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创新中的女性[10]

尽管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意识形态、制度文化等，并且根据不同的经济或社会标准被概念化成第一、第二及第三世界国家，但大部分国家都在审慎判定自身发展水平和潜力之后制定了创新战略。在促进以知识为基础、需要跨界合作机制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新兴的工业化、去工业化和再工业化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

技术社会化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在社会区位的整合下，使技术满足和适应社会规范的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心理的调适，使公众对技术形成积极的社会态度，最后使技术在发展过程中被社会接受、被公众认同，成为社会相容技术。而技术社会属性的获得和完善、技术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发展则构成了技术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技术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技术的自然属性首先表现在任何技术都必须符合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的技术是不存在的。其次，技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过程，其间虽有人的参与，但它本质反映的是自然的必然性。最后，任何技术的结果也是自然的，它可能使人享其利，也可能使人受其害。除了自然属性，技术还具有社会属性，任何技术目的都只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才具有的。另外，技术的社会属性还表现为无论是技术发明还是应用，它都是一种社会活动，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某些技术所造成的重大社会后果，也是技术社会属性的一种表现。技术的社会属性随着技术的产生而获得，并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完善，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社会化过程。

技术社会化是技术社会角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中技术社会角色就是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社会对技术的期待、要求。技术社会角色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都有所不同，技术社会化在不同社会也表现各异。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成为资本家的致富手段，在这种社会角色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科学技术为直接的生产服务，发明开始成为一种特殊职业，该时期科学技术社会化的速度和规模都与以往时代有着根本不同。另外，技术社会角色还与其社会形象有关，即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社会对技术的期待、要求，使人们产生了一种社会认知，这就是技术社会形象，它的建立也表现出技术社会化的特点。

技术社会化的功能主要有三种：显功能、潜功能和反功能。

显功能就是指通过社会的整合调适，提升技术的适应能力，使技术成为被人们认同、接受的社会相容技术，以更好地发挥其生产力功能。比如通过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社会整合调适，使发明成果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成为社会相容的潜在技术；通过对技术应用推广过程的社会整合调适，解决应用推广过程中的“断层”现象，使技术成果更快地转变为社会相容的现实技术；通过对技术改造过程的社会整合调适，使原有的成熟技术得到更新，再次被社会相容；通过对技术引进过程的社会整合调适，使外来技术被新的技术风土接受、被新的社会环境相容。

潜功能是指技术社会化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对技术的相容性，另一方面突出了技术对社会的适用性。但如果处理不好相容性和适用性的关系，有时候就容易产生令人们始料不及的社会后果。如过分强调发展中国家引进对社会适用性较强的“中间技术”，往往就会形成先进国与落后国之间潜在的等距离追赶现象。而过分强调技术必须得到公众认同以获得社会相容性，则容易形成迁就社会公众的保守态度，增大技术发展的社会阻力。

技术社会化的目标是通过技术的社会整合调适，使之成为社会相容技术。但是，如果技术在社会的整合调适下完全丧失了自主性，全然受制于社会，就会造成技术社会化的反功能，即过度社会化现象的出现，以致一方面使某些技术在社会中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使某些技术在社会中超前发展，这都是与我们对技术进行社会整合调适的初衷相背离的。

由于技术社会化存在上述三种功能，因此在进行社会整合调适的过程中，应注意充分发挥其显功能，以促进技术成果更好、更快地向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转化。对于技术社会化的潜功能，应注意不能片面强调技术对社会的适用性或社会对技术的相容性，仅对技术进行单方面的整合，同时还要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改善，使社会风土更加适应技术的生存和发展，通过对公众态度的调适，使社会公众更倾向于认同和接受新技术。对于技术社会化的反功能，即过度社会化的现象，一方面由于技术社会化是有一定限度的，仍可在一定范围内保留自主性，维持自身发展内在的规律性，因而不会完全受制于社会；另一方面为了避免过度社会化造成某些技术超前发展，也要注意掌握社会整合的力度与方式，不能只根据主观愿望和需要而不顾客观现实和可能，一味追求某些技术的实现，这样往往是欲速则不达。

