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科学中的女性[8]

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是一种二阶（second-order）历史（张君弟，2017）；它是以女性主义作为研究视角，针对科学史这一研究对象，打破主流价值体系的一种尝试。之所以能够对科学史进行性别化的再解读，是由于在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思潮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属性所具备的合法性得到了认可。Sandra（1989）认为，社会性别[9]的敏感性能够给科学研究带来反思的机会，促进人们去反思自身观念和行为建构过程。若以理论视角作为划分标准，女性主义科学史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章梅芳，2015）。

第一个阶段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寻找并填补科学史中的“被遗忘的妇女”作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对文献、档案的梳理，挖掘出在科技发展历程中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却被忽略的女性，从而恢复女性科学家在科学史中的地位并申说其重要作用。Yount（1999）按照姓氏从A到Z系统性梳理了在自然科学和数学领域中的杰出女性。Ogilvie和Harvey（2003）也做了类似的研究，但是时间横向跨度更大，所纳入的杰出女性科学家案例更多。凯勒（1995）以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为案例，详细介绍了她在玉米遗传领域的贡献，并通过阐述这位女性遗传学家生平、遗传科学发展背景以及科学家群体互动的过程和轨迹交叉，展示当时自然科学领域中女性科学家所处的真实环境。诸如此类的传记文学、编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是对科技发展史料的二次整理和解读，从实践意义上鼓励并促进女性积极参与到科学研究领域，但并没有从科学观和科学研究范式上进行性别角度的反思。目前，一些针对女性科学家的实证研究，通过数据验证科学家在就业比例和科研资助比例、金额、数量和成功率上的性别差异，发现了科学领域中的“管漏现象”、学术合作被边缘化等（吴欣桐等，2017）。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70—80年代，通过性别化批判的视角来反思各个学科的基本假设，涉及议题设置、数据处理方法、构念过程、结果解释、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一个学科的基本范式。也就是说，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科学史研究开始对研究范式进行思考，探索研究范式是否明确或隐晦地存在性别偏倚。该阶段的研究亦是对史料进行二次解读，通过内容分析、文本分析、话语分析等方法来解读历史文档、图纸、口述资料、数据等，尤其是使用隐喻分析来推断当时对于性别的基本认识。在女性主义科学史的研究者看来，任何隐喻都企图通过某些相似属性来建立新旧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连接，具有价值负载性，能够影响到对被隐喻物的判断。此类型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种形式：①对特定历史时期科学著作和史料进行分析，反映特定历史背景和情景下的社会性别观念，例如麦茜特（1999）对文艺复兴时期田园诗、自然科学著作和较为经典的《翠玉录》（Emerald Tablet）、《蒂迈欧篇》（Timaeus）和《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的隐喻分析中得到结论，认为科学革命本身蕴含了对自然和女性的控制与剥削。②对某一著名科学家的著作和口述资料进行专门分析，反映其代表的观点，例如Keller（1985）对培根的著作进行了隐喻分析，认为他所提供的科学模型、研究议题、科学研究方法、实验程序等都渗透着性别不平等意识和刻板印象，也反映了启蒙时代精英科学家所持有的性别观念。③对某一科学研究活动或社会运动的史料进行分析，反映当时社会主流的性别观念和意识，例如Haraway（1984）对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展览进行研究，发现非洲游猎历史的展览暗藏着对男性英雄的崇拜，并试图抹去女性在非洲游猎历史中的痕迹。这一阶段开始进行反身性思考、反思科学研究所负载的性别价值倾向性。但由于研究对象仍是基于既已发生的史料和文档，因而研究视野仍然是“后验”反省而非“先验”前瞻。

第三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和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女性身份开始被赋予更多的理解，种族、民族、阶级、历史约束、情境约束等多种社会因素被纳入考察范畴，性别与之复杂的交叉互动成为研究主题。这一阶段，女性身份被认为是破碎的、流变的，这意味着对科学史的二次解读和诠释视角变得更加复杂和碎片化，通常需要两个以上的学术视角去解释一段故事。例如，傅大为（2005）使用性别、种族、历史约束来解释中国台湾的女性对身体文化的认识以及男性助产士的出现和演变；白馥兰（2006）使用性别和历史约束来解读中国晚清时期的建筑技术、纺织技术和节育技术所蕴含的帝制权力制度，解释中国晚清时期科技中所包含的性别意识。还有大量研究对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现象（婚姻生活、闺塾师与才女文化、怀孕文化等）从性别维度进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