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新时期的词学研究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且呈现出多元展开的态势,无论是在词学文献的搜集整理、词人生平、词作研究及词学思想方面,还是在词的美学和文化学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取得这些辉煌成果的同时,却存在着明显的缺憾,那就是对词体这一基本的研究对象本身关注不够。众所周知,在学术研究领域,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程度,是衡量一个学科发展状况及其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这门学科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同时,文学研究对象的细致划分,也促使各个学科和体裁以相对明晰的概念及较为科学的阐释规范,建立起各自独立的话语体系。在当今词学研究和诗学研究越来越分疆划域的趋势下,词体学研究就更有亟须加强的现实意义。
一、“词体”概念的界定及其语言学视角
“词体”,就是词这种文学体裁的简称。在词学史上,最先使用“词体”一词的是宋代的黄昇,他编著的《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巫山一段云》词牌下题解云:“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祠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尔后渐变,去题远矣。如此二词,实唐人本来词体如此。”1“词体”一词在这里即是体格和体制之意。
“词体,是指词的体制形式方面的研究,包括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等。”2鲍恒先生则说:
何谓词体? 简言之,即词的体格或体制,也就是构成词的诸要素的结构方式和词的艺术表现形式。若就词体本身而言,有三点至为重要:
其一,词的艺术形式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在这些构成因素中哪些又是最核心的因素。
其二,词体的这些构成要素是如何组织与结合的,组合的原则与规律是什么。
其三,由这样一些要素构成的这种特殊的组合形式具有何种艺术功能与美学风格。3
这段话明确地概括出了词体的概念和研究范围。单就外在形态而言,在中国古代众多的文体中,词是最富鲜明形体特征的艺术形式之一,与音乐先天地结合,具有长短参差的句式、众多的词牌词调等等。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词这种诗体,“与我国汉字型的文学有紧密而深刻的关系,体现了中国古典格律诗体艺术技巧的高度成熟和极端化”4,可见,词体有着丰富的研究内容。龙榆生先生曾在《研究词学之商榷》中就词学研究的范围大致规划了八个方面的内容,即“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和“目录之学”5。如果词学研究按胡明先生“体制内”和“体制外”6两大部分来划分的话,那么上举八个方面中的“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以及“声调之学”四个方面均属于“体制内”研究的范畴,也就是词体研究的范畴。可见词体研究在整个词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龙榆生先生于现代词学筚路蓝缕的开拓之功,当然不容抹杀,但是他所规划的词学的研究范畴,在当今的话语体系下有必要进行重新审视。毕竟其《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写于1934年,世事几经变换,词学研究之风气与任务几经转移,近二三十年词学研究的丰厚积累使人们有理由提倡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对词体进行全新的阐释,此为其一。其二,龙榆生先生关于词体研究的四个方面,“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声调之学”,都是建立在词的音乐属性之上的,正如龙榆生先生在另一篇文章《谈谈词的艺术特征》开篇所说的那样,“词是依附唐、宋以来新兴曲调的新体抒情诗,是音乐语言和文学语言紧密结合的特种艺术形式”7。词乃音乐文学,此为公论,然当时的曲调已不可寓耳,这对词体的研究无疑是一巨大的困难。根据有限的史料对燕乐的描述和记载,以及仅存的弥足珍贵的姜夔十七首词的宫尺谱的研究,当代学者已尝试着恢复当时歌词与音乐结合的原貌,如夏承焘先生《白石歌曲旁谱辨》、杨荫浏和阴法鲁两位先生《宋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以及刘崇德和龙建国两位先生《姜夔与宋代词乐》等等。对这些学者于词体音乐研究所作出的贡献,我们永远怀着一份崇敬来看待,这些成果也成为我们对词体进行深入研究的依据。但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所从事的是文学学术研究,如果仅以恢复其原貌为最终目的,说得严重一点,就如胡明先生所言,“词学真成了音乐史的一个附庸,或者纯粹的一门技术工艺,她的学术生命史便会中断”8。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是词的文本形式,所从事的是词体的文学研究,也就必然以其语言形态和文学内涵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其三,词体是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之一种,词体研究就是词的文体学研究。