起，但主观上，他们更向往自由独立的生活。再加上一些客观的原因，如子女数量减少、成年就业后与父母异地的情况增多、城镇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的生存依赖降低等，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同居概率在不断地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