而女性之所以在传统的创新活动中被认为是一种较为边缘的微观主体，主要也是源于社会化的过程。由于女性在创新活动中的参与度不足，导致其可见度较低，常常被认为是“隐匿的”。进而，技术社会化的三种功能也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女性群体。

一直以来，创新中性别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呈现出三种基本方向。

第一，关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及其后果研究。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数据和案例分析来展示STEM领域中的女性所面临的各种性别偏倚，以及由此积累而成的个体层面的性别差距。部分学者致力于用精确的统计模型来描述和分析男女性分组之间的数据差距[如能力测试差距（Ellison和Swanson，2010），收入差距（Daymont和Andrisani，1984），绩效差距（Galor和Weil，1995）]。还有一部分研究是探索为什么会产生性别差距，公认的两大原因是STEM领域中女性角色模范的欠缺和工作—家庭冲突。女性角色模范研究即关于杰出女性高管、女性科学家和女性创业者的研究，主要是分析她们的人格特质，形成民主型、关系型和回报型行为风格，树立友好、善于沟通、具有同理心、包容的杰出女性形象（Rudman等，2012），建立身份合法性、获得社会接受和认可。针对工作—家庭冲突，在管理学研究领域，主要是通过实施性别友好型工作制度，来获得工作与家庭的平衡（Cabrera，2009）。性别友好型工作制度主要包括工作方式的改进（远程工作、弹性工作时间、提供兼职、暂时性缩编等），劳动权益的保障（产假、再就业等）和其他家庭支持服务（育儿支持和赡养老人支持等）。但对于科学研究领域的女性工作者而言，她们需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性别友好型工作制度的可操作性较低，难以适应当前高度压力下的科学研究。除了组织层面和个体层面，也有研究从社会建构的视角研究人口性别比例所建构的国家文化对工作—家庭平衡政策的影响（Lyness和Kropf，2005）。性别差距还会对科学研究本身造成负面影响，比如在基金申请和资金资助方面，很多具有潜力和社会价值的研究提案会因此错失。投资者大都对女性技术创新者缺乏投资信心，女性开发的产品或服务很难找到公开市场交易之外的替代性投资（alternative investment funding）（Bradley等，2013）。而那些性别研究课题，往往被认为是边缘学科而无法通过主流研究基金委员会的评议并失去资助机会。鉴于此，2016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宣布，旗下基金支持的所有药物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都必须设计性别实验。另外，还针对年轻女性科学家和科研人员提供资助，支持她们在职业发展的早期和转型时期的发展。

第二，关于女性科学家、女性科研人员、女性被试者的性别比例均等性研究，主要基于实验室模拟或统计数据，证实研发团队的性别比例对问题处理、研发成果数量、实验结果的影响。Woolley和Malone（2011）通过实验室研究发现，剔除智力成分的影响，拥有更多女性的团队在决策商议、头脑风暴、拼图等复杂活动中表现更好；已有很多医学实验证实，女性被试者在心理学实验、临床试验、自我汇报，尤其是痛感汇报（Mogil和Chanda，2005）中对实验结果的鲁棒性有显著影响。

第三，科学研究与创新中的性别维度的研究。目前，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隆达·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在性别化创新项目的研究成果中，提出了五种指导方法和四种具体操作方案，涉及科学问题、医疗健康问题、工程问题和环境问题，针对不同行业领域有不同的性别分析工具包（toolkit）。性别维度作为一种技术与社会共演的结果，被独立地嵌入具体的行业和技术情景。然而，一旦缺乏标准的分析逻辑和框架，性别化创新的推广难度就会增大。当研究团队中缺乏性与性别分析专家时，性别化创新就只会成为一种口头禅而无法落实和深入。陈劲和吴欣桐（2018）提出的基于科学研究与创新链的性与性别分析法基本框架，仍然是属于科学研究领域内的方法论研究，尚未涉及具体分析技术。