杨仲义先生于近年构建起一门“中国诗体学”体系,将词体纳入其中,其实也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文体学研究。所谓文体学,其基本的学科特点是语言学与文学的结合。杨仲义先生说:“诗体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学科。”9韦勒克与沃伦也说:“如果没有一般语言学的全面的基础训练,文体学的探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10既然词体研究是文体学研究的一种,就应该遵循文体学研究的规律,以文体学研究的一般原则为指导,运用语言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方法,揭示词体所独有的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本质特征,以及它所承载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
童庆炳先生给“文体”下的定义是:“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它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上述文体定义实际上可分为两层来理解,从表层看,文体是作品的语言秩序、语言体式,从里层看,文体负载着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作家、批评家的个体的人格内涵。”11据此,鲍恒先生构拟出了词体学研究的基本结构框架:
⑤ 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
关于词体的词乐、词律、词韵等“结构要素”研究,前人尤其清人诸如凌廷堪、方成培、万树、戈载等人已经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近期鲍恒先生在其《清代词体学论稿》中也作了总结性的研究;词体“美学特征”方面的研究,前人以及当代学者于此创获颇多;而关于“语体研究”,“若从现代语言学的角度对词之语体进行考察,目前尚是空白,有着极大的研究和开拓空间”12。崔海正先生在谈到“建构词学研究体系的初步设想”时,将其概括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词体研究”,其中要着重加强“文体进化原因研究”;第三个层次是“词学与其他学科之关系研究”,其中专列“词学与语言学”一项。13 本书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作。
于词体概念叙述之后,需要辨正的一点是,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详列宋金人所标“词体”,如“白乐天体”“花间体”“南唐体”等十一种14;刘扬忠先生《唐宋词流派史》又梳理出如“李易安”“稼轩”诸体多达三十一种15,而木斋先生《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中又增补了十六种词体16;木斋先生的大作《宋词体演变史》直用“词体”之名。如此众多的“词体”,难免让人眼花缭乱,而“实际上,上述诸体,与其说是词体,倒不如说是词家,是不同词人在其词的创作上所表现出的不同的风格特征,实与词的结构体制无关”17。可见,“词体”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词体”概念即词之体格或体制,狭义的概念是指词人在词作中所体现的风格特征。本书所遵从的概念基本是广义上的词体内涵,但两者又不能判然分开,因为词之体格或体制又是存在于词人的具体词作中,并通过它表现出来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根本上说,文学作品是以语言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文学活动的所有方面,无论是创作还是阅读,理解还是阐释,都必须经由语言这个绝对中介来完成。没有语言,就不可能有文学。正是出于这一点,韦勒克与沃伦将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作者的生平传记、读者所获得的心理印象等方面的研究,称为文学的“外部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并非文学领域的研究。而文学研究真正的领域是“内部研究”,包括语言、形式和手法的各个方面,如声音、句法、语法、结构、修辞以及文类等等。本书对词体语言形态和演进规律的考察,正是文学“内部研究”的体现。
二、词体研究的多维视角及其语言研究的缺失
由于词体本身包含着丰富复杂的诸多要素,故对词体的认识和把握相较于其他文体来说更为困难。从任何角度和方向探索,都有着丰富的阐释空间。与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一样,人们对词体的把握与研究也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零散到综合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过程始终存在着语言研究的缺失和不足。
