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就业流动

相比就学流动，大学生的就业流动则更多地受到地区经济因素和消费因素的影响。对就业流动的考察发现，流动的可能性与当地工资收入的地区差异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地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业机会越多，则净流入就相对越高[1]；流动的可能性与地区的就业机会之间也存在相关关系：当地的失业率越高，劳动力流出的数量越高[2]。而对那些离开家乡到外地读大学的学生来说，大学所在地经济特征对就业流动的影响比对未发生就学流动的学生的影响更加重要[3]，非经济因素并不比经济因素对毕业生的流动影响小[4]。研究还发现，靠海地区的毕业生就业流出的可能性较小；低风速地区的毕业生就业流出的可能性较小。此外，地区创新能力、生活质量、移民数等也都是吸引和留住当地毕业生在当地就业的重要因素[5]。以上研究发现说明，以追求职业发展和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就业流动，不仅会考虑流动所带来的经济条件的改善，还会将当地所能提供的生活环境作为考察的重要因素。

国内学者也从地区的经济特征和非经济特征两方面着手分析。从劳动力市场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城市和农村之间均存在较大差异，毕业生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倾向于发生趋同性的就业流动[6]。罗守贵对区域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证实了大学毕业生流向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沿海地区可以获得较高的收入[7]。宁小华则发现毕业生往往选择离生源所在地最近、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业，这说明地区的经济条件以及与生源地的距离都是毕业生就业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8]。

此外，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影响流动选择的一个特殊的地区因素。中国城乡户籍制度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北上广”等大城市落户困难给毕业生的自由流动造成了很大障碍。正是由于户籍、社会保障等制度因素的存在，劳动力市场在城乡、地域、行业以及职业之间均存在着严重的分割，流动遇到很大的障碍。对于初次就业的毕业生来说，往往第一份工作就会决定终身的职业发展轨迹，因而毕业生不惜暂时失业也要想方设法留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尽管存在需求缺口但却无人问津[9]。赖德胜和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的分析发现，就业制度分割和社会保障制度分割提高了大学生的就业搜寻成本，导致大学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成本”和脱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离去成本”都很高[10]。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就业流动也存在个体差异，不同专业、种族的毕业生的流动选择存在差异。如有研究发现，医科毕业生更倾向于流动，而学理科的毕业生则更倾向于留在当地，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的流动性则不如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专业的毕业生[11]。白人比非白人就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12]；且白人就业率的增长率越高，流出率越低，流入率越高；非白人就业率的增长率越高，流入率越高，而流出率并不显著[13]。

关于毕业生就业流动中性别差异，并未得到统一的研究结果。Faggian等通过控制人力资本因素以及地区经济条件的差异，来估计性别与地理流动性之间的关系[14]。研究发现，控制了人力资本差异与工资差异后，女性比男性的地理流动性更强；如果控制前期流动，则这种差异更为显著。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女性通过流动来补偿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与之不同，Kodrzycki则发现男性与女性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流动差异[15]，而Gottlieb和Joseph对博士毕业生的研究则发现女博士毕业生较男博士毕业生流动的可能性更小[16]。

国内的研究发现，不同性别之间在流动倾向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对2013届高校毕业生的研究发现，男性毕业生跨省流动的倾向性要显著高于女性[17]；对2015届高校毕业生的研究发现，男性的流动率显著高于女性[18]。针对特定的流动类型而言，就业流动的性别差异比就学流动的性别差异小，男性毕业生比女性具有更强的流动性，主要原因是女性的流动惰性[19]。此外，对甘肃高校毕业生的研究也发现甘肃生源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流动[20]。

在分析大学生的就业流动前，首先有必要了解一下大学生的就业地区偏好和就业地区分布。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有关大学生流动行为的研究按分析层次的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地方的综合或累积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大学生的净流入、净流出以及流动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地区间人力资本的流动情况以及流入地、流出地高等教育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1]。国内学者多从理论分析和制度探讨的角度考察流向的原因[22]。第二类，以大学层次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各类大学外地生源学生的规模和比例，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大学学费、在校生人数、学校声誉等学校特征与所吸纳外地学生比例之间的关系[23]。第三类，以学生个体或家庭的微观数据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个体间的异质性，关注大学生个体的就业流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24]。三个层次的研究互为补充，为揭示大学生流动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解释。

一些研究认为，流动者代表了一个积极选择（positively selected）的群体，与那些留在当地的人相比，通常他们更有野心、具有更高的工作意愿、也具有更高的受教育水平。流动者的高度自我选择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表现——那是因为通常选择流动的人都是那些既有野心又很积极进取的人[25]。对美国同一年龄群体的研究发现，影响流动的最重要个体特征就是受教育程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流动的可能性越大[26]，一些研究将其概括为“流动中的教育选择性”[27]，即指流动的人往往比那些不流动的人具有更高的才能以及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且流动和教育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在一方面的投资会提高另一方面的收益[28]。

对大学毕业生就业流动行为的研究也证实了个体人力资本特征与流动选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29]。在控制了地区经济条件后，毕业生的学位越高、毕业学校越有声望，通常越有可能发生流动行为[30]，且就业流动的距离与学校排名之间高度相关[31]，而可能的原因在于流动能给那些受教育程度更高、人力资本存量更高的人带来相对更高的回报。博士毕业生相比其他学历的毕业生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因此有充足的议价能力，在地域上的选择范围也就更广[32]。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具有较长的未来时期，能够在这段时间内使自己的投资得到补偿，因此流动的可能性更大[33]。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也发现，年龄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年龄越大，流动的可能性越小。其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年龄大的流动者回收投资的年限较短。在流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一个人获得流动收益的时间越短，发生流动的收益就越小，于是年轻人便更可能为了较长时间的投资收益而选择流动，距离退休不远的人则可能因为流动的成本无法在短期内收回而选择不流动。第二，年龄大的流动者所需支付的流动成本较大。一方面，流动的心理成本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对所住地区的感情、当地的朋友圈、孩子在当地就读等，都会增加流动的心理成本；而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年龄较大的劳动力若选择流动则可能损失较多的资历及养老金收益[34]。因此这些成本越高，收益净现值越低，流动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年龄与流动之间的反向相关关系只存在于特定的阶段，而非贯穿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某些特定年龄群体的流动性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美国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研究发现，人们在完成长期人力资本投资后更容易流动，很多高中毕业生（18—19岁）在开始找工作时倾向于地区流动[35]。而对于进入地区性或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种迁移就更加明显。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最频繁的年龄是23岁[36]。尽管存在着类似的研究发现，但其并不与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相矛盾，从劳动力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仍然遵循“年龄越大，流动的可能性越小”这一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