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晃，吾已年过八旬。一生致力于中医事业，乃吾心愿。1957年，我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校和老师们的悉心培养，使我终身心怀感恩。说实在话，命运对我是非常眷顾的。毕业后，我留校工作，第一步就是进入中医内科教研室，当时教研室主任是董建华教授，两位主讲是赵绍琴教授和焦树德教授，而两个助教是王永炎和我。有名师的指导，确实是非常荣幸的。在学习过程中，我遇到的老师很多都是泰斗级的专家，像王玉川老师、刘渡舟老师、印会河老师、王绵之老师、颜正华老师、赵绍琴老师，等等，特别是引我入门的董建华老师。校外的名师，像南京的周仲瑛老师、徐景藩老师，吉林的任继学老师，辽宁的李玉奇老师，上海的黄文东老师、金寿山老师等，也都给予了我极多的教诲。工作后，我的同辈，像陕西的张学文、辽宁的周学文、上海的蔡淦、广东的劳绍贤、福建的杨春波、北京的钱英，他们在临床教学、教材编写、新药评审、学术研讨等过程中，对我也多有启发和帮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师兄王永炎，他的勤奋和刻苦，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我一生的学习和成长，离不开中医内科教研室的工作——医、教、研。在临床工作中，医疗、教学、科研三位一体，密不可分，相互促进。临床医疗是基础，无论是门诊、病房，还是急诊，几十年一线的锤炼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基本功。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我不断地提高辨证论治的本领。1972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进修，1987年在日本国立枥木病院消化内科进修。这些经历为我开展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和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西医的临床思路、诊治方法，尤其西医对疾病的诊断标准、疗效判定标准比较规范、客观，为我在临床工作中开展双重诊断、客观判定疗效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这些工作对临床和科研水平起到了促进作用。1983年，在我担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消化内科、消化研究室主任后，制订和完善了消化科常见病诊疗规范，无论门诊和病房均位于医院诊疗患者数和创收经济效益的前列。

非常幸运的是，我毕业留校即进入中医内科教研室，从助教并兼任教学秘书开始，有机会也有时间进行教材研读、课堂试讲、学生辅导、临床带教等工作，增强了理论功底，为以后的教材编写打下了坚实基础。1983年担任教研室主任，我深知中医内科学是一门主干课、桥梁课，承担着中医基础课程和临床各科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在工作中，我为本教研室的课堂教学、临床带教实习、考核考试等建立了一整套考核管理制度，保证教学工作的高质量运转，高效地完成了教学任务。同时，教材建设也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任务，我先后根据自学考试、本科生、留学生、研究生不同层次的教学需要，主编了十余种《中医内科学》教材，尤其是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中医内科学》，在全国中医药院校使用近十年，为中医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工作至今，我培养了成千上万的本科生。作为中医人，我始终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使中医事业薪火传承、后继有人，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我将临床科研与培养研究生紧密结合，先后培养了38名博士研究生，26名硕士研究生，还有6名博士后研究生。他们中不少人已成为国内外中医事业的中坚力量。在临床和科研中，我对消化内科的常见病和一些疑难病进行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加深了对疾病本质的深入理解，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诊治方法，大大提高了临床诊治水平，造福广大患者。多年来，我先后承担医院、大学、北京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不同级别的科研课题。科研中拟定和观察的配方被制成医院内制剂，在临床长期应用，深受患者欢迎，也创造了不少经济效益。如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及功能性消化不良的理气消胀合剂，解酒护肝合剂，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甘平养胃冲剂（消痞灵），治疗消化性溃疡、溃疡性结肠炎的益气活血解毒合剂（愈疡灵），以及抗肝纤维化的慢肝消合剂等。

我曾多次参与对外中医学术交流工作。曾被派到日本研修，参加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日本分校教学。受邀参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开展的中西医结合门诊向厚生省的申办事宜并获得成功。在对外研究生培养工作方面，我曾赴韩国、新加坡办班辅导。我有近五年的时间在瑞士进行中医临床及中医普及教育工作。在此过程中，我参与了成立瑞士华人中医学会的筹备工作，并被聘为名誉会长。

在国内，我多年受聘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医师资格考试的中医内科学主考官和香港地区中医医师资格考试的主考官，负责完成了考试大纲和复习题库的建设。

另外，我曾担任国家新药评审专家，参与新药的评审工作。

2016年我被评为“全国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2017年我被评为“全国名中医”。这些荣誉都是社会对我的肯定和褒奖。

回首往事，我没有虚度年华，而是在自己的中医事业中默默耕耘。在暮年之时，我将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稍加梳理，汇集成册，以供后来者参考、借鉴。

田德禄

2023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