词体是音乐文学,词体之外在形态及内在意蕴都是音乐塑造的结果,故探讨词体与音乐的关系成为词体研究的首要问题。传统观点认为,词体是伴随着燕乐的传入、流行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种可歌的诗体,故词与燕乐的相互关系是把握词体起源和本质的重要内容。上个世纪的诸多学者在词体音乐方面已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龙榆生先生的《词体之演进》、刘尧民先生的《词与音乐》、任半塘先生的《词曲通义》和《唐声诗》、王昆吾先生的《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和《唐代酒令艺术》以及施议对先生的《词与音乐关系研究》等等。上述著作又各有侧重,龙氏主张词体所依附的音乐乃胡乐,词体乃是胡乐中国化、小型化的产物;刘尧民先生主张词源于近体,侧重于论述近体诗如何与燕乐配合而形成词体;任半塘和王昆吾二位先生详细论述了包括长短不齐的歌词在内的诸多音乐文艺形式演唱和流传的情况,主张词即歌词,词起源于酒席歌唱;施议对先生则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燕乐源流演变的情况,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了词与音乐发生、发展以及离合中的复杂现象和疑难问题,其著作成为当时研究词与音乐关系的扛鼎之作。近些年来,随着学术观念的活跃和研究的深入,对词之起源与音乐关系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和见解,其中,尤以刘崇德先生的《燕乐新说》、木斋先生的《曲词发生史》《曲词发生史续》等著述影响为大。二位先生都对词体起源的燕乐说提出疑问,刘崇德先生主张词体“源于燕乐声乐化、娱乐化的曲子”18;而木斋先生在继承前贤的基础上,对词体起源发生作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索,最终得出词体起源于宫廷、词乐来源于魏晋宫廷清乐发展而成的法曲这一具有颠覆性的论断,其翔实而严谨的论证令人信服。本书论及词体音乐起源发生的内容,多采用木斋先生的观点。应该说,词体与音乐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涉及许多专门的音乐知识。大体上,词起源于中国传统之清乐法曲,已渐为人所接受,但一些细节问题,诸如“乐节”“乐句”“句读”“声调”“词调”等,都有待于从音乐和语言学相结合的角度来进一步深化研究。
词体之演进本身就有着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丰富的内涵,故学者们对词体发展阶段和历程的研究从未间断。词学史上就有朱彝尊“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以及周济“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等词体演变观。至现当代,对词体演进的规律、过程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较有影响的观点有胡适的三阶段说,即“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词匠的词”三个阶段;叶嘉莹先生的三阶段说,即“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和“赋化之词”三个阶段。当代学者的著作如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刘扬忠先生的《唐宋词流派史》,木斋先生的《唐宋词流变》《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以及《宋词体演变史》,陶尔夫、诸葛忆兵两位先生的《北宋词史》,陶尔夫、刘敬圻两位先生的《南宋词史》,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力作。词体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粗率质陋到精深渊雅、由止于应歌到文人情志抒写的雅化过程,众多的论著多从社会背景、作家经历个性以及题材内容等方面加以论述,且颇为详赡。词史这样一个雅化历程,其实更多地是从词体的语言运用和创作手法上体现出来,而诸多论述将之列于次要章节,或点到为止,或语焉不详;依据韦勒克与沃伦所主张的文学研究的内外分法,这正是我们急需加强的“内部研究”。而本书以词体语言形态和演进形态为研究对象,正有着“补遗”的用心。
文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最具体生动的载体,特定阶段的文化面貌和精神本质在当时代表性的文体中最能得到鲜活全面的体现。对词体进行文化学方面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青睐,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其代表性的论著有:沈松勤先生的《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全面论证了唐宋词乃当时一种“文学 文化现象”;王晓骊女士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论述了词体在商业文化熏陶下所具有的“市民性、通俗性、商业性、娱乐性”19的“异类”特征;沈家庄先生的《宋词的文化定位》,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察论证了词体乃“宋型文化”的代表,“在文体意义上则属通俗文学,带有鲜明的平民文化特征”20。还有刘尊明、甘松先生的《唐宋词与唐宋文化》,张春义先生的《宋词与理学》,赵晓岚女士的《姜夔与南宋文化》,杨柏岭先生的《唐宋词审美文化阐释》,孙艳红女士的《唐宋词的女性化特征演变史》等专著。这些论著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其中诸多观点对于本书的论述有很大的启发。但是当今的词体文化学研究更多地表现为现象的罗列和材料的拼接。我们看到,大多数学者从浩如烟海的笔记中爬梳、钩沉史料,力图对当时的社会面貌以及词体的创作活动进行细致的描述和真实的还原,对史实的迷恋与对文本的漠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的研究无疑应归入词体的“外部研究”。如何从丰富的史料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为词体的“内部研究”服务,是值得词学界深思的问题。