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家庭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结构团结

代际居住距离是从外在结构上观察代际团结和融合最直接也最客观的维度之一，它是家庭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以帕森斯和古德为代表的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核心家庭孤立化是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避免的产物。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成年子女从农村走向城市；随后，城市里的职业分工进一步加剧，成年子女不再能够子承父业，教育以及城市里不同区域的就业机会使家庭结构逐渐趋于核心化、非亲属化。新的工业系统需要灵活的、适合流动的家庭形式——核心家庭，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扩大。虽然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受到后来众多学者的批判，但它的一些观点在西方学界关于“家庭衰落”的讨论中得以延续。当“家庭衰落”的假设运用于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关系时，学者们主要关注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居住距离，认为20世纪上半叶以来出现的父母与成年子女分开居住的趋势已经明确地表明，家庭除了生育和养育的核心功能还存在外，其他的功能已经退化。根据这种观点，核心家庭从扩大的家庭中孤立出来有效地促成了代际“断裂”。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虽然成年子女与他们父母在空间上的距离有逐渐扩大的趋势，但成年子女并没有从父母家庭或亲属家庭中孤立出来，他们和父母以及其他亲属依然保持着频繁的联系和互助。他们对父母的责任感和亲密感并没有随空间距离的分开而减小。这种代际空间距离跟个人生命周期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家庭代际关系的内容丰富多彩，既包括面对面的联系，也包括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家庭代际关系形式，如经济支持、礼物、建议和情感等。面对面的联系，比如帮助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等会随着空间距离的增大而减少，但其他形式的代际关系，如经济支持、礼物、建议和情感支持似乎不受物理距离的影响（Litwak，1960）。不过也有学者发现，空间距离会减少代际所有互助形式的发生（Rossi & Rossi，1990）。代际空间距离成为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研究讨论的起点。

家庭结构是反映代际结构团结的重要指标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城市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模式与居住安排及子女对父母赡养问题的影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中国的孝道文化源远流长，互惠式的家庭代际关系在中国根深蒂固。在中国，通常的家庭结构是一个父母和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或是由一个父母、已婚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组成的主干家庭。这个已婚子/女通常是儿子，女儿通常在结婚后搬到丈夫的家庭与丈夫及丈夫的家人生活在一起。通常是成年的儿子及其妻儿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照顾老人。三代同堂甚或四代同堂是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形式。

随着中国城市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这种传统的结构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些学者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部分城市家庭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城市，成年子女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案例有所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增加的趋势并不是十分明显。罗根等人指出：“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城市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同住率，即使与其他的东亚国家比较也是这样，长期以来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中国城市有40%～50%的父母与已婚的子女居住在一起，这种水平与中国台湾的情况相似，中国台湾在1989年的同住率是52%。”研究还发现，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居住模式仍以传统的父系模式为主，城市中绝大部分老人与成年子女同住，特别是与已婚儿子同住（Logan et al.，1999）。曲嘉瑶等基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0年和2006年两次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特点与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三代同住目前仍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安排形式，即中国的老年人多与子女和孙辈共同居住。2000年城市中居住形式的比例分别为与配偶同住34.7%，三代同住34.4%，与子女同住15.3%（曲嘉瑶等，2011）。2006年，中国有36.0%的老年人居住在三代及三代以上同堂的家庭中，其次是只与配偶同住（32.3%），与子女一起两代同住列第三，占17.1%。不过如果分城乡样本，城乡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则具有不同的特点：城市老年人大多只与配偶同住，而农村老年人以三代同住居多。2006年中国城市老年人与配偶同住的比例是41.5%，排在首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空巢家庭，排在第二位的是三代同住，比例为27.4%，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是14.5%，位居第三位；王跃生分析了几次人口普查数据后发现，2010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同住所形成的直系家庭占比第一次跌破50%，为45.02%，成为一个重要转折，两类单独生活老年人合计为41.74%。老年人单独居住成为一种重要的居住方式。2010年城市两类独居老年人合计为46.41%，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占41.57%，独居已成为城市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方式。农村老年人两类独居比例为38.42%，与已婚子女同住比例占46.33%，后者第一次降至50%以下；不断扩大的老年人群体没有成为多婚姻单位家庭的增长力量，反而是夫妇家庭和单人户这类一代家庭的推动者（王跃生，2014）。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城市虽然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子女与父母出于各种原因居住在一起，但随着子女数量减少、成年就业后与父母异地的情况增多、城镇社会养老保障水平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的生存依赖降低、当代老年人和已婚子女独居偏好均有所增强，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的概率在不断降低。

空间距离是更为详尽的体现家庭代际关系外在表现形式的指标。以前的研究大多只是将父母与成年子女的空间距离划分为同住和不同住两种类型。是否居住在一起会对家庭代际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将其他的空间距离都归为不同住这一种类型，难以对家庭代际关系进行深入的了解，比如生活在附近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与居住在远方的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家庭代际关系会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近些年来，“一碗汤、两扇门”已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或追求的代际空间距离。城市里出现不同代际在一个小区或附近一同买房或租房的现象。国外通常用驱车距离来区分代际空间距离。但在国内，由于汽车拥有量和道路拥堵情况尚不适合采用这一指标。2008年的“五城市家庭调查”将代际距离分为住在一起、住在附近、住在同一城市、住在同一省、住在省外和住在国外六种情况。虽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已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代际距离和关系。

本章试从广州的家庭结构和代际空间距离两个角度分析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从结构层面窥探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为接下来几章的分析提供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