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波动加剧和增速持续下滑的现象。中国经济波动加剧如何影响长期经济增长？为了走出经济增长困境，研究清楚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本书通过综述已有的文献和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呈阶段性的特征事实：1978年之前影响为负，1978年之后到本轮经济下行之前为正，进入新常态以来又为负，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经济波动性变化对增长趋势的影响呈现出“负—正—负”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影响为什么会呈现这种阶段性特征？本书分别从投资率、资源在企业内配置和资源在企业间配置三个视角研究了经济短期波动如何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

从投资率角度来看，我们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波动性变化如何通过投资率机制对增长趋势产生影响。本书的分析发现：第一，经济波动加剧可以通过实际期权效应和金融摩擦效应两种机制降低投资率，进而抑制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和已有文献相符。第二，中国经济波动主要通过实际期权机制对投资率产生影响，这一点和国外的情况很不同（国外发达国家的数据表明金融摩擦是一项更为重要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的隐性担保，金融摩擦机制（仅对经济波动和投资率关系而言）很难发生作用。第三，经济波动通过投资率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有限，这一点也和已有文献相符；由于金融摩擦机制难以发生作用，中国经济波动通过投资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较国外更小。

从资源在企业内配置的角度来看，经济波动通过影响研发活动强度以及技术进步模式两种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们通过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经济波动对自主创新强度的影响为负，即经济波动加剧会导致自主创新投资强度下降。第二，中国经济波动加剧对技术引进强度有明显的促进效应，而且对技术引进的促进效应明显强于对自主创新的抑制效应，从而表现出中国经济波动对总研发强度（自主创新强度和技术引进强度之和）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经济波动的确通过企业内资源再配置这一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第三，中国经济波动不仅对企业内部研发活动和非研发活动之间产生筛选效应，而且对研发活动中究竟采取技术引进还是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也产生了筛选效应，这种效应受金融发展以及国企占比两个因素的影响。

从资源在企业间配置的角度来看，我们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经济波动加剧会提高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波动通过资源在企业间再配置这一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且根据实证分析，资源在企业间再配置这一机制是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增长的主要机制。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实行的市场化改革，对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大量落后企业进行了清理，对严重错配的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这种改革红利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

通过逐项分析，我们研究清楚了中国经济波动是如何通过投资率、资源在企业内配置以及资源在企业间配置三条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会影响这三条机制作用的大小。金融发展程度之所以会影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金融摩擦具有普遍存在性；二是对不同类型投资或企业而言金融摩擦具有异质性。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波动性变化对增长趋势影响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金融资源的支持偏好。如果金融资源更多地用于高效率投资，那么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升，经济波动性变化对增长趋势的促进效应就更强。如果金融资源配置偏向于低效率投资，那么金融发展程度提升就会导致经济波动和增长更偏向负相关。如果金融资源配置不偏向任何类型的投资，那么金融发展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总的来看，随着过去几十年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我国经济波动和增长之间越来越偏向正相关，但是金融发展的作用仍然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

除了金融发展程度以外，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占比变化会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国有企业占比大小首先会直接影响各地区企业异质性大小，即资源在企业间重新配置空间的大小。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了大量低效率企业，而这些低效率企业大多是国企，但这不是说国有企业就一定是低效率企业。国有企业在研发活动中还会表现出与其他类型企业不同的特征：当经济波动加剧时，国企占比越高的地区，自主创新强度会下降得越厉害，而技术引进强度则会上升得越明显。国企占比提高，还会导致投资率对经济波动敏感度下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国企占比也通过投资率机制影响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们研究清楚了经济波动如何通过投资率、资源在企业内配置以及资源在企业间配置三条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又弄清楚了金融发展和国企占比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可以进一步对中国经济波动和增长的特征事实或特殊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了。1978年之前，中国经济属于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的筛选效应无法发挥作用，因此中国经济波动性增大会抑制长期增长。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阻碍资源自由流动的闸门被打开，市场的筛选效应开始起作用。同时，由于当时的国内外技术差距较大，可供引进的技术较多，因此经济波动对增长呈现出促进效应，而且这种促进效应受金融发展程度和国企占比两个因素的影响。根据我们的分析，金融发展程度越高，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越偏向正相关；国企占比越高，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之间越偏向正相关。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存在大量低效率企业，但是由于我国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弱。随着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断增强。21世纪以来，由于国有企业职工占比不断下降，低效率企业不断减少，资源配置不断优化，配置效率不断提高，再结合中国技术水平提升、技术引进空间越来越小，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不断减弱，两者之间越来越偏向负相关关系。

此外，本书还将金融波动和经济波动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由于融资约束的原因，不仅金融波动和经济波动各自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且两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交互作用。对于企业而言，遭到负向实际冲击时，不仅用于预防流动性冲击的自营资金减少，用于预防流动性冲击的信贷资金也会按比例相应减少，进而长期投资相对于短期投资的存活概率就会较大幅度降低，长期投资相对于短期投资的预期收益就会较大幅度下降，企业自然会大幅度降低长期投资占比。同样，遭到正向实际冲击时，不仅用于预防流动性冲击的自营资金增加，用于预防流动性冲击的信贷资金也会按比例相应增加，长期投资相对于短期投资的存活概率就会较大幅度上升，长期投资相对于短期投资的预期收益就会较大幅度上涨，企业自然会较大幅度增加长期投资占比。当经济波动加剧时，不仅用于预防流动性冲击的自营资金数量波动加剧，用于预防流动性冲击的信贷资金数量波动也会加剧，长期投资相对于短期投资的风险就会较大幅度上升，企业自然会大幅度削减长期投资。

本书最后还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一方面，近年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来越被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学者们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属于引致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经济政策波动视为一种特定来源的经济波动，通过对比分析来检验本书结论的稳健性。通过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为核心解释变量与以经济波动为核心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本书的结论是稳健的。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投资率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影响。说明不同类型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机制存在一定差异。第三，与金融波动相似，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同时变化会放大对方对经济长期增长的负面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大会导致人们难以产生稳定的政策预期，进而投资决策波动就会较大，从而导致经济波动较大。同样，经济波动加剧时，为应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政府也会相机抉择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加大。正是因为存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相互加强对方效果的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经济波动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交互影响。

本书的研究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不可持续的。在当前情形下，我们尤其要避免出现经济短期波动加剧和长期增长放缓交叉影响的恶性循环，更要重点应对各类风险因素共振带来的威胁，对当前经济形势不能盲目乐观。必要的时候政府应当出台适当的稳定性政策。当然，从长期来看，我们还是应当继续深化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最终促进TFP提升。我们还要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进步模式成功转型。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实现我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创新驱动型的成功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