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词体从语言学、文体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由于古人的思维模式,古代的词学研究长期采用的是描述式和比喻性的语言,对事物的认知始终停留在体悟和感性的层面上,故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知识,以文体学中文体产生、发展、演变的相关规律为指导,对词体的本质特征进行科学的阐释,就成为当代学人不容推卸的责任。由于现代语言学产生、兴盛于西方,故语言学与词学的结合研究首先兴起于海外词学界。其中代表性的论著有刘若愚先生的《词的文学性》《北宋六大词家》、高友工先生的《小令在诗传统中的地位》《词体之美典》、林顺夫先生的《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词体特性之形成》、孙康宜女士的《词与文类研究》《晚唐迄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以及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唐五代北宋词研究》和青山宏的《唐宋词研究》等等,这些论著均能找到合适的视角,将语言学理论和文本结合,令人耳目一新。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丰厚的成果,如詹安泰先生《论章句》《论意格》《论修辞》《论寄托》等论文,吴世昌先生《词林新话》、施议对先生《词体结构论简说》《宋词正体》等著作开风气之先。后来的赵仁珪先生《论宋六家词》、鲍恒先生《清代词体学论稿》、洛地先生《词体构成》、张廷杰先生《宋词艺术论》、窦丽梅博士《词论修辞论——词话中虚字、化用、比兴三论研究》、辛衍君博士《唐宋词意象的符号学阐释》等,从词汇意象、章法结构或修辞文类出发,皆有独得。
需要指出的是,当今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流于材料的简单堆砌,如对各种字法、句法、章法的罗列和描述,不去分析其相应的表达效果以及产生这些语言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一是就某一语言现象,如意象、章法等,进行穷尽式的钩稽整理而不及其余,缺乏对词体语言整体上系统的析理。鉴于词体研究的现状,在已经取得的材料整理和专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语言学和文体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对词体语言进行更高和更本质的把握,以形成一个合理的阐释系统,这是本书努力的方向,相信也是今后词体研究的重点所在。
三、关于论题及内容的几点说明
现对本书论题及相关内容作一些简要说明。
首先是本书中文体学的介入及其方法问题。如上所述,词体是中国古代众多文体之一种,而文体学又是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传统语言学往往停留于语言诸要素的静态描述上,就诗歌而言,从词汇、音韵、节奏、句法等要素构成的传统汉语诗歌的静态语言视角来分析其语言形态,然后梳理其词语构成、音韵形态乃至于节奏安排等等,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蒋绍愚先生的《唐诗语言研究》以及魏耕原先生的《唐宋诗词语词考释》等著作就采用此法。毫无疑问,这种静态的语言研究解决了汉语诗歌基本形态的认知问题,但如果仅限于此,势必会妨碍人们对于诗歌乃至一种诗体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因为,一种诗体无论是语言的趣向、句法的选择还是体制的规定,不仅仅是作为表述的工具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自足的存在,是一个动态的发展演进过程,其每一个阶段的形态构成和面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特定阶段认识、把握世界和自身的感性形式,有着社会转型、思维进化、审美尚好以及语言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因此在继承传统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同时,本书不囿于传统方法的界限,力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对词体的语言形态、言说方式及其文化内涵进行多方面的考察。
其次是文化语言学中关于人类思维发展内容的借鉴和引入。文体的产生、发展及与之相应的言说方式都与人类的思维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诗歌大抵是人类早期一种感知世界的方式和手段,由于当时相对低下的认知能力,故形成了中国诗歌含蓄蕴藉、意象比兴、遵循情感逻辑等具有“隐喻式思维”21性质的言说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当人类社会进入近代实证社会、市民社会的时候,一种具有实证精神,能够清晰、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状况的文体,也就是“日常意识的散文”22的出现,就成为时代的必然。纵观中国文体的发展,由先秦的《诗经》、楚辞,而汉魏六朝的古诗和骈文,而唐诗,而宋词,而元曲,而明清小说,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递进序列。词体有韵体的诗行、长短参差的句式、相对于近体延展了的篇幅以及叙事内容的展开等,这些体现了诗歌和散文兼具的文体特征,是两种言说方式的交汇。因此,从语言、思维和言说方式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学史的演进历程,我们才能对词体有一准确的把握和定位。
再次是本书内容的简单介绍。全书共四编,第一编从中国诗体发展的历时角度将词体概括为诗体穷变的音乐文学。诗歌从本源上讲是诗乐结合的产物,近体诗与清乐法曲结合而产生的词体,从诗歌的音乐方面解构了近体诗整齐刻板的诗行,为诗歌开辟出了新的发展道路。再从语言上说,中国诗体的发展是一个句式逐渐展开、体制渐趋丰容的过程,而词体的语言面貌正顺应了诗歌表意功能渐次完备丰富的发展趋势。第二编从共时的角度将词体概括为一种散文化的诗体,这一部分集中地从字法、句法以及章法三个方面论述了词体散文化的诸多表征,包括字法中大量领字、虚字的出现,句法中参差错综的句式组合及其表达效果,章法上在加长的篇幅中对赋体手法的引入,等等。在中国文学发展由“诗歌时代”向“散文时代”转移兴替的过程中,词体这一散文化的诗体无疑起到了桥梁过渡的作用。第三编是对词体“要眇幽微”特质的阐释。词体有着诸多散文化的表征,体现了语言发展转型中通俗化的倾向,然而就在这浅近易晓、通俗明白的言辞语体背后,却深蕴着“要眇幽微”的词体美质。本书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语言通俗化直露“发越”的发展趋势与中国诗歌含蓄蕴藉的美学传统之间相互冲突、融合的结果。第四编是从雅俗整合的角度对词体演进规律的考察。词体既顺应了语言俗化的“发越”趋势,又包含着诗歌传统含蓄的潜质。词体的演进,就是散文式的直言无隐抒写手法的拓展和诗歌含蓄传统的意象抒情手法的回归这两种言说方式矛盾、冲突、共进的发展过程。四编既有对诗体发展、词体演进历时角度的勾勒和考察,又有对词体面貌和特质共时角度的描述和分析,全书框架努力作到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历时共时结合,以期对词体给予全面的多角度的阐释。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词体,内容涉及词体的形态特征及其发生、发展、演进的规律。书中词体演进的部分乃主线俯瞰式的勾勒,而非万花为春般的全貌描述,以唐、五代、北宋为主,南宋只以一节的篇幅论及。因为词体发展至周邦彦,标志着词体规范化、格律化的完成,词体构成的诸要素已基本完备和定型。以后词史的发展大抵是在这一基本完备的框架内的词艺雅化和精进,然而就语言和体制而言,已没有了根本性的新变和展衍,失去了语言发展的势能和体制更新的内在动力,新变的停止以及矛盾的消失即意味着僵化和衰落。南宋词整体雅化的发展趋势证明了这一点,也由此完成了一种文体由民间俗众走向高雅庙堂,直至最后衰落的发展历程。
1 [宋]黄昇编《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一,《四部丛刊》本。
2 王兆鹏:《词学史料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页。
3 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9页。
5 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载《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9~100页。
6 参见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第21页。
7 龙榆生:《谈谈词的艺术特征》,载《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43页。
8 胡明:《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第26页。
9 杨仲义、梁葆莉:《汉语诗体学》,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自序第2页。
10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刑培明、陈圣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89页。
11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12 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13 崔海正:《中国词学研究体系建构稿》,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26~29页。
14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3~154页。
15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8页。
16 木斋:《走出古典——唐宋词体与宋诗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17 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18 刘崇德:《序二》,木斋《曲词发生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序二第1页。
19 王晓骊:《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页。
20 沈家庄:《宋词的文化定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21 〔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丁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02页